摘要：老陈提着两斤刚出锅的酱肘子，站在我那间“静兰布艺”的小店门口时，我正低头给一件旗袍锁最后一个盘扣。

老陈提着两斤刚出锅的酱肘子，站在我那间“静兰布艺”的小店门口时，我正低头给一件旗袍锁最后一个盘扣。

他局促地搓着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而我心里，平静得像一汪深秋的湖水。

这一年多，我脑子里反复回想着我们结婚那个晚上，他坐在床边，就着昏黄的台灯光，一脸认真地跟我说“咱们AA制，结伴养老”的样子。那时候，我的心，就像数九寒天里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从里到外，凉得透透的。

我以为我的人生，后半辈子就要在那个精确到一分一毛的账本里，慢慢耗干最后一丝热气。

可我没想到，正是那盆冰水，把我浇醒了。

人这一辈子，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手里那点吃饭的本事。

第1章 新婚夜的凉意

我叫李静兰，四十六岁这年，我再婚了。

对象是老邻居王婶给介绍的，叫陈建国，比我大九岁，退休前是国营造船厂的工程师，退休金一个月八千八，在咱们这个老工业区里，算是顶好的条件了。

我呢，普通女工，前些年厂子效益不好，内退了，一个月就两千出头的退休工资。唯一的儿子在南方读大学，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趟。前夫，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提起来都觉得恍惚，就像上辈子的恩怨。

一个人过了这么些年，倒也习惯了。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会觉得有点慌。尤其是逢年过节，看着别人家灯火通明，欢声笑语，我守着一台电视机，心里就像被掏空了一块。

王婶说，老陈这人，实在。老婆走了五六年了，一个女儿也嫁去了外地，家里就他一个。人看着有点闷，不爱说话，但心眼好，没啥花花肠子。她说：“静兰啊，你也是个过日子的人，跟老陈凑一块儿，下半辈子就安稳了。他那条件，你嫁过去，就是享福。”

我见了老陈几次。人确实看着挺精神，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衬衫领子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他话不多，但问到我儿子的情况，问得很仔细，还说男孩子读书，花销大，以后有需要，他能帮衬。

我当时心里就热乎乎的。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不求什么风花雪月了，就图个知冷知热，有个伴儿，家里能有点热乎气。

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在小区门口的饭店请了两边最亲的几家亲戚。我儿子特地从学校赶回来，敬酒的时候，红着眼圈，一个劲儿地跟老陈说：“陈叔，我妈后半辈子就交给您了。”

老陈拍着胸脯，声音洪亮：“放心，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饿着。”

那天晚上，我心里是踏实的，甚至还有点久违的、小姑娘似的憧憬。新房是老陈的房子，三室一厅，他提前粉刷了一遍，换了新的窗帘，床上铺着我亲手缝的龙凤呈祥的大红被套。

我洗完澡出来，看见老陈没像我想象的那样坐在床边等我，而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个计算器和一个崭新的硬壳笔记本。

“建国，这么晚了，还不睡？”我走过去，挨着他坐下。

他抬起头，脸上没有新婚的喜悦，而是一种公事公办的严肃。他把那个笔记本推到我面前，清了清嗓子。

“静兰，有件事，我想我们得在今天这个好日子里，先说清楚。”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什么事，你说。”

他指了指那个笔记本，说：“你看，我一个月退休金八千八，你两千二，加起来是一万一。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但亲兄弟明算账，我觉得有些事，一开始就立好规矩，对谁都好。”

我没说话，等着他的下文。

“我的意思是，咱们以后实行AA制。”

“AA制？”我以为我听错了，这三个字从一个快六十岁的男人嘴里说出来，尤其是在新婚之夜，显得那么刺耳和荒唐。

“对。”他似乎没察觉到我的错愕，自顾自地往下说，语气像是在宣读一份技术报告，“我的钱，我自己管，你的钱，你也自己收着。家里的日常开销，比如水电煤气、买菜吃饭、物业费这些，我们记在这个本子上，每个月月底结算一次，一人一半。”

他顿了顿，似乎觉得这个方案非常完美，补充道：“你看，这样公平。我们都是二婚，都有自己的孩子，钱上分清楚，以后就不会为这个吵架，也不会让孩子们心里有疙瘩。我们就是搭个伴，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我看着他那张认真的脸，耳朵里嗡嗡作响。

搭个伴……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这些词，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我的心上。

我原本以为，我嫁的是一个丈夫，一个可以相互依靠的男人，一个能给我一个温暖的家的港湾。可他现在告诉我，我们只是“搭伙”，是合租的室友，是需要用账本维系关系的“伙伴”。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屋子里的红色“囍”字，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他还在继续说着他的“规划”：“至于人情往来，各家的亲戚各家走，各家的份子钱各家出。你要是想给你儿子钱，用你自己的工资，我没意见。我给我女儿买东西，也不用经过你同意。你看，这样多省心？”

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磨过一样。

“建国，我们……是夫妻。”

“是啊。”他点点头，理所当然地说，“正因为是夫妻，才要把经济基础搞扎实。感情是感情，钱是钱，混在一起，容易出问题。我们都这把年纪了，经不起折腾了。静兰，你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无比陌生。

他说的每一句话，单拎出来，好像都很有“道理”，很“现代”，很“公平”。

可这些“道理”组合在一起，就像一把冰冷的锁，锁住了我对这个家所有的幻想。

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我站起身，默默地走进卧室，躺在那张大红色的婚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

被窝里，是我带来的新棉花的味道，暖烘烘的。

可我的心，却在一寸一寸地变冷，一直冷到了骨头缝里。

那一夜，我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老陈后来也进来了，在我身边躺下，呼吸均匀，很快就睡着了。他大概觉得，他已经把最重要的事情“沟通”清楚了，从此可以高枕无忧。

而我，却在这漫长的黑夜里，清清楚楚地明白了一件事：

王婶说错了，我不是来享福的。

我只是从一个人的孤单，跳进了另一个人的孤单里。

第2章 账本与人心

日子，就这么在老陈那个硬壳笔记本的“哗哗”翻页声中，一天天过去了。

老陈是个极其认真的人，尤其是在记账这件事上。

每天晚饭后，他雷打不动的功课，就是戴上老花镜，拿出那个笔记本和计算器，把当天家里所有的开销，一笔一笔地记上去。

小到今天在菜市场买的一块豆腐，两块五毛钱；大到交这个月的水电费，三百二十七块八。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后面还要用括号标注上：（合计：330.3，人均：165.15）。

我一开始还觉得别扭，甚至有些屈辱。每次看他拿出那个账本，我就觉得心里堵得慌。

一个家，弄得跟个公司财务部一样，连买根葱都要算计，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人情味？

我试着跟他沟通过一次。

那天我炖了锅排骨汤，给他盛了一大碗。他喝得挺高兴，眯着眼睛说：“静兰，你这手艺是真不错，比外面馆子里的都强。”

我趁机说：“建国，你看……那个账本，咱们能不能……别记了？”

他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收了起来，放下碗，严肃地看着我：“怎么了？不是说好了吗？规矩不能乱。”

“可这……这也太……”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太生分了。一家人，哪有这么算的？”

“就是一家人，才要算清楚。”他把他的那套理论又搬了出来，“静兰，你别想多。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是觉得这样对我们俩都好。你想想，万一哪天我或者你，生个大病，需要用钱，账目清楚，谁也不拖累谁，多好？”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无话可说。

他的逻辑是自洽的，是封闭的，像一个坚硬的壳，我根本敲不开。在他看来，这是最理智、最稳妥的养老方式。

而我所渴望的温情、体贴、相互扶持，在他的“理智”面前，显得那么不值一提，甚至有点“拎不清”。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提过账本的事。

日子还得过。我开始学着适应这种“AA制”的生活。

每个月一发退休金，我就把一千块钱取出来，放到一个信封里，这是我这个月的“家庭公摊基金”。老陈也一样，他会从他的退休金里拿出相应的钱。我们把钱放在客厅的抽屉里，买菜、交费，都从这里面拿。

月底，老陈会对账，多退少补。

有一次，账目上差了五块钱。他拿着本子，对着灯光，一笔一笔地核对，眉头拧成了个疙瘩。

“奇怪了，怎么会少五块钱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啊。”

我正在拖地，听着他嘀咕，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可能是我哪天买菜，记错了。”我说。

“不行，账一定要对上。”他摆摆手，又埋头算了半天，最后终于一拍大腿，“想起来了！前天买鸡蛋，老板说零钱不够，抹了五毛钱的零头，我记账的时候，习惯性地记了整数！”

他长舒一口气，仿佛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高兴地在账本上做了修改。

我看着他如释重负的样子，只觉得一阵悲哀。

五块钱，对他来说，比我的心情，比这个家的氛围，重要得多。

在这个家里，我感觉自己不像个妻子，更像个按月缴纳房租和伙食费的房客。

老陈对我，不能说不好。

天冷了，他会提醒我多穿件衣服。我有点头疼脑热，他也会去给我买药。但他做的这一切，都带着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尽义务”的感觉。

就像合同里规定好的条款，他一条一条地去履行。

有一次我过生日，儿子给我寄了个小蛋糕。我挺高兴，晚上切了蛋糕，也分了他一大块。

他吃了，也说了句“生日快乐”。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没有礼物，没有一句多余的温情话。

我心里那点小小的期盼，就像风中的烛火，“噗”地一下就灭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他去银行给他女儿转了两千块钱，说是给外孙买新衣服。

这事，我没法说他不对。按照我们的“协议”，他的钱，他有权自由支配。

可我的心，还是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隐隐作痛。

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却像是隔着一条冰冷的河。

他晚上睡觉会打鼾，声音很响。我以前一个人睡惯了，很不适应，经常半夜被吵醒。

我跟他说，能不能让他侧着睡。

他说，他几十年的习惯了，改不了。

第二天，他从储藏室里翻出一对耳塞，递给我：“你戴上这个试试。”

我捏着那对冰冷的、橙色的海绵耳塞，看着他毫无歉意的脸，忽然就笑了。

笑自己太天真。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

期待一个把“公平”和“账目”刻在骨子里的人，能给我无条件的偏爱和体贴吗？

从那天起，我不再抱怨他的鼾声。

夜里睡不着，我就睁着眼睛看天花板，脑子里开始想我自己的事。

我的退休金只有两千出头，每个月交完一千块的“公摊”，再给儿子打点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我不敢生病，不敢买新衣服，连回娘家看我妈，都得盘算着路费。

我以前在服装厂干了二十多年，从学徒工一直干到车间组长，一手裁缝的手艺，是厂里数一数二的。后来厂子倒闭了，这手艺也就没什么用了。

有好几次，我看到邻居穿着不合身的衣服，都忍不住想跟她说，我能帮你改得更好看。

可一想到自己现在的生活，这点念头也就压下去了。

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呢？

直到有一次，改变了我的想法。

那是老陈女儿一家回来看他。

他女儿叫陈珊，在市里当会计，人很精明，说话做事，跟他爸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她给我带了件羊毛衫当见面礼，嘴上说着“阿姨，以后我爸就辛苦您照顾了”，可那眼神，却像X光一样，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仿佛在评估我这个“继母”值不值她这件羊毛衫的价。

吃饭的时候，陈珊笑着对老陈说：“爸，您这日子过得可真精细。我刚才看了，您那个账本，比我们公司的账目都清楚。”

老陈很得意：“那是，过日子就得这样，稀里糊涂的要不得。”

陈珊又转向我，笑眯眯地说：“阿姨，我爸这人就是太实在了。他退休金高，您别跟他客气，该花的就花。反正以后啊，他这人，这房子，还不都是您的。”

这话听着是客气，可我怎么听，怎么觉得不是滋味。

我干笑着说：“我们说好了，AA制，挺好的。”

“哎哟，那怎么行！”陈珊夸张地叫起来，“您跟我爸领了证，就是一家人。他那点钱，不给您花给谁花？爸，您说是不是？”

她一边说，一边给老陈使眼色。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她哪里是心疼我，分明是怕我占了他家的便宜，故意用话来点我，试探我。

老陈果然没让她“失望”，他板着脸说：“胡说什么！我们俩的事，我们自己有章程。你阿姨也不是那种人。”

一顿饭，吃得我五味杂陈。

送走陈珊，我默默地收拾碗筷。

老陈走过来，大概是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解释道：“静兰，你别往心里去。珊珊她没坏心，就是说话直。”

我没看他，低着头说：“我知道。”

我是知道。我知道他们父女俩，心里都有一杆秤，清清楚楚地称着我的斤两。

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个外人。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听着身边震耳的鼾声，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

李静兰，你接下来的几十年，真的要这样过下去吗？

第3章 褪色的手艺与新生的火花

转机，出现在一个很平常的下午。

对门的张姐拿着一件真丝的旗袍，一脸焦急地来敲我家的门。

“静兰，快帮我看看！我这衣服，是我女儿给我买的，好几千呢！今天出门不小心，在背后划了这么大一道口子，心疼死我了！”

我接过来一看，确实，在旗袍后腰的位置，有一道长长的、L形的口子，真丝面料娇贵，口子周围已经开始抽丝了。

“这……拿到裁缝店，怕是也难补。”张姐愁眉苦脸，“就算是补上了，也肯定一个大疤，没法穿了。”

我拿着那件旗袍，手指轻轻抚过柔软的丝绸和精致的盘扣。

这料子，这做工，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我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做的出口丝绸服装，比这个还要讲究。

脑子里，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针法、工艺，像沉睡的种子，忽然间被唤醒了。

我对张姐说：“你先放我这儿，我试试。不敢保证能恢复原样，但肯定比你拿去外面补要强。”

“真的？那可太谢谢你了，静兰！”张姐喜出望外。

那天下午，老陈去公园跟他的老伙计们下棋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找出我那个落了灰的针线笸箩，里面是我当年用过的各种家伙事儿，银色的顶针，大小不一的绣花针，还有几卷颜色各异的丝线。

我把旗袍翻过来，对着灯光，仔细研究那道口子。

直接缝补肯定不行，会留下一道难看的蜈蚣疤。

我想了想，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能不能用刺绣来补？

这叫“织补绣”，是我们厂里当年一个老师傅的绝活。用和面料颜色、材质相近的丝线，顺着布料的纹理，用特殊的针法，绣出一朵花或者一只蝴蝶，既能盖住破损的地方，又能给衣服添彩。

这活儿，精细，费神，也费眼。

我已经很多年没碰过了。

我深吸一口气，戴上老花镜，穿针，引线。

一开始，手有点生。但很快，那种肌肉记忆就回来了。我的手指在布料上翻飞，一针一线，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充满机油和布料味道的车间。

我决定在那个破口上，绣一枝小小的红梅。

我选了最接近旗袍底色的暗红色丝线，又配了深浅不一的几种红色和一点点墨绿色。

那个下午，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身边的一切。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手里的这方寸天地。

当最后一针落下，我举起旗袍，对着窗外的光。

那道丑陋的裂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枝疏影横斜的红梅，花瓣层次分明，枝干苍劲有力，旁边还点缀着两片嫩绿的叶子，栩栩如生。

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这里曾经破过。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种久违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像暖流一样，涌遍全身。

傍晚，张姐来拿衣服，看到旗袍，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天哪！静兰！你这是什么神仙手艺啊！这……这比原来还好看！你这哪是补衣服，你这是艺术创作啊！”

她抓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道谢，非要塞给我两百块钱。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

拿着那两张崭新的钞票，我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对我这门手艺的认可，是对我这个人的价值的认可。

在老陈的账本里，我只是一个需要分摊水电煤气的“搭伙人”。

可是在这里，在张姐的惊叹里，我发现，我李静兰，不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我还是一个有手艺的人。

这门手艺，曾经是我吃饭的本事，是我青春的证明。我以为它已经被时代淘汰了，被遗忘了。

没想到，它还在。

还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指尖上。

这件事，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如死水的心湖，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小区里很快就传开了，说4号楼新搬来的那个李静兰，手巧得不得了，能把破衣服改成宝贝。

陆陆续续地，开始有邻居找上门来。

有的是裤子长了，让我帮忙改短；有的是羊毛衫被虫蛀了小洞，让我帮忙织补；还有个年轻姑娘，拿着一件款式老旧的妈妈留下来的大衣，问我能不能改成现在流行的样子。

我来者不拒。

我把阳台收拾出来，摆上一张小桌子，当成了我的临时工作台。

我发现，我做这些活儿的时候，心里是宁静的，是专注的，是快乐的。

那种快乐，是炖一锅排骨汤，或者把地板拖得锃亮所不能比拟的。

那是一种创造的快乐，一种被需要的快乐。

老陈对我的这些“小动作”，一开始没怎么在意。

他觉得我就是闲着没事，帮邻居们打发打发时间。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我那个专门放“工钱”的饼干盒子里，已经有了厚厚一沓零钱，从一块、五块到五十、一百的都有。

他掂了掂那个盒子，有些惊讶地看着我：“你这……挣了不少啊？”

我点点头，没说话。

他皱了皱眉头，说：“帮邻居忙是好事，但你别把人都惯坏了。都是街坊邻居的，收钱，不好看吧？”

我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认真地看着他。

“建国，这不是收钱的问题。这是我的手艺，是我的劳动。我的劳动，就应该有价值。”

他被我这番话说得一愣，张了张嘴，没说出什么反驳的话来。

是啊，他自己当了一辈子工程师，最看重的就是技术，最明白技术是有价的。

他只是没想到，我这个家庭妇女，也会跟他谈“价值”。

从那以后，他不再说风凉话了。只是每次看到我坐在阳台，埋头做针线活，眼神里总有些复杂。

我知道，在他心里，那个家的平衡，正在被我这双穿针引线的手，一点一点地打破。

而我，却在那一针一线里，慢慢地，找回了丢失已久的自己。

第4章 缝纫机的声音

活儿越来越多，光靠手缝，已经有点忙不过来了。

有些衣服的改造，比如改个腰身，接个裤腿，没有缝纫机，做出来总是不够规整。

我动了买一台缝纫机的念头。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雨后的春笋，一个劲儿地往上冒，压都压不住。

我开始留意二手市场的消息。新的电动缝纫机太贵，我舍不得。我想淘换一台老式的、脚踏的“蝴蝶牌”或者“飞人牌”，那种机器，我用了二十多年，顺手。而且，那“嗒嗒嗒”的声音，听着就让我觉得亲切、踏实。

跑了几个旧货市场，终于让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台半旧的“蝴蝶牌”缝纫机。机头油光锃亮，保养得很好，只是机身上有些许划痕。

老板要价三百。

我跟老板磨了半天，最后两百六成交。

我叫了辆三轮车，兴高采烈地把这个“大宝贝”拉回了家。

缝纫机搬进客厅的时候，老陈正好下棋回来。

他看着这个黑乎乎的大家伙，眉头立刻就锁了起来。

“你买这个干什么？又占地方，又吵得慌。”

“我用得着。”我一边擦拭着机身上的灰尘，一边说，“有了它，我干活能快不少。”

“你还真打算把这当成个正经事干啊？”他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屑，“挣那三块五块的，有什么意思？”

我放下抹布，站直了身子，看着他。

“有没有意思，我自个儿心里清楚。陈建国，我花的是我自己挣的钱，买我需要的东西，这没错吧？”

我搬出了我们的“AA制”协议。

他被我噎了一下，脸憋得有点红，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行，你的钱，你说了算。但是，用电，算家里的公摊。还有，晚上九点以后，不许用，影响我休息。”

说完，他“哼”了一声，摔门进了自己的卧室。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没有生气，反而觉得有点好笑。

这个男人，他的世界，就是由各种各样的规则和数字组成的。他以为，只要把这些都算清楚了，生活就能井井有条。

他不懂，人心里的账，是没法用计算器来算的。

我把缝纫机安置在阳台的角落里，给它上了油，又找了些碎布头试了试车。

当我的脚踩上踏板，那熟悉的“嗒嗒嗒嗒”声再次响起时，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这声音，贯穿了我整个青春。

现在，它又回来了。

它像一个老朋友，在告诉我：李静兰，你还没老，你还能干。

从那天起，我们家的阳台，就成了整个小区最“热闹”的地方。

那台老式缝纫机的“嗒嗒嗒”声，从早到晚，清脆而富有节奏地响着。

这声音，在老陈听来，是噪音。

他跟我抱怨了好几次，说我吵得他午觉都睡不好，看电视都听不清声音。

我没理他。

我只是把阳台的门关得更紧了一些。

这声音，在我听来，是全世界最动听的音乐。

是希望的声音，是新生的声音。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

一开始只是小区里的邻居，后来一传十，十传百，连附近几个小区的都知道了，有个叫李静兰的裁缝，手艺好，收费公道。

找我的人，什么样儿的都有。

有年轻的妈妈，拿着孩子穿小的衣服，让我改成小挎包、小坐垫。

有爱俏的老太太，拿着几十年前的嫁妆——一块上好的提花绸缎，让我给她做一件中式小褂。

还有一个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小姑娘，怯生生地拿着一件在夜市上买的、大了好几号的连衣裙，问我能不能改合身，她要穿着去参加公司的年会。

我给那个小姑娘改衣服的时候，格外用心。我知道，这件衣服对她来说，可能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还是一个梦。

我不仅帮她改了尺寸，还在领口和袖口，用同色系的丝线，给她绣了几朵精致的小花。

小姑娘来取衣服的时候，穿在身上，在镜子前转了好几圈，眼睛里闪着光。

她付钱的时候，除了说好的三十块手工费，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硬塞到我手里。

“阿姨，谢谢您。这是我老家自己种的，特别甜。”

我拿着那个苹果，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我挣的钱，越来越多。

从一开始一天十几块，到后来，一天能有上百块的收入。

我用这笔钱，给我儿子换了个新手机；给我妈买了一台全自动的足浴盆；也给自己添了两件早就想买，但一直舍不得的新衣服。

我那个放钱的饼干盒子，换成了一个更大的铁皮盒子。

我不再需要每个月精打细算地盘算着我那两千出头的退休金。

我的腰杆，好像一下子就挺直了。

我和老陈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不再对我做针线活冷嘲热讽了。

有时候他看我忙得顾不上做饭，会主动去厨房，下碗面条，或者把昨天的剩菜热一热。

当然，他依然会在他的账本上，记下这顿饭的成本，然后除以二。

有一次，他看我为了赶一个急活，熬到半夜，第二天起来眼睛通红。

他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出去，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瓶眼药水。

他把眼药水放在我的工作台上，硬邦邦地说：“眼睛是本钱，自己注意点。”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坚硬的角落，似乎被轻轻地触动了一下。

但这种触动，很快就被现实冲淡了。

因为我发现，他虽然在行动上对我有所“关心”，但他的核心观念，一点都没变。

他依然觉得，我们是“搭伙过日子”，账目必须清楚。

那天，我们家的下水道堵了。

我捅了半天没捅开，只好打电话叫了专业的疏通工人。

工人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弄好了，收费一百八。

我从我们的“公摊基金”里拿钱付了。

晚上，老陈记账的时候，看到这笔支出，眉头又拧了起来。

“怎么这么贵？”

“师傅说堵得厉害，用了专业设备。”我说。

他沉吟了半天，忽然说：“这个钱，我觉得不应该全算公摊。”

我愣住了：“为什么？”

“你想啊，这个下水道，主要是厨房的。厨房，平时都是你做饭用得多，洗菜、洗碗，油污多，才容易堵。我顶多就是早上起来洗个脸，用不了多少。”

他看着我，一脸认真地分析：“所以，我觉得，这个疏通费，你应该承担大头。这样吧，你出一百二，我出六十，比较合理。”

我听着他的话，刚刚对他产生的那一丝丝暖意，瞬间荡然无存。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精于计算”而显得格外“理智”的脸，忽然觉得很累，很疲惫。

我没有跟他争吵。

我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说：“好。”

然后，我从我的铁皮盒子里，拿出六十块钱，放在他的账本上。

那一刻，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对自己说：

李静兰，别再有任何幻想了。

这个男人，他的心，就是一本账本。

你永远也捂不热。

第5章 “搭伙”的裂痕

我儿子放暑假回来了。

一年没见，孩子长高了，也壮实了不少，就是看着有点黑，想来在学校没少参加户外活动。

他一进门，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很自然地冲着在客厅看报纸的老陈喊了一声：“陈叔！”

老陈“嗯”了一声，从报纸后面抬起头，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

儿子这次回来，给我带了他学校当地的特产，也给老陈带了两条好烟。

老陈接过去，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夸我儿子：“懂事了，还知道给我这个老头子带礼物。”

我心里挺高兴的。我希望儿子能和老陈处好关系，毕竟以后都是一家人。

晚上，我做了一大桌子菜，都是儿子爱吃的。

饭桌上，气氛还算融洽。儿子说着学校里的趣事，老陈偶尔插一两句，问问他的专业，讲讲他当年在船厂当工程师的威风史。

我看着他们俩，心里想着，或许，这样的日子，也还不错。

饭后，儿子抢着去洗碗。

我跟老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过了一会儿，儿子从厨房出来，坐到我身边，有点欲言又止。

“妈，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你说。”

“我们学校下学期有个交换生的项目，去德国，为期半年。名额很难得，我们导员推荐了我。”儿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

我一听，心里又惊又喜。这是好事啊！儿子有出息，我这个当妈的，比谁都高兴。

“那太好了！这是好事啊，得去！”

儿子的表情却有点为难：“就是……费用有点高。学校能补贴一部分，但来回机票、在那边的生活费，加起来，还得自己准备差不多三万块钱。”

三万块。

这个数字，像一块大石头，一下子压在了我的心上。

我这半年多，靠着做针线活，是攒了点钱，但满打满算，也就一万出头。我那点退休金，每个月除了公摊和日常开销，基本剩不下什么。

我沉默了。

儿子看出了我的窘迫，小声说：“妈，要是实在不行，我就不去了。也不是非去不可。”

我心里一酸，连忙说：“别！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不去！钱的事，妈来想办法。”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

我能去哪儿凑这两万块的缺口呢？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老陈。

他一直在看电视，仿佛没听到我们母子的对话。但从他那微微绷紧的侧脸，我知道，他听见了，一字不落地都听见了。

儿子也顺着我的目光，看向了老陈。

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

过了好一会儿，老陈才放下手里的遥控器，转过头来，看着我们。

他清了清嗓子，说：“去德国留学，是好事，我支持。”

我心里一喜，刚想开口。

他又接着说：“不过，静兰，咱们当初可是说好的。各家的孩子各家管，人情费用各家出。这笔钱，按理说，应该你自己想办法。”

他的话，说得那么平静，那么“在理”，就像在陈述一个既定的事实。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儿子脸上的光，也一下子黯淡了下去。他低下头，不再说话。

我看着老陈，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

我想说，我们现在是夫妻，我的儿子，也算是你的继子。他有出息，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我想说，你一个月八千八的退休金，拿出两万块，对你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我想说，当初是谁在我儿子面前，拍着胸脯说，有困难，他会帮衬的？

可这些话，到了嘴边，我又都咽了回去。

我能说什么呢？

用我们的“AA制协议”来要求他，是我自己当初默许的。

现在反过来求他打破规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我深吸一口气，对儿子笑了笑，说：“你陈叔说得对。这事，妈自己来解决。你别担心，安心准备你的材料去吧。”

然后，我站起身，对老陈说：“建国，我有点累了，先进去睡了。”

我没有等他的回应，径直走进了卧室，关上了门。

我靠在门后，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

我没有哭。

只是觉得，心里那根一直紧绷着的弦，好像“啪”的一声，断了。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

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做早饭，而是找出我的那个铁皮盒子，把里面所有的钱都倒了出来，仔仔细细地数了一遍。

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五块五毛。

还差一万八千多。

我给我的弟弟妹妹打了电话，东拼西凑，又借了八千。

还差一万。

我坐在阳台的缝纫机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心里一片茫然。

这时候，老陈走过来，把一张银行卡放在我的工作台上。

“这里面有一万块钱。”他说，眼睛却不看我，“算我……借给你的。不用算利息。你什么时候手头宽裕了，什么时候还我就行。”

我看着那张卡，没有动。

“不用了。”我平静地说，“钱的事，我自己能解决。”

“你……”他似乎没想到我会拒绝，有些错愕，“你上哪儿解决去？”

“这是我的事。”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跟你没关系。”

我的眼神，一定很冷，冷得让他都感到了陌生。

他愣愣地站了一会儿，最后还是默默地收回了那张卡，转身走了。

那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我妈留给我的一对金耳环，拿去金店卖了。

那是我唯一的念想，我一直舍不得戴。

卖了一万零八百块。

钱，凑够了。

我把三万块钱，交到儿子手上的时候，笑着跟他说：“儿子，放心去飞吧。家里有妈在，什么都不用你操心。”

儿子抱着我，眼圈红了。

送走儿子后，我的生活，好像又恢复了平静。

我依然每天坐在阳台，踩着我的缝纫机。

“嗒嗒嗒”的声音，依然清脆地响着。

只是，我和老陈之间，那道无形的墙，变得更高，也更厚了。

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偶尔还会聊几句家常。

大多数时候，我们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各自沉默，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他的账本，还在继续记。

月底，他依然会把账单递给我，让我核对，然后补上我该出的那一半。

我每次都看也不看，直接从我的铁皮盒子里，数出钱给他。

我不想再为了一块豆腐、两根葱的归属，去浪费任何口舌和心神。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我的针线活里。

因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在这个家里，唯一能靠得住的，只有我自己，和我这双手。

第66章 街角的铺子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阳台那个小小的角落，已经有点施展不开了。

布料、线团、客人的衣服，堆得越来越多，有时候连下脚的地方都快没了。

而且，总有客人找上门来，在家里量尺寸、试衣服，也确实影响老陈的休息。虽然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我能看到他脸上越来越不耐烦的神情。

我开始琢磨着，是不是该在外面租个小铺面。

有个自己的地方，哪怕再小，也是我的天地。我可以把它布置成我喜欢的样子，安安静静地，做我喜欢的事。

这个念头，让我激动得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

我开始在小区附近转悠，留意那些招租的店铺。

终于，让我在离家不远的一条小街上，看到了一个转租的铺面。

铺面不大，也就十几平米，以前是个卖文具的，老板要去外地发展，所以急着转手。

房租一个月一千五，对我来说，有点压力，但咬咬牙，也能承受。

我几乎没有犹豫，当天就联系了房东，交了押金，签了合同。

当我拿着那串带着铁锈味的钥匙，站在属于我自己的小店门口时，我的心，跳得厉害。

我，李静兰，四十七岁，终于要有自己的事业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陈的时候，他正在看报纸。

他听完，扶了扶老花镜，从报纸后面抬起头，看了我足足有半分钟。

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怀疑，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

“你……想好了？”他问。

“想好了。”我点头，语气坚定。

“房租、水电、工商税务……这些你都懂吗？开店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在阳台上缝缝补补。”他皱着眉，像是在给我分析风险。

“不懂可以学。”我说，“总要试试。”

他沉默了。

良久，他叹了口气，把报纸叠好，放在一边。

“行吧。既然你决定了，就去做吧。”

他的语气里，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只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平静。

我没有指望他能给我什么帮助，他能不给我添乱，我就谢天谢地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忙得脚不沾地。

我把店里重新粉刷了一遍，墙壁刷成了温馨的米白色。

我去旧货市场淘来了一面大大的穿衣镜，一个实木的衣架，还有一个小巧的展示柜。

我还请人做了一块小小的招牌，上面是三个娟秀的隶书字：

静兰布艺。

这是我想了好几天的名字。简单，朴素，就像我这个人一样。

开业那天，我没有搞什么仪式，就是买了点糖果瓜子，请了几个关系好的老邻居过来坐了坐。

张姐她们都替我高兴，围着我的小店，赞不绝口。

“静兰，你这店弄得真雅致！”

“以后我们做衣服，可就方便多啦！”

我给她们端茶倒水，听着她们的祝福，心里暖洋洋的。

老陈没有来。

他说他要去参加一个老同事的聚会。

我知道，这是他的借口。他大概还是觉得，我开这么个小裁缝铺，是件上不了台面的事，他拉不下那个脸。

我不在乎。

我的小店，正式开张了。

一开始，生意有些冷清。

虽然有老主顾撑着，但毕竟是小本生意。

我每天守在店里，从早到晚，有时候一天也开不了一张张。

交完房租水电，剩下的，也就勉强够我自己的生活费。

那段时间，是我最难的时候。

但我没想过放弃。

我知道，万事开头难。

为了招揽生意，我印了一些小卡片，上面写着我的服务项目：服装修改、高级定制、布艺手工……

我每天晚上下班，就去附近的小区发卡片。

我还把我做的一些精致的小东西，比如手工的口金包、绣花的杯垫、拼接的桌布，摆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

渐渐地，我的小店，开始有了名气。

不光是中老年人喜欢来我这儿改衣服，很多追求个性的年轻人，也喜欢上了我这里。

她们喜欢我做的中式盘扣，喜欢我绣的传统花样。

有个学美术的女大学生，特别喜欢旗袍。她拿着自己画的设计稿，让我帮她做出来。

那件旗袍，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从选料、打版、裁剪到缝制、锁边，每一个步骤，我都做得格外用心。

当那个女孩穿上我做的旗袍，在镜子前亭亭玉立，眼含惊喜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手艺，没有过时。

它有它自己的生命力。

我的收入，也开始稳定地增长。

从一开始的勉强糊口，到后来，每个月都能有几千块的纯利润。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老陈的那个账本了。

每个月月底，他依然会把一张写着总开销和人均数额的纸条放在我的床头。

我第二天早上，会把现金，不多不少，正好那个数额，放在他书房的桌子上。

我们之间的交流，简化到了这种程度。

我搬到店里去住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店后面有个小小的储物间，收拾一下，放一张单人床，足够我一个人住了。

这样，我既能看店，也能省下一笔“公摊费”。

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再每天晚上，听着他的鼾声，闻着那个房间里不属于我的味道，提醒着我这段婚姻是多么的失败。

我开始默默地，把我的东西，一点一点地，从那个“家”里，搬到我的小店。

几件换洗的衣服，我的针线笸箩，那个装着我所有积蓄的铁皮盒子。

老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开始变得有些……反常。

他不再整天往外跑，下棋、聚会都少了。

很多时候，我晚上关店回家，都能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着电视发呆。

他会等我回来，问一句：“今天生意怎么样？”

或者，在我做针线活到深夜时，给我端来一杯热水，说一句：“别太累了。”

他的这些“关心”，来得太晚了。

就像一件衣服破了，你没有在第一时间缝补，等到那个口子越裂越大，再想用几针把它缝起来，已经不可能了。

裂痕，永远都在那里。

第7章 那条没发出去的短信

天，一天比一天凉了。

我的小店，生意却越来越红火。

尤其是入秋以后，来做中式外套、改羊绒大衣的人特别多。我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就请了一个手脚麻利的小姑娘来帮忙，负责打下手、招呼客人。

有了帮手，我轻松了不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琢磨一些新的花样。

我开始尝试着做一些布艺的文创产品，比如用零碎的蓝印花布做成书签，用香云纱做成手机袋，放在店里卖，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我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我已经不再需要依靠那两千出头的退休金生活了。

我甚至开始盘算着，等再攒点钱，就把我妈那对金耳环赎回来。

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有时候赶工，我就直接睡在店里那个小小的储物间。

老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回来。

我只是淡淡地说：“店里忙，走不开。”

电话那头，是他长长的沉默。

有一天，我因为要取一份重要的制衣图纸，中午回了一趟家。

一开门，就闻到一股浓浓的药味。

我看到老陈穿着睡衣，脸色蜡黄地躺在沙发上，额头上盖着一块湿毛巾。

我心里一惊，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

滚烫。

“你怎么了？发烧了？”

他睁开眼，看到是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随即又有些不自然地避开了。

“没事，老毛病了，着了点凉。”他声音沙哑。

“看过医生了吗？吃药了没？”

“吃了，刚睡下。”

我看着他虚弱的样子，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留下来照顾他。

但另一个念头，很快就占了上风。

我们是“AA制”的搭伙伙伴。生病，也应该各自负责。这是他亲口定下的规矩。

我压下心里那点不合时宜的怜悯，转身走进卧室，找到了我的图纸。

出来的时候，我对他说：“我店里还有事，先走了。你要是实在不舒服，就给你女儿打电话。”

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闭上了眼睛。

我关上门，快步下了楼。

走在秋日的阳光下，我的心里，却是一片冰凉。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

但我知道，我不能再心软了。

从我决定开店的那一刻起，我就在心里，跟这个男人，跟这段婚姻，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线。

晚上，我躺在小店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总是浮现出老陈那张蜡黄的脸。

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一下，是一条短信。

我拿起来一看，是老陈发来的。

短信的内容很短，只有几个字：

“水壶在灶上，帮我烧点热水。”

我看着这条短信，愣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用这种近乎“求助”的语气，跟我说话。

我心里挣扎了很久。

最后，我还是穿上衣服，锁好店门，回去了。

我不想承认，我还是放心不下他。

我回到家，屋里一片漆黑。

我摸索着打开灯，看到他还是躺在沙发上，似乎睡着了。

我走到厨房，烧了一壶热水，倒在保温杯里，放在他手边的茶几上。

我还从冰箱里，找了点姜片，给他熬了一碗红糖姜茶。

我做这些的时候，动作很轻。

我以为他睡着了。

可当我端着姜茶，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忽然开口了，声音依然沙哑。

“静兰。”

我停下脚步。

“谢谢你。”

我没有回头，只是低声说：“趁热喝了吧，喝完早点睡。”

说完，我便离开了。

我没有再回店里，而是在我们那个卧室的床上，和衣躺下。

听着客厅里传来的轻微的咳嗽声，和喝水的声音，我的心，乱成了一团麻。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好了很多，正在厨房熬粥。

看到我，他有些不自然地说：“起来了？我熬了点小米粥，一起吃点吧。”

那天的早饭，我们俩吃得异常沉默。

吃完饭，我准备去店里。

他叫住我：“静兰。”

“嗯？”

“昨天……谢谢你。还有，你那个……开店的钱，是不是不太够？我这里还有点积蓄，你要是需要……”

“不用了。”我打断他，“我的店，我自己能应付。”

我看到他眼神里的光，一点点地黯淡下去。

我没有再多说一个字，转身离开了。

我走后没多久，手机又响了一下。

我以为又是他发来的短信，拿起来一看，却是一条未发送的草稿。

是我昨晚回来时，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机，无意中看到的。

那条短信，是写给我的。

上面写着：

“静兰，我错了。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我看着那条躺在草稿箱里，最终没有勇气发出来的短信，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起涌了上来。

我知道，他那坚硬的外壳，终于裂开了一道缝。

可是，太晚了。

有些东西，一旦破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原来的样子了。

第8章 一碗饺子的温度

我的“静兰布艺”在小城里越来越有名。

市里的电视台还来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专访，把我称为“传统手艺的守望者”。

节目播出后，我的生意更好了。甚至有外地的人，专门开车找过来，定制旗袍和中式服装。

我彻底从家里搬了出来，吃住都在店里。

我跟老陈，从法律上的夫妻，变成了事实上的邻居。

我们偶尔会在小区里碰到。他会主动跟我打招呼，问我“吃饭了没”，问我“生意好不好”。

我也会礼貌地回应。

我们之间，客气，疏离，像两个认识多年的普通朋友。

他好像老了很多。

背不再像以前那么挺直，头发也白了大半。

听张姐说，他女儿把他接去市里住过一段时间，但他住不惯，没多久又回来了。一个人守着那套空荡荡的房子，每天就是去公园下棋，去菜市场买菜，日子过得比以前更沉默。

他再也没提过那个硬壳的账本。

张姐有一次开玩笑地跟我说：“静兰，我看老陈是后悔了。你现在这么能干，他又是一个人，你们俩，要不……再试试？”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破镜，难圆。

就算圆了，那裂痕，也永远都在。

我对他，已经没有了怨恨，但也没有了爱。

剩下的，或许只是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像看着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在命运的轨道上，渐行渐远。

故事回到开头的那一幕。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我正在店里赶制一件客人的嫁衣，那是一件大红色的秀禾服，上面要绣满龙凤和牡丹，工序繁复。

我正低头锁最后一个盘扣，眼角的余光，瞥见门口站了一个人。

是老陈。

他提着一个油纸包，局促地站在门口，想进来，又有些犹豫。

我店里的小帮工迎上去，笑着问：“大爷，您找谁？”

“我……我找你们老板。”老陈说。

我放下手里的活，站起身，平静地看着他：“陈师傅，有事吗？”

我叫他“陈师傅”，这是我们刚认识时，我对他的称呼。

他被我这个称呼叫得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他把手里的油纸包递过来，说：“路过‘德顺斋’，看他们新出锅的酱肘子不错，就……就给你带了两斤。”

油纸包还热乎乎的，散发着浓郁的肉香。

我没有接。

“谢谢，我晚饭在店里吃。你拿回去自己吃吧。”我的语气，客气，但疏远。

“我……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他搓着手，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静兰，我们……能聊聊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我让小帮工先下班，然后给他倒了杯热茶。

我们就坐在店里的小茶几旁，相对无言。

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

“静...…静兰，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他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总觉得，把钱算清楚了，日子就能过得安稳。我怕……我怕再像上次那样，到头来，人财两空。”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我知道，他在说他的第一段婚姻。

“我没想到，我把账算清楚了，人心……却算远了。”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些浑浊的湿意，“我把你当成了一个搭伙的伙伴，却忘了，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

“你儿子去德国那次，我不是不想拿钱。我……我是怕，怕开了这个头，以后就收不住了。我那点退休金，是我养老的本钱，我不敢动。”

“后来，看你自己一个人，把这个店撑起来，做得这么好。我才知道，我错得有多离谱。”

“我小瞧你了，静兰。我把你当成一个需要依附我才能过日子的女人。可其实，你比我，比谁都强。”

他说了很多。

我一直安静地听着。

等他说完，我才缓缓开口。

“建国，都过去了。”

我叫他“建国”，而不是“陈师傅”。

他浑身一震，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笑容里没有怨，也没有恨，只有释然。

“我以前，也怨过你。怨你冷漠，怨你算计。但现在，我不怨了。”

“你说的那些，我后来也想明白了。你我都是受过伤的人，再往前走一步，都会下意识地保护自己。你用你的账本保护自己，我……我用我的这门手艺保护自己。我们都没错，只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我想要一个家，一个知冷知热的伴儿。而你，想要一个规则清晰、互不拖欠的养老合同。”

“现在这样，挺好的。”我看着我满屋子的布料和成品，眼神温柔而坚定，“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价值，我过得很踏实，很快乐。我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也不用再计算着过日子。”

“你呢，也应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老陈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天晚上，我没有留他吃饭。

但我把那个酱肘子，收下了。

我把他送到门口，他对我说：“静兰，那套房子……你随时都可以回来住。家里的钥匙，我一直给你留着。”

我摇了摇头：“不用了，建国。店里，才是我的家。”

看着他落寞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没有一丝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淡淡的，像秋日薄暮般的惆怅。

几天后，张姐告诉我，老陈把他的房子，挂在中介那里卖了。

他说，他准备回老家，他女儿在老家县城给他买了一套小房子，离他姐姐家近，能有个照应。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平静。

这样也好。

对我们俩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又过了一个周末，我正在店里盘点布料，我的小帮工忽然跑进来，神神秘秘地说：“老板，外面有人找！”

我走出去一看，愣住了。

门口站着的，是我的儿子。

他不是应该在德国吗？

“妈！”儿子看到我，笑着张开了双臂。

我激动地跑过去，抱着他，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你这孩子，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想给你个惊喜嘛！”儿子帮我擦掉眼泪，然后从背后，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个大大的包裹。

“这是什么？”

“你打开看看。”

我疑惑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对用红绒布包得好好的金耳环。

正是我当初卖掉的那一对。

我惊讶地看着他：“你……你哪儿来的钱？”

儿子笑着说：“我拿了奖学金，还利用课余时间去打了工。妈，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现在，该轮到我为你做点什么了。”

“还有，”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塞到我手里，“陈叔……他走之前，托我把这个转交给你。他说，这是他卖房子的钱，一半。他说，虽然你们没能走到最后，但夫妻一场，这是他该给你的。”

我捏着那张沉甸甸的银行卡，看着我失而复得的金耳环，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那个傍晚，我关了店门，第一次，亲手给自己包了一顿饺子。

猪肉白菜馅的，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我一边包，一边跟儿子讲着这一年多发生的所有事。

讲那个冰冷的账本，讲缝纫机的第一声“嗒嗒”，讲那个爱画画的女学生，讲老陈那条没发出去的短信。

儿子安静地听着，最后，他握住我的手，说：“妈，你受苦了。但以后，不会了。”

我笑着摇摇头：“不苦。这辈子，从没像现在这样，活得这么明白，这么有底气。”

窗外，夜色渐浓，万家灯火，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

我的小店里，也亮着一盏温暖的灯。

灯光下，饺子在滚开的水里翻腾，冒着腾腾的热气。

我知道，生活或许不会再有轰轰烈烈的爱情。

但有亲情，有事业，有这门能让我安身立命的手艺，有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这就够了。

人生下半场，靠自己，才是最暖的风景。

来源：一辰情感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