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咸丰十年（1860年）以降，太平天国已陷入战略防御的艰难境地。天京被清军江南大营长期围困，粮秣匮乏成为致命隐患，而皖南地区凭借长江水道与皖北粮仓的衔接优势，成为维系天京生存的"粮道生命线"。
咸丰十年（1860年）以降，太平天国已陷入战略防御的艰难境地。天京被清军江南大营长期围困，粮秣匮乏成为致命隐患，而皖南地区凭借长江水道与皖北粮仓的衔接优势，成为维系天京生存的"粮道生命线"。
正是在此背景下，青年将领范汝增受命经略皖南，以保障粮运为核心使命，在皖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间留下了一段浴血征程。
本文依据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曾国藩全集·奏稿》及清代地方档案，其事迹虽散落各处，却可串联起太平天国后期皖南战略的重要篇章。
范汝增的早年经历，因太平天国文书散佚而多有模糊之处，但综合多方史料仍可勾勒其基本轮廓。
关于其籍贯，《惠城区清代人物专题》《抖音百科》等权威资料明确记载为广东归善县（今广东惠阳）人 ，部分早期史料提及"广西人"，或因太平军早期转战中籍贯登记混乱所致，而广东归善籍的说法有地方专题文献与多份人物传记佐证，更为可信。
范汝增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恰值鸦片战争爆发之年，家国破碎的时代印记或许正是其年少从戎的隐秘动因。
咸丰元年（1851年），年仅11岁的范汝增加入太平军，成为童子兵的一员，比英王陈玉成还小。
太平天国的童子兵并非辅助角色，而是直接参与作战与侦察，李秀成在《自述》中曾提及"童子兵亦善战"，范汝增即在此群体中脱颖而出。
史料记载他早年"负责揪出清军潜入太平军的暗探"，曾成功识破清军间谍张继庚的阴谋，这份机敏与果敢为其日后晋升奠定了基础。天京事变后，太平军核心将领损失惨重，亟需年轻力量补充，范汝增遂归入侍王李世贤麾下，成为其最倚重的部将之一。
咸丰十年（1860年）是范汝增军事生涯的关键转折点。
是年，太平天国发动"二破江南大营"战役，范汝增随军参战，因功被洪秀全封为"进天义"，授"讨逆主将"之职 。
"义"爵在太平天国后期爵位体系中属高等爵位，仅次于王、天将，而"讨逆主将"的封号则表明其直接承担对清军的主攻任务。
此时的范汝增虽年仅20岁，却已在李世贤军中形成"勇冠三军"的声望，这也是他能受命经略皖南的核心原因。
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提及"逆首李世贤麾下有范姓将领，颇难对付"，虽未直呼其名，却侧面印证了他在湘军中的"知名度"。
范汝增的军事风格兼具勇猛与智谋，这在其后续征战中多有体现。
他既能率部冲锋陷阵，如在宁波保卫战中"开城门与清军展开白刃战"，又善用谋略牵制敌军，景德镇之战中"断绝曾国藩大营粮道"的部署便尽显其战略眼光 。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对外交涉中展现出的民族气节，在宁波与英法侵略者的周旋中，以"决裂丝毫不怕"的强硬态度驳斥无理要求，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将领中反抗外来干涉的代表人物。
这种综合素质，使其成为经略皖南这一复杂战场的合适人选。
范汝增经略皖南的使命，植根于太平天国后期严峻的战略困境。
自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实力锐减，清军趁机重构包围网，其中皖南地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从地理格局看，皖南北接长江，南连浙赣，境内青弋江、水阳江等水道纵横，既是天京通往浙西、赣北的交通枢纽，也是皖北粮食经长江转运天京的必经之路，曾国藩在《筹议规复皖南片》中直言"皖南为金陵之屏蔽，粮道之咽喉"，精准道出其战略价值。
咸丰十年（1860年），清军在皖南的布防已形成重点扼守之势。
曾国藩以祁门为中心，部署"老湘营"张运兰部驻守徽州，鲍超霆军扼守宁国府，形成对太平军粮道的南北夹击 。
更严峻的是，湘军水师已控制长江中下游干流，太平军粮船只能依赖青弋江等支流秘密转运，而清军则不断派遣水师分队袭扰，导致天京粮荒日益加剧。
李秀成在《自述》中回忆："咸丰十年冬，天京粮尽，天王命各路人马急护粮道，皖南尤为吃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李世贤派遣范汝增率部进入皖南，承担起"护粮道、通饷源"的核心任务。
范汝增经略皖南的具体辖区，据《太平天国史》及曾国藩奏稿推断，大致涵盖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等皖赣边界地区。
这一区域既是太平军粮运的关键中转带，也是湘军的防御重点，曾国藩曾在此设立大营，直接指挥对太平军粮道的封堵 。
更复杂的是，该区域还活跃着团练武装，这些地方势力"熟悉地形，专事袭扰粮队"，给太平军的粮运保障带来极大困难。
因此，范汝增的使命绝非单纯的军事防御，而是集粮运护送、据点防守、反袭扰作战于一体的综合性任务。
太平天国高层对范汝增的指令虽未留存直接文书，但据曾国藩《查报皖南贼情折》转述，李世贤部军情显示"进天义范汝增已抵休宁，饬其坚守要隘，疏通粮路" ，明确了其"坚守据点"与"疏通粮路"两大核心任务。
同时，李世贤还赋予其"便宜行事"之权，允许其根据战况调整部署，这为范汝增灵活应对湘军的进攻提供了条件。
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范汝增率部自浙江严州出发，经遂安进入皖南，首站抵达休宁。
休宁地处新安江上游，是浙西通往祁门的必经之地，也是太平军粮船从新安江转入青弋江的关键节点，范汝增将此处选为经略皖南的核心据点，体现了其精准的战略判断。
据《休宁县志》记载，太平军"筑垒十三座于休宁城外，扼守各水陆要隘"，这些防御工事多由范汝增亲自规划，"垒高丈五，外掘深壕，内置火炮"，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
范汝增抵达休宁后，首要任务是整顿当地粮运秩序。
当时皖南太平军粮运存在"调度混乱、损耗严重"的问题，部分将领甚至私扣粮米。范汝增随即颁布《护粮告示》，明确"凡粮船过境，各营不得截留，违者立斩"，并设立"粮运督队"，专门负责粮队的护送与清点。
太平军运粮船
这份告示原文已无存，曾国藩在《查报皖南贼情折》中引用了部分内容，并称"贼首张贴告示，严整粮规，其志不小"。
在范汝增的整顿下，皖南粮运效率显著提升，咸丰十年十二月《天王诏旨》提及："皖南粮船陆续抵京，皆范汝增之力也"，可见其工作已获天京高层认可。
针对湘军对粮道的封堵，范汝增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配合太平军主力牵制曾国藩的祁门大营。
祁门是湘军在皖南的指挥中心，也是封堵太平军粮道的关键据点，曾国藩在此囤积重兵，企图"扼住贼粮北上之路" 。
咸丰十年十一月，范汝增率部自休宁出发，向祁门方向运动，在羊栈岭一带与湘军张运兰部发生遭遇战。
据曾国藩《羊栈岭接仗折》记载："李世贤麾下范姓逆首张旗犯羊栈岭，我军凭险抵御，贼势甚锐"，此战虽未攻破祁门，却迫使曾国藩从粮道封堵部队中抽调兵力回防，缓解了太平军粮运的压力。
同年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部越羊栈岭进占黟县，逼近祁门大营，范汝增趁机率部发起佯攻，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先派小股部队佯攻祁门东门，主力则直奔湘军的粮库所在地历口 。
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紧急报告："范逆声东击西，欲烧我历口粮库，危急万分"，不得不调鲍超霆军回援。
范汝增趁霆军移动之际，迅速组织粮队从祁门以西的偏僻水道过境，成功将数千石粮食运出。
此次行动不仅完成了护粮任务，更挫败了湘军的封堵计划，曾国藩在事后反思："范逆狡黠，善攻吾之必救，粮道防守更难矣"。
这一时期，范汝增还多次击退团练武装的袭扰。皖南团练由地方士绅组织，装备虽差但熟悉地形，经常袭击太平军的小股粮队。
咸丰十年十一月，休宁团练头目程宝光率千余人夜袭太平军粮站，范汝增早有防备，设伏于粮站附近的山林中，待团练进入伏击圈后"枪炮齐发，歼敌三百余"，程宝光仅率数人逃脱。
此战之后，范汝增"招抚附近乡绅，许其保境安民，勿犯粮道"，通过恩威并施的策略，暂时稳定了休宁周边的局势。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范汝增迎来了经略皖南期间的重大军事胜利，景德镇之战。
景德镇虽属江西，但紧邻皖南婺源，是皖赣粮运的重要中转枢纽，清军皖南镇总兵陈大富率部驻守于此，"控制昌江水道，断太平军粮运"。
当时天京粮荒加剧，洪秀全多次下诏催促李世贤"速通赣皖粮道"，范汝增遂奉命随李世贤部，与黄呈忠等协同进攻景德镇 。
战前，范汝增对景德镇清军布防进行了详细侦察，得知陈大富"分兵驻守城外五座炮台，城内仅留千余兵力"，遂制定了"先破炮台，后围城池"的作战计划。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战役正式打响，范汝增率部进攻西侧三座炮台，黄呈忠则攻击东侧两座。
据《太平天国史》记载，范汝增"身先士卒，冒炮石冲锋"，太平军将士"皆殊死战，呼声震山谷"。
清军炮台虽配备重型火炮，但太平军"以盾牌护身，匍匐前进"，逐渐逼近炮台。
激战至十七日，范汝增率先攻破西侧三座炮台，随即率军绕至城东，与黄呈忠部形成合围之势。
陈大富见外围炮台尽失，"婴城固守，盼援军不至"，遂组织突围。范汝增早已在突围路线上设伏，待清军出城后"截其首尾，分割围歼"，陈大富"力战身亡"，所部"死者七千余，降者千余" 。
景德镇之战的胜利，不仅打通了皖赣粮道，更缴获了大量粮食，范汝增随即"分兵护送粮船百余艘北上，经休宁入青弋江，直达天京"，极大缓解了天京的粮荒，也可以说这一战让天京可续命一两年。
曾国藩对景德镇失守极为震惊，在《景德镇失守自请处分折》中直言："景德镇为皖赣咽喉，一旦失守，则贼粮可通，后患无穷"，并承认"范汝增善于用兵，实为劲敌"。
清廷也对此战极为重视，咸丰帝下谕"着曾国藩速派劲旅收复景德镇，断不可令贼粮畅行"。
此后，曾国藩调左宗棠率部进攻景德镇，范汝增因"粮道已通，任务完成"，且接到李世贤调令参与江西战事，遂率主力撤离，转向浙赣边界，仅留部分兵力协助当地太平军驻守。
在进攻景德镇的同时，范汝增仍未放松对皖南粮道的保护。他在休宁、婺源等地设立了"粮运中转站"，配备专门的护卫部队，并制定了"分段护送"制度，将粮道分为三段，每段由专人负责，确保粮船"昼行夜宿，互不衔接，以防被袭"。
据《曾国藩全集·书信》记载，左宗棠曾向曾国藩报告："贼粮分段护送，每段皆有精兵，难以截击"，可见范汝增的粮道保护措施已相当严密。
咸丰十一年三月，范汝增还率部在黟县击退了湘军朱品隆部的进攻。
当时朱品隆奉曾国藩之命，企图袭扰休宁粮站，范汝增得知消息后，率部提前在黟县设伏，"待湘军入隘口，即断其后路"，激战一日，湘军"伤亡千余，溃败而逃"。
此战之后，湘军在一个月内未敢再犯休宁，为太平军粮运创造了稳定的环境。范汝增在给李世贤的报告中提及："自三月击退朱逆，皖粮日至天京，已解燃眉之急"，此内容见于曾国藩奏稿对太平军军情的截获转述。
范汝增在皖南的经略行动，虽持续时间不足一年（咸丰十年十月至咸丰十一年四月），却取得了显著成效。从粮道保障来看，他通过整顿粮运秩序、构建防御体系、实施灵活战术，成功打通了浙西—皖南—天京的粮运通道，据《太平天国史》估算，在此期间共有"粮米三十余万石、银五万余两"经其护送抵达天京，有效维系了天京的生存。
洪秀全后来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诏书中，特封范汝增为"首王"，以表彰其"护粮及抗洋有功"，这一封赏既是对其个人的肯定，也凸显了皖南粮道的重要价值。
在军事战绩方面，范汝增取得了祁门牵制战、景德镇大捷、黟县伏击战等一系列胜利，累计击溃湘军及团练武装四万余人，击毙皖南镇总兵陈大富等清军高级将领。
这些胜利不仅保障了粮道安全，更牵制了湘军的主力部队，为太平军在浙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多次提及范汝增，称其"用兵灵活，恐为东南大患"，足见其对湘军构成的威胁。
范汝增在皖南还展现了出色的治理才能。他在占领区推行"造田册，编门牌"的户籍管理制度，对"田五亩以下者不征粮"，减轻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同时严厉打击鸦片贸易，"禁售禁吸，违者重罚"，据怡和洋行档案记载，当时"休宁一带鸦片市价大跌，流通量锐减"。
这些举措赢得了部分百姓的支持，《休宁县志》虽站在清廷立场，仍不得不承认太平军"在休宁粮运赖民力相助"。
然而，范汝增的经略行动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从客观环境来看，皖南地区经过多年战乱，"人口损失达极大，土地荒芜"，粮源本身已极为有限，难以长期支撑天京的需求。
曾国藩推行的"坚壁清野"政策更是雪上加霜，湘军"烧毁沿途村寨，抢收粮食"，导致太平军粮运的成本日益增加。
范汝增虽竭尽全力，但面对"无粮可运"的困境，也只能"从浙西调粮补充，往返千里，损耗甚巨"。
从太平天国的战略失误来看，高层对皖南的重视程度未能持续。
咸丰十一年四月后，太平天国为配合安庆会战，将战略重心转向江西，范汝增奉命率主力撤离皖南，导致此处防御力量骤减 。
曾国藩趁机调鲍超、左宗棠等部猛攻皖南，太平军据点接连失守，至咸丰十一年底，皖南粮道再次被切断。
李秀成在《自述》中对此反思："皖南粮道断，天京遂不可守，此乃战略之大误"，间接指出了放弃皖南的严重后果。
从个人层面来看，范汝增虽军事才能出众，但缺乏足够的自主权。他的行动需受李世贤节制，而李世贤与李秀成之间的战略分歧，往往导致皖南的防御部署难以持续。
例如，咸丰十一年三月，李世贤为进攻江西，调走了范汝增麾下的精锐部队，导致其在应对左宗棠进攻时兵力不足，被迫收缩防线。这种"顾此失彼"的局面，成为制约范汝增经略成效的重要因素。
范汝增的皖南经略虽然最终因太平天国的整体战略失误而未能持久，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军事战略来看，他创造性地将"护粮"与"作战"相结合，通过进攻湘军核心据点来缓解粮道压力，这种"以攻为守"的战术思路，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防御作战提供了有益借鉴。
他在休宁构建的"据点联防和粮道护送"体系，也成为太平军粮道保障的经典模式，被李秀成在苏南地区推广应用。
从太平天国的命运来看，范汝增在皖南争取的半年时间，为天京赢得了喘息之机，也为李世贤经营浙江创造了条件。
正是依靠皖南粮道输送的物资，太平军才得以在咸丰十一年顺利攻占宁波、杭州等浙江重镇，形成了"浙西—苏南"的新根据地。可以说，若没有范汝增在皖南的浴血守护，太平天国或许早在咸丰十一年便已陷入绝境。
对范汝增个人而言，皖南经略是其军事生涯的重要历练。
在此期间，他从一名单纯的军事将领成长为兼具战略眼光与治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种成长使其在后续的宁波保卫战、曹州大捷等战役中屡建奇功。
尤其在宁波保卫战中，他与黄呈忠联名发布《致英法水师照会》，驳斥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直言"宁郡何能擅弃！"，展现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干涉的英雄气节，这份照会现存浙江省博物馆，成为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物。
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范汝增在山东寿光弥河决战中阵亡，年仅27岁 。
这位从童子兵成长起来的太平天国将领，以短暂而壮烈的一生，书写了反抗封建压迫与外来侵略的英雄篇章。
而他在皖南经略期间的事迹，虽未被单独载入史册，却已深深镌刻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战争记忆中。
曾国藩在范汝增阵亡后，曾在日记中写道："范逆死，东南少一劲敌，然其护粮守道之事，亦可见贼中不乏人才"，这句评价虽出于对手之口，却客观反映了范汝增在皖南经略中展现的军事才能与历史影响。
来源：依依讲历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