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美国这个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国家，媒体若懦弱退缩，必然滋生腐败、无能的政府与不满的选民。美国选举往往以微弱优势定局，部分媒体若遭恐吓或操控，便可能扭转选举局势。
特朗普不愿沦为笑柄，其亲信便找借口将吉米・坎摩尔从深夜脱口秀节目中除名；他厌倦本该获得赞扬时却遭批评，遂让律师起诉《纽约时报》，索赔150亿美元。
这些摩擦实为针对美国媒体的战争缩影，但特朗普未能如愿：坎摩尔已重返荧屏，对《纽约时报》的起诉也被联邦法官驳回。
在美国这个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国家，媒体若懦弱退缩，必然滋生腐败、无能的政府与不满的选民。美国选举往往以微弱优势定局，部分媒体若遭恐吓或操控，便可能扭转选举局势。
但渴望不等于实现——吉米・坎摩尔等人的经历证明，想要掌控庞大且难以驯服的美国媒体与态度坚定的公民，难度极大。
特朗普试图控制公众对他的看法及接触的信息，其动机并非保守派所主张的“美国媒体多偏向中左翼”这一合理诉求，更多是源于内心对奉承的渴求，其盟友也竭力为他谋求奉承，以表忠诚。
他们的武器之一是特朗普擅长的恐吓威胁：《华尔街日报》因刊发特朗普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报道遭起诉，《得梅因纪事报》因大选前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爱荷华州落后，也遭遇类似诉讼；五角大楼限制记者报道自由并威胁吊销采访执照，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公开抨击迪士尼，特朗普对此表示满意，甚至建议吊销批评他的电视网络执照。
这些案件的法律依据本就不足，但高昂的辩护成本仍让不少媒体望而却步。
另一武器是掌控媒体所有权：特朗普是首位拥有专属新闻机构“真相社交”的美国总统；X的所有者埃隆・马斯克曾支持他竞选，若大卫・埃利森收购派拉蒙影业及可能的华纳兄弟探索频道，还将掌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第三种手段是施压：美国广播公司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担心监管报复，曾与特朗普达成数百万美元的诉讼和解——毕竟监管层面的报复可能导致数十亿美元损失；若有人通过承诺或威胁字母表公司、元宇宙公司的人工智能业务，诱导这两家公司让YouTube、Instagram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企业或许会因股东利益而妥协。
但特朗普并非表面那般强大：电视新闻行业日渐衰落，除选举辩论季外，仅3%的美国人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视为主要政治新闻来源；媒体集团的重心已转向流媒体，迪士尼之所以恢复吉米・坎摩尔的节目，部分原因便是好莱坞明星的施压；报纸以新闻与观点输出为核心，只要坚决反抗，便能在法庭上胜诉，而特朗普发起的诽谤诉讼，还会暴露其虚荣与霸凌的本性。
美国媒体市场高度碎片化，本就难以掌控：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时代，全国仅有少数重要电视频道，且他掌控了其中半数；匈牙利的媒体市场因使用者较少，也容易被掌控，但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每个社交平台都是由独立内容创作者构成的碎片化世界。
如今，媒体所有者无法像威廉・伦道夫・赫斯特那样直接指令出版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也无相应管辖权；算法虽能引导用户关注方向，但要删除特定新闻，需组建庞大的审查团队，拜登政府曾试图压制社交媒体上有关疫苗的怀疑论言论，结果便适得其反。
美国的言论自由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庞大的媒体市场及半数反对特朗普的民众作为支撑，即便某家媒体被掌控，反而会给对立一方带来发展商机。
美国资本市场规模庞大且敢于冒险，创办视频节目、播客或专栏文章相对容易；尽管新建社交平台难度较大，但“Threads”等平台可作为X的替代品，社交媒体格局本就处于不断变迁之中。
特朗普认为速度是自己的优势，但法院办案需遵循程序，企业反击也需要时间，新公司起步同样耗时。
“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未必能主宰美国媒体，可即便特朗普输掉这场媒体掌控战，美国仍可能蒙受损失：在注意力经济碎片化的背景下，渲染“世界末日”、煽动革命或谴责法西斯主义，成了吸引关注的“有效”方式。
若资源与回报都流向制造分裂的政治娱乐内容，想要建立基于事实共识的良好政府，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在19世纪熬过了党派媒体的桎梏，21世纪或许也能度过类似困境。但对本就不堪重负的民主国家而言，公共辩论沦为杂耍式表演所带来的负担，将远超其承受极限。
来源：说一件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