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其中，教会大学以其独特的办学理念、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学模式，成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人文思想，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杰出人才，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
它们的光辉并未真正熄灭，而是在后世的追忆中，被一遍遍擦拭，重新焕发出璀璨。民国时期的大学，便是这样一群特殊的“流星”。
它们曾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殿堂，是国家危难之际的避风港，是无数青年才俊的摇篮。
然而，随着时代的洪流，许多承载着辉煌历史的学府，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拆解、合并，甚至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
民国时期，风云激荡，战火频仍。然而，正是在这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却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彼时的大学，不仅肩负着传授知识的使命，更承载着救亡图存、启迪民智的重任。
这批大学，或由国家创办，或由私人捐资，或由教会兴办，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多元而充满活力的教育格局。
其中，教会大学以其独特的办学理念、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学模式，成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引进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人文思想，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杰出人才，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效仿苏联模式，对原有大学的学科设置进行大规模调整。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如同一场疾风骤雨，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版图。
许多综合性大学被拆分为专业性学院，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则全部转为公立，并被合并或撤销校名。
这场调整，在短时间内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但也使得许多拥有深厚历史底蕴和独特办学传统的大学，就此“消失”。
它们的精神血脉，被注入了新的学府，但它们原本独立而完整的辉煌篇章，却被悄然折叠。
“后生”，仅仅两个字的校训，却蕴含着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深沉的希望与坚韧。这所成立于1913年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是由美国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北浸礼会和基督会等五个教会联合创办的。它不仅开启了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先河，更培养了无数品学兼优、投身社会建设的杰出女性。
金陵女子大学的办学起点便极高，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是一位充满教育热情的美国人。学校注重文理兼修，学生必须跨学科学习，文科生必修一门理科，理科生必修一门文科，且成绩不能都只停留在及格线，必须有特别优秀的科目才能毕业。这种严苛的教育质量保障，使得首届11名女生中，最终仅有5人顺利毕业，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校长的吴贻芳女士。吴贻芳不仅是金女大的首届毕业生，更是首位华人校长，她的故事与金女大紧密相连，她一生致力于金女大的发展，即使在学校合并后，仍在晚年奔走呼吁恢复金陵女子学院。
金女大不仅学费昂贵，一年高达200块大洋，远超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因此入学的多是富裕家庭的女儿。然而，高昂的学费也保证了学校的高质量教学资源和优美的校园环境。1923年，金女大迁入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的随园永久校址，这座漂亮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至今仍是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墨菲巧妙地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西方现代大学功能相结合，创造出独具魅力的校园景观。
金女大最令人动容的篇章，莫过于抗战时期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庇护所”角色。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由美国传教士魏特琳（Minnie Vautrin）留守的金女大校园，成为重要的难民营，收容了上万名妇女和儿童，使她们免遭日军的暴行。魏特琳女士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在最黑暗的时刻为无数生灵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她的墓碑上刻着“金陵永生”四个字，是对她贡献的最好诠释。
1951年，金陵女子大学与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次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金陵大学被撤销，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合并组建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校址仍设在原金女大校园。金女大的血脉，以新的形式延续，其“后生”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
提及岭南大学，人们首先会想到香港那所蜚声国际的博雅学府。然而，它的根却深深扎在中国广州，是另一所曾辉煌一时、后被合并的民国名校。岭南大学始创于1888年，最初名为“格致书院”，由北美长老会倡议兴办。它经历了“岭南学堂”、“岭南学校”等多次更名，最终在1927年，随着国民政府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由华人接手管理，正式更名为私立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得到了海外华侨的鼎力支持。在办学过程中，海外华侨踊跃捐款，使其成为当时资金最雄厚的私立大学之一。这使得岭南大学拥有宏大的校园和先进的设施。其位于珠江南岸、遥望白云山的校园，占地3000多亩，拥有250多座建筑，各种实验室、运动场、球场一应俱全，农业学院的成就也尤为突出。今天的中山大学南校区，便是昔日岭南大学的宏伟校址。
岭南大学在教育上也敢为人先。1906年，岭南大学首次招收女生，成为中国第一所男女合校招生的高等学府，这在当时风气未开的中国南方，无疑是一项突破性的举动。此外，岭南大学还积极拓展海外办学，曾在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地设立分校，服务当地华侨子弟，开创了中国大学走向海外办学的先河。
抗日战争期间，岭南大学的师生们也经历了多次辗转流离。为了躲避战火，学校先迁至香港，后因香港沦陷，又一路搬迁到广东韶关的仙人庙大村里坚持办学。这种在艰苦条件下坚守教育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写照。
岭南大学英才辈出，校友遍布各界。武侠小说三剑客之一的梁羽生就是岭南大学的毕业生，他开创了新武侠小说的先河，其作品《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等至今仍广为流传。此外，还有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的长女、曾任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等杰出人物。这些校友的成就，共同构筑了岭南大学的辉煌。
1952年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被并入中山大学，其校园也归了中山大学。尽管其独立校名在中国大陆消失，但岭南大学的精神却在香港得以延续。1967年，岭南大学在香港复校，并发展成为一所在数字时代出类拔萃的研究型博雅大学，成为其在大陆辉煌历史的另一种传承。
上海的震旦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充满革命色彩与信仰坚守的名字。它不仅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更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是天主教在华办学的重要阵地。震旦大学的校名“震旦”，源自印度对中国的古称，寓意“东方日出之地”，而其法文校名“Université l'Aurore”则意为“黎明之神”，无不寄托着对中国未来光明的期许。
震旦大学的创办人，是被誉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父”的马相伯神父。马相伯是一位既忠于信仰又深爱国家的传奇人物，他精通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天文等多门学问，致力于“中西合璧”的教育理念。然而，在办学过程中，马相伯与教会的保守势力产生了冲突。
1905年，由于法国籍教务长南从周废除学生自治，引发了著名的“墨水瓶事件”——南洋公学（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因不满学校管理，集体退学。马相伯抓住这一契机，毅然辞职，并率领这批优秀学生另立门户，创办了复旦公学（即今天的复旦大学），其校名“复旦”二字，便寓意“恢复震旦”之意，也出自《尚书大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一事件，不仅彰显了马相伯的教育抱负，也体现了民国时期学子们的爱国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勇气。
尽管马相伯离开了震旦，但震旦大学依然坚持办学，并在法学、医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震旦大学的法学院尤其闻名，其教学采用法语，培养了大量法律专业人才。1937年，美国圣心会还在上海创立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与震旦大学并存，教学语言为英语，进一步丰富了震旦的教育体系。
在抗战期间，震旦大学的医学系奔赴前线，救治伤员，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同时，作为上海沦陷区重要的避难所，震旦大学也收容了大量难民。
1952年的院系调整，宣告了震旦大学独立办学历史的终结。其各系科被拆散，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上海多所高校。例如，震旦大学的土木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电机系并入交通大学，中文系、化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教育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可以说，今天上海许多著名高校的血脉中，都流淌着震旦大学的基因。马相伯一生创办多所名校，活到百岁高龄，其“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的联语，正是他波澜壮阔人生的真实写照。
东吴大学，这所创建于1900年的教会大学，其前身是监理会在苏州创办的“东吴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高等学府之一。它的名字如今在大陆已成为苏州大学，而在台湾，它则以“私立东吴大学”之名得以延续，成为台湾一所优秀的大学。东吴大学的法学院，更是其引以为傲的亮点，曾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
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开创了中国法学教育的先河。1915年，学校在上海昆山路增设法科，首创案例教学法和模拟法庭，为中国法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毕业生在司法界和政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中方派出的检察官向哲、秘书高文斌等，一大半都是东吴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高文斌更是在浩瀚的资料中找到了百人斩的罪证，将两名日本战犯绳之以法，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讨回公道。
除了法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东吴大学也培养了许多其他领域的名人。武侠小说宗师金庸（查良镛）先生，其漫长的求学之路中，就曾就读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尽管他因各种原因多次被开除，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以及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此外，著名的遗传学家潘家真，也是东吴大学的校友。他将“基因”一词翻译引入中国，其音译与意译的完美结合，成为科学翻译史上的佳话。
东吴大学的校友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蒋纬国。作为蒋介石的养子，他曾留学德国和美国，接受了全面的军事教育。虽然身世复杂，但他始终低调内敛，在国民党军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书法家赵朴初，也是东吴大学的杰出校友。他的书法作品和爱国情怀，至今仍被人们铭记。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教育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东吴大学也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学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师生们多次辗转流离，甚至一度停办。留在上海租界的部分师生，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办学。
1952年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的命运与其他教会大学相似，被彻底拆散。在苏州的部分，组建了后来的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则并入了华东政法大学。其部分基因也传播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的东吴大学。这种遍布各地的传承，使得东吴大学的血脉得以延续，其“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依然闪耀着光芒。
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提起“东方哈佛”，几乎无人不知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的大名。这所由美国圣公会中国差会于1879年在上海创办的大学，以其全英文授课、卓越的教育质量和培养出的大批精英人才，成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一，甚至与北平的燕京大学齐名。
圣约翰大学创下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多个“第一”。它是中国第一所全英文授课的大学，学生毕业后英文水平极高，几乎与留美学生无异，因此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名校甚至承诺，只要是圣约翰大学本科毕业，便可直接入读其研究生院，无需考试。此外，它还是中国第一个开设体育课、举办运动会、拥有体育馆和游泳馆的大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马约翰，便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
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可谓星光璀璨，涵盖了政界、外交界、工商界、文化界等各个领域。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实业家、政治家宋子文，文学大师林语堂、张爱玲，建筑大师贝聿铭，国学大师吴宓，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等，都曾是圣约翰大学的学子。其杰出校友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圣约翰大学的办学理念也独树一帜，推崇“荣誉制度”（Honor System）。学生可以投票决定是否免考，但即便免考，也需在卷末写下誓言：“我在此宣誓，在考试期间未曾作弊，未曾求助于人，亦未曾帮助他人作弊。”这不仅是对学生学术诚信的考验，更是对其品德、自尊和荣誉感的培养，体现了大学“育人”的核心价值。
然而，圣约翰大学并非没有经历过风波。1925年，在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后，上海爱国热情高涨。由于圣约翰大学的教会背景及其对学生爱国行动的阻挠，引发了著名的“脱离圣约翰运动”。全校553名华人师生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他们不惜放弃名校的光明前程，为的是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在社会各界的资助下，这些师生另起炉灶，创办了光华大学，其校庆日便定在6月3日，以纪念这一爱国壮举。光华大学后来与大夏大学合并，组建了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
1952年的院系调整，终结了圣约翰大学独立办学的历史。其新闻系、外文系、中文系并入复旦大学，建筑土木系并入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并入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财经大学，政治系并入华东政法大学，理学院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医学院并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圣约翰大学的副中（附属中学）则成为上海市市西中学。虽然“圣约翰大学”之名在中国大陆消失，但其教育基因却深深融入了上海乃至全国多所高校的血脉之中。在台湾，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们也在努力复校，并已发展成为圣约翰科技大学，继续传承着这份特殊的教育精神。
来源：天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