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0年4月，北京西郊测控大厅灯光压低。耳机里忽然亮起熟悉旋律，《东方红》从太空回声。

1970年4月，北京西郊测控大厅灯光压低。耳机里忽然亮起熟悉旋律，《东方红》从太空回声。

彼时，台下的人未必知道，这支歌出自陕北佳县，一位农人李有源。

时间跳回1943年冬，北风刮过黄土梁。李有源清晨进城买菜，口中哼着《骑白马》。

抬头望见东山日出，他顺着旧调改词。两字东方定住节眼，几句滚烫地落下。

又添上一句为人民谋生存，唱来顺口。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的意象，就此定型。多半是即兴，像田里冒芽。

回到窑洞，他拉来侄子李增正。二人对唱到碗里面条凉透，这歌先被叫作《移民歌》。

此前的1918年陕北大旱，路边常见饿殍。更早到1928年，关中也歉收，他记得那股冷。

李有源1903年生，五岁起赶羊，手心握一根皮鞭。山坡是学堂，民歌是陪伴。

那会儿被送到外婆家过荒年。冬天进过几日私塾，识得几个字，后来便替乡亲读报写信。

反过来词里“救星”的情绪不是凭空。边区的减租减息，较早让穷户见到盼头。

随后，村里组织移民队去延安一带开荒。二十多户整装上路，李增正被推为副队长。

动员会上，村干部说到分地与农具。多半出于鼓励，大家心里就安稳了些。

风紧路远，他们靠歌声给自己打气。‘出佳县，到延安’，一句句接龙，脚步就不乱了。

其后不久，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上山采风。王大化、刘炽在山谷里听见这支新词老调。

“老乡，你好，我们想记下这歌。”他们掏出本子，催着李氏叔侄再唱一遍。

原词有十段，杂糅了行路、开荒、盼望与信念。刘炽蹲在石上，一字一词速记。

回到延安，老师们商议改编。十段太长，便删繁就简为三段式，歌名干脆改作《东方红》。

1944年，《解放日报》刊发这支陕北民歌。凭着好学易记，它在延安街头迅速走红。

据当时记载，逢节日、开大会、甚至婚礼，大家都会合唱。歌在日常里越唱越准。

1945年秋，鲁艺“挺进东北干部团”抵达沈阳。庆祝收复，剧场要上节目，《东方红》自然在列。

为贴合语境，歌词被微调，把生存一词改成幸福，情绪更开阔。

据演出手稿与口述，公木、王大化、高阳、田方、刘炽等参与其事，版式趋于整齐。

沈阳大剧院的夜里，合唱把旋律推高。歌从陕北小山坳，越到东北风口，声望由此铺开。

等到1949年10月，北京钟声隆隆。有人回忆，庆典曲目中多次奏唱《东方红》，场面昂扬。

1964年，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首演，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

那一次，乡音被重写为合唱、管弦与叙事的体系。原有的信天游腔，换上了大舞台的衣裳。

对照之下，一个是村口临时的独唱，一个是千人队形的排布。形式大变，主旨却未移。

最远的一次传唱在太空。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入轨，电波里反复播歌。

改革开放前的歌本，常以《东方红》开篇。《国际歌》多在其后，这个排序耐人寻味。

再跳回1943年的日常。行路难、爬山苦，李家村的人推着木轮车，靠唱一气呵成。

转年春，边区政府在甘泉县分配荒地。发救济粮，允免新垦税两年，据报村里垦下数百亩。

歌与劳作互相取暖。每一次合唱，都会在词句上修修补补，越唱越顺，越唱越广。

有研究认为，旋律出自陕北《骑白马》一支，属信天游体系。高腔长线，适合旷野与远行。

可写下第一句的人并没见到后来盛景。1955年，李有源在佳县病逝，年仅52岁。

按家人口述，他临终还想尝一口肉。生活的拮据，和歌的传远，形成令人唏嘘的反差。

据此也更能明白，文艺不是空中楼阁。是现实磨出来的口音，是愿望推出来的节拍。

一边是窑洞里微弱的灯火，一边是大会堂里炽烈的追光。空间不同，向度相通。

从十段到三段，是传播与上口的选择；从二十多户到全国，则是时代动能的推送。

李有源识字不多，却常给乡亲写信读报。空下来，他爱用吼腔拉长句子，像风一样。

他最常哼的，还是那句简练的——“东方红，太阳升”。短短七字，像火种。

末了，再想那匹“白马”和那轮东山日出。调子走远了，意象还在，照破风沙与冷雾。

在史册里，他也许只是一行注脚。可在民歌里，他是第一个发声的人，是时代的前奏。

来源：消失的下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