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于1933年1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宁波古称明州，自唐宋以来即为沿海对外贸易港口,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被列为五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与海外交往更为频繁。宁波至上海的轮船,一夜的时间即可到达,交通方便。因此我念初中时虽还在解放前,即解放战争时期,我自己就订
本文转自《春秋学林》三编，原题“傅璇琮：我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一
我于1933年1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宁波古称明州，自唐宋以来即为沿海对外贸易港口,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被列为五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与海外交往更为频繁。宁波至上海的轮船,一夜的时间即可到达,交通方便。因此我念初中时虽还在解放前,即解放战争时期,我自己就订阅了当时上海的《大公报》和开明书店出版、由夏丏尊、叶圣陶等先生主编的《开明少年》《中学生》等杂志,较早地得悉当时国内政治、文化情况。
我那时虽然还是初中学生,但已向《开明少年》《中学生》投稿。当时开明书店有一规定,像对我们这样年轻学子,刊登稿件后并不付现钞,而是寄赠向开明书店购书的书券。这对我正好,因为当时我需要的正是书。我记得我那时用购书券就买了一本大书即朱东润先生写的厚达四百多页的《张居正大传》。说老实话,作为初中生的我,是看不懂这部专著的,但很奇怪,那时我还是通读了一遍,书中颇有现代特色的人物对话,给我印象很深。这也促使我在以后把朱先生的所有传记著作都读了,还在前年专门写了一篇学术性的纪念文章:《理性的思索与情感的倾注——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可以说,我在六十余岁写这篇文章,是植根于十五六岁在宁波中学求学时的课外读书生活的。
二
1951年秋,那时我离高中毕业还有一学期,我就按当时的情况投考大学,第一志愿即清华大学中文系。由浙东一个偏远城市来到北京,由一个普通中学来到名牌大学,人忽然变了样子,什么都感到新奇。
但清华当时是比较宽松的,似乎有解放前留下的一种民主风气。我们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自由活动。我吃了午饭,有时好好睡一觉,就到清华颇有西欧建筑风格的图书馆阅报看书。清华图书馆地下一层有一很大房间,陈列有各省的省报。据说中文系的王瑶先生是每隔一、二天都要到那边把各地报纸浏览一的。我们受他影响,也时常去看报。当时生物楼旁有一音乐厅,放有一-十架钢琴,可自由进去弹,也有人教,不收钱。外语课,当时已设有俄语,但也有英语课,可自己选择;当时我因受传统影响,觉得俄语语音太复杂,不好听,还是继高中所学,选修英语。那时对考试的分数似不怎么放在心上,第一学期结束后,到第二学期开学,我偶而见到在工字厅一条走廊上贴有各系考试的分数单,我看见我的中国通史分数为95分,倒也有些高兴,但也仅此而己,未与人说:同学也不互相议论,好像未曾见过似的。
我们一年级的课,老师讲得也很轻松。诗人陈梦家先生当时教语言文学概论,他每次来上课,总先要讲路上乘车时碰到什么人,这几天看了什么书,星期天有时还请我们到他家(当时住燕京大学的燕南园)去玩,夫人赵萝蕤先生出来招待我们喝咖啡。王瑶先生教大一国文,有一次讲沙汀的一篇记述四川茶馆的小说,就大讲四川茶馆怎么怎么好,乐得我们满堂大笑。李广田先生教我们文艺学引论,有一次他参加国庆盛典回来,就到我们宿舍,随便聊天,当时他还兼中文系系主任。教中国通史的历史系两位教授,先秦至唐是孙毓棠先生教,宋至清是丁则良先生教。两位先生风度不同,孙先生颇有英国绅士气度,一件短大衣,西装皮鞋,典雅而谦和;丁先生则是中山装、布鞋,说话质朴而间有风趣。但可惜这几位老师后来大多遭到不幸,丁则良先生不久分配到东北,在政治运动中自杀。陈梦家、孙毓棠先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李广田先生于“文革”中在云南大学投河而死。
除了上课外,当时还有一种特殊机缘,就是1952年上半年,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作为运动搞起来了，我们学生,是可以自由去听一些教师的自我检讨的。我当时有幸听过金岳霖、冯友兰、张奚若等老先生的自我批评(当时似还不叫批判),大开眼界,我觉得他们讲得很真诚,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中又结合各自的学科,讲得很专,像在做学术解剖,这与以后的光戴大帽子而无实在内容的空洞批判,真有天壤之别。我那时好像不是在听政治批判,而是在上学术思想交流的课,这是在一般课堂上听不到的,因此也养成我探索不同学科治学路数的兴趣。
可惜在清华只呆了一年,1952年秋,当时学苏联经验,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变成单一的工科大学,北大不设工科,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燕京大学取消。我们就并入北大,地点则为燕京旧址。应当说,这次调整后,北大中文系的师资力量是大大增强了，但我感到,学习的宽松气氛却大大不如头一年的清华。首先是太看重分数,当时实行五分制,似乎非得优(5分)不可,得个良就要流眼泪的。其次是政治运动越来越多,我们班上不断有同学遭到批判,党团骨干就是班上的领导、统帅。1955上半年,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就遭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审查。原来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外语课一律学俄语,不许再学英语,于是我就从二年级起改学俄语,从最初级的拼音学起。但不知怎么,我对俄语感到兴趣,而且学习成绩还不错,并当上了课代表。学了两年后,我得到一本俄文的苏联文学史教学提纲,这提纲是以苏共十九大的精神来写的在当时算是有新精神、新观点。我就试着翻译成中文,投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社认为我的语法方面有些错误,但中文较流通,在几份同类译稿中选择了我,并正式出版。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译著。此后,我也译过苏联报刊上的有关文艺理论文章,投寄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我的通讯地址则写当时教我们俄语的一位老师宿舍。不料1955年上半年反胡风运动起,说是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是胡风反动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对他们进行了审查。大约从来稿中见到我的姓名,认为我有与胡风集团联系的嫌疑,于是追藤摸瓜,找到了北大。北大党委专门派人找我谈话,进行政治审查,我在班上也受到政治孤立,在情绪上受到极大的打击。
这次审查后来总算是不了了之,随即就到了毕业阶段,我被分配为留校任古典文学助教,这在我们班上是唯一的一个。后来我即具体做浦江清先生所讲授的宋元明清文学史助教。浦先生也是从清华过来的,治学的面很宽,他的关于屈原生卒年考证文章在50年代前期《历史研究》第1期刊出,影响很大。解放前写的《花芯夫人宫词考》《八仙考》都卓有学术声誉,他对我也是很宽的,我往常在他晚饭后到他家聊天(当时他住燕东园)。浦先生于20年代在南京一所大学学英语,后来到清华做陈寅恪先生助教,说是学梵语。我曾问浦先生,那时他怎么向陈寅恪先生学的。他说:陈先生学问太高,我们不敢学,那时主要还是我们一些年轻助教一起谈学间;谈学问主要是互相交谈最近看了什么书,这部书写得怎么样,看过这部书的就可加进去议论,没有看过的只好不说话,回来赶忙找这部书来读,补上这一课。浦先生说,那时他们就是这样做学问过来的。这对我的印象很深,不能忘记,似乎能悟到一定的道理。
那时《文学遗产》刚创办,每一周或两周在《光明日报》刊出，整版。主编陈翔鹤先生很注意于培养年轻研究者,并鼓励我们写书评,对当前出版的学术著作或文学选本进行评论,那时我班同学刘世德、金开诚、沈玉成和我都在《文学遗产》上刊登过文章。但总的说来,在毕业后的头两年中,一边搞教学,一边还要应付当时接连不断的政治学习,还没有真正进入研究领域,而接着就发生了反右斗争。
三
1958年初,因所谓办“同人刊物”,当时北大听从周扬的意见把中文系的八个年轻助教、研究生打成右派反动集团,其中有乐黛云、褚斌杰、裴斐、金开诚和我。我即于当年3月从北大贬出至商务印书馆,6、7月间又分配到中华书局,至今整整四十年,除了“文革”十年,及1987——1988年有半年时间去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讲学外,没有离开过编辑部。我自己一直认为,我真正进入研究工作,并在学术领域作出一定的成绩,是在出版社,我的学术研究,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出版社是分不开的。我进商务的时候,商务有一古籍编辑室,室主任为辞书编辑专家吴泽炎先生(即商务出版的新修订本《辞源》实际主编)。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助手,也或许看我刚从北大贬出,得收收心,就叫我帮助他做这一项事,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为新式标点,并再从现存的李慈铭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漏收的部分。
李慈铭是绍兴人,也可以说是我的浙江同乡,小时读《海花)小说,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已。现在是把读他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那时商务是在东城北总布胡同10号,整个布局由几个四合院组成,都是平房。我们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我曾在篇文章中记述当时的情景:
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花,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味道,差一点忘了自己罪人的身份。(《热中求冷》《濡沫集》页 96-97,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我就这样细细阅读了当时被人漠视的李慈铭日记,这在大学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使我对晚清社会及文人生活有具体的了解,开始有兴趣读近代人的诗文集和笔记杂著。那时商务的古籍编辑室人虽不多,但专业空气很浓。赵守俨先生特地把由他整理的俞樾《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给我看,后来他又起草写
《唐大诏令集》出版说明,在编辑室内传阅。我觉得这出版说明把《唐大诏令集》成书经过及文献价值与某些缺失,说得清楚实在，我当时就感到,这篇文字,在当时北大,恐怕是很难有人能写出来的,这确是专业编辑的实工夫。
这年6、7月间,商务的古籍编辑室取消,成立辞源编辑室，吴泽炎先生留下来专职主持《辞源》的修订工作,我们大部分人则转移到中华书局。当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为金灿然同志,他在延安时曾与范文澜先生一起编写过《中国通史简编》,应当说也是一位行家。我刚到中华,他就告诫我:要在工作中好好改造,把工作做好。他确实是爱惜人才的,并不像当时流行的动不动把右派放到农村中去劳动,而是把我圈在书稿中。他与一般职工一样，中午也坐在食堂吃饭。一次他与我同桌,问我:“你们北大中文系像你这样的,还有没有?”我就举出几个,他随手就记下来。后来褚斌杰、沈玉成就从北大调来,他们当时都是戴着右派帽子的,从西郊斋堂的劳动场所调来读古书。
我到中华,最初是在古代史编辑室,当时室主任是姚绍华先生,他是解放前的老中华书局留下来的。我印象很清楚,我刚来到,就交给我明末李永茂于崇祯十五、十六年在兵科给事中任内的两件疏稿:《邢襄题稿》和《枢垣初刻》。这是抄本,由河南开封孔宪易提供,中华书局得到后请人整理断句,已排出校样,但尚缺一篇出版说明。不知怎么,这篇出版说明竟叫我这个二十五岁的带帽子的年轻人来写,而我在学校时又不是搞历史的。但我当时还是硬着头皮写了三千字,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崇祯十五年松山战役以后，清军对明的包围形势已经形成。皇太极曾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大树自仆。……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四围纵略,北京可得矣。”就在这年十一月,清兵分道入关,先陷蓟州,深入畿南,直趋曹、濮,连下山东八十余城,鲁王以派自杀(见《明史》卷二十四)。明朝政府面对这样紧张的局势，一面派人督师抗击，一面遣六科给事中分别察理近畿各府城守情形,李永茂当时即奉命视察顺德府(府治在今河北邢台市)属的城守,并以其察理所得的闻见及对防守的意见,奏报朝廷,结集成为《邢襄题稿》。永茂后以崇祯十六年正月事毕返京，上奏对待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和清兵的攻守策略,约三十几疏,为《枢垣初刻》。
我之所以抄录这一大段,是我当时有一想法,就是一部书的出版说明,尤其是较冷僻的书,应当在一开始就要用浅近明白的文字交代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不管你在写作之前已查阅过多少资料但不能把这些资料堆积出来,而应当将这些资料,经过理解、概括用自己的笔写出来。这也是我第一次用我自己所学的中文某些优势来处理历史文献资料,也从而克服我对历史的畏难情绪,并培育我文学与史学相结合作综合研究的兴趣。
大约8月份又把我调到文学编辑室,一起搞《新编唐诗三百首》(此书后在“文革”中受批判,说是邓拓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借机反对1958年的三面红旗,实在是无稽之谈)。此后当时文学室主任徐调孚先生又交我一部稿,即经顾颉刚先生校点的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叫我写出版说明。《诗经》我只在大学上文学史课时学到一些,那时只看过一些选本,从来没有通读过。这次为写出版说明,我几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不但通读《诗经通论》,还参读郑振铎《中国文学通论》一书所论毛诗序,以及朱熹的《诗经集注》,清代的其他几部所谓疑古之作(如方玉润等)。我觉得,关于《诗经》，我是在中华书局补了北大所未学过的几部名著的。
就在这时,王国维的次子王仲闻先生被临时雇用到中华书局来。这位王先生本在邮电部门工作,说是1957年划为右派,又有国民党的问题,于是右派加反动派,开除公职。他对唐宋诗词极熟,不知是谁介绍,来中华作临时工,具体是作清修《全唐诗》的点校工作,作了两三年,作得极细。印行时,1959年4月,徐调孚先生又叫我写一篇《点校说明》。我在说明中论述了《全唐诗》的问题:一、误收、漏收;二、作品作家重出;三、小传、小注舛误;四、编次不当;五、其他(多处讹夺,如《唐诗记事》误为《诗话总龟》《唐摭言》误为《北梦琐言》“来护儿”夺为“来护”等)。最后下一结论为:“可见这部《全唐诗》实有重新加以彻底整理的必要。但这尚待进一步努力。”这时我还不过二十六岁,在此之前没有研究过唐诗，而此时也正在作宋代作家作品的资料辑集,但我还是根据王仲闻先生的点校材料,作了一定的概括。这也算是我今后研治唐诗的意料不到的开端。
徐调孚先生解放前在开明书店就是名编辑,并且作过《人间词话》校注,翻译过《木偶奇遇记》,很有名气。他看稿极认真,而对人极宽厚。写这篇《全唐诗》的点校说明时,我与王仲闻都还有政治问题,但他还是在篇末署了“王全”,王即王仲闻,全即璇,因徐先生是浙江人,又长期在上海工作,那边是把璇念作全的。由此可见徐调孚先生在当时政治环境下也并不没人之功的气度。(附带说一下,王仲闻先生在1962年说是经调查,在档案中没有1957年划右派的材料,就不算右派,而他过去在邮电部门,是要求集体加人国民党的,因此也不算什么问题。此后几年在为唐圭璋先生《全宋词》加工过程中,著有三四十万字的《读词偶得》一书,中华曾请钱钟书先生看过,钱先生誉为奇书。但王先生在“文革”中又被街道红卫兵迫害,出走不知所终,其《读词偶得》一书也随之亡佚。)
我之所以在这篇介绍自己治学经历的文章中写这些年轻时旧事,是想说明一个情况,一个人,即使长期在出版社工作,不在大学或研究所,也能学有所成的,我记得那时我就立下一个志愿:我要当一个好编辑,当一个有研究水平的编辑。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当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
我想,编辑当然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审读稿件,把住质量开阔视野,组织选题,但同时还要提高本身的文化素质和学术修养,尽可能使自己在某一专业领域发展。学术研究与审读书稿,是互为影响、互补互长的。中国的出版社,与外国一些纯粹商业店家不同,它还带有一定文化学术机构性质。我曾说过,回顾本世纪的出版史,凡是能在历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不管当时是赚钱或赔钱,它们总有两大特点,一是出好书,一是出人才。我们一提起过去的商务,总会自然想起张元济、沈雁冰、郑振铎、傅东华;一说起开明,就会想起夏丏尊、叶圣陶、徐调孚、周振甫。50年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有冯雪峰、周绍良、顾学颉、王利器、舒芜;而中华书局五六十年代则有张政烺、陈乃乾、宋云彬、杨伯峻、傅振伦、马非百、王仲闻。出版社要具备文化学术意识,就得在编辑部门中有专门家、学者,他们可以不受某种潮流的冲击,甘心于为文化学术事业而执着一生。
四
按照我当时的政治处境,是不能写文章往外发表的。于是我白天审读、加工稿件,晚上看我要看的书。当时我处理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我建议,由中华书局搞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领导同意这一方案,于是把陈先生的这部书改名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后来又相继组约《陶渊明卷》《陆游卷》《柳宗元卷》,及编辑部自己编纂的《李白卷》《杜甫卷》。我因在北大从浦江清先生求学时已对宋代诗文感兴趣,立志于从事宋诗研究,于是想先从资料积累着手,着手搞《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和《杨万里范成大卷》。我平时从中华书局书馆借书,夜间翻阅,每逢星期天,则到府右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所带的馒头伴着图书馆供应的开水当一顿午饭我的近二十万字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和七十余万字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出来的，这也算是我做文献资料研究的起点。我没有荒废时间。80年代前期,南京大学中文系莫励锋同志在程千帆先生指导下作博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就说因参考我的这部资料汇编,得到不少线索,省去不少时间。我自己后来翻阅这两部书,也感到惊讶,我当时怎么能查阅那么多的书,有些书我自己也好像觉得从未见过似的。
大约1960—1961年间,我负责审读孔凡礼先生的《陆游卷》资料,他们辑集的资料中有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高明、余尧臣《题〈晨起)诗卷》两文。他是作为后人对陆游《晨起》诗的评论而收辑的,但我在阅稿过程中却注意到高明(则诚)这篇文章是过去有关其诗文辑集的材料中未曾见的,这也算是对其佚文的补辑，尤其是余尧臣的一篇,其中说高明作这篇题记为元至正十三年,越六年即病逝于四明(今浙江宁波)。我由此考出高明卒年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这离明代建国即洪武元年(1368)还有九年,而过去的记载,从明代的《南词叙录》《留青日札》《闲中古今录》,至现代人著作,包括一些文学史书,都说这位《琵琶记》作者曾应明太祖朱元璋之召征修元史,后以老病辞归。这在过去差不多已成定论。我这篇文章刊于当时中华书局创办的《文史》杂志第1期(1962年)。刊出后曾为一些文学史论著所引用,但也遭到驳难。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这一说法近几年来已逐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杭州大学的徐朔方先生和中山大学的黄仕中先生都赞成此说,并进一步补充了论据。去年黄仕中先生把他的新著《琵琶记的研究》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0)寄赠给我,书中关于高则诚的卒年还专设一章加以考辨。我并不是专门研究戏曲的,但高则诚卒于明建国之前确是破过去自明以来的成说,而就我来说却是于无意中得之的,得益于编辑的阅稿工作。这就是说,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而且有时所得恐还要超过这所“嫁”之“衣”。
五
我用大半的篇幅谈了“文革”前的治学经历,是想说明,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真正做研究工作,并非在大学或研究机构,而是在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确实有所谓“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味道,但真正投入者会有大学、研究机构所不易具备的求实、广学、高效三者兼备的机能。在专业性较强并有一定学术环境的出版社,只要自己努力,是能够在学术上有所成的。即使在商品经济体制下,我想这种情况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的出版社,应该说已与大学鉰懷绩活研究所一起,成为有较强发展前途的学术研究基地。我希望以后能多注意报道出版社出来的专业人才,提高编辑人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去除过去遗留下来的对编辑工作的偏见和误解。正因为如此,“文革”之后,我的政治问题得以彻底纠正,本有机会调回大学,但我还是留了下来。70年代末,北大中文系要我与褚斌杰同志回去,结果,中华书局只放了褚斌杰同志,我仍留下来。8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恢复中文系,他们因鉴于我在建国初在清华念过一年书,提出要我去当系主任。1985年秋,清华举办闻一多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王瑶先生还特地对我说:“你还是回清华吧,我们共同把中文系复兴起来。”但交涉多次,也未办成,我的态度似也不太坚决,最后商议由清华中文系聘我为兼职教授我已立志于一辈子做编辑了,中华书局在我之先的就有周振甫先生。
“文革”后我的第一部专著是《唐代诗人丛考》(1978年写成1980年出版)。其实这部书的最早蕴酿还是在“文革”以前。我曾说过,60年代初,我因病住院,随身携带那时新翻译出版的法国丹纳《艺术哲学》。从丹纳的书我得到很大的启发,我觉得研究文学应当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这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应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这牵涉到总的研究观念的改变。因此我在《唐代诗人丛考》中,除了考索作家事迹外,着重注重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于数量较多的中小作家,而过去的研究视角只落在少数几个大家身上，于是文学史往往成为孤立的点的联缀,而不是永流不歇的作家群体的发展。二是注意不同地区的作家群分布,从中探索不同的创作风格。我是第一次对大历时期诗人提出南北的两大群,即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钱起、卢纶、韩翃等,一是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刘长卿、李嘉祐皎然等。
我的这一做法,是得到学界友人的鼓励和赞许的。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先生为我的《唐诗论学丛稿》作序,说:“《唐代诗人从考》出版时,我们刚摆脱古典文学研究的单调浅薄的模式不久,这部著作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1998年第4期《文学遗产》有董乃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三位“关于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陈尚君说:“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的出版,对于唐代文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受陈寅恪、岑仲勉治唐史的影响,追求广泛、全面地占有文献,在考订中注意分别史料的主次源流。”赵昌平则认为近二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有更深更广的开掘”,这就是“史料学带上了文化学意义,傅璇琮先生的考证,就是借鉴了丹纳关于地域文化和诗人群体的艺术理论”。我想,这不只是对我个人治学的评论,而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学者对文学研究如何在观念和方法上有所创新的思考。
在这之后我的一些著作,在同行中大家也都比较熟悉,限于幅,我也不一部一部地展开来谈了。我曾不止一次说过,80年代以来,我虽然写了一些书,但总是想为学术界做些实事:“我希望多做些实在的事,这不但在自己写作的时候是这样,在所从事的编辑工作中,我总也力求组织一些切实有用的书稿,使我们的学术工作有一个丰厚的基础。”(《唐诗论学丛稿》后记)
譬如在《唐代诗人丛考》之后,我本来接着想作中晚唐文学研究的,但中晚唐的文献材料较初盛唐复杂得多,其间有不少作品真伪需要清理。因此我与友人合作,索性对整个唐五代的人物作-个综合性的传记索引。我们收辑了八十三种唐宋人的史传著作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编成了一部一百三十余万字的大书:《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在此基础上,我就接着作《李德裕年谱》,以李德裕为中心,对牛李党争做了全面的清理,并对中晚唐的有关作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对元稹、李商隐、杜牧等)。
80年代,我还写有《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是想通过科举来了解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以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面貌,这也是我文化研究的另一尝试。接着又作《唐才子传校笺》,邀约国内十余位学者对《唐才子传》书中近四百个作家,作一次传记材料的梳理,努力从高层次上总结目前已取得的作家事迹考证的新成果,以体现中国学者当前唐代文学研究的水平这种求实的工作是得到学术界肯定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蒋寅同志在评陈尚君、陶敏所作的《唐才子传校笺补正》时说:“傅璇琮先生对学科建设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从8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直有计划地组织领导着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活动,他对唐代文学学科建设所作的贡献,应该说要超过实际获得的荣誉。”(《书品》1996年第3期)
90年代,我为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组织了两项较大的选题，一是邀约南开罗宗强先生主编《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罗先生关于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是很有特色的,我相信这套通史的编撰、出版,必将提高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理论水平。另一是与当时文学编辑室两位主任徐俊、顾青同志商议,由我任主编,编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我在总序中提到:“这将是古典文学研究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工程,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本世纪学术的回顾和总结,对于21世纪学术的迎候和奉献。”中华书局如果頻に戽怔后数年内在这两套书的出版上形成相当的规模,我相信一定会引起中外耜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
近几年来我个人的研究,主要有三项:一是继《李德裕年谱》之后,与安庆师院中文系教授周建国同志合作,作《李德裕文集校笺》。我们选择目前李德裕文集最好的本子——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原陆心源收藏并校勘的影宋钞本为底本,对李德裕著作作一次历史性的清理,包括编年、辑佚,以及对史事的考证。我希望通过这一工作,体现古籍整理需要真正下实在工夫以出精品的要求。因李德裕是河北人,故此书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另一是我在作完《唐代科举与文学》后,很想进一步考察宋代的科举。但宋代科举史料繁富,我一人力不胜任,正巧我的好友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龚延明同志在撰成《宋代官制辞典》后拟另作一新的课题,征求我的意见,于是我们二人共同商讨,从事《宋登科记考》的编纂。此书包括科举大事记编年与历榜登科名录两大部分。宋代科举取士人数是历朝最多的,据现有材料统计,约十万人。而至今为止收罗宋代人物最多的是台湾学者王德毅等所编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共收二万二千多人,而记载登科人则只有六千余人,仅占两宋登科人十六分之一。而我们的这部《宋登科记考》,已考出登科者五万多人。这可以说是填补中国科举史研究的一项空白。此书编纂的总构思,是我和龚延明同志共同商定的，而工作的基点则放在杭大,并邀约北大友人等合作。历经五年努力,已接近完稿,总字数将达四百五十万。
第三项是唐五代文学编年。我在作《唐代诗人丛考》前,即已思考做文学编年的工作。我一直认为,研究文学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而文学编年史则可能会较好地解决整体研究的问题。如以唐代文学为例,我们如果分段进行唐代文学的编年,把唐代朝廷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交流或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材料,一年一年编排,就会看到文学上“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而且也可能会引出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当然,编年史只是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它并不能代替其他体裁、其他方式的研究,只是因为目前古典文学界对此还未予重视,因此我就着手于此。唐五代文学编年,是我提出编撰原则与体例,与湘潭师院的陶敏、李一夫,厦门大学的吴在庆、贾晋华商讨合作,并经过几次反复修改,也历经五、六年,现在已有初稿,正由我统一定稿,全书将有二百二十万字。另外,我也已约甘肃师大赵逵夫教授作先秦文学编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曹道衡研究员作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编年。如果我们能有一部从先秦至清末(即公元1911年)的文学编年通史,人们可以一年一年地看到古代文学发展的具体历程,这将是我们文学史研究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
1998年8月,北京。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