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对白岩松这个年纪的人，他们曾经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饿。这种记忆的阴影拉得很长，直到今天似乎还在。

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饿，是饱。

但对白岩松这个年纪的人，他们曾经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饿。这种记忆的阴影拉得很长，直到今天似乎还在。

1978年，白岩松十岁，第一次去北京。

那是“改革开放元年”，我们国家的首都是什么样？

他和妈妈、哥哥三人到了北京，住哪儿呢？住澡堂子。

你可能会想，因为他家没钱。

白岩松说，他家当然没钱，“你们家也没钱，他们家也没钱”。

但“没钱”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那时几乎没什么服务业。

游客开始多起来，住宿怎么解决？北京必须开动脑筋。

那时候遍地澡堂子，澡堂子只营业到晚上九点，之后就开始接待游客住宿。于是妈妈去女宾部，白岩松和哥哥进男宾部。

第二天早上七八点，澡堂要开业了，他们一家三口就会被“请”出去，钱当然是提前付过了。

住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是吃——那才是印象最深的。

每个能吃饭的地方，饭点都要排队。

每个坐着吃饭的人身后，都站着两三个等待的人。

这两三个人里头，有他们，还有乞丐。

他亲眼见过那时的乞丐是怎么做的：前面的人吃完，如果有剩，谁先冲上去往盘子或碗里吐一口唾沫，这剩饭就归谁了，别的乞丐不会再抢。

这就是1978年的北京。

因为要去北京，又是人生第一次，白岩松的妈妈在几个月前就反复说：北京东风市场中间过道上，有家担担面店，特别好吃。

念叨了几个月，这碗面成了他心中最大的大餐。

到了北京，排长队之后，终于吃上了这碗担担面。

很多年后回想，它不过就是一碗担担面，但在那时，真是美味无比。

没办法，我们国家当时几乎没有服务业。

1978年，全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全年总收入加起来不到1000亿元；而47年后的今天，中国第三产业每天的收入都超过2000亿元。

这么一对比，你就明白白岩松这段个人记忆，和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了。

只是他一个人这么“饿”吗？他已经算不错的了。他吃到了担担面，他可以排队等，而且他不是乞丐。

白岩松的一位学长——杨正泉，讲过一段更“饿”的往事。

他是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第一届毕业生，后来担任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

他说，在最困难的1959到1961年间，有一天晚上十点多，他正在洗裤子，突然从裤兜里摸出一两粮票。

当时二话没说，把洗到一半的裤子往水池一扔，穿上衣服就冲进北京的寒夜里。

为什么这么急？因为那是月底最后一天，这一两粮票再不用就过期了。

那时广播学院还在城里，靠近现在的中央电台。

他拿着粮票到处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在卖烧饼的地方，把粮票花了，当场吃完，心满意足地回去继续洗裤子。

白岩松自己也有类似的记忆。

1989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安排到房山周口店——也就是北京猿人遗址所在地——锻炼一年。

那一年最深的记忆，就是饿。

原本他们晚上会运动，也有乒乓球台，但后来不敢动了。

为什么？因为每天下午五点多吃完那永远不变的一盘炒疙瘩，到七点钟就又开始饿。

要是打乒乓球，六点半就饿得受不了，整晚睡不着。后来大家干脆不运动，改打牌了。

有人会问：你们没钱吗？其实也发工资。那为什么不买点吃的？

因为周口店一到晚上六点，所有小卖部全关门了。

那时他每周回一次广播学院。坐长途车从周口店颠簸好几个小时到六里桥，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旁边小卖部买一根大香肠，站在那儿吃完，再转车回学校。

这就是那个时代给他刻下的印记。

后来白岩松有机会见到陈佩斯，他说了句话，特别到位：“咱们这一两代人，减肥太难了。为什么？看不得剩饭，只要剩下就一定吃掉。”

白岩松也说，很同情现在的年轻人做他们这代人的孩子——减肥同样不容易。因为这代人的妈妈都饿过，所以总是用那种期待、绝不放过的眼神看着你吃饭，劝你：“再加一碗吧。”

他还说，现在《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这些美食节目能火，要是放在七八十年代，拍得再好也火不起来。

为什么？播出时间太“缺德”了。要是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晚上十点多播《舌尖上的中国》，那根本不是节目，是犯罪——得有多少人看得挠墙啊！

不过，很多美好的记忆，也恰恰是因饥饿而来。

比如上大学时，有一次他们去北京郊区做社会调查，中午没吃饭，赶回学校已经下午三点多。一位女同学说：“去我们宿舍吧。”

她违规用电炉子给大家煮了一锅方便面，只不过比平常多放了一根香肠、一点青菜，却成了白岩松记忆中的超级美味。

很多年过去，每次聚会，他总要提起那一碗面。他猜想，那味道之所以难忘，不仅是因为面里多了香肠，或许也因为，它是在女生宿舍里吃的。

刚才说的是物质上的饿，但精神上更饿。

物质上再饿，努努力还能吃饱；可精神上，以前是真没粮食。

改革开放之后才有了粮食，问题也就出现了：只要饿，一定是因为缺；只要缺，它就贵。

所以他们经历了“精神食粮最贵”的时代。贵到什么程度？

1985年，白岩松到北京上大学。

那年10月，他在王府井买到了上大学后的第一盒磁带——是头一年英国威猛乐队（当时译作“英国瓦姆电子乐团”，这翻译真土）来北京演出的现场版。

这盒磁带多少钱？5块5。而他当时一个月生活费是40块钱。

5块5是什么概念？1985年，北京广播学院食堂一份宫保肉丁3毛5。

还有更贵的。

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面》，一张伟大的专辑，也是在流行榜上停留时间最长的专辑。这张CD是他在1992年于北京王府井外文书店买的。多少钱？198块。

198块又是什么概念？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大概120到150块。

试问，你现在会花比自己一个月工资还多出一大半的钱，去买一张CD吗？

再说到书。

房龙的《宽容》，是他一生中特别温暖的回忆。

一个寒冷的周日，那是每周唯一的休息日。他因为太冷，缩在宿舍的上铺看书。突然一个同学冲进来说：“太牛了！我买到了房龙的《宽容》！”

这书出版了？他连话都没接，直接从铺上下来，穿上鞋和衣服，夺门而出，冲进风雪里。

坐公交车从广院到红庙，在车站旁的新华书店买下《宽容》，再抱着书回到宿舍。

他为什么不接话？觉得耽误时间。

那就是那个年代的饥渴。

这种饥渴有没有好处？有。

它让你真正善待每一份食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那些磁带，他反反复复听了不知多少遍。

再回到“肚子的问题”。

现在的人吃得太好，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在一代代母亲“多吃点”的目光中，终于把自己吃成了糖尿病大国、高血压大国、高血脂大国……

所以现在提倡“管住嘴，迈开腿”。

我们才走了这么短的路，就已经吃“过”了。身体负担越来越重，慢性病快速发展。

中国有句老话叫“吃饱了撑的”。

如今你会发现，我们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真就是“吃饱了撑的”。

白岩松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恢复饥饿感”。

很多人说现在的东西不如小时候好吃。

他说，人真是健忘。也许有些食物确实不如从前，但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觉得，那主要是因为你不再饿了——饥饿，才是最好的调味料。

有人问“怎么才能饿？”

他的建议是：如果你在吃下一顿饭前的半小时或一小时感到饿，就说明上一顿吃对了。只要你上一顿吃过了量，到了饭点也不会饿。不饿，吃什么都香不起来。

慈禧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小窝头。那是她在逃难路上饿极了吃到的。好不容易饿一回，就成了人间至味。

老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也一样，皇上落难时吃一顿乱炖都觉得美，回宫后再让人做，却难以下咽——因为他不饿了。

精神世界，何尝不是如此？

一转眼，精神食粮已从“最贵”变成了免费。

当年贵到什么程度？

除了5块5的磁带、198块的CD，还有1985年他离家上大学那天：家里新买的电视，在他出发前一小时才送到，连箱子都没来得及拆，他就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因为没见到电视开机，一个学期后放寒假回家，他特意和那台电视合了张影。

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人会和自家电视机合影？那不过是一台20寸的电视，时间是1986年春节。

电视在当时是超级大件。

白岩松曾特别羡慕鞠萍——1988年她参加央视“如意杯”主持人大赛获奖，走上主持人道路。

他当时不关心她是否成名，只关心她的奖品：居然是一台如意牌电视。

1989年在乡下锻炼时，他和同学算过一笔账：那时每月工资90到110块，而最流行的“平面直角遥控”牡丹彩电卖2480块。

要攒多久？他们咬牙说每月攒20块（其实根本攒不下），一年220块，得十一年才买得起。

算完，大家都觉得没戏，转而聊别的去了。

但今天，2480元足以买一台很大的液晶电视。

现在，和精神有关的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甚至多数免费。

人人有手机，精神食粮大多从手机上来。

但据他观察自己和他人，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世上看似免费的东西，其实代价最高。因为它拿走你的时间，却不一定会真正提升你。

人们容易有一种错觉：通过手机能获取无数知识。

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已成标配——老师刚讲到3，学生已搜到8。

你随时能知其然，却往往不知其所以然。

当免费的“知识”占用你大量时间，当你以为知道得越来越多，实际却可能原地踏步——这时，你还会有精神上的饥饿感吗？

要想真正进步，恐怕要从找回饥饿感开始。

很多人并不在意每天看了什么，只是觉得“看了”才安全。

原地踏步再久，依然只是站在十字路口。

其实每条路都可能通向不错的远方，但你满足于眼前无数的“美味”，感觉不到饿。

所以，白岩松觉得恢复饥饿感，是件极其重要的事。

参考书籍：白岩松《白说》

来源：一枚小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