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那封举报信逐渐浮出水面，眼前的一切变得越发清晰。不禁心头一震，那个体育圈，竟然早已沦陷到如此黑暗的深渊，一个连天真无邪的少年都敢伤害的“金牌机器”，到底还剩啥脸面，能毫不羞耻地继续高高举起奥林匹克旗帜，堂而皇之地站在奥运的舞台上？

随着那封举报信逐渐浮出水面，眼前的一切变得越发清晰。不禁心头一震，那个体育圈，竟然早已沦陷到如此黑暗的深渊，一个连天真无邪的少年都敢伤害的“金牌机器”，到底还剩啥脸面，能毫不羞耻地继续高高举起奥林匹克旗帜，堂而皇之地站在奥运的舞台上？

荣誉背后的阴影，谁是帮凶？

七十年代中期，罗马尼亚的体操选手纳迪娅·科马内奇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的表现，可谓空前绝后，令全世界都为之一振。这也让美国的体操界感受到了一阵强烈的危机感和羡慕嫉妒的情绪。

为了追赶上来，美国体操界开启了一场大动作，重点就是大量招收小女孩，投入到训练当中。

这些小姑娘身子灵巧、柔韧，状态十分可塑，完成高难度动作相对容易些。在封闭的训练环境中，她们也更“听话”，管理起来也方便不少。

就算训练条件再艰难，甚至遇到疼痛，这些年幼的选手们也很少会反抗。

这个动作很快带动了美国体操水平的大步提升，到了1991年，美国体协的年度收入已经飙到1200万美元。

这种机制跟咱们国家那种集中优势资源培养体育人才的“举国体制”其实差得挺远，它更像是一种过度商业化、只看重金牌的畸形产物。在追求成绩和经济效益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了体育的真正意义，把运动员的健康和尊严都给忘了。

正是在这股盲目追逐金牌和财富的热潮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魔鬼”——拉里·纳萨尔，悄悄地走进了美国体操界的中心地带。

他曾经是美国国家体操队的队医，还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担任骨科医生，背景挺亮，看起来也挺受信赖，是个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

从1996年到2014年，他一直担任美国体操协会的全国医疗管理负责人，带队参加过多次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赢得了“美国体操界最棒的医生”的美誉。

早在1992年，纳萨尔就已经开始借着队医的身份，以“治疗”为名，做出令人发指的性侵行为，针对一些年轻女运动员。

他将这种侵犯包装成所谓的“必要医疗措施”，比如说是“骨盆检查”或“缓解肌肉疼痛”，让女孩们脱掉衣服，然后随意触碰她们的隐私部位。

这些受害者大多是13到16岁的女生，她们长时间待在封闭的训练营里，普遍缺乏基本的性知识。面对医生所谓的“专业检查”时，虽然心里可能觉得不舒服或有疑问，但出于恐惧、羞涩或盲目信任医生职业道德，往往不敢说出，也分不清这所谓的“治疗”到底正常不正常。有些极端情况下，受害者甚至只有6岁。

无法言说的痛楚与被漠视的呼救

多位著名运动员曾成为他的受害者，她们的故事也只是这场丑闻的冰山一角。奥运冠军麦凯拉·马罗尼，在伦敦奥运会上为美国拿下团体金牌和个人跳马银牌的体操明星，也曾遭遇纳萨尔的侵害。从她13岁加入国家队训练营起，就被他以“治疗”为幌子不断侵犯。

马罗尼在2017年站出来指控，详细描述了自己受虐的经过。她说，有一次搭乘飞往东京参赛的航班时，纳萨尔偷偷给她吃了安眠药。等她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纳萨尔的酒店房间里，他还在对她“治疗”。

那一晚，马罗尼觉得自己“快不行了”，自己全身光着，纳萨尔压在她身上，连续对她犯下了猥亵行为好几个小时。

马罗尼一跟教练说自己不舒服，没想到换来的是被责怪“太敏感”，她的声音就这样被狠狠地压制住了。

还有一个勇敢挺身而出的玛姬·尼科尔斯，她的故事更是揭露了美国体操协会背后那冷酷无情、系统性掩盖丑闻的真相。

2015年，尼科尔斯在卡罗里伊训练营受伤，纳萨尔找借口为她治疗时，却趁机对她进行了侵犯。

她把自己的经历跟队友艾莉·莱斯曼说了，莱斯曼也坦白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痛苦。

尼科尔斯鼓起勇气，把这事跟教练萨拉·詹时讲了，詹士又把情况报告给了当时的美国体操协会主席史蒂夫·彭尼。

让人觉得寒心的是，这个关键的举报就像石头扔进了大海，完全没有引来任何实质性的调查或应对。

更让人震惊的是，尼科尔斯本来已经拿到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可是在举报之后没多久，竟然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

这样明目张胆的报复，不仅狠狠打击了年轻运动员追逐奥运的梦想，也向所有还在犹豫的人发出了警告：敢说真话，后果自负。尼科尔斯，也正是首批勇敢站出来揭发纳萨尔的运动员之一。

奥运金牌得主艾丽·莱斯曼也是纳萨尔的受害者，她在法庭上敢于面对纳萨尔，愤怒地指责他毁掉了许多女孩的未来。

她回忆起自己15岁时遭遇纳萨尔的性骚扰，坦率地指责美国国家体操协会对纳萨尔的袒护行为。

在这段长久的阴影中，瑞秋·丹霍兰德成为第一个站出来，起诉纳萨尔的女性。

早在2000年，只有15岁的丹霍兰德曾向密歇根州立大学举报纳萨尔的侵犯，但校方经过“调查”后，竟然说纳萨尔没有错。

之后，丹霍兰德又在2014年再次举报，可校方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包庇这位“名医”。

密歇根州立大学一直在雇用纳萨尔，即使《教育法修正案9》明确要求学校要积极调查性骚扰的举报，可他们还是屡次未尽责任，甚至还隐瞒事实。

直到丹霍兰德案子曝光后，面对大量的舆论压力，学校才被迫解雇了纳萨尔。

在法庭上，丹霍兰德不断追问：“一个小女孩，她到底值多少钱？”这样一句直戳人心的话，揭示了所有受害者内心最深处的痛苦与愤怒。

美国体操协会的回应，才让纳萨尔得以逍遥了整整二十多年。

据记载，早在1997年，一位14岁的女孩就曾向教练举报过纳萨尔，不过那会儿得到的答复竟然是让她“别说话”。

更离谱的是，协会竟然出台了一条特别奇怪的规定：如果没有父母或证人的签字，关于性侵的举报就算作“传闻”，根本不会去理会。

当时担任美国体操协会主席的史蒂夫·彭尼，被曝出在背后充当“压事者”的那一方。

他不仅跟警方谎称协会有“内部调解机制”，实际上还用威胁受害者和家长的办法，试图压制事情的发展。

2015年，玛姬·尼科尔斯的妈妈提出投诉之后，彭尼亲自打电话警告她，说这事会“搞臭国家队的名声还会影响玛姬的未来”，没几天，她的所有代言合同都被终止了。

有人指控彭尼买通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阻止案件的深入调查，还私底下跟一些队员签了保密协议，要受害者都别说话。

正义的呼唤与丑闻的延续

2016年8月，里约奥运会正火热进行，美国女子体操队夺金夺银，气氛极其火爆的时刻，一封匿名举报信犹如闪电划破夜空，直奔《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和《今日美国》两家主流媒体，点名队医拉里·纳萨尔在训练营性侵女运动员。

得知举报之后，记者们没有掉以轻心，立即投身到一场艰难且耗时的调查里。

记者们翻阅了堆积如山的档案，核查了无数的记录，四处寻找潜在的受害者，终于，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浮出水面：纳萨尔的罪行可以追溯到1992年。

受害者的数量之多，涉及的范围之广，真是令人震惊——至少有265个女性，甚至超过500人，其中不少还只有十三四岁的花季年华就已沦为他的猎物。

在2018年1月24日，英厄姆县法院出现了这场历史性审判中最让人感动的一幕。

在罗斯玛丽·阿奎利纳法官的主持下，156位受害者纷纷走上证人席，不再沉默，一个接一个地揭露纳萨尔的罪行，用自己的话语曝光了这位“伪善”医生的真面目。

在审讯期间，纳萨尔曾向法庭递交一封信，试图为自己辩解，声称自己是“好医生”，那些控诉他的女性都是被媒体误导，还对受害者进行了恶意攻击。

阿奎利纳法官一眼看穿了他的伪装，毫不留情地对纳萨尔说：“纳萨尔先生，我现在判你有期徒刑175年，折算成大约2100个月——我已经签了你的死刑令。”她特别强调，纳萨尔一直没真心承认错误，所以不配获得出狱的机会。

拉里·纳萨尔的性侵案揭示的，不只是某个“恶魔”个人的罪行，更反映出美国体育界那些根深蒂固的制度性问题。

为了拿金牌和追逐利益，愿意牺牲一切，甚至无视孩子们的安全和尊严，这种价值观在美国体育界可一点也不稀奇。

2024年巴黎奥运会刚结束没多久，美国体育圈又曝光了一宗震惊的丑闻：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被指控多年隐瞒兴奋剂使用者的违规行为，甚至还招募他们成为“线人”，用来监视其他国家的运动员。

关于这届奥运会中美国跑步选手奈顿涉嫌使用兴奋剂一事，负责调查的田径诚信委员会，独立于世界田联，已经把此事递交给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进行上诉。

与此同时，部分美国媒体和机构不断炒作“兴奋剂问题”，把这事当作抨击国际奥委会、批评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借口，还指责和攻击我国以及其他国家。

美国那独立调查记者本·诺顿，在接受我国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实际上美国经常把国际体育比赛变成政治工具，这事儿早就不是啥新鲜事了。

他说，我国游泳队的每个人平均接受了21次药检，而美国队的平均每人只做了6次，欧洲和日本的队员平均只需要4次检测，明显不太公平。

诺顿还特别指出，美国之所以制造这些指控，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想在国际体育和其他国际事务中抹黑咱们国家，用一些大多是编造的理由来抹黑我国。

西班牙智库“知华讲堂”名誉主席马塞洛·穆尼奥斯也有类似看法，他觉得美国把非西方国家运动员取得的突破当成对自己的一种威胁，因而对这些成绩提出质疑，这其实体现出他们非常缺乏自信。

穆尼奥斯坦言，巴黎奥运会期间，美国表现得特别紧张，不安，原因在于我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数已经跟美国持平了。可以预料，在下一届奥运会上，我国的整体实力将有望超越美国，这让美国难以接受。

在这样的心态带动下，他们就会选择“说谎”，这已经是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老招数，一直用谎话来迷惑全球。

一个连自己的问题都难以面对，甚至不惜把体育变成政治工具的国家，又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在国际舞台上指责别的国家呢？我国家一直强调体育的纯粹和公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干预和双重标准。

只有彻底摆脱那些不正之风，回到体育的本源，才能让奥林匹克精神的光芒真正照耀整个世界。

来源：玩咖网红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