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到中国文化，很多人立马就会想到儒释道法、二十四史、孔孟朱子、宗法礼教。然而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框架解释，只能看到一个显性中国，实则在表面的光鲜之下，中国还有一个隐性社会......

提到中国文化，很多人立马就会想到儒释道法、二十四史、孔孟朱子、宗法礼教。然而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框架解释，只能看到一个显性中国，实则在表面的光鲜之下，中国还有一个隐性社会......

游民——王朝“繁荣”的牺牲品

历史学家王学泰发现，在“儒家文化”的主流叙事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中国：历朝历代，在庙堂和学堂之外，在荒野乡村，在城市里的穷街陋巷，始终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游民。

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仅做不正规的劳动，其成分包括有兵、地痞、流氓、盗贼、乞丐等。他们是宋代城市经济兴起、土地兼并严重后被迫与土地分离，失去宗法约束的无业游民。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将其总结为四大特征：

⚫强烈的反社会性；

⚫在社会斗争中最有主动进击精神；

⚫注重拉帮结派，注重团体利益，不重是非；

⚫自我约束、文明规范以及社会生活必需的文饰，统统消失。

▋所谓农民起义，其实都是游民起义

随着研究的展开，王学泰发现：游民现象和游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历史的导演者，也是他在监狱中所见到的那些坏人身上都具备的“文化特质”。

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在中国社会中力量强大。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

明末思想家唐甄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确实，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事实上，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领袖，往往都是游民出身，甚至很多“帝王”都是从游民而来，比如朱元璋、刘邦、后梁太祖朱温、后周太祖郭威、前蜀高祖王建、南朝宋武帝刘裕等。

因此出身游民的朱元璋十分畏惧无业游民。他最明白“游民”究竟蕴含着多大的力量——

⚫他们没有固定职业，要么迫于生计出卖劳动力，要么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也因为身处底层，对成功与改变命运最为渴望，往往最具赌徒心态。

⚫他们没有稳定居所，往往为生计远离家乡、四处漂泊，甚至落草为寇，却因此变得消息灵通、见多识广。

⚫他们没有多少私产，所谓“无私也就无畏”，因此，他们常常“胆大妄为”，为改变现有秩序，甚至取而代之，往往会主张天下“公有”，无论在哪个王朝，“游民”都是对现有秩序威胁最大的一支力量。

由于太过担心，因而严加控制，将他们“不与齐民列”，归为“破落户”，《大诰》里更是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

为了尽可能减少游民，朱元璋规定：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此外还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我们仍然活在游民文化中

王学泰还发现：“游民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和发展，早已渗透到了我们的灵魂深处，每个人身上都多多少少有点“游民意识”。

这种意识千百年来从未绝迹，它的典型特征是：对自己的未来不相信，对原则不相信，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为了利益能及时到手，只愿意追求短浅的目标；为了短浅的目标能快速实现，往往采取简单而极端的手段。

这种意识的产生和传播，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缘由。但“游民文化”的泛滥，却成为社会乱象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种诈骗横行，是典型的游民意识的影响，诈骗“无本万利”，来钱最快，最能实现“快速翻身”；

⚫充斥在各个行业的造假现象，同样与游民意识紧密相关，造假难以长期发展，但却能带来短期的“繁荣”；

⚫甚至官员贪污腐败，某种程度上也与游民意识有关，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走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游民意识所形成的文化，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为了自己的利益，其他一切人、事、物，都不过是实现自己目标的垫脚石。

古代皇权专制社会为这种文化提供了优良土壤：统治者以暴力压迫民众，控制社会，从民众那里予取予夺。

王学泰先生强调，如果统治者自己工具化了，要求普通民众不工具化，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受游民文化影响越深的人，越容易变成像《水浒传》里的“好汉”们一样的人，为破坏规则、践踏道德找到“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之类的正当性，做起坏事来不仅没有底线，甚至连负罪感都没有。

这种文化推广至整个社会以及朝代更迭，正是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很难走出历史三峡的文化根源。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