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若论中国人的 “聚会文化”，文人雅集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它不像市井酒肆的喧闹，也不似宫廷宴饮的奢华，而是带着一股 “诗酒趁年华” 的雅致，从先秦两汉一路走到清末，把读书人的风骨与趣味，都藏进了一场场看似寻常的娱乐里。
若论中国人的 “聚会文化”，文人雅集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它不像市井酒肆的喧闹，也不似宫廷宴饮的奢华，而是带着一股 “诗酒趁年华” 的雅致，从先秦两汉一路走到清末，把读书人的风骨与趣味，都藏进了一场场看似寻常的娱乐里。
先秦时期，知识是贵族的 “专属品”，《诗经・小雅》里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的诗句，描绘的就是贵族宴饮时的场景 —— 既有音乐相伴，又有诗文唱和，这便是文人聚会最早的雏形。可别小瞧这些聚会，它们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而是藏着古人对生活、对文化的思考。就像钱穆先生说的 “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文人的这些娱乐活动，恰恰是 “共业” 的一种体现。
提到文人雅集，绕不开的便是 “曲水流觞”；而提到 “曲水流觞”，又绕不开王羲之的《兰亭序》。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位文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举办了一场雅集。他们沿着溪水而坐，把酒杯放在上游，让杯子顺着水流漂，停在谁面前，谁就喝酒、写诗。这一场聚会，写出了三十七首诗，王羲之更是挥毫写下《兰亭序》，从此 “曲水流觞” 成了文人雅集的 “天花板”。
或许有人会问，不就是喝酒写诗吗？为何能流传千年？其实这里面藏着两层深意。一是古人对 “自然” 的敬畏，溪水、山林、春风，都是聚会的一部分，文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寻找灵感，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里 “天人合一” 的体现。二是对 “才情” 的考验，没有提前准备，酒杯停下就得作诗，这可不是随便就能应付的。就像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里写历史人物时，总爱用 “真本事才敢露脸” 的视角，兰亭雅集里的文人，靠的就是肚子里的墨水 “露脸”。
更有意思的是，“曲水流觞” 并非只有兰亭这一场。后世的文人不断模仿，比如北宋的苏轼，就曾在黄州的赤壁旁举办过类似的雅集，还写下了《赤壁赋》。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甚至在圆明园里修了 “流杯亭”，专门用来复刻这种雅趣。只不过，乾隆时期的 “曲水流觞”，多了几分皇家的排场，少了些魏晋文人的洒脱 —— 这也恰恰说明，文人娱乐活动的风格，始终跟着时代走。
如果说 “曲水流觞” 是文人与自然的对话，那 “飞花令” 就是文人之间的 “脑力较量”。这种行酒令的玩法，最早能追溯到唐代，名字来自韩翃《寒食》里的 “春城无处不飞花”。规则很简单：选一个字当 “题眼”，大家轮流说诗句，诗句里必须有这个字，说不出来的就得喝酒。
别觉得这容易，唐代的文人玩飞花令，可比我们想象中严格多了。比如选 “花” 字，第一个人说 “春城无处不飞花”，第二个人就得说 “落花时节又逢君”，而且诗句里的 “花” 字，位置还得有讲究 —— 有时候要求在第一字，有时候要求在第三字，错了位置也算输。这就好比现在的 “诗词接龙”，但难度翻了好几倍，既考验诗词储备，又考验临场反应。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说，明代的文人 “以文会友” 是常态，而飞花令就是 “会友” 时的常用项目。有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明代文人李东阳在家办雅集，玩飞花令选了 “月” 字。轮到一个年轻书生时，他一时想不出诗句，脸都红了。李东阳没让他喝酒，反而笑着说 “‘举头望明月’不算吗？”，既给了书生台阶，又活跃了气氛。这个小故事里，藏着文人雅集的另一层意义：娱乐不是目的，交流才是。飞花令看似是 “比赛”，实则是文人之间的互相欣赏与提携。
到了清代，飞花令的玩法更灵活了，不再局限于诗词，甚至可以自己临场作诗，只要不超过七个字就行。《红楼梦》里就有这样的场景：宝玉、黛玉、宝钗在大观园里玩飞花令，你一句 “月移花影上栏杆”，我一句 “粉面含春威不露”，既文雅又热闹。曹雪芹写这段，不是单纯写娱乐，而是通过飞花令，展现了大观园里年轻人的才情与性格 —— 这就是文人娱乐活动的魅力，它从来都不只是 “玩”，而是生活与文化的缩影。
说完了 “动脑子” 的，再说说 “动手” 的 —— 六博。这种游戏最早出现在先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 “兵种棋戏”，有点像现在的象棋，只不过棋子、棋盘的规则不一样。六博的玩法是 “掷采行棋”，先扔骰子（那时候叫 “博箸”），根据骰子的点数走棋子，谁先把对方的棋子吃掉，谁就赢。
汉代是六博最流行的时期，从出土的文物就能看出来：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出土过完整的六博棋盘和棋子；河南南阳的汉画像石上，刻着两个人对坐玩六博的场景，连他们的神态都清晰可见。那时候的六博，可不只是文人玩，贵族、士兵甚至普通百姓都爱玩。韩愈在《送灵师》里写 “六博在一掷，枭卢叱回旋”，说的就是玩六博时，大家为了赢，连喊叫声都充满了气势。
不过，六博后来慢慢变了味。到了唐代，有人觉得 “掷采行棋” 太麻烦，干脆只扔骰子赌输赢，六博就从 “智力游戏” 变成了 “赌博工具”。文人渐渐不玩了，转而喜欢围棋、象棋 —— 这也反映了文人对 “娱乐” 的要求：既要有趣，又不能太 “俗”。但即便如此，六博的影响还在，现在的象棋，就有学者认为是从六博演变来的。比如象棋里的 “将”“士”“象”，在六博里就有类似的棋子，只不过功能不一样罢了。
最后要说的，是投壶。这种游戏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清末，堪称文人娱乐里的 “常青树”。投壶的起源很有意思，它是从 “射礼” 演变来的 —— 古代的贵族宴饮时，会举行 “燕射”（也就是喝酒时射箭），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射箭，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射箭的场地，于是就有人用 “壶” 代替 “靶”，用 “箭矢” 代替 “弓箭”，投壶就这么诞生了。
东汉郑玄在给《礼记・投壶》作注时说 “投壶，射之细也”，意思是投壶是射礼的 “简化版”。但别小看这个 “简化版”，它的讲究可不少：壶的大小、箭矢的长短、投壶的距离，都有规定。而且投壶不只是 “投中就行”，还要讲究 “姿势优美”，就像现在的 “礼仪课”，既要赢，又要赢得体面。
到了明代，投壶成了民间也能玩的游戏，还出了不少 “投壶高手”，苏乐壶就是其中之一。沈榜在《宛署杂记》里专门写过他：“苏乐壶善投壶，背身投之，三矢三中三壶，无虚发。” 意思是苏乐壶能背对着壶投箭，三支箭能分别投进三个壶里，从来不会失手。这可不是简单的 “运气好”，而是长期练习的结果。从贵族的 “礼仪游戏”，到民间的 “绝技表演”，投壶的变化，也反映了文人文化从 “小众” 到 “大众” 的传播。
回望古人的文人雅集，从曲水流觞到投壶，看似是一场场 “玩闹”，实则藏着读书人的风骨与追求。他们玩曲水流觞，是在自然中寻找心灵的宁静；玩飞花令，是在交流中展现才情的自信；玩六博、投壶，是在游戏中坚守礼仪的底线。
就像钱穆先生说的 “中国文化，说到底是士人文化”，这些娱乐活动，就是士人文化的 “活化石”。它们不追求奢华，不追求喧闹，只追求 “诗与远方” 的雅致，追求 “以文会友” 的真诚。即便到了今天，我们再读《兰亭序》，再看《红楼梦》里的飞花令，依然能感受到那种 “优雅永不过时” 的魅力 —— 这或许就是文人雅集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在娱乐中坚守文化，在热闹中保持清醒。
来源：嘉哥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