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1月，因犯贪污罪，被告人孟希娟被淳化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孟希娟系受委派的“从事公务”的人员，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上千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惩处。

备受关注的陕西省级示范幼儿园园长孟希娟被指控犯贪污罪一案，日前已在该院二审开庭，择期宣判。

今年1月，因犯贪污罪，被告人孟希娟被淳化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孟希娟系受委派的“从事公务”的人员，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上千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惩处。

孟希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她称，幼儿园由其独立出资承包，且民事合同中约定了“自负盈亏”。在二审法庭上，孟希娟称，她为幼儿园的经营垫付了个人资金，为当地的学前教育作了一定贡献，其没有非法占有故意，不应对其进行刑事处罚。

“幼儿园园长涉贪千万案”二审开庭 被告人当庭称幼儿园是其独立出资承包“自负盈亏”。

联想、娃哈哈为什么没经历如此官司，因为他们即使国有控股，早已是当地利税大户。而民办幼儿园涉及重大利益时，园长被合伙方“陷害”的现象往往源于多重复杂因素交织，既包括法律程序、财务规范等制度性问题，也涉及人性博弈和政策环境的影响。结合具体案例（如“幼儿园园长涉贪千万案”）及行业普遍现象，可从以下维度深入剖析：

一、合同合法性与权责界定的模糊性

1. 承包协议的效力争议

民办幼儿园的承包合同若存在倒签、未备案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如出租办学资质），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协议。例如，某案例中园长与国企签订的《承租合同书》虽约定“自负盈亏”，但因未明确资产归属且合同倒签，被检方质疑为规避监管。此类合同漏洞易成为合伙人攻击的切入点，将正常经营行为曲解为“侵占国有资产”。

2. 管理权与所有权的错位

部分民办园由国企或集体资产改制而来，承包方虽实际运营，但资产仍属国有或集体。若合同未清晰界定收益分配和资产处置权，一旦涉及拆迁补偿、政策补贴等重大利益，合伙人可能以“维护公共资产”为由指控园长贪污。

二、财务管理的合规性风险

1. 资金体外循环与私设账户

民办园普遍存在收入未全额入账、使用个人账户收支等问题。例如，某园长将1215万元收入转入私人账户，被法院认定为职务侵占。即使园长主张“自负盈亏”，但若无法证明资金用于园所合法支出，仍可能触犯《刑法》第382条的贪污罪或第271条的职务侵占罪。

2. 普惠政策下的资金监管矛盾

普惠性民办园需将政府补贴、保教费等纳入监管账户，但部分园长为应对运营压力（如租金上涨、师资成本增加），可能通过虚构开支、挪用伙食费等方式填补缺口。例如，某园因普惠补贴不足，将延时服务费用于发放工资，被认定为挪用资金。

三、政策调整与利益格局重构

1. 普惠化改革的冲击

政府推动民办园转普惠后，保教费限价与运营成本上升形成矛盾。例如，某园转普惠后年收入减少68万元，同时需向政府缴纳52万元“合作分成”，最终因亏损被起诉。合伙人可能利用政策调整期的财务混乱，将经营困境归咎于园长“管理不善”或“侵占补贴”。

2. 国有资产处置的争议

企办园移交地方时，若资产清算不彻底，易引发利益争夺。例如，某国企幼儿园移交后，园长继续使用国有场地经营，被检方指控“非法占有国有资产”，而园长主张合同约定“自负盈亏”。此类纠纷本质是政策过渡期的产权界定模糊。

四、人性博弈与合伙关系破裂

1. 利益分配失衡与心理落差

若承包方盈利后未按约定分红，或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润，合伙人可能通过举报、诉讼等手段维权。例如，某案例中合伙人因未获预期收益，唆使家长造谣“食物中毒”，并截取园长情绪失控砸电视的视频恶意传播。

2. 权力斗争与控制权争夺

部分合伙协议未明确决策机制，当园长独揽经营权时，其他股东可能以“程序违规”为由发难。例如，某园合伙人因被踢出管理群，联合教师闹事并举报园长“滥用职权”。

五、法律程序与证据链的复杂性

1. 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

若园长由国企任命且人事档案隶属国企，可能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经营行为受《刑法》第93条约束。例如，某园长虽签订承包合同，但因未完成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仍被法院认定为贪污罪主体。

2. 证据缺失与举证责任

民办园普遍存在财务凭证不全、合同条款模糊等问题。例如，某合伙人以现金出资10万元但无转账记录，法院仅按民间借贷判决返还本金，无法支持分红诉求 。此类证据缺陷可能导致纠纷升级为刑事指控。

六、行业监管与社会舆论的影响

1. 监管套利与合规成本

民办园需同时满足教育、民政、税务等多部门监管要求，若存在证照不全、师资不达标等问题，易被竞争对手或监管部门揪住把柄。例如，某“黑幼儿园”因抢生源投毒，暴露了政府对无证园的长期监管缺失 。

2. 舆论审判与道德绑架

公众对教育领域的腐败高度敏感，一旦园长被举报，舆论往往倾向于先入为主地认定其“有罪”。例如，某园长被指控贪污后，家长和教师在社交媒体上发起声讨，尽管最终证据不足，但园所声誉已严重受损。

应对策略与风险防范

1. 完善合同设计

- 明确约定出资方式、收益分配、退出机制及争议解决条款，避免使用“自负盈亏”等模糊表述。

- 涉及国有资产的，需通过审计评估、产权过户等程序确保合规 。

2. 强化财务管理

- 建立独立财务部门，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避免个人账户混用 。

- 定期聘请第三方审计，保存完整财务凭证，尤其注意政府补贴的专款专用 。

3. 关注政策动态

- 提前布局普惠化改革，通过优化成本结构（如缩减非必要开支、引入社会资本）应对保教费限价。

- 参与行业协会，及时反馈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争取过渡期支持。

4. 构建和谐合伙关系

- 建立定期沟通机制，通过股东会、监事会等形式保障合伙人知情权 。

- 引入调解机构（如社区“联调驿站”），在纠纷萌芽阶段通过协商解决 。

5. 法律风险预判与应对

- 聘请法律顾问审查合同、税务合规性，尤其注意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可能带来的刑事风险。

- 遭遇举报时，第一时间封存证据、配合调查，避免因“销毁凭证”等行为加重责任。

民办幼儿园园长被“陷害”的本质，是重大利益面前法律、政策、人性三重博弈的结果。要破解这一困局，需从制度设计（如明确产权、规范合同）、合规管理（如财务透明、依法纳税）、人文关怀（如公平分配、理性沟通）三个层面同步发力。对于园长而言，既要具备商业运营能力，也要强化法律意识，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守住合规底线；对于监管部门，需完善政策细则，避免“一刀切”改革引发系统性风险；对于社会公众，则应理性看待教育领域的争议，避免被舆论裹挟而忽视事实真相。唯有如此，才能构建健康有序的学前教育生态。

来源：何阿姨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