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鞍山的武斗更升级了，居然从武斗发展到绑架。所谓绑架就是劫持对方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把他抓起来关到黑屋里，连打再揍叫他交代问题，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绑架是双方的行为，吓得我也不敢在家待了，深恐睡到半夜被人家绑架走了，于是我跟老伴儿商量一下，就搬到鞍钢二宿舍造反总部

鞍山的武斗更升级了，居然从武斗发展到绑架。所谓绑架就是劫持对方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把他抓起来关到黑屋里，连打再揍叫他交代问题，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绑架是双方的行为，吓得我也不敢在家待了，深恐睡到半夜被人家绑架走了，于是我跟老伴儿商量一下，就搬到鞍钢二宿舍造反总部去住，那里住的人都是鞍钢的造反派，控制着一座大楼，人多力量大嘛，彼此有了依靠，晚上也好睡个安稳觉。

我住在二宿舍把门口的二楼，同屋的一共是三十三人，其中有房产局武工队的，还有钢管厂的，我们同属于鞍钢派。文艺界的人里有我、杨田荣、毛科星、周子龄、冯世福、王宝生等人。屋里是很大的大木床，由于情况特殊，也不分男女了，大家睡在木床上，床边和枕头下面都准备了应手的武器，钢管、大刀片、三截棍、砖头瓶子，以作防身之用。

吃饭一开始是在门前的饭馆，后来呢武斗越来越厉害，随时有可能碰见对方的人，为避免流血冲突，家里开始送饭，全桂每天骑着自行车，都往二宿舍给我送饭，顺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市里面发生的情况。据说对方现在武器充足，是拥军派，有部队的支持，我们这些挨整的人倒成了反军派。除了那些原始的护身武器之外，跟对方相比差得太多了。为此钢都大联合的领导提出我们也应该配备武器，听说大连可以买到枪，就委派杨田荣、毛科星做"特使"到大连去购枪，因为杨田荣有名望，认识他的人比较多，成功率比较大。就这样杨田荣他们第二天就起程了。

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心说这叫什么事啊，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每次运动来了我都挨整，闹了一年多的革命，又站错队了，怎么糊里糊涂地变成了反军派了，谁反军了！解放军是老百姓最爱戴的人，包括我在内，对军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怎么无缘无故的我们就成了反军派了呢？因此每天我们都在打口水仗，我在二宿舍总部负责刻钢板印刷宣传品，有时候还通过高音喇叭向外界宣传我们不是反军派，还诉说我们造反的理由。对方也不闲着，经常开着几辆大卡车停在二宿舍外面，用高音喇叭广播，指责我们是反对解放军的罪魁祸首，口水战满天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哪个人能说得清是非关系。

1968年3月中旬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鞍山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三十九军军长张锋为革命委员会主任，这下我们真成了反军派了，因为张锋说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拥军派，指责我们是反军派，叫我们放弃反动立场，交出所有武器，所以我们的对立面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反军派，必须立刻投降，否则就给予消灭。我们钢都大联合的领导人坐不住劲了，以老戴（鞍钢钢都技术员）为首的几个领导人，去北京上访，几天后他们从北京回来了，在鞍钢总部召开了大会，介绍了他们去北京的经过，他们说到北京后见到某某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了，领导人说我们不是反革命组织，是群众组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又说鞍山市革命委员会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任何镇压所有群众的革命组织都是不对的。其实他们到北京见没见到中央领导，以及他们介绍的情况是否属实，下边的人根本不了解，目的只有一个，给下边的人鼓舞士气。

4月12日，形势急转直下，我早晨起来洗完脸后，透过窗户往大门外一看，数百名学生头顶柳条帽手拿钢管扎枪，开始围攻二宿舍。一时间砖头瓦块像雨点一样抛到二宿舍院里，这是一种严重的挑衅行为。钢都大联合的领导马上派下面的人予以反击，一时间砖头瓦块瓶子从四楼顶以及各个窗口向学生们砸去，同时还把铁大门紧紧关闭，战斗持续了二十几分钟。学生们退了，战斗也暂时告一段落。谁知半个多小时之后，上千名学生第二次又围困了二宿舍，来势甚猛，攻势凌厉，他们砸开铁大门，冲进院里，还有的冲进了一楼，钢都大联合的人也急了，殊死反抗，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短兵相接，终于把学生们赶走了，虽然打得很激烈，我没发现谁受伤，对方也好我们也好，人员都比较安全。

当时我们的最高领导老戴又召开了一个紧急碰头会，他说形势对咱们极其不利，这些学生背后有人操纵，指使他们这么干的人就是三十九军军长，这是严重的挑衅行为，希望大家提高警惕，每个人坚守岗位，睡觉的时候机灵点儿。

4月12日真是个不平静的一天，经过两次武斗，下午形势有所好转，双方都比较克制，我老伴儿按时给我送饭来了，在我吃饭的时候她把我叫到没人的地方对我说："形势对你们可不利啊，现在学生们到处集结，我听说要举行大规模的清剿活动，要把你们彻底铲除，军队都向着造反派，都支持他们不支持你们，你看咋办？"我当时一听也毛了，如果当时想撤出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可是我没有那么做，在这关键时刻就应该同舟共济，精诚团结，我要半道溜走了，岂不留下骂名？我对老伴儿说你先不用给我送饭了，这里的情况十分不妙，再把你裹进来，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你的任务就是把家看好，把孩子照顾好，我的事你就不必管了，天塌大家死，过河有锉子，我也豁出去了，即使这会儿我溜走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我绝不能当逃兵，我老伴儿想了一想，觉得我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她说："你可千万要保重啊，听说对方还有枪。"我说："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就这样她走了。

当天晚上平安无事，双方的高音喇叭都停止了喊叫，二宿舍周围一片平静，我心里纳闷，这么多天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安静，冷不丁安静下来反倒不适应，我心里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似睡非睡，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洗完了脸之后，我先上了四楼，在凉台上往大街上一看，顿时好像冷水泼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每条街道都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学生，人数不下数千，正向二宿舍围攻而来。我赶紧把我所看到的一切向老戴作了报告，老戴披衣而起也登上四楼察看情况，这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学生已经把二宿舍围了个水泄不通，老戴一看不好，立刻召集紧急会议，他从床铺底下拽出两只大木箱子，他把箱盖儿打开之后，我一看就傻眼了，里面装的是满满的两箱木把手榴弹，每人发了一颗。当时文艺界的就剩下我、冯世福、王保生和周子龄四个人，我们共领了四颗手榴弹，其实这玩意儿我连摸都没摸过，光从电影和小人书上见过，如何开盖儿如何拉线我一窍不通，老戴说："假如对方冲进楼里，你们就投掷手榴弹，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我们奉命回去坚守二楼，说句心里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心里空空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当我领到那颗手榴弹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是不能扔手榴弹的，这东西一响不得炸死多少人，人命关天哪，我岂不成了杀人犯？无论如何，我是不能那么干的。我把我的想法通知了冯世福三个人，他们都同意不扔手榴弹，本来我们就有理，要一扔出这玩意儿就没理了，浑身是嘴难以分辩，至于这么多的手榴弹从哪儿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上午十点左右，围攻二宿舍的学生集结完毕，展开了进攻，他们很快破门而入，冲进了一楼，结果被房产局武工队的人给击退了，他们又攻进来，又被我们击退了，双方这一拉锯难免有人受伤，我们文艺界的四个饭桶平时咋呼都行，真要交上手我们比饭桶还饭桶，很快学生们就占领了一楼和二楼，我们四个文艺界的人形影不离，跑上了三楼，大约在中午左右突然听见手榴弹的爆炸声，因为楼里头拢音，那声音特别响，紧接着又听见一阵杂乱的喊叫声和叫骂声，我听得清清的，学生们喊道："他们有手榴弹，我们的人被他们炸死了，血债要用血来还。"当我听到手榴弹爆炸声后，一股凉气从头顶到脚底板，心说完了，彻底地完了，这是哪个不要命的扔出去的手榴弹，真要把学生炸死了，炸死人的人成了杀人凶手，我们也成了杀人的从犯了。

武斗继续升温，一攻一守喊声连天，接近中午十二点一楼二楼终于失守，被红卫兵占领，我们只好逃到三楼四楼，我忙里抽闲把我们几个文艺界的人找在一起，我向他们交代说："你们听见手榴弹声音没有？"他们一个个面带惊慌地说："听到了。"我又问："你们知道是谁扔的手榴弹吗？"他们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问题实在太严重了，没想闹到这步田地，咱们四个人都难逃干系，为了证明咱们的清白，请你们把手榴弹都交出来。"说着我也从腰间把手榴弹拿出来，又对他们说："看见没，这四颗手榴弹完好无损，证明咱们谁也没投，咱四个人要彼此见证，到任何时候不能胡说八道。"说着我把四颗手榴弹放在四楼的一间厕所里，厕所里边有个粗粗的管道，我把手榴弹塞到管道的后面，我一再叮咛："看见没有，咱可把手榴弹放在这儿了。"他们三连连点头称是，这时楼下又响起喊杀声，武斗在继续，学生往楼上冲，三楼的人拼命抵抗，我们四个无能为力的文艺工作者，谁也没敢动手，只是东躲西藏，想躲过这场生命游戏。

二宿舍是个山字形的大楼，属于鞍山钢铁公司，职工宿舍，完全是单身职工住宿的地方，这座楼好大好大，能有二百个房间左右。在武斗发生的时候，楼里边还住着不少单身职工，因为那会儿抓革命第一、促生产第二，很多职工都没上班，待在宿舍里，看到如此规模宏大的武斗，他们也倍感吃惊，生怕牵涉其中，我们想找个房间躲一躲，结果叫开几座门，都被人家拒绝了。我们只好跑上四楼阳台，那时二宿舍周围没有什么高大建筑，登上阳台往下看一览无余，成千上万的学生已经把二宿舍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我还隐隐听见有哀乐的声音，可能是学生们悼念死去的同学，接着传来血债要用血来还，打倒反革命分子，给死伤的同学报仇等等撕心裂肺的口号。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形势紧张至极，我突然想到都过中午了，全桂能不能听我的话不来给我送饭，她真要是来了可要了命了，你说怪不怪，在人山人海当中，我还真看见了全桂，她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饭盒，被人群挤得摇来晃去，那时造反派已经封锁了现场，任何人不得进内。事后我才知道，我老伴儿果然给我送饭来了，想要进二宿舍被人家给拦住了，这也算老天有眼，真要把她放进来，那就是死路一条，在我身边的冯世福也看到全桂了，忙对我说："师兄，看见我嫂子没有？"我说："看见了。"我跺着脚骂道："这个败家女人，就是不听话，不叫她来送饭，她到底还是来了，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转瞬间我老伴儿被人群淹没，再也看不到了。

我们又从四层的阳台返回到宽大的四楼过道里，就见每个窗户的前面都挤着一堆看热闹的人，他们都是鞍钢的单身职工，扒着窗户往下看热闹，我灵机一动，也假装是单身职工，挤在他们中间往楼下观看。有一帮学生手拿扎枪，冲上了四楼过道，我们一看顿时紧张到极点，一旦被他们发现，肯定得死于扎枪之下。也许是人年岁大了有点儿经验，我就装作是职工跟没事人似的，用手指着窗户外面假装当观众，那三位是怎么配合的我无暇观看，结果骗过了搜捕我们的学生。他们从我们身后擦肩而过，天哪！总算过一道险关，之后我们敲开了一间好心人的宿舍，跟屋里的工人说："我们是钢都大联合的，现在正遭追捕，想在你们屋里躲避一下。"他们稍微愣了一下，而后就同意了，让我们进屋躲在床铺底下，可见鞍钢的人向着鞍钢的人，虽然他们不属于什么战斗队，对鞍钢的人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就听见咚咚的砸门声和稀里哗啦砸碎玻璃的声音，他们正逐个房间搜查我们，我趴在床下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屋住的几个职工也紧张得要命，可是不知为什么，砸门的这些学生却越过了我们躲避的这间房子，既没砸玻璃也没砸门。我在床下默默地祷告，老天睁眼又躲过了一关。

后来那几位职工实在沉不住气了，就对我们说："实在对不起，你们赶紧走吧，再待下去，一旦被人发现，我们这几个人也好不了。"人家说的在情在理，我们只好冒着风险离开了这间宿舍，接下来就展开了捉迷藏活动，二宿舍房间多，走廊长，上下的出口也多，造反派从东边上来，我们就从西边下去，造反派从南边上来我们就从北边下去，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天黑，好难熬的一天啊！我们几经风险，始终没被他们抓获，我跟冯世福商量，天黑之后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混出二宿舍。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搜楼的学生全都撤出去了，武斗刹那间停止了，喊杀声、谩骂声也都停了，简直冷清的叫人害怕。

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还要采取什么措施，二宿舍的电源被他们断了，大楼一片漆黑，造反派在二宿舍四周架起了几十盏探照灯，那灯光照起来非常刺眼，我们透过窗户往外窥视，发现包围二宿舍的学生越来越多，密密麻麻不知道是几千还是几万，别说是人就是一条小牲畜也逃不出去。我们几十个人挤到四楼一间小房间里，大家谁也不说话，可能都在考虑自己的生死，冯世福偷着对我说："师兄，看样子想要逃出去已经不可能了。"我点了点头，大约在晚上九点多钟，突然外面的广播车通过高音喇叭做起了宣传，大致的意思是说：鞍山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令，通令在宿舍里边的反革命分子赶紧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你们从正门出来，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假如再负隅顽抗，后果自负，时间是半小时，望你们认真考虑。

我们听得非常清楚，于是大家议论了一番，百分之九十多的意见是不听那一套，这是个骗局，谁出去谁上当，你想杀红了眼睛的学生们，一旦失去了控制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们一再呼喊着血债要用血来还，又奏哀乐，又哭又闹，真要落到他们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没有一个投降的，谁也没离开这间屋子。大约又过了二十分钟，高音喇叭又开始广播了：鞍山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令，限令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双手抱头从正门走出来，我们保障你们的人身安全，如果你们再不出来，我们要开始搜查了，后果自负，时间还是半小时。

我听罢这番话之后，感觉再这么闷下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跟大家说："看来咱们再这样坚持下去是行不通的了，学生们肯定要搜楼了，真要把咱们堵到这屋里，一顿乱刀和乱枪，咱们谁也活不了，既然他们当众宣布，叫我们投降，还说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咱们就索性闯一闯，假如他们言而失信，有意骗咱们，咱们宁愿死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能这么窝囊地死在屋里。"

大家经过认真考虑一致同意了，我把牙关紧咬，心一横，带头走出这个房间，来到一楼，从大门走了出去。刺眼的灯光，照得我们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恍恍惚惚看到在包围圈的最前面是学生武装队伍，他们一个个头戴柳条帽，手拿扎枪头儿，横眉立目地盯着我们，在他们身后就是人民解放军，因为他们是拥军派，受到解放军的保护，在解放军的后面，就是数万观看热闹的群众。我们双手抱着脑袋，迎着刺眼的灯光走到二宿舍门前的马路上，那时我里在想，一切都听天由命吧，完全有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横尸大街上，也有可能被乱棒打死，但我尽量保持着心里的平静，死也要死个有骨气，因此我虽然双手抱头，依然是昂首挺胸地走到最前面。在我身后跟着多少人我不清楚，我也不敢回头看，就听见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说："你过来。"指着我，让我坐到地上，我双手抱头遵命照办，凡是从二宿舍出来的人都一个挨着一个坐到马路上。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总共是四十六个人或四十四个人，原本二宿舍里的造反派多达一二百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没人说得清楚，为什么仅剩下我们几十个人了呢？

我们坐下之后大概过了有五六分钟，突然有几个学生从人群外走进来，用手指着我、冯世福、周子龄、王保生四个人说："你你你你跟我们走。"我们站起来刚要跟着走，旁边过来一个解放军军官，那军官伸手把我们拦住了，问那个学生："你们是哪个学校的，谁叫你把他们四个人带走的？"我也没听见那学生是怎么回答的，就见解放军连连摇手："不行不行。"然后又让我们坐到原位，我心里咚咚直跳，不知道是吉是凶，那学生为什么要把我们四个人带走，带到哪儿去，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也弄不明白。大约半小时之后，那个解放军军官说："都站起来，跟我走。"于是我们横过马路，来到二宿舍对面的炮师所在地，进了院子，让我们上了二楼，我们一边走旁边就有人喊："低头低头。"我们双手抱着脑袋，鼻子都要碰到楼梯上了，到了二楼上，我被送到紧前面的一间房间里，人家嘭的一声把门关上了。我进屋一看吓了一跳，就见横穿房间的暖水管子上，吊着一个人，此人裤子几乎都脱落了，露着半拉屁股，他是大孤山矿的一名工人，也是我们鞍钢造反派的，姓什么我记不住了，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被抓到的，因何被吊到这里。他低下头来看了我一眼，痛苦地摇摇脑袋，什么话也没说出来，我靠着墙呆呆地站在那儿，随时等待造反派的摆布。

第一个进屋的是公安局的，那时警服是深蓝色的，他拿着一捆绳子，往办公桌上一摔，用手指着我说："你个反革命分子，你等着瞧我们怎么收拾你。"他光说没做，一没捆我二没打我，正好外头有人叫他，他拎着绳子又走了。正当我莫名其妙的时候，从外边闯进十几个人来，他们都是京评歌曲话的造反派，领头的人姓张，是京剧团敲大锣的，外号叫张大锣，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都彼此很亲密，现在形势陡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张大锣走在最前面，二话不说就给我来了个通天炮，因为我靠墙站着，他这一拳打的又重，我的后脑勺正好碰到墙上，前后夹击，使我难以承受，结果眼前一黑，我瘫倒在地上。您想连日来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从4月12日起到现在，又担心又害怕又没吃东西，体力大大减弱，所以造成了暂短的昏厥，张大锣一把把我拽起来说："你小子装什么蒜！"紧接着众人上手，把我胖揍了一顿。人真是一种怪物，就在那种情况之下，紧张归紧张，疼痛归疼痛，我还没忘了护住我的双眼和右手，我还在想，你们把我打残废了，只要给我留下双眼和右手我还可以看可以写，我一定要把你们这些罪恶用笔记录下来，让人们知道知道你们这些罪行。人这种东西很经揍，开始觉得有点疼，后来麻木了，也感觉不到疼痛了，"啪啪啪"打我的声音就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正在这时候进来一个解放军，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我利用这段时间把鼻子和嘴里淌出来的血用袖子擦了擦，活动活动四肢晃晃脑袋，知道仅受了些皮外伤，眼睛和胳膊完好无损。门又开了，造反派又架进一个人来，命令那个人挨着我站着，然后他们退了出去。我回头一看，非是旁人，正是评剧团著名女演员、和我们在一起共度患难的周子龄。开始时我没认出她来，因为她满脸是血，衣服破烂，头发也被剪短了，男不男女不女好像是个怪物，好一会儿我才认出她来，就见她双手捂着肚子靠着墙蹲下来，我问她："伤重不重？"她小声对我说："他们拿大皮鞋，猛踢我的肚子，恐怕我的肠道受伤了。"我又问她："冯世福和王保生现在何处？"她晃了晃头说："不知道。"

大约在午夜十二点，进来几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他们把手一招："走。"我们也不知道上哪里去，乖乖地跟他们下了二楼，来到院里，我恍恍惚惚地看见，有许多解放军战士站在四周看热闹，他们都是炮师的炮兵。又待了一会儿我们被抓的这些俘虏从不同方向在院中集合起来，如果不认真看谁也不认识谁了，好在我们还活着，尽管每个人都饱受了一顿胖揍。一辆刑车从对面开过来，后车门被打开，解放军逼着我们上车，我是最后一个上的车，让我们在车上双手抱头，蹲在地上，解放军押解着我们，汽车发动了，我双手抱着脑袋，用眼角的余光盯着窗外，透过刑车的玻璃看见了灯光闪闪，心里头顿时升起了莫名的恐惧，心说他们这是想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呢？难道说要找个地方集体屠杀？又一想不太可能，难道就这么不问青红皂白稀里糊涂地把我们杀了，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车子左拐右拐终于停住了，车门被打开。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就听下面有人喊："下来。"由于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紧挨着车门，下车我是第一个，我忙从车上跳下来，哪知双脚刚一沾地，不知道是哪位英雄，飞起来一脚，踢到我的脸上。这一脚重有千斤，那是一双军用带钉子的大皮鞋，与血肉之躯相撞还有个好吗？我一个踉跄好悬没趴在地上，顿时鼻子和嘴血流如注，我用一只手堵着鼻子和嘴，一只手捂着脑袋，随着押解我的人走进一幢建筑。

我记得好像是三楼，我们一行被押进一间挺大的房子，好像是教室，屋里有一张木制的大通铺，可以睡下十几个人，押解我们的人让我们一字排开坐在床边。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手伸进嘴里检查一下究竟是哪儿破了，当时我的嘴唇厚厚的，牙膛里全是麻木的，我用手一划拉觉得好像有东西贴在上牙膛上，结果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两颗门牙，贴在我的牙膛上，上面还连着点肉丝，我把门牙取下来塞在兜里，我心说，这可好，才三十三岁的人就成没牙佬儿了。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门外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我们的心一阵紧张，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披着棉大衣的解放军军官现在我们面前，他的身后跟着几个战士。那军官四十岁上下，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一张嘴就是男中音，他怒目地看着我们，几乎挨个给相了相面，指着我们说："五一六五一六五一六。"我心里糊涂极了，啥叫"五一六"，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虽然不了解这个词的意思，准知道不是一句好话，那军官对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像灰尘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你们现在已经身犯重罪，应当彻底坦白交代，谁胆敢反抗就是死路一条。"接下来他又说，"你们记得昨天是什么日子吗？4月13号，你们知道你们所作所为是什么性质吗？我们已经电请中央定性为'四一三'反革命事件，问题相当严重啊！杀人的要偿还血债，从犯也要判刑坐牢，就看你们的表现如何了！"说罢他转身走了，看那样子官还不小，后来才知道，他是三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叫什么名我记不住了，他走之后我心中反复想着他讲的话，"四一三"反革命事件，这下完了，我们变成了真反革命了，连中央都批了，看来一点儿翻案的余地也没有了。

另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对我们说："你们听好了，方才首长说得清清楚楚，你们都是罪犯，从现在开始要背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个军官还警告我们说，"要反复地背诵，不让你们停，你们不准停。"于是我们大声背起这条语录，一遍接一遍，再来个一遍接一遍，也不知背了多少遍，好不容易盼到天亮了。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