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月22日上午10时，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媒体见面会。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苏伯民，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张元林，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张小刚，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俞天秀，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
9月22日上午10时，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媒体见面会。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苏伯民，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张元林，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张小刚，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俞天秀，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副研究馆员雷政广来到见面会现场，同各位媒体记者进行交流。
媒体见面会现场
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处二级调研员、新闻发言人卢莹主持见面会
主持人
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处二级调研员、新闻发言人 卢莹
发布人
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 苏伯民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张元林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张小刚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俞天秀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副研究馆员 雷政广
记者问答
光明日报记者现场提问
记者：莫高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享誉世界，自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至今，莫高窟的保护始终是放在首位的大事。当前，莫高窟保护处在什么样的状态？采用了哪些科学方法和创新探索，哪些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 苏伯民
苏伯民：
莫高窟的保护大家都很关心。敦煌研究院1944年成立以来，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始终是各项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因为1944年之前也没有人管理，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壁画出现了起甲、脱落、空鼓等。
大家都知道，敦煌莫高窟有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所以工作量非常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老一代人，像常先生、段先生就开始了壁画保护的一些探索。
到60年代，我们又开展了莫高窟整体加固工程。这一系列保护措施，使壁画和岩体都趋于稳定。进入80年代以后，我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积极与国外的一些团队合作，引入了科学保护理念。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现在在保护的技术方面，已经有了一整套的标准。这些技术，我们应用到了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修复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经过八十一年来持续不断的保护，到目前为止，莫高窟的壁画处于一个非常安全的状态。同时，我们从2000年以后，积极探索预防性保护措施，建立风险预控体系，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把洞窟的微环境等各种状态指标都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监测，并控制在比较合理的、科学的范围之内，使得未来壁画也处于比较稳定环境和状态当中。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记者现场提问
记者：学术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是构建“高地”的基础，敦煌学研究文献库的建设至关重要。请问，敦煌研究院在推动敦煌学研究文献库建设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如何促进全球学者共享研究资源？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张小刚
张小刚：
敦煌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敦煌学术资源的全球共享。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全球最丰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资料中心。目前馆藏的有十七万纸本图书。其中包括敦煌学专业的图书，还有中外文的学术期刊，还有一些馆藏的珍贵手稿，还有国内外相关的敦煌学学者和机构捐赠的1.7万册图书。还有相应的电子资源，包括6万册电子书，还有6万件图片资源。为了服务全球学者，我们上线了敦煌研究文献库。研究文献库里面包括我们院藏的一些珍贵资源，也包括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是一个一站式的统一检索库，也提供相关的论文下载，还有5万册电子图书的在线浏览。我们为全球的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一个基础的研究资源和共享平台。
记者：敦煌学是世界性的学问，“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离不开各国学者的深度参与。敦煌研究院具体是如何主动引导和支持海外学者向世界讲述真实、立体、全面的敦煌故事的？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张元林
张元林：
敦煌研究院一直以来支持、协助海外的学者真实、立体、全面地介绍敦煌历史文化。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请进来，走出去。请进来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基本方式，在敦煌当地开学术讨论会，举办各种讲座。邀请了许多世界各国的从事丝绸之路研究，从事敦煌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们实地考察洞窟，掌握第一手真实的基础信息，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客观、基础的真实的资料。另一方面，在这个学术会议期间通过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学术观点碰撞，达成学术上的共识，进一步接近客观，立体、真实地反映敦煌文化的面貌。另外，我们知道敦煌毕竟处于中国内陆，许多国际学者来也很不容易。这几年我们初步利用数字技术的手段，像刚才张小刚副院长介绍的敦煌文献数据库，还有2016年就上线的一个公益性的平台——数字敦煌，向全球免费展示30个洞窟的VR视频和局部图片，便于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来到敦煌，但是又从事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学者能够通过数字手段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具体的、真实的敦煌历史文化信息。还有就是请一些研究成果资深的学者到敦煌研究院来短期或长期工作。短则一个月半个月、半年，长则像现在敦煌研究院的史瀚文先生，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已经第八个年头了。在保护、研究、弘扬各个方面的外籍专家已经深度参与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这样便于他们在工作中进一步真切地感受敦煌文化的氛围，再向他们身边的人、向国际学者介绍敦煌，介绍他们自己的感受，用他们的语言，第一人称角度，更真切地讲述我们的故事。敦煌研究院的外籍专家，有四人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甘肃省政府友谊奖。
史瀚文先生目前参与敦煌研究院正在编辑的敦煌文化、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丛书。我们通过这些研究，把它编辑出来，再介绍给世界各国的学者。我们走出去，传统的是派学者去参加各一些国际学术会议，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讲述他在敦煌研究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中的成果，这是一手的真实的信息，向世界各国传播。另一个就是在国际上举办各类敦煌艺术大展。这几年我们在世界各地，如美国、日本、新西兰、法国、德国等国家都有敦煌艺术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前传统的方式物质成本高，现在通过数字化手段，让敦煌不再遥远，很方便就能办一场非常生动的敦煌艺术展。通过展览的形式，在国际上、在港澳台举办展览，让对敦煌感兴趣的人看过展览之后，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再把敦煌文化介绍出去。同时跟一些基金会合作，在敦煌当地举办如敦煌文化守望者、国际青年研学游、海外汉学家走进敦煌等一系列活动，开展学术讲座，通过实地观察，进一步讲好敦煌故事。
甘肃省广电总台记者现场提问
记者：敦煌研究院探索出的“保护-展示-服务”三位一体的智慧管理模式，能为全国其他文化遗产地提供什么可供借鉴的经验？在敦煌莫高窟的旅游开放中，敦煌研究院是如何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的？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副研究馆员 雷政广
雷政广：
对于第一个问题，是近年我们敦煌研究院持续加大力度推进的一项探索性工作。对于“保护-展示-服务”一体化智慧管理模式，首先是从整体、系统性的角度去看待保护、展示、服务这三个方面工作。
首先我想如果从可借鉴的方面，第一就是从关键方面打破了将文物保护和开放利用完全对立一种认知，让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管理，同时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去看待保护和利用，在保护中开放，在开放中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第二，在保护这个维度，我们构建了预防性保护体系。有软件机制上的，还有系统的支持方面的。比如石窟监测系统，通过实时掌握洞窟的文物保护状态和客流状态，形成从监测到预警，再到调控的闭环管控。
第三，从这个展示的角度，更多是依托数字化的成果，构建数字展示+实体参观的模式，丰富参观的内容和形式。
第四，从服务的角度，我们积极总结梳理，形成了文物保护单位的开放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和游客调查服务规范地方标准。一方面指导我们的工作，同时也便于从行业里做推广。
第五，是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提升管理效能。重点是通过像大数据、信息化，还有评估智能的方式来改变传统的经验决策。数据驱动转变，就是从原本的工地运营到协同管理，来扩大管理，再提升管理效能，形成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动态平衡。
第二个问题，从游客的节奏提升方面，我们从2003年开始提出建设数字展示一期，到2022年开始，动工建设数展示中心二期，两期保护利用设施的建设投资近7亿元，目前已基本建成，而且发挥了很好的效果。首先硬件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时形成总量控制、网络预约、数字展示和洞窟参观模式的有效执行和落地，提升了游客的体验。另外，在游客的参观选择上，既有常规的参观，还有主题的研学，还有专题的线路研修，还有一些展览。同时我们在窟区，还向游客免费开放陈列中心、院史陈列馆、藏经洞陈列馆，来有效补充游客的参观内容。
另外在服务上我们也是注重对服务人员业务技能的提升培训，特别是对讲解员的高要求、高标准的培训。通过院内的培训、举办讲解员比赛，来提高讲解员对遗产价值阐释的能力。
在管理方面，我们积极探索，通过数据驱动和协同管理来改进管理，提高满意度。
记者：今年，“数字藏经洞”数据库平台发布，整合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目录、珍贵图像，以及海量国内外敦煌学研究成果，请问，“数字藏经洞”数据库平台目前有取得什么新的突破进展吗？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俞天秀
俞天秀：
从5月31日发布以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更新了目录将近十万条的数据。另外我们对整个智能问答、内容精确总结等人工智能的技术方面又做了很大的升级。还有就是我们5月31日发布的将近八百多万字的智能化的识别。其中有很多像这种一体字识别不了的，我们做了很多技术方面的更新迭代。所以从数据和技术方面，是一直在做不断的优化和升级。
甘肃日报记者现场提问
记者：甘肃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目前已覆盖哪些石窟？在预防性保护方面发挥了哪些具体作用？
苏伯民：
2017年，甘肃省政府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麦积山、炳灵寺，还有北石窟划归敦煌研究院管理。
在2017年之前，我们的监测预警系统，只是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三处石窟。2017年以后，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的支持下，立了一个项目，叫甘肃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这个平台第一期的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了。
预警平台的监测，通过物联网的技术，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已经覆盖了我们所管辖的六处最重要的石窟。也包括现在瓜州的东千佛洞、下洞子。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八处石窟，这些监测预警系统全部都能够覆盖。
我们在所管辖的石窟在任何一个监测实验室里都可以及时、实时地看到这些数据，这对我们的保护和管理方面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监测预警平台，包括每个洞窟的温湿度监测，岩体当中的含水量、震动等一系列的监测数据和监测指标。通过这些监测指标，我们可以提前对一些灾害天气，所有可能引发的对文物或者对岩体的一些损害，提前做一些预警。
更加日常的，就拿莫高窟为例，我们每个开放的洞窟中都安装了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探头，而且规定了这些温度湿度，不允许超出这个阈值。通过这种实时监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每个洞窟的温度、湿度和其他环境的一些状态。可以对洞窟的内部微环境做及时的调节。比如说开放的过程当中，二氧化碳超标了，我们就暂时让这个洞窟去休息，等它环境恢复到稳定的状态再开放，所以监测预警就把预防性保护全部结合起来。
有了这套系统，我们在所管辖八处石窟都实施了以后，就可以实时了解洞窟的实时状况。这些状况都进入了历史档案记录。通过长周期，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精准的分析，然后对未来的情况做出科学的预判，保障我们石窟始终处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状态之下。
甘肃国际传播中心记者现场提问
记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期、持续的战略布局。展望未来，敦煌研究院在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创新性和影响力的国际学者传播网络方面，还有哪些更深远的战略规划和期待？
张元林：
敦煌研究院把敦煌文化的弘扬作为业务工作范围之一。面向国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助力敦煌文化走出去。
今后我们继续在这方面加大力度，除了已有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工作，继续加强推广。
在当今条件下，运用互联网技术，在融媒体平台，面向国际的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在现在基础上，吸收一些国际上在敦煌文化研究方面有成就、有代表性的学者，加入我们，用他们的语言向国际爱好敦煌文化的人讲好敦煌故事。
另外，我们从2022年开始，跟甘肃省外事办、敦煌市政府三方合作“敦煌文化全球连线”，共有16次连线，十多个国家的使馆，还有机构，有的用中文，有的用日语，现在看起来效果非常好。
未来在这几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除了我们自己的学者，敦煌研究院学者，国内学者，还要吸收国外的学者甚至敦煌文化的爱好者，用他们对于到敦煌来旅游，对敦煌文化的认识与他们的感受来进行敦煌文化的传播。
我们在进一步做好敦煌文化的内涵价值的研究基础上，加大学术成果的外译。除了从学术层面，还有把它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转化成世界各国人民明白的语言翻译出来，吸收一些国外的爱好敦煌文化的人士参与。
另外我们配合国家对外交流、交往活动，文博会，今年已经第八届，每一次我们敦煌研究院都有参与，各种学术论坛、展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平台传播利用好，在文博会期间，向嘉宾讲好敦煌故事，然后他们回去，进一步传播敦煌文化。
新甘肃客户端记者现场提问
记者：敦煌研究院与吉尔吉斯斯坦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这些合作在技术共享、经验互鉴等方面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建设提供了哪些实践样本？对推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协作有何启示？
苏伯民：
从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区域的空间来讲，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还有中亚的一些国家，都是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国家。那么中国跟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在2014年联合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也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就叫丝绸之路天山廊道。从那个时候就奠定了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基础。
敦煌研究院跟吉尔吉斯斯坦的合作始于2017年，那个时候受到国家文物局的指派，敦煌研究院派出了赴吉尔吉斯考察团，考察了他们几处非常重要的遗址，也和吉尔吉斯斯坦相关的文物部门，还有一些专家交流了这些遗址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向他们介绍了敦煌研究院在遗址保护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技术和经验，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从那个时候开始，双方就开始了一些密切的接触。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一个中吉联合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针对吉尔吉斯斯坦一些重要的考古遗址，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土遗址。开展调查，开展病害的机理的研究，以及预防性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
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调查了吉尔吉斯斯坦非常重要的一些遗址的状况，对基础的一些科学数据有了比较清晰的掌握，制定了比较可行的，将来要做的保护方案，还有一些预防性保护的设想等等。这些计划都和吉尔吉斯斯坦方面的文物保护专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也达成了共识。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中吉联合实验室，用敦煌研究院长期以来所积累的文保经验、文保技术，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文保人员提供培训的机会，为他们培养适合于遗址保护的人员。
我相信在未来几年，我们的合作会越来越多，合作的面也越来越广。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强我们丝绸之路沿线整体遗址的保护工作。也能够辐射到中亚其他一些国家，为他们的遗址保护提供敦煌经验或者敦煌技术。
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现场提问
记者：结合2025年敦煌论坛“文化遗产数智化保护”主题，敦煌研究院在AI技术的应用上有哪些新探索？这些技术如何提升数字化保护的效率和精准度？针对“2025敦煌论坛”提出的“文化遗产数智化保护与研究”议题，敦煌研究院在这方面有哪些具体规划？
俞天秀：
敦煌研究院在人工智能的利用上已经有很多的方面。第一是在图像的元素识别，我们上线了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这里面有很多的数据都是用人工智能来识别的。
第二是做文字自然语言方面，如数字藏经洞上线的具有很多智能的问答，文本的分析识别，还有知识图谱的构建，检索等。
还有我们最基本的图像采集，二维的拼接，三维的重建方面，都在用人工智能的算法去做，提升它的效率和精准度。未来还会建成一个大数据中心，来提升整个数据的存储能力和算力。借助敦煌研究院“十五五”规划对整个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各个环节、各个业务的特点和需求，制定整体的人工智能在这些领域里应用的整体解决方案。
那到时候有一个系统化的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遗产高质量发展中的广泛应用。
中新社记者现场提问
记者：对于敦煌学研究的传承来说，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怎样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更好地传承敦煌学？
张小刚：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博大精深，需要毕生精力才能见成效、出成果。择一事、终一生。希望大家把研究保护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和无悔追求。”敦煌文化保护研究事业的持续发展是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才参与，也需要很多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德，我自己理解，除了各种各样品质以外，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通过研究院培养具有专业的、过硬的关于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的素质和能力的人才。这些人才在我们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在实践中锻炼，然后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和水平。敦煌研究院几十年来总结出来的培养模式，除了引进特殊人才、急需人才，也采用了一个模式，就是一种自我培养模式，把相关的各个岗位、各个专业需要的人才先招进来，让他在相应的研究部门进行锻炼。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培训、研修，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深造、学习研修和交流的机会，给他们搭建各种平台，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和需求来提升。最近这几年，我们采用这个人才+平台、人才+基地、人才+项目、人才+政策等多种手段，采取高层次人才的提升计划、青年人才的培养计划，还有定向人才培养计划。
2019年以来，我们有18人到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去攻读硕士和博士。我们派出了5人到北京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内外相关的高校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在院内，我们采用了青年人才和导师的“一对一”合作方式，有12人结对，进行专项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另外针对高层次人才，在甘肃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我们积极向国家和省上推荐这些高层次人才，18人获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积极申报相关的研究平台，获得了甘肃省专家银龄工作室，还有省级的多项人才培训项目。
中国甘肃网记者现场提问
记者：敦煌研究院在推动“一院六地”石窟一体化管理方面取得了哪些实质性进展？这些举措如何助力“典范”“高地”建设？
苏伯民：
2017年，省委省政府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还有北石窟划归敦煌研究院管理，到现在为止已经走过了八年的时间。这八年中，敦煌研究院致力于“一院六地”平衡发展，从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个方面是保护。我们加大了对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的保护，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这些保护项目都获得批准，划拨了保护经费。如在北石窟开展防雨棚，一些重点石窟不仅仅是技术的研发，而且也完成了重点石窟的修复。2019年以来，我们和麦积山石窟保护修复人员一起完成了接近二十多个洞窟的壁画和彩塑的修复，主要是彩塑的修复。
同时，也开展了麦积山石窟栈道稳定性评估，崖体加固的前期勘察等一系列工作。炳灵寺石窟崖体加固工作，目前也正在进行。
我们在这几处石窟保护上重点开展了这么多工作，就是想改善这些石窟的保护状况。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几处石窟的保护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壁画和彩塑越来越稳定，岩体也逐步得到了加固，并保持稳定的状态。未来我们在保护方面还要做更多的工作。
再一个方面是我们开展了这三处石窟的数字化工作，积极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开展相关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工作。莫高窟的数字化工作已经做了很多年，现在完成了近300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这些年我们把工作的重心放在麦积山、炳灵寺还有北石窟寺，数字化工作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还有一个方面是学术研究，我们在充分应用，比如我们在敦煌学研究、丝绸之路文化学研究，包括考古方面的研究，敦煌研究院原有的专家团队和学术机构，跟麦积山、炳灵寺原有的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团队，开展了麦积山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北石窟寺、炳灵寺的文化研究，现在一院六地在学术（研究）方面越来越融合。
还有一个方面是管理体制机制，人事人才方面，一院六地有比较好的互动，人力资源统一调配的机制已经形成。可以集中比较好的研究力量来共同开展所管辖的石窟的工作，管理上形成一体化，把一院六窟的保护做到同样的水平，研究工作的深度也做到同样水平，在管理服务各个方面，也要做到同样的水平。
现在的有些工作还正在做，未来也不会时间太长。在保护、研究、弘扬等各个方面，六处石窟的这个水平都能达到同样的水准，这样就真正实现一院六地高质量发展，配合协调发展，这样一个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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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铃薯是白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