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那边没寒暄，连喘气都透着急。周启才提着文件袋，脚步没停，心里隐隐明白：这趟事不小。果不其然，他一推开那间临时办公室的门，屋里冷得像从纸缝里透风，汪东兴的脸比外头的天还沉。
1976年9月16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
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将召开，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的周启才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让他赶紧来一趟。
电话那边没寒暄，连喘气都透着急。周启才提着文件袋，脚步没停，心里隐隐明白：这趟事不小。果不其然，他一推开那间临时办公室的门，屋里冷得像从纸缝里透风，汪东兴的脸比外头的天还沉。
他开门见山，两件事。第一，他留在这头守着主席的遗体，下午的会他去不了，请周启才替他跟华国锋打个招呼；第二，悼词他看了又看，差不离，但还要补上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周启才“嗯”了一声，没多问，心里却像被塞了团棉花：到底要加什么？
话得从更早说起。1972年初，冬气还没退，毛主席突然在病房里“沉下去”了。屋里的人全乱了，可乱得有分寸。张玉凤后来常说，那是她来到主席身边后第一次看见生死那么清楚地压到眼前——氧气罩扣上，医生扶起他的上身，手掌有节律地拍打着后背，嘴里不住轻声喊着，叫人醒一醒。那时候他已经不知道身边这一阵阵忙乱，只剩下心脏在赢输之间打擂台。
这一劫过了，落下的却是长长的影子。自那以后，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肺和心像两口旧风箱，呼吸要靠意志一点点撑。听力像被水掩着，眼睛也是，像被薄雾罩着，越看越费劲。到了1973年，白内障把光线几乎都关在门外了。他爱书爱了一辈子，眼睛不行了，耳朵就顶上。秘书们轮着给他念，古书得请行家，一位从北大请来的老师，气息稳稳地读，毛主席听，偶尔让停一下，揣摩一个句式的弯。
吃饭也不是吃饭了，几口就放下，勺子要人喂着。你说一个人怎么像孩子一样？病走到深处就是这样。
那年八月，“十大会”在北京开。开幕那天，主席坐着主持。会散时掌声像潮，往常他会慢慢站起来，向台下挥手。那一天，他试了试，没有力气。周总理从旁边接过话，笑着说一句让人心安的话，把场子稳住——我们都懂，那是给外头看的，也是给里头人的宽心。主席顺势打趣，掌声这才像潮水退去。人活在世上，有时候靠的就是这点情急生智。
到了1974年夏天，各种专科医生被凑在了一起，给主席看病，心血管、呼吸、神经……名字叫得出的一大堆。食欲更差了，从零星的几口到几乎不动筷。可只要涉及对外的事情，他还是硬要见。新加坡的李光耀访华，主席坚持接见。那天两边各扶着一只手臂，挪到会客厅，刚坐定没一会儿，报到：人到了。于是又扶他站起，屏风后头退着。因为有录像，镜头这东西，比人还挑剔，不能让它看见太多。
握手是礼节，握完手，他一屁股坐下去，重重的。站在屏风后的张玉凤说，她隔着那块屏风都能感到椅垫下陷了一寸。大家心里都有数：这样下去，不适合再见外宾了。两周后见巴基斯坦的布托，已是最后一次对外会见，他全程都没有起身，话语迟缓，面色也是病色。一个人到了那一步，尊严就像一根紧绷的线儿，所有人都在帮忙护着。
时间进到1976年，摧人心的消息接二连三。周总理、朱老总走了，主席的心像被捶了一下又一下。6月1日，心肌梗死，昏迷了很久。抢救之后醒了过来，医生们的眼神里没有轻松：大势并不好。
9月6日，他又醒了一阵。说了几句很轻的字，轻得身边的人都听不真切。看大家都没懂，他用手指敲了敲床板，比出“三”的手势。张玉凤反应快，试探着去问：是不是要看“三木”的材料？三木武夫，那时候正在日本竞选首相。你看，人的身体到了尽头，可他心里想的还是国家的棋局。中日关系那会儿就像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谁先伸手，谁的姿态，谁的言辞，都得掂量。
9月9日的凌晨，他安安静静地睡去了，再没有醒来。屋里的钟还在走，窗帘上有一点风，世界忽然没了一个熟悉的呼吸声。八十三年，一辈子，落下帷幕。
说回那份悼词。早在七月上旬开始，中央已经隐隐有了准备。汪东兴挑了两个人——周启才、李鑫——招到怀仁堂来。给的任务直白得像一把刀：把讣告和悼词先做起来，越快越好。纪登奎当面交代。两个人没敢多话，眼眶发酸是免不了的，可手头的活儿一刻也耽搁不得。于是就这么住下了，夜里困了靠个沙发，饿了吃两口警卫端来的饭。写，改，再写，一遍一遍打磨，有时候半夜分词句，一句拗口的地方能抠好久。十几天过去，稿子堆起一摞，终于有了能拿出来的样子。
9月9日凌晨的消息弄得人腿都软了。几个电话打过来，怀仁堂里灯光昏沉。周启才把密封好的文件袋递到华国锋跟前，自己在旁边找了个位置坐下——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那天上午最紧的是讣告，必须拍板。几个小时的讨论，他根据现场意见一条条再改，终于定稿。到了下午四点，广播里那篇《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传向了四面八方。那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全国在同一刻进入同一种沉默。
再说回来，9月16日，讨论悼词那一天。汪东兴让周启才先把“请假”的话带到，还交代了那条“要补”的话。补什么？不是字眼上的修修补补，而是要把一条后来反复被提到的原则放进去——那句人人耳熟的“‘三要三不要’”。意思不用我细说了，核心就是立场要正，队伍要齐，做人做事要端正。汪东兴说，这个一定得写进悼词，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让人记得住。
周启才答应了。到了会场，他先和华国锋交代。三点钟一到，会议开场，华国锋点名让他把这个意见说出来。话一说完，屋里人几乎同时点头。没什么争执。很多时候，真正重要的东西，一说就明白，不需要绕圈。于是这条“补”就稳稳落在了悼词里。
我们常说，历史是面镜子。可身在其中的人，其实只看见镜子里自己那一小块脸。写悼词的人，像在黑暗里摸索着搭一座桥，让全国的人从悲伤那头，走到继续生活这头。那几天的怀仁堂，纸张翻动的声音、钢笔划过的沙沙声，和屋外秋天的风搅在一起，后来想起，都带着潮气。
追悼会之后不过十来天，十月六日，局势忽然像风向变了。很多年后我们再回头看，都知道那是一个分水岭。可在当时，谁能想到，会这么快、这么决断？“三要三不要”不只是写在纸上的词，它在随后那些风云里，像一把尺子，量人也量事。
写到这里，心里还是会生出一些小小的疑问。那天临近开会的走廊，周启才大概也和我们一样，心里急，脚下快，却又不敢太响，怕惊到什么。他送进去的一句话，落在一篇悼词里，最后落在一个时代的风骨里。很多东西，到底是写给当时的人看的，还是写给后来的人看的？或者，两者本来就该是一回事。总之，那个秋天之后，中国人的日历翻到了新的页码，纸张很薄，分量却很重。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