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中，我虽然一直在陈赓司令员领导的部队中工作，但毕竟隔的层级多。见过他、听过他讲话、作报告，还跟着他到太行山区参加过第129师运动会，也听过许多有关他的传说，却直接接触不多。只是到了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我到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时，才

我写陈司令员

苏策

抗日战争中，我虽然一直在陈赓司令员领导的部队中工作，但毕竟隔的层级多。见过他、听过他讲话、作报告，还跟着他到太行山区参加过第129师运动会，也听过许多有关他的传说，却直接接触不多。只是到了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我到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时，才和他见得多了。由于那时部队没有设立文化部门，文艺工作团归宣传科领导，陈司令员关心文工团的工作，所以常叫我去汇报情况，并进行指示;后来又因为我常写些通讯报道，宣传部队的战斗事迹，他也有时找我去谈谈他对文章的观感和意见等，所以常能见到他。开始我还有点拘束，因为传说他脾气大，爱骂人，所以不是万不得已时，是不到他那里去的。但是接触多了，我发现，他从来没有骂过政治部的人，大家都认为他办事讲理，说话和气，有时还爱开个玩笑。

记得是1946年在翼城的时候，我在街上走，碰见他和杨奇清副政委从一个坡路上走下来，我向他们敬了个礼，就想走开。陈司令员却把我喊住了:“喂，苏策，你别走。”

我站住了:“司令员有事吗?”

“我听说，你在找对象是不是?”他指着我，“这有什么脸红的。”

我急忙点头:“是，不脸红。”

“我告诉你，”他走近我身边说，“你不要着急，全国就要解放了，我们湖南姑娘是世上最漂亮的。你听说过‘桃花江是美人窝’吧?将来到那里去找一个多好呀!”

我不好意思地低声说:“我、我已经找到了。”

“是哪里的?”

“是咱们老根据地安泽县和川镇的。”

“那也不错。”他笑了，“你把她带到咱们解放区的大城市跑跑，比如长治呀，邯郸呀，她就不土气了.......”

后来我不但不怕他，还很愿意和他接近。

他去太原市和国民党军队谈判前，曾问我，文工团需要些什么东西，他可以从太原带回来。我告诉文工团，他们开了一个单子送来。我觉得陈司令员虽然喜欢文工团，但是敌我谈判那么紧张，怎么可能有闲空去管这些事呢?谁知道，他回来时，真的给文工团买回来一把小提琴和一些化妆用的油彩等。文工团高兴得要命，很多人争夺那把琴。

他还和我谈起他在谈判期间见到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等情况。他说:“你知道吗?国民党将领中对谁最景仰?”

我说:“那当然是蒋介石啦。”

“不对。”他摆了下手，“国民党的那些军官，一听说蒋介石的名字，就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立正，那是上边规定的，不能不那样办。但是我们共产党有个人，一提他的名字，国民党的那些军官就会自动站起来立正，那就是周恩来。他在他们之中威信高极了。”接着他又说，“现在和平谈判，也是周恩来同志最累。国民党代表和他同机到一座城市，下飞机之后，只有当地国民党的人找他们。但是周恩来同志不同，每到一地，我们的人要找他，当地国民党的人要找他，美国人要找他，民主人士也要找他，因此每日每夜都没有休息时间，只能在上了飞机之后，在飞机上打个吨。真是不得了。”

我总觉得，他和周总理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一直在努力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

部队打到河南，我听纵队政治部刘有光主任告诉我，说陈赓司令员准备调我去当他的秘书。我听了很高兴，就跑到司令部找作战科长彭一坤打听，给首长当秘书要做些什么事?他开玩笑地说:“三大任务:一是要管好文件;二是要管好警卫员和马匹;三要管好小厨房。”我一听就吓住了，急忙回去向刘主任报告说我不愿意干。刘主任说:“我们也不同意你去，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你工作的人。”自然，后来我一直感到后悔，特别在他逝世之后。我觉得我应当去给他干几年秘书，为他做些事，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他，写出一些有关他的作品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部队打过长江后，我也常能见到他，因为那时做城市工作多，他非常注意掌握新解放区的城市政策;根据他的指示，文工团一路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他也很关心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和问题……所以常找我问询情况。在南昌、在鹰潭、在广州，我要接待许多记者的采访和人民的访问，接触到许多政策问题，很怕发生“失言”说错话的事;还怕在处理各种各样问题时，上旧人员的当和执行政策上出毛病，所以主动向他汇报、接受他的指示也多。

部队两广作战结束后，兵团部乘船溯西江而上。我在1949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船行60里，到白马傍岸宿营，天色还早……陈司令员要看京戏，兴高采烈地亲自指挥我们在江边搭台子。我们就在他指定的地点简单地挖了挖，竖起竿子，把船板铺在地上，挂起幕布，装起电灯和扩音器……看完戏，陈司令员又叫给群众放电影，指定放《百万雄师下江南》。我们就把银幕拉在船上，好叫岸上的人看……为了这些事，我跑来跑去忙死了。我生怕陈司令员当着众人开我的玩笑，老躲着他，他却老是喊我、叫我、间我……”

部队进人云南省之前，为了和滇桂黔边区纵队会师，和卢汉起义部队会师，举行昆明的人城式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要亲自过问，并及时给予指示。

进人昆明之后，我兼任军管会文艺方面的管理工作。由于在别的地方有入城工作经验，所以处理一般问题还勉强能应付。但很快就碰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就是陈赓司令员要看本地演员的京剧《红娘》。《红娘》本是一出好戏，但是部队在江西省南昌市看的一场《红娘》，给我的印象极坏，就是，红娘把莺莺小姐送进房中后，叫张生今后要好好谢她，张生问怎么谢呢?红娘伸出两个手指说:“将来收我当二房。”这把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演成什么了呢?当时传说昆明的《红娘》也是这路演法。要是现在办这件事，就可以先去找演员商量一下，问问是不是这样演?如果是这样演，可以要求她们按原来老戏那样演就行了。

但那时头脑简单，加上中央文化部正宣布了禁止演《乌盆计》、《探阴山》等十出戏，所以我怕《红娘》演出出问题，就叫人通知剧团不要演这出戏，换个剧目。但是陈司令员不改换剧目，非看《红娘》不可，后来还是演出了，但我没有去看，不知道演的是什么样子。此后有人用这件事在司令员面前进行挑拨，我就再也不好意思去见陈司令员了。

1955年，我调到西藏军区任文化部长。大约是第二年，军区金绍山副政委在北京病逝，我正好在北京，去八宝山公墓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那天彭德怀元帅和陈赓大将代表军委来参加仪式，我本应当前去打招呼，但是我没有，躲在人群背后，望着他参加仪式后又走了出去。

1958年1月，我在西藏军区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到重庆市纂江铁矿劳动，1961年摘掉“帽子”,1962年又调回到昆明军区工作。见到原第4兵团文工团团长彭华同志，他告诉我，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有一天，他在北京去看陈司令员，陈司令员一见面就问:“苏策在西藏是怎么回事?”

彭华回答:“不大清楚。”

陈司令员竟然生气地拍桌子说:“哼，你们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管!”当然，他说这话并不是针对彭华本人的。

我听后感动得落下泪来。我虽然离开第4兵团多年，但我听说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心胸和超人的热情，曾为某军级干部评衔低了去争过;为某部长的党籍说过话……

没想到，对我这样小的干部竟然还记得，对曾经做过对不起他的事的人，还如此关心。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觉得我欠他的情太多。

在这之前，我就注意收集材料准备写有关陈赓的作品。但是，这本书原来并未列入我的写作计划。因为六年前穆欣同志已经出版了一本砖样厚的大书，戴其萼、彭一坤同志也写过一本陈赓司令员在解放战争中的事迹，所以，我不想再写传记式的东西了，努力写以陈赓大将为题材的中篇和短篇小说，至今已写出了12万字，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已发表了四篇，我打算再写几篇，出一个集子，以寄托我对陈司令员的景仰与怀念。

前年底，陈斐琴部长给我来信，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出一本陈赓大将传记的新书，希望找一位作家写，写得薄一点，最好能写出人物来。我认为当过第4兵团宣传科长的我接受这个任务最合适。但我知道这个任务很艰巨，因为出版社的要求很高。为此，我也给陈司令员的儿子陈知建写了封信，他回信说:

“关于家父的书，大概是大将中最多的。大体有三类:一是照片式(不是电影式)的，即抽样的、僵化的。虽然事实大体相符，但味同嚼蜡。二是漫画式，即夸大的、主观猜想的成分太多，家父在书中的形象是一个传奇人物，浑身都是“可爱的”缺点。三是雕像式，而且是头戴光环的雕像。书中充满着崇敬，不愿提起家父的缺点和任何得罪人的事，绝对忠于历史，而且绝对不加任何一点评论，认为自己的回忆绝对准确，任何其他人的材料都不准确。

我以为以上三种都不理想。家父确值得一写，但写书者对家父的研究欠深，尽管他的用心都是好的，但对后人缺乏启迪，也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深度不够。现在写老爹的作品中还缺乏一类既忠于历史又对现代人有些用处的书。”

这个要求当然更高了。但我考虑再三，决定接受这个任务。当然我的能力有限，绝对达不到小建同志的要求，不过总不能知难而退，既然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什么不学习司令员的精神，拼搏一下试试呢?因此把别的写作计划搁置起来，全心全意来写这本书。

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到全国去访问了，时间也不允许。只有把我几十年来搜集到的有关陈司令员的几百万字的材料，和我亲自所见所闻的东西，集中起来加以编写。确实和牛顿说的话相似:我不过是个矮子，只是站在了众多巨人的肩膀上，才写出了这本书。

这本书是一本严格的传记，所以力求材料真实、准确，不少地方是把很多材料比较之后，加上我的记忆，进行核对得出来的;其次凡是与陈赓司令员无关的和无直接关系的东西，一律删除，使之简洁、明了、精练;三是力求写出陈司令员人物形象来，但不使用虚构、想象等小说技巧，和一些所谓“纪实文学”的写法;四是在书中，我写了自己的观点，但这些观点绝不强加到人物身上去。

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戴其尊、穆欣等很多很多同志及我1937年人伍的老部队—第40师等单位的热情帮助。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对陈司令员“研究欠深，加上时间紧迫和篇幅的限制，书中肯定会有不少谬误和疏漏的地方，敬请第4兵团的老战友及读者指教。

当然，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这本书没有歪曲陈赓司令员的形象，比较能接近陈知建同志和出版社的要求。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