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高品质、高技术，其产品往往伴随着高附加值和不菲的价格。然而，近年来，随着一些现象的出现，以及日本经济结构的某些变化，我们不得不开始审视“廉价”这一标签在日本经济中的可能普遍性和底层逻辑。

日本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高品质、高技术，其产品往往伴随着高附加值和不菲的价格。然而，近年来，随着一些现象的出现，以及日本经济结构的某些变化，我们不得不开始审视“廉价”这一标签在日本经济中的可能普遍性和底层逻辑。

日本的“廉价”现象，远非表面上的“物美价廉”所能概括，其背后是一套复杂、深刻且充满矛盾的底层经济逻辑，是日本社会在过去三十年间应对经济停滞、人口结构巨变和全球化压力的综合结果。

日本偏离世界普遍标准的低价，体现在一切商品和服务上。其中，大创商店可谓廉价日本的象征。该公司的店铺内陈列着约76万种商品，其中近九成商品以不含税100日元的价格出售。大创商店把商品统一定价为100日元，还是1977年的事情。四十多年间，大创商品的定价一直是100日元，这本身就是一种异常情况。尽管其运营商大创公司(位于广岛县东广岛市)至今还是非上市公司，但它却在海外2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248家分店，是一家跨国公司。 自2001年大创商店在中国台湾开设第一家海外分店以来，它先后在韩国开设了1365家分店，在秦国开设了120家分店。在中东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拥有44家分店。

那么，这些分店的价格又怎么样呢?相关数据显示，其海外分店的商品价格并不像目本这样“一律100”，而是根据商品的不同类别划分为三个不同等级。比如，中国台湾大创分店的商品的基本价格为49元新台币、所以是“180日元店”还有好几种商品的售价高于这个价格。按照2021年1月下旬的汇率计算，大创商店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价格如下:美国1.5美元（约160日元）、新西兰3.5新西兰元(约270日元）、泰国60泰铢(约210日元)、菲律宾88比索(约190日元)、中国澳门15澳门元(约200日元)以色列10谢克尔(约320日元)...除了上述国家和地区之外，其他地区也没有售价“一律100”日元的大创商店。换言之，与迪士尼乐园一样，日本大创商店的价格亦处于全球最低水平。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宏观经济、社会结构、企业战略、消费者心理、产业结构与全球化冲击五个层面来剖析。

这是所有问题的总根源。

1.资产泡沫破裂与长期通缩：19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后，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大家从“买买买”转向“还还还”，需求急剧萎缩，导致物价持续下跌，进入长期通缩通道。

2.通缩心态（Deflationary Mindset）：在通缩环境下，消费者普遍预期“明天的东西会比今天更便宜”，因此推迟消费，非必需品能不买就不买。企业则因为产品卖不上价，利润微薄，不敢给员工加薪，甚至裁员。这形成了一个 “低需求-低价格-低工资-更低需求” 的恶性循环。

3.低增长与低利率：经济长期近乎零增长，日本央行长期维持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这意味着企业融资成本极低，可以以非常低的成本获得资金。对于企业而言，尤其是那些能够稳定盈利的企业，这意味着其在投资、扩张、甚至并购时，资金成本的压力非常小。这间接导致了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相对”不易上涨，因为它们不必为了覆盖高昂的融资成本而提价。这虽然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但也意味着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极低，整个经济缺乏增长点和活力。所以，宏观上的通缩，迫使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着“降低成本”和“追求极致性价比”展开。

4.消费者信心不足： 长期低增长和工资停滞，导致日本国民对未来预期悲观，消费意愿不强。这促使企业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不得不采取更具价格竞争力的策略。

二、社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格差社会的形成

1.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 这是日本经济最严峻的长远挑战。“人少”意味着劳动力供应不足，但“老龄化”也带来了一些微妙的影响。

2.有限的工资上涨动力： 虽然劳动力短缺应该推高工资，但由于整体需求疲软，企业未必愿意大幅提高工资。而且，大量退休金的支付、医疗负担的增加，也挤压了可用于工资增长的空间。

3.“技能差距”与“弹性不足”： 劳动力结构的老龄化，使得技能的更新换代变慢。一些传统行业，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和服务领域，可能因为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刚性”（尽管整体工资低），而难以实现“廉价化”的转型。

4.部分“廉价劳动力”的存在： 尽管整体工资水平不高，但仍存在大量非正式员工、打零工的群体，他们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为一些服务业和制造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的支撑。

5.“内需收缩”下的竞争： 整体内需不足，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生存，企业被迫压缩成本，并将这种成本控制体现在了产品定价上。

因此，经济停滞催生了新的社会分层，为“廉价”提供了土壤和对象。

6.年功序列制的瓦解与非正式雇佣：传统的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涨薪（年功序列）体系在成本压力下难以为继。企业为了生存，大量雇佣非正式员工（派遣、兼职、合同工）。这部分人群薪资低、工作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

6.“格差社会”的到来：社会从“一亿总中流”（一亿中产阶级）的平等社会，转变为贫富差距拉大的“格差社会”。出现了大量低收入人群，包括：

飞特族（Freeter）：没有正式工作的年轻人。

尼特族（NEET）：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的年轻人。

穷忙族（Working Poor）：即使有工作，收入也在贫困线徘徊的人群。

7.新消费阶层的诞生：庞大的低收入群体构成了“廉价消费”的坚实基础。他们的需求非常明确：用最少的钱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直接催生了百元店、廉价服装品牌（如优衣库）、廉价餐饮（如食其家、松屋）的爆炸式增长。

结论： 社会结构的改变，创造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对价格极度敏感的消费群体，市场需求决定了供给的方向。

日本企业为了在“通缩”和“低需求”的严酷环境中生存，将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发挥到了极致。

1.全球供应链与低成本采购：

百元店模式（如大创Daiso）：其核心是建立全球化的采购网络，在中国及东南亚寻找产能过剩的工厂，以极低的价格包下其剩余产能，将成本压缩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优衣库模式：通过全球生产（主要在中国、越南、孟加拉），利用规模效应大幅降低单件成本，同时在设计上采用基本款，减少SKU（库存单位），进一步降低成本。

“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
这不是简单的偷工减料，而是一种哲学：如何在不显著影响核心功能和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极致地削减一切不必要的成本。

案例1：无印良品：去除不必要的包装、商标、装饰，只保留产品最核心的功能和材质，从而降低成本。

案例2：便利店便当：通过中央厨房大规模生产、标准化流程、精准的库存管理（卖不完就丢弃），在保证口味和质量的前提下，将一份便当的价格控制在极低水平。

2.餐饮业的“标准化”与“去厨师化”：

牛肉饭连锁店（吉野家、食其家、松屋）将烹饪过程简化为可复制的标准操作程序（SOP），使用半成品食材，大量雇佣兼职人员，将一碗牛肉饭的价格和成本都压到最低。

3。人力资源的极致利用：

大量使用非正式员工，降低人力成本。在便利店、餐饮店，你看到的多是兼职、打工的学生或主妇，而非正式社员。

结论： 日本企业用工匠精神来做“降低成本”这件事，形成了一套极其高效、精细的廉价商品制造与销售体系。

四、消费者心理：从“炫耀性消费”到“合理性消费”

消费者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1.告别虚荣，拥抱实用：泡沫经济时期追求LV、爱马仕的炫耀性消费已经过时。新一代消费者（尤其是在“格差社会”中长大的年轻人）变得理性、务实，追求 “性价比” 和 “体内价值”（即产品本身的价值，而非品牌溢价）。

2.“断舍离”与极简主义：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空间的狭小，让人们反思过度消费。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流行，让消费者宁愿买一件质量好、价格合理的优衣库，也不愿买一堆快时尚的垃圾。

3.精明的消费者：日本消费者是“挑剔”的，他们要求在这个价格下，产品必须达到相应的品质。这使得企业无法通过单纯降低质量来降价，必须通过提升效率和创新来实现真正的“物美价廉”。
五、 产业结构的滞后与全球化冲击：

1.传统制造业的优势与劣势： 日本在汽车、电子等传统制造业领域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但这些领域的高附加值产品，并非“廉价”标签的代表。然而，在一些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环节，或者是一些服务业领域，竞争确实催生了“廉价”产品。

2.全球化带来的竞争： 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韩国）的廉价、高质量商品的冲击，迫使一些日本企业在成本控制上加大压力，否则就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

3.“高质低价”的短期策略： 在某些领域，日本企业可能采取“高质低价”的策略，以在短期内抢占市场份额，尤其是面对新兴市场或新兴竞争者时。但这背后并非企业的“廉价”逻辑，而是市场策略。

4.“涨价难”的文化： 长期处于通缩环境，使得日本社会对价格上涨相对敏感，企业也倾向于避免提价，以免得罪消费者或刺激竞争对手。这种“价格黏性”使得通胀传导不易，也维持了价格的“廉价”状态。

5.缓慢的结构性调整： 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步伐相对缓慢，一些低效率的企业和行业未能及时被淘汰，它们的存在也可能拉低整体的价格水平。

“服务业”的“廉价化”趋势方面

1.高度竞争： 例如零售、餐饮、旅游等服务业，由于竞争激烈，为了吸引消费者，价格相对不高。

2.利用现有基础设施： 许多日本服务业，如便利店、连锁餐厅，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供应链和运营模式，这有助于控制成本，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

3.“性价比”的追求： 日本消费者虽然看重品质，但也对“性价比”有要求。在特定情况下，他们愿意选择价格合理、品质尚可的产品和服务。

总结来说，“廉价日本”的底层经济逻辑并非是日本经济整体质量的下降，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结果：

1.宏观层面： 长期低通胀、超低利率，为“低成本”运行提供了基础。

2.微观层面：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压力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在价格上进行博弈。

3.产业层面： 传统优势产业的平稳（而非飞跃式发展），以及某些服务领域的竞争，催生了“相对廉价”的产品或服务。

可以说，日本的“廉价”经济逻辑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它既是经济长期停滞、社会阶层固化的“果”，反映了民众购买力的下降和信心的缺失。

它又是企业顽强求生、商业模式创新的“因”，催生了世界上最强大、最精细的性价比产业体系。

它用极致的效率和创新，维持了社会在低增长条件下的基本运转和稳定，但同时也可能压制了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因为资本和人才都流向了“如何更省钱”的领域，而非“如何创造新价值”的领域。

这样看来，日本的“廉价”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在宏观经济逆境中共同演化出的一套复杂而高效的生存系统。

最后，我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失去了活力或品质。许多高端、高附加值的领域仍然保持着竞争力。然而，“廉价日本”的出现，是日本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挑战后，不得不采取的适应性策略，也是其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过程中所显现出的明显特征。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当下日本经济的复杂性。

来源：财说点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