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隐蔽战线“活化石”，建立中共首个反间谍关系，从未出现闪失

摘要：他参与过中央特科的创建，是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活化石”，一生战斗在情报战线，先后在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从事过情报工作，从未出现过任何闪失，被称为隐蔽战线上的“福将”。

他参与过中央特科的创建，是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活化石”，一生战斗在情报战线，先后在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从事过情报工作，从未出现过任何闪失，被称为隐蔽战线上的“福将”。

他就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红色特工陈养山。

陈养山

崇拜恽代英，由此他走上革命道路

陈养山，原名程仰山，在隐蔽战线工作时，先后用过化名陈英舟、陈德清、陈仲英、陈鸣钧、高君实等。

1906年陈养山出生在浙江上虞百官前江村一个书香门第。其父程步青，晚清秀才，兼事中医。陈养山在本村小学读书期间，因家境贫寒，未毕业即被迫退学。1919年6月，13岁的陈养山不得不背井离乡，随亲戚来到武汉一家钱庄做学徒。

由于武汉是当时的革命中心之一，时代的浪潮也裹挟着满腔热血、一心报国的他勇立涛头，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陈养山也萌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大量地阅读进步书籍，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对他影响最大。

为了传播进步思想，他在店员中成立了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他的思想再次受到震动，他认识到只有革命，中国才有出路，人民才能翻身解放。

1924年4月，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信给自己的崇拜者、《中国青年》杂志主编恽代英，汇报了他成立读书会、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国激情，也激荡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深深忧患，这引起了恽代英的兴趣和重视，他随即热情地给他回信勉励。同年7月，恽代英专门约陈养山到家里，单独谈话长达6个多小时，这对陈养山来说是一次思想洗礼。

恽代英

这之后，他们不断交往，陈养山从恽代英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他们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地感染了他，使他坚定了革命意志和斗争决心，奠定了终身革命的思想基础。

恽代英牺牲后，陈养山为纪念他，还写就了《恽代英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文中在写到那次恳谈中，这样说道：

“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说中国革命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要建立苏联式的政府，人民才能得到解放”。

所以，陈养山一直视恽代英为良师益友和自己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1924年10月，陈养山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此后，他们的读书小组迅速扩展，改称“汉口青年励志社”，成为团结店员的活动中心。

1925年1月，陈养山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他担任青年团武昌地区特别支部特派员，他所在的钱庄也被中共武汉地委确定为交通站。

由此，开启了他长期的隐蔽战线的生涯。

孟子说得好，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自从走上隐蔽战线后，他就经历了多岗位的艰苦历练。

由于来同他联系的人很多，引起钱庄老板注意。同年5月，武汉团书记林育南安排陈养山到上海团中央送密信，考虑到他的安全，恽代英便安排他到团中央从事交通工作。

1925年5月，他在团中央书记任弼时领导下，随任弼时参加了“五卅”运动的组织和示威活动。在斗争中，陈养山迅速成长成熟，7月，团中央又给他压担子，派他回武汉担任团地委代理书记。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9月，党组织又派遣他化名陈英舟，以国民党员的名义筹建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并任常委兼组织部长。

可好景不长，因他在汉口熟人较多，此时的国民党在租界活动也是秘密的，他做秘密工作极不方便，在此情形下，党又将他调回上海团中央工作。

恰好，此时恽代英正筹建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在上海租界内秘密运行），就分配他到交通局工作，担任发行科长。

正是在在这个岗位上，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为他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其中就包括结识杨登瀛。

１９２６年春，组织上交代陈养山运送几枚炸弹到武汉中央军委。陈养山通过认识的海员，搭乘英国货轮，完成了任务。这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以后进入中央特科埋下伏笔。

1926年冬，陈养山被调往浙江，在宁波国民党省党部做统战工作，1927年3月，又调到杭州组建党的组织机构。

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杭州不能落脚，党调他回上海任法南区委宣传部长。

由于陈养山工作能力出众，在武汉有群众基础，旋即组织上又调他前往武汉做店员工作。可是，这次仍因当地熟人太多，容易暴露而又调回上海。

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后，贺龙秘密来到上海，周恩来提议由陈养山承担掩护贺龙的任务。陈养山将贺龙、周逸群安排在一个秘密住所里，次年１月，又秘密安排送贺龙等人奔赴湘西。

可这次回来后，他一时找不到组织，无处安身，只得暂回浙江家乡。

1928年1月，陈养山和几位党的同情者在海门县计划搞些枪支发动农民暴动，被人告密，只得逃往上海。

参与创建中央特科，建立中共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陈养山回到上海，住在杨登瀛家里，并在一家报馆谋生，不久，他接上了组织关系。

1928年3、4月间，杨登瀛进入中统，他将此事告诉了住在家里的陈养山。

杨登瀛

陈养山感到此事非同小可，连夜报告了组织，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建议不仅让他成为特科成员，而且也成为他对特科做出的最大贡献。

笔者曾在2024年8月写的《他黑白通吃，作为中统特务，中共却为他配私人保镖，这是为何？》一文中，详细介绍过杨登瀛。在此对他的情况只做简单的介绍：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香山县一个商人家庭。16岁时，赴东瀛留学，寻求真理。大学期间，他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并以优异的成绩从早稻田大学毕业。

1919年回国后，他来到了春潮涌动的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并结识了在上海大学执教的瞿秋白，这为他以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由于杨登瀛是个日本通，留学时又与日本的舆论界、文化界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回国后，很快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声名鹊起，在上海滩崭露头角。

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很快成为国民党内十分著名的左派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卅”运动中，他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成了陈的亲信助手，杨登瀛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并在陈立夫的支持下加入中统。

陈立夫

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即指派时任调查科主任的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股长）。

杨剑虹是江湖中人，很讲义气，上任后便拉杨登瀛进入调查科。

此时杨登瀛在上海滩刚刚得心应手，准备大干一场，却苦于没有名头，这时，他便提出不去南京，在上海帮助杨剑虹打出一片新天地。

杨剑虹欣然同意，就这样他打着调查科的旗号，开始周旋于上海的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市党部、市法院及租界巡捕房、日领馆和青帮等各种势力之间。

1930年，调查科扩大活动范围，为广集情报，先后向上海、武汉和开封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此时杨剑虹因青帮内斗自杀身亡，又因杨登瀛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遂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

有了名头的杨登瀛在上海滩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逐渐成为上海滩上摆得平、玩得转的名人。

杨登瀛不仅很会做人，也非常注重形象建设，不断打造自己的人设。

自杨剑虹自杀后，痛失“师长”的他，遂将原名鲍君甫改为杨登瀛，一来纪念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师长”，树立自身重感情、讲义气的形象；二来突出他的留日标签，抬高自身的品位。

当然，杨登瀛不但与国内各方搞好了关系，还注重交好租界权贵人物。租界的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甚至公开宣称“国民党方面，我只认杨登瀛说话”。

1925年陈养山在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任发行科科长时，因为工作需要，就主动接近杨登瀛。

1926年的一天，杨登瀛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他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他学习日语，杨登瀛慨然允诺。这位“学生”就是陈养山。这之后，陈养山也就顺理成章地经常将一些进步书报送给杨登瀛，由其译成日文，对外发行。杨登瀛所获颇丰。

有了利益联结后，两人经常在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党组织几乎陷于崩溃状态，知彼知己方可百战不殆，这就迫切需要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

此时身处中统的杨登瀛则成为中共物色的首要人选。因为他早年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熏陶，思想较为进步，对共产党有同情心和同理心，同时，他对中统与国府推行的以暴制暴的手段十分反感，尤其是1927年曾参加过左派，还曾被蒋介石逮捕过，这使杨登瀛耿耿于怀，有可能为我所用，更主要的是他与上海各界人士乃至国外人士都有着良好的关系，有广泛的情报来源，做这项工作非他莫属。

1928年3、4月间，杨登瀛进入中统调查科后，将自己的身份和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任务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陈养山。陈养山便连夜将情况写成材料，经过中共闸北区委向党中央报告，建议同杨登瀛建立工作关系。

此建议立即获得周恩来批准同意。

在陈养山策反的基础上，中央特科二科负责人陈赓又再次出面与杨登瀛敲定细节。

1928年5月，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陈赓与杨登瀛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中秘密会晤了。杨登瀛对陈赓的传奇特工经历早有耳闻，非常仰慕，两人心心相惜，相见恨晚，杨登瀛答应除为调查科工作以外，他还要尽快加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与租界情报机构，以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中共也答应给他配汽车和私人保镖，方便其工作。

就这样，在十分严峻的白色恐怖氛围之下，中共成功在敌人的心脏插入了一把尖刀，杨登瀛也成为中共在敌人侦探机关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更是第一位党外地下工作者。

杨登瀛的单线联系人先是陈养山。当时特科初创不久，急需人手参与创建，半个月后，因策反杨登瀛有功，陈养山被调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就改由连德生单线联系。

有了这一关系后，中共获得了敌人许多极其重要的情报，掌握了敌人行动规律，使党组织及许多党员免遭破坏与逮捕，并利用杨所提供的情报，有力地惩罚了叛徒。如在营救早期领导人彭湃（后因故没有成功）、镇压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营救任弼时等事件中的重要情报，都是由杨登瀛通过陈养山向党组织提供和帮助化险的。

与陈赓携手作战，镇压叛徒营救同志

1931年4月，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作为参与中央特科创建的元老，陈赓与陈养山从情报科成立开始，就在中央特科与顾顺章一起工作过，已经暴露，于是，周恩来决定他俩转移到天津开展地下工作。当时中央特科在天津的秘密情报关系是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议员胡鄂公，还有其助手杨献珍。

陈赓

当时，天津地方党组织由于叛徒的出卖，遭到严重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陈原道等一批党的负责人均遭被捕，一片白色恐怖，党的地下工作者活动举步维艰，几乎停滞。党中央指示他们三大任务：

一是营救被捕的同志；二是组建天津特科；三是清查叛徒情况。

4月16日，陈赓带着妻儿，与陈养山化装成商人到达天津。

谁知，首战即出师不利，险象环生。

正当他们在与地下党杨献珍接上关系并准备开展有关营救事宜时，不料杨献珍也遭敌逮捕，营救工作被迫搁浅。于是，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清查叛徒工作上。可还没开始行动，叛徒却自己浮出水面，并与他们不期而遇。

那是他们来天津不久的一天，陈赓和陈养山来到劝业场，那里人山人海，异常热闹。陈养山唯恐出事，陈赓却毫不在意地说，天津不会有人认识他。话音未落，只见迎面走过来一个面色黝黑，身段较高，穿着旧布大褂的人，此人趾高气扬，身边隐约跟着一些人。

陈赓认识此人，多年来的地下工作直觉告诉他，此人可能有问题，他急忙朝超此人一努嘴，轻声对陈养山说“这人有问题，快跑！”

于是，两人拔腿就跑，那个人也带着几个人紧追不舍。跑了一段路后，他们决定分开跑，追的人也分成了两拨人，咬着不放。陈赓和陈养山他们对天津的路也不熟，就胡乱跑，跑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等到天黑，幸好，天津不少小街道没有路灯，才甩掉了尾巴。

后来得知那个人就是大叛徒张克云（张开运）。

他们决定先把这个叛徒除掉。因为叛徒认识陈赓，查清他的情况和活动规律的任务就落在了陈养山身上。

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有一天，陈养山又在法国公园看到了张克云。盯梢了四五天，发现他住在华界的一个小旅社，并且经常在华界和法租界的几个旅社出入，频繁地跟叛徒、特务接头，活动异常猖獗。

顺着这条线索，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陈养山和陈赓又挖出了一批叛徒，摸清了他们的姓名、特征、住处、来往关系、活动规律。于是，陈赓决定让陈养山立即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建议派“打狗队”镇压叛徒（当时我党地下工作分工很细，“打狗队”是专门负责执行镇压叛徒任务的）。

半个月后，陈养山同中央派遣的代号为“王老头”的同志再赴天津。８月，天津最大的叛徒张克云被击毙。

这次天津之行，陈赓和陈养山在胡鄂公的协助下，基本完成了组织交给任务。因天津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非常严重，不具备建立特科的条件，陈赓和陈养山又难以立足开展工作，加之敌特中认识陈赓的人又很多，行动非常不便，随时都有遭被捕的危险，于是，陈赓与陈养山化装成伤员，经山东青岛回到上海向陈云汇报了天津之行的工作情况。

在四川办“通讯社”，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

1935年9月，中央特科完成历史使命而自行撤销，由于陈养山在中央特科的资深经历和曾以新闻记者进行情报搜集活动的身份，又被党在上海的“中央临时局”派到重庆开辟情报工作。

他化名陈仲英，以新闻记者身份与陈昌、陈克寒3人一起来到了重庆，可如何打开工作局面，他们犯了难。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听说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兼省银行总经理刘航琛所创办的“新四川通讯社”因为无利可图，准备停办。他们当即拜访刘航琛，以优先转发他的新闻稿为条件，说服刘航琛让他们免费接办。因为有利可图，刘航琛又动用关系，让他们与国民党重庆行辕政训处（情报处）建立了情报联系。通讯社为政训处提供情报，政训处为通讯社解决办社经费（每月100元）。

就这样，通讯社既找到了“靠山”，解决了经费和情报来源，又取得“合法”身份，便于打着政训处的招牌大胆开展情报工作。

经过数月努力，获得了大量秘密的和公开的、非法和合法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党政军动向、军力配备及相互冲突、国民党军部党部与地方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重庆经济界与各地资本家的矛盾等，既准确又及时，价值极高。同时，陈养山广泛联络各方社会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秘密领导与参加了重庆、成都等地的有关抗日救亡活动。

１９３６年７月，陈养山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重要军政情报，在准备返回四川之际，中共中央决定陈养山到陕北学习。９月，陈养山抵达西安，中央又决定陈养山在西安情报站从事参与联络西北军的工作。

陈养山再次服从组织决定，他化名陈鸣钧，以《西北文化日报社》记者身份，从事党在西安的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并协助左翼作家吴奚如编辑出版由张学良出资创办的《文化周刊》，开展参与联络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在西北军中宣传中共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后，为保持与延安的联系，陈养山奉周恩来之命筹建“红中通讯社西安分社”，专门负责向西安的各家报社及社会团体印发西安红军办事处抄收的《红中通讯社》的新闻和中共发布的抗日文告、宣言等。

“红中通讯社西安分社”建成后，陈养山被调入党中央西安情报站，专门从事情报工作。为推动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搜集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要价值情报，做出了显著成绩。

１９４０年６月，陈养山回到延安，结束了１６年的敌占区情报生涯。其间，他辗转于武汉、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从未被逮捕过。

在延安，他先后担任中央社会部地方工作科科长、情报干部培训班主任、中央党校第七支部书记及干部科科长等职。

1944年底，经贺龙向中央提议，陈养山又调晋绥边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晋绥分局调查局局长、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部长、西安市军管会保卫处长、西安市公安局局长等职，为肃匪反特、保卫边区、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等做出了显著成绩，受到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中央领导人的赞扬。

１９４９年３月，陈养山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长，领导西北地区的情报工作，为西安解放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陈养山继续在情报保卫战线上战斗，先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副主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南京市检察署检察长，改革开放后，又担任过司法部副部长和最高检副检察长。

这位终身为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呕心沥血的隐蔽战线的“活化石”，也留有遗憾。

1986年他在自传《我的一生》中写道：

“为完成陈赓、李克农同志生前嘱我为党史提供中央特科资料的嘱托，我当抓紧时间撰写情报斗争历史的回忆录，给党留一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