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泠印社的社藏文物珍品中，有一批吴昌硕自镌自用的文房书画印，共十二方。其中边款有纪年的四方，一方创作于1889（乙丑）年，吴昌硕四十六岁，印面内容为“酸寒尉印”。是年吴昌硕在苏州县衙任小吏，好友任伯年来访，见吴袍服未卸，即为其作“酸寒尉像”。一方创作于1909

西泠印社的社藏文物珍品中，有一批吴昌硕自镌自用的文房书画印，共十二方。其中边款有纪年的四方，一方创作于1889（乙丑）年，吴昌硕四十六岁，印面内容为“酸寒尉印”。是年吴昌硕在苏州县衙任小吏，好友任伯年来访，见吴袍服未卸，即为其作“酸寒尉像”。一方创作于1909（乙酉）年，吴昌硕六十六岁，印面内容为“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一方创作于1911（辛亥）年，吴昌硕六十八岁，印面内容为“古桃洲”；还有一方创作于1912（壬子）年，吴昌硕六十九岁，印面内容为“缶老”。其余虽未署明创作年月，但从印文内容和艺术风格观察分析,应该都是他印风成熟后中晚年的力作，取资极广，除印式丰富多彩有封泥、古玺、汉铸印、汉凿印、切玉印等外，入印文字还吸收了石鼓、瓦券、古钱、汉碑篆额等，能融会贯通，自出新意，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和欣赏价值。

印学史上一位篆刻家存世的自用印有数十方乃至百余方的不在少数，但像吴昌硕这十二方田黄自用印，印材全部是珍贵的田黄冻石，可以说是极其难得。而这批田黄除一方椭圆，其余十一方均为正方形，材质品相皆属上乘，钮式精美。佳石佳刻，相得益彰，弥足珍贵。可以说，这一套吴昌硕田黄自用印是独一无二，并世难觅，可称作西泠印社的镇社之宝。

明代文彭。此印长33cm，宽3.3cm，高8.1cm。印文：琴罢倚松玩鹤。印款为五面款，顶款：琴罢倚松玩鹤；边款：余与荆川先生善，先生别业（即别墅）有古松一株，畜二鹤于内，公馀之暇，每于余啸傲其间，抚琴玩鹤，洵可乐也。余既感先生之意，因检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庶境与石而俱传也。时嘉靖丁未秋，三桥彭识于松鹤斋中。

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别号渔阳子、三桥居士、国子先生，因曾任南京、北京国子监博士，故人称“文国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是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徵明的长子，工书法，初学钟繇、王羲之，后法怀素，晚年全力倾于孙过庭，以篆、隶最见精粹，尤精篆刻。

此印作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即文彭50岁时所作，是存世少见的文彭真刻之一。《丁丑劫余印存》《明清篆刻流派印谱》《中国美术全集·玺印篆刻编》均有著录。印文布局平正匀落，笔画的布排讲究整齐，篆法方中具圆，线条较一般的圆朱文略粗，比“七十二峰深处”更显厚重端庄，体现了平和典雅的韵味。刀法稳健圆活，反映了作者娴熟的功力。印的边栏残损，连印文的某些笔画都已隐去，然章法能聚而不散，使此印篆法产生一气相贯的效果。边款以其行书入印，是先书后再用双刀镌刻。印面刻的很深，似铜铸一般。此印在印文上，采用风雅诗句入印，在印文内容上也属创举，在篆刻史上有标志性意义。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砚林、钝丁、龙泓山人、砚林外史等。浙江钱塘人。他个性耿介，一生未仕。学识渊博，酷爱金石文字，工诗善书，精于鉴赏，著有《武林金石录》、《砚林诗集》、《砚林印谱》等著作。在艺术上丁敬是很有见地的，他认为：“近来作印，工细如林鹤田，秀媚如顾少臣，皆不免明人习气，余不为也。”他不作泥古不化的守旧者，借古开今，一洗娇揉妩媚之习，成功地把汉印古雅的美学风范纳入自己的审美意识，灌注到印章的艺术创作之中。创造性地运用刀法不仅是丁敬篆刻风格的灵魂所在，也是“浙派”篆刻艺术的重要艺术特征。丁敬以其独特的篆刻风格与杰出的印学思想打破了几乎由“徽派”一统印坛的局面。成为“浙派”篆刻的开山鼻祖，名列西泠八家之首。丁敬是个学识广博的艺术家，诗文书画都很擅长。在书法上工大、小篆，精八分，能得汉隶笔意，有一定造诣。丁敬的绘画虽未见作品流传，却有善画人物、梅花、兰竹、水仙的评论。何绍基曾赞誉：“龙泓金石学诣精，八法篆书有法程，闻泉漱雪出世情，隶法遒穆超蹊町，如其诗多声外声，始知琢印余技鸣。”

西泠印社收藏的丁敬书法行书七律作品为纸本，长127厘米，宽30厘米。作品内容是丁敬写给梅垞砚长的诗：“放怀游目此清秋，共向溪桥舣小舟。未觉云山成寂寞，果然王谢擅风流。渚田稻熟兰争长，湍濑沙明竹自修。顿使形骸浑放浪，那能深抱昔贤忧。骋梅垞砚长兄正误，砚玩叟丁敬”。落款后钤有“丁敬身印”“砚林亦石”二印。该作品未尾加一小字“骋”但未标明是否为补作品中文字的错、漏，可为一奇。此幅行书作品，潇洒中带着凝重，古拙处别具典雅，流露出一种质朴清逸的山林之气，用笔简练，笔画富有弹性，在圆转流畅的笔调中，体现出转折顿挫，字形如其篆刻边款之势，略取斜势，外秀内刚，遒劲雄健。整幅作品一气呵成，笔断意连，飘逸而无媚俗之气，章法匀称整齐，字与字之间顾盼呼应，于细微处见精神，充分展示了丁敬深厚的笔墨修养，散发的清新与静谧令人赏心悦目。

《西泠四家印谱》，丁敬、蒋仁、黄易、奚冈篆刻，何元锡、何澍父子辑。书约成于嘉庆十三年（1808），收入丁敬印蜕一百七十八方，蒋仁印蜕三十五方，黄易印蜕一百零三方，奚冈印蜕六十八方，共存印三百八十四方，印多附有边款。此为“西泠印家”印作成谱的最早一部印谱。清光绪十一年（1885）丁丙录西泠前四位印家印作，并附西泠后四家印作成《西泠四家印谱》十二册本。其中第一册录丁敬印三十五方，第二册录丁敬印四十二方，第三册录黄易印三十四方，第四册录奚冈印二十四方，第五册录蒋仁印一十六方，后七册附存陈鸿寿、陈豫钟、赵之琛、钱松四家印作，其中陈鸿寿印两册，分别录印二十方和二十四方，陈豫钟印一册，录印三十八方，赵之琛录印三册，分别录印三十二方、三十九方、三十五方，钱松印一册，录印二十二方。全谱共收录印三百六十一方，有丁丙自序一则。后来，西泠印社根据清何元锡父子辑本，重辑影印，录丁敬印一百一十三方，蒋仁印三十一方，黄易印六十方，奚冈印六十三方，总计二百六十七方。印均有释文，附有边款，书出版于1964年。1979年，西泠印社将所藏丁、蒋、黄、奚四家原拓本增补重辑，增加印一百余方，并附沙孟海题跋一则。

顾从德（1502—1575），字汝修，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对考古学很有研究，并对古玉铜印的鉴赏也有较深的造诣。自世祖顾世安起，全力收集古玉铜印，于1572年编辑成《集古印谱》，这套印谱一共六册，曾以朱墨钤拓二十部。内容包括作者本人的收藏及他人所藏的印章，其中收录的玉印150余枚，铜印1600枚。顾从德的这套印谱开创了原印钤盖拓谱的先河，刊行后在金石界引起了很大震动。《集古印谱》出版后的第三年，也就是明万历三年（1575年），这套印谱再次增补，玉印增加到220余印，铜印增加到3200余枚，用木版印行。在题列编排、用笺规格、译文考证等方面都极其细致，为以后的印谱形制奠定了基础。这是目前我们还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古铜印谱。

印谱的编集开始于宋代，宋代印谱的出现，与北宋时古代文物大量出土、金石学的兴起有关。明隆庆（1567－1572）时，顾从德集有《集古印谱》，以后顾家子孙历时三代，又搜罗更多古印，集成《印薮》，以木版摹刻印行，以广流布。不过明代集古印谱鉴选不精，其中往往间杂伪品。到了清代，由于对古玺印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对其用途、类别等所获新知不少，使得集古印谱比以前更臻完善。印谱的版本有原印钤盖、木刻翻摹、摹刻、影印等不同种类。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原印钤盖的印谱，能真实保存原作的风神。

西泠印社收藏的《顾氏集古印谱》，只有四卷，缺官印二卷，为国家一级文物。此谱原按四声排列，现存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四册，各印分韵编集，铜印在先，有玉印独占一页，上平册存410印，下平册存498印，上声册存348印，去声册存206印，共收录印章1462方，其中玉印有100多方。

此谱流传有绪，封面有题跋：“光绪乙未八月在杭州市买得，越九年客鄂中节寺题。语冰。”“册中所列秦汉玺印皆精，不知为何人藏，审其芝泥，必乾嘉人所为。虽残册，亦可宝。”钤有“语冰”、“诸”、“崖师”印。由此可见，诸德彝（字语冰、崖师）光绪乙未年（1895）在杭州买到此谱时就只有四册，而且并不知道此谱是名贵的《顾氏集古印谱》，到1927年方介堪先生携谢磊明先生所藏《顾氏集古印谱》请诸德彝题跋时，他才知道自己收《顾氏集古印谱》藏的是《顾氏集古印谱》残本。到甲申年（1944），此谱由张鲁庵先生所藏，1962年，西泠印社筹备召开六十周年成立大会，张鲁庵先生家属将此谱捐赠印社收藏。

朱耷（1626—1705），字雪个，又字个山、八大山人等。江西南昌人。明宁献王朱权九世孙，明亡后弃姓改名。清顺治五年（1648）削发为僧。善画花鸟竹木，以简略见胜，独出新奇。写意花鸟画脱胎于明代林良、徐渭等人，笔墨精练，含蓄蕴藉，丰富多彩，淋漓痛快，自成一格。画山水，大都是荒岭怪石，表现“残山剩水，地荒天寒”的境界，他的花鸟画成就最为突出，也最富个性，画鸟，多无名之鸟，形象怪异，表情奇特，体现了他高傲、冷漠和仇视现实的精神状态。清代中期“扬州八怪”，晚期“海派”及近现代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等巨匠，都受其熏陶。他的书法亦能博采众美，独标一格，具有点划流美、挺拔遒劲的风格。

西泠印社藏朱耷《孤禽图册页》为纸本，长26.5厘米，宽23厘米。国家一级藏品。整幅画面，仅在中下方，绘有一只水禽，落款为“八大山人”，书写连缀，寓“哭之笑之”状，款后钤“三月十九”印。图中禽鸟一足立地，一足悬空，鸟的眼睛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一副白眼向天的神情。缩颈，拱背，表现出一种受欺而不屈，傲兀不群的情态。形象洗练，造型夸张，表情奇特，构图奇妙，笔法雄健泼辣，笔势朴茂雄伟，墨色淋漓酣畅。流露出愤世嫉俗之情，反映了作者孤愤的心情和坚毅的个性，具有奇特新颖，出人意表的艺术特色，为八大山人艺术成熟期的精品。

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别署仓石、苍石，号缶庐、苦铁等。浙江安吉人。我国近代艺术大师，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他的篆刻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钱松、赵之谦等人的影响。31岁以后，移居苏州，来往于江浙之间，阅历大量金石碑版、玺印、字画，眼界大开。后定居上海，广收博取，诗、书、画、印并进；晚年风格突出，成为一代宗师。他在篆刻上的成就，对我国篆刻艺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主要是他把诗、书、画、印熔为一炉，开辟篆刻艺术的新境界。

西泠印社藏吴昌硕刻“西泠印社中人”印，材质青田石，印面为3.3厘米见方，印章高7.8厘米。印文“西泠印社中人”，边款：“石潜、辅之两兄属刻，持赠书徵三兄社友金石家。丁巳春仲，安吉吴昌硕”。此印是吴昌硕应印社创始人吴隐（石潜）、丁仁（辅之）之邀为印社早期社员葛昌楹（书徵）所作。葛氏为平湖著名藏家传朴堂后裔，辑有《明清名人刻印汇存》，卷中收录有“西泠印社中人”印，但此后是印于葛氏处遗失，去向无人知晓。直至1977年，“西泠印社中人”印出现在上海某拍卖会场，并被西泠印社日本名誉理事小林斗庵拍得。西泠印社百年华诞之际，小林斗庵将此印作为珍贵的礼物奉赠印社，使此印回归故里，成为印坛佳话。“西泠印社中人”刻于丁巳年（1917），吴昌硕74岁作品，朱文，篆法古朴，一派石鼓文气象，章法处理上富有变化，线条斑驳厚实，边框处理独具匠心，为吴昌硕晚年炉火纯青的绝世佳品。

西泠印社藏三老碑旧拓本，为佳手精拓，墨色均匀，字迹清晰，碑文书体介于篆隶之间，浑朴遒厚，极为醇古。是书法史上古隶向汉隶过渡时期，体现在刻石书法上的典型之作。拓片四周还有丁辅之、王福庵、邓散木等许多西泠名家题跋，韩登安题署，落款的年代均为丁亥年秋季（1947），是年重阳西泠印社曾举行补行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此拓本的收藏者可能参加了当时的盛会，所以有幸在同一时间请到来自各地的西泠名家题跋。拓本上还钤有数十方鉴赏、鉴藏印，更使其璀璨琳琅，弥足珍贵。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晚年号悔迟、云门僧等，诸暨枫桥（今属浙江）人。明代杰出的人物画大师。幼年时喜欢绘画，显露出艺术天才，曾师从浙江画家蓝瑛学画。后广师古人传统，不拘成法，富于创造。崇祯年间在北京为宫廷作画，明亡后，至绍兴云门寺落发为僧，后到杭州以卖画维持生计。陈洪绶能作诗文，善书法，而以绘画成就最高，尤其擅长人物。他的人物画受北宋李公麟影响，大胆突破前人的陈规，擅长深刻提炼形象，运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人物个性，重视神情，而表达含蓄，线条简洁质朴，富有金石意味，形成了特有的艺术风格。除传统绘画外，他还创作了《水浒叶子》《西厢记》等多种版画插图，对后世影响很深。

西泠印社藏陈洪绶绘抚乐仕女图为绢本，设色，长125厘米，宽61厘米，是陈洪绶人物画的典型之作，国家一级文物。图中四位仕女相顾而立，其中一人怀抱乐器，一人端着插有梅枝的花瓶，画面中主要人物手持一柄如意，眉目端凝，神态自然。此图布势简洁，具有古典风韵。陈洪绶笔下的仕女，眉毛和眼睛的距离很宽，这些变形、夸张的美女，长着大大的鼻子，神态动人，体形圆润丰满，是从唐代仕女形象中演变而来的。设色清淡闲雅，仅在人物的嘴唇上轻点朱红，其于颜色若淡若无，面部用“三白法”即面部额上、鼻尖、下巴三块用白粉铺设，显得十分纯洁丰盈。人物装束古雅而显妩媚，飘动的衣饰使形体带有一定的动感。在表现技法上笔墨工整，勾线细若游丝，刚中见柔，拙如古篆，力度雄健。画面虽用笔简练，但人物形象却刻画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示了陈洪绶人物绘画的奇妙境界

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笈游道人、完白山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少好篆刻，客居金陵梅镠家八年，尽摹所藏秦汉以来金石善本。遂工四体书，尤长于篆书，以秦李斯、唐李阳冰为宗，稍参隶意，称为神品。

邓石如隶书取法汉碑，又不拘泥于描摹汉碑的形貌，能透过断续残缺的剥蚀痕迹，以表现碑书之气势与意趣为旨，其书以遒劲爽利。气势豪放取胜。邓氏对隶书的独到理解在这幅作品中亦有较充分的展现。用笔铺毫直行，以完整、沉实的点画运笔表现隶书之挺键、厚实，又参以北碑的用笔形态和技法，在收笔、波折和接笔处，以方直的笔画造型为之。此幅作品正是糅合了汉碑与魏碑的特点，而使其面貌更为特出，虽然少数用笔、结体尚不够成熟自然，或也如李瑞清所评“完白隶书，下笔驰骋，殊乏蕴藉，但瞻魏彩，有乖汉制”而无不可议论之处，然而站在邓氏对隶书创作的阶段性探索和尝试这一角度来看，此作新异面貌之价值或也正是在于此。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人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我国明代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少年时天资聪颖，二十岁考取山阴秀才，但后来屡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终身不得志于功名。徐渭一生多才多艺，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且独树一帜，给当代和后代留下深远的影响。徐渭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自谓“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其书法方圆兼济，轻重自如，笔墨纵横，貌似狂放不羁，其实暗合秩序，为后来书法家效仿。徐渭书法以行草书最佳，能以隶书笔法融入行书，尤为独创。平生仰慕王羲之人品书艺，对王羲之的书法心摹手追，但带给他巨大影响的是宋人的书法作品，其中其取法最多的是宋代米芾。

西泠印社藏徐渭草书七律作品为纸本，长353厘米，宽104厘米，是其草书巨制，可称代表作品，为国家一级文物。书录了唐代岑参的七言律诗一首：“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启首处钤有“漱仙”印，落款徐渭，款后钤有“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湘管斋”三方印章。整幅作品结字率意，笔势酣畅，布局茂密遒劲，用笔纵肆淋漓。通过用笔的提、按、顿、挫等技法，使线条的虚实、长短、欹正、枯润、收放及空间的留白等跃然于纸上。作品充满了作者内心情感的宣泄和个性的张扬，笔墨恣肆，不计工拙，将所有的才情、悲情都融入笔画之中，表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体现出“书为心画”的至高境界，带给我们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张熊（1803—1886），字寿甫、子祥，号西厢客、祥翁，又号鸳湖外史、鸳湖老人。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精绘画，人物、山水、花鸟、翎毛、蔬果、虫鱼皆能，善书法、篆刻。张熊习画从传神写照入手，初师从湖州名家石梁，后师从苏州夏之鼎，得花鸟写生之法。早年在湖州经营古董业，精于鉴赏，收藏金石书画甚富，中年在上海卖画，成立画室，广收门徒，并与吴昌硕结为忘年交。张熊的作品雅俗共赏，在当时杭嘉湖一带十分流行，称为“鸳湖派”。其花卉颇受称誉，谓之“纵逸似周之冕，古媚如王武”。风格早年细秀明润，晚年以劲厚见长。

西泠印社收藏的张熊花卉扇面为泥金成扇。在中国书画艺术中，扇面书画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它的载体是具有实用意义的祛暑工具，而扇子的制作本身就体现了各种工艺技术水平。扇面上的书画更为其增添艺术观赏性，明清以来，它的欣赏层面最为广泛和普及。扇面书画虽尺幅天地，但其包含的艺术含量却相当丰富，在经历长达一千七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后，已成为极富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散发着不息的生命力。此幅扇面为泥金底，画家用没骨法画紫菊、红花，笔墨勾勒简练，设色清润淡雅，盛开的花朵和挺秀的枝条及婀娜的叶子皆用色彩染成，以中锋勾叶筋，潇洒挺健，紫菊花瓣舒展，得自天然。花上嬉戏的草虫，双须挺劲，形神刻画入微，神态闲逸，使整个画面充满协调感，整幅画给人一种素雅清淡与金碧辉煌的强烈对比，形成华贵与素雅的双重美感，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充分表现了画家的技巧和功力。此类小品最见生活情趣，清芬可闻，佳味若尝，极为大众喜爱。

毛公鼎，全称《毛公厝鼎》，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根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此鼎为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器物。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相传曾为陈介祺、端方等收藏，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毛公鼎圆口圆腹，沿上有立耳相对，鼎腹下三足呈马蹄形，腹饰以重环吻、弦纹各一圈。通耳高53.8厘米，腹深27.8厘米，口径47.9厘米，腹围145厘米。其内壁铸有铭文长达497字，为皇皇钜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长方，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帖，赢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赞誉。近代书家李瑞清评价“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书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秦篆近隶，汉篆实分，故篆舍周末由。而孟鼎之实质，克鼎之宽博，散盘之英獒，齐侯罍之变化者珮琚鸣玉，穆雍趋跄，则推断此鼎矣”。其铭文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之一，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现藏于西泠印社的毛公鼎拓本，为西泠印社理事杨鲁安先生捐献。拓本为薄棉连纸本。据杨鲁安先生题跋所记为著名金石家陈介祺良工姚公符精拓，拓出的铭文与器形浑然一体，加之裱工精美，使之相得益彰。拓本上方有著名文物专家王襄先生的的题署。左下有藏家题跋：“陈寿卿藏器甚夥，当时贾人愿拓者皆有定值，为广流传也，独此鼎不轻易示人，有以五十金求一拓片而不可得，亦足见宝贵之重也。辛亥六月凤山识于荆州节署之九思堂”。右下为杨鲁安先生所跋：“此鼎于道光二十年关中岐山县庄白村出土，为周宣王时重器，铭文为四百九十七字，字极精美，初为苏氏兆年、亿年兄弟收得，秘藏于西安，到咸丰二年才运至北京，以重值售归陈介祺，陈氏盛赞此鼎较小而文字几多五百，盖自宋以来未之有者，典浩之重，篆籀之美，真有观止之叹，数千年之奇，于今日遇之良有厚幸矣。陈氏得鼎，有怀璧之惧，秘不示人，拓本向不外传。宣统二年其孙孝笙以万两银卖与端方，端方死后鼎又易主，抗战前夕叶恭绰为保此鼎不致外流，以高价购得，几经流离，于抗战胜利后，重归南京中央研究院所藏，一九四八年底运往台湾，今在台湾故宫博物院陈列。毛公厝鼎精拓本极为难得，当年吴大澂索拓，照付白银百两，此本为陈介祺良工姚公符精拓，可宝也”。拓本上还钤有“文字之福”“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簠斋藏三代器”“海滨病史”“十钟主人”等鉴赏印，使拓本更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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