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汉诗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并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中国经典，如《尚书》的思想精髓与表达技巧。汉诗作家通过直接引用、化用、暗用《尚书》中的典故、语句和思想，不仅表达了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尊崇，也将其与日本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形成了

日本汉诗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并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中国经典，如《尚书》的思想精髓与表达技巧。汉诗作家通过直接引用、化用、暗用《尚书》中的典故、语句和思想，不仅表达了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尊崇，也将其与日本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表达。这种借鉴既体现了汉诗作家对《尚书》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了中日文明在思想与文学领域的互通与融合，为东亚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作出了积极贡献。

日本汉诗引用《尚书》的文化背景

《尚书》传入日本的时间可追溯至飞鸟时代（592—710年）。据《日本书纪》记载，513年，百济博士段杨尔将《尚书》等儒家五经带到日本，516年、554年，百济又分别派遣五经博士高安茂、王柳贵至日本。天皇养老2年（718）制定的《养老律令·学令》规定明经的教科书是《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学者兼习之。平安时代，沙门素庆曾翻刻《尚书》，并称其为“六籍之冠”，《尚书》被列为大学寮的必修课程，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和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尚书》的传承自平安时代开始，形成了藤原、清原、中原三大传经世家，之后又经过日本学者的抄写、刊刻、注释、阐释、引用、摘录等，使其成为了日本化的中国学。从“大化”至“令和”，日本年号引用《尚书》中的典故多达37次，如“昭和”年号取自《尚书·尧典》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种对《尚书》的引用不仅体现了日本对儒家经典的尊崇，也反映了《尚书》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日本汉诗发展与中国文化交流紧密相连。自公元5世纪汉字传入日本，日本文人便开始研习和创作汉诗。随着遣唐使的派遣以及佛教的传入，日本汉诗迎来首个繁荣阶段。彼时，日本文人大量研读中国典籍，其中《尚书》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尊崇。林罗山《圣像》“一言成世教，六艺起皇风”表达了对《书》等六艺的推崇。奈良时代，日本积极学习唐朝文化，汉诗创作成为贵族阶层的文化风尚。平安时代，随着日本对唐朝文化的进一步吸收和融合，汉诗创作在日本文坛占据了重要地位。江户时代，儒学复兴带动汉诗复兴，成为武士和学者修养的一部分。菅原道真、贺阳丰年等诗作中频繁出现对《尚书》等儒家经典的引用，体现了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文化深厚的联系。

日本汉诗引用《尚书》的主要方式

日本汉诗引用《尚书》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引用、化用和暗引等方式，既体现了汉诗作家对儒家经典的深厚造诣，也展现出汉诗作家在文化融合中的独特创造力。

一是直接引用，多是指作者将《尚书》原文直接嵌入汉诗创作之中，这种方式在早期日本汉诗中较为常见。如菅原道真《贺正月二日受朝》“坐致太平千古盛，克明俊德继前贤”中“克明俊德”直接引自《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以此表达对君主具备高尚品德、实行仁政的期望。又如，森大来《孔子庙》“噫圣师百世，洋洋声教宣”引自《尚书·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尚书·禹贡》“声教讫于四海”，表达对孔子声威与教化传布的由衷赞美之情。再如，大沼枕山《寄内》“肯堂肯构孙儿在，俱喜从今百不愁”中的“肯堂肯构”直接引自《尚书·大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表达了作者对子孙能够继承家业、延续家族传统的欣慰和期望，体现了对家庭生活的珍视和对妻子的感激之情。

二是化用，作者多根据表达的需要有机地将《尚书》中的词句化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借以表达自己丰富的情感诉求。如藤田东湖《言志》：“俯思卿国仰思君，日夜忧愁南北分。惟喜闲来耽典籍，锦衣玉食本浮云。”诗作中的“玉食”出自《尚书·洪范》“惟辟玉食”，将物质享受比作浮云，形象地表达了作者淡泊明志的生活态度，以此映衬其对国家大事的忧虑和对君主的忠诚，展现了作者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坚定的人生志向。又如，贺阳丰年《奉和春日作》“一听虞韶美，能令三月忘”中的“虞韶”出自《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此处以虞舜时期“韶乐”的美妙和神圣为寓意，表达了对春日美景和美好时光的珍惜与感慨。再如，大友皇子《述怀》“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中“盐梅”出自《尚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这是对治理国家的宰相或重要辅佐者的比喻，表达作者将治理国家重任寄托于真正宰辅的殷切期望。

三是暗引，是指不直接引用《尚书》原文，而是将《尚书》中的思想有机融入汉诗创作之中。如大友皇子《侍宴》通过对天皇英明和德行的赞颂，表达了对天皇的崇敬之情和对国家安定的期望。此诗没有直接引用《尚书》的内容，然而诗作与《尚书》的理念有相似之处，“皇明光日月”表达了对天皇英明的赞颂，与《尚书·尧典》中对尧帝的赞美类似，强调其明德和光辉；“帝德载天地”表达了对帝王德行的崇敬，与《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理念相似，强调帝王的德行对国家的重要性；“三才并泰昌”表达了对天地人和谐的祝愿，与《尚书·洪范》中有“五行”和“九畴”的理念相似，强调天地人的和谐与平衡，以上皆能体现出大友皇子对《尚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又如，人见壹《击壤老》通过描绘上古时期的淳朴民风和宽松政治，表达了对尧舜时期理想社会的怀念和赞美，“上古淳风政不苛”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和谐与安宁；“老人击壤乐如何”通过描绘老人击壤而歌的情景，象征了百姓的安乐和满足，进一步强化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同时又引用尧舜时期的 “击壤”和“尧日无私照”典故，表达了对上古尧舜时期淳朴政治与和谐社会的向往。再如，释硕定《禁城春色》：“凤阙春来淑景宽，上林梅柳映衣冠。望中总是升平色，偏作尧时舜日看。”诗作描绘了春天皇宫中的美景，表达了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对古代圣贤治国理念的尊崇，此诗亦未直接提及《尚书》，但诗中化用了《尚书》的治国理念，与《尚书》中所传达的历史观相契合。

日本汉诗引用《尚书》的学术意义

日本汉诗作家崇尚《尚书》，并积极地进行摄取、接纳、消化，每每引以为创造自身文化的元素。从早期的直接援引，显现出汉诗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尊崇，到后期的化用与暗引，则充分展现出汉诗作家在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基础上的创造性吸收与本土化改造。无论早期的引用还是后期的化用与暗引，我们都可以发现，日本汉诗作家引述、化用《尚书》重在表述其中的道德原则与伦理思想，借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成为他们弘扬义理教化之用的重要载体。如大伴旅人《初春侍宴》“穆穆四门客，济济三德人”，通过引用《尚书·尧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尚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将《尚书》价值观与日本文化相结合，赋予其新内涵，表达了对太平盛世的颂扬和对圣主的敬仰之情。

日本汉诗推崇《尚书》，常用《尚书》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进行创作，主要表现为对《尚书》中章句、意象的引用和化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寄托、展现自身在政治方面的诉求和主张，以及在道德规范层面的认知感悟，有力增强了诗作通过修辞手段达成的表达效果，使得日本汉诗修辞优雅、婉转含蓄，同时又进一步提升了其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彰显了《尚书》在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如三岛中洲《富岳》：“太古雪残云汉间，万邦仰止白居颜。翼然垂拱温如玉，君子国中君子山。”其中的“垂拱”出自《尚书·武成》“垂拱而天下治”，本意是强调通过德行和自然的治理方式来实现国家的安定和繁荣。诗人引用这一典故意将富士山比作君子，象征着温和与纯净，进一步强化了富士山的神圣和美丽，表达了作者对其崇高和美丽的赞美。

日本汉诗对《尚书》的引用，无疑为日本文学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汉诗作家凭借对《尚书》的独到见解与创造性运用，不仅丰富了汉诗的表现手法，而且更深化了其思想内涵。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语言形式的雕琢上，更体现在对儒家思想的深刻诠释与独特演绎上。特别是江户时代，汉诗更成为文人表达对社会变革深思的重要载体。他们通过对《尚书》思想的引用与发挥，深入探讨政治、道德、历史等诸多议题，使得汉诗的思想深度与社会影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同时，日本汉诗对《尚书》的引用方式，为《尚书》研究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通过深入分析日本汉诗中的《尚书》引用，我们能够窥见《尚书》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路径与接受状况，以及其在东亚文化圈内的演变历程。日本汉诗对《尚书》的引用是中日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体现，不仅反映了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也展现了日本文人在文化融合中的创造力。通过汉诗这一载体，中日两国在思想、文学和价值观上实现了深层次的对话与融合，为东亚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