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国战略性资源，金属在地缘经济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业化则是金属资源与地缘经济相互作用的关键纽带。新地缘形势下，工业化是一国维护自身生产能力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抓手，美欧国家再工业化、战略新兴产业竞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相互交织。从地缘因素对金属的影响来看，其

作为一国战略性资源，金属在地缘经济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业化则是金属资源与地缘经济相互作用的关键纽带。新地缘形势下，工业化是一国维护自身生产能力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抓手，美欧国家再工业化、战略新兴产业竞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相互交织。从地缘因素对金属的影响来看，其作用渠道主要包括供给、需求和贸易。各类工业化的推进将提升金属需求，但由于金属矿产的地理分布集中度较高、可替代性较低，其供给存在明显约束，地缘因素往往对金属供给造成较大冲击。从金属对地缘经济的作用来看，金属资源的供需错配会深刻影响产业链和地缘格局的演变。不同资源国地位或将出现分化，未来金属资源合作可能走向集团化和区域化。传统的“资源诅咒”也将表现出新的含义，资源国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会更高，资源利用中非市场化手段亦会增多。作为工业大国，中国又该如何应对金属领域的相关风险？通过对不同类别金属的供应风险进行评估，我们认为循环回收、国内挖潜与国外收储是三类重要的风险应对方式。其中，循环回收在规模化和新技术的加持下，对缓解金属矿产的供给约束具有重要意义。

“If you don’t have steel, you don’t have a country.”——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以此作为辩护，回应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政策的质疑[1]。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史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在其于2024年11月发布的报告《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简称“米兰报告”）中对此进行了引用，并以此作为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出发点[2]。

在特朗普的话语体系中，钢铁与领土、人口一样，是构成一个国家的基本要素。为何钢铁对于国家而言如此重要？其实，钢铁的重要性体现在其背后所代表的工业实力。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上任后不久，便使用关税手段，试图实现美国贸易的平衡。我们认为，特朗普关税政策出发点并非美国的贸易赤字，而是美国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的衰落，其中钢铁产业的衰落可能是导致特朗普加征关税的一个痛点。特朗普第一任期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时，就明确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3]。因为钢铁产业不仅关系到一般制造业和基建行业等，还关系到国防军工产业的建设。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特朗普第二任期一上任便宣布对所有美国进口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4]，而后又进一步将进口钢铝关税从25%提高至50%[5]。

新地缘形势下，以钢铁为代表的金属资源和产能的重要性再次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回顾历史，二战之后形成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钢铁产能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安全的目标下，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将钢铁产量作为重要目标。当前地缘经济竞争再度加剧，美国同样基于自身制造业与国防安全的考虑，将钢铁产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目标，但此次中美两国的角色却发生了变化。

往前看，随着地缘经济竞争的加剧，金属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研究金属在地缘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工业化为切入点，分析金属资源与地缘经济的互动，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地缘因素的变化会对金属资源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二，金属资源又如何反过来影响地缘经济？第三，中国如何应对金属领域可能面临的地缘风险？

一、地缘的影响：对供需的非对称冲击

金属是典型的战略性资源，不仅是一国生产制造能力的体现，更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在地缘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金属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著名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曾用钢铁产量衡量一战前的国家综合实力，而非GDP、人口等指标[6]。究其原因，钢铁产量代表着国家的生产能力和效率，而生产在本质上是对实际资源和商品的掌握。回顾20世纪以来的历史，主要国家粗钢产量在全球占比的变化较好地反映了大国工业实力的兴衰交替（图表4.1）。

图表4.1：1900年至今主要国家粗钢产量占全球比重

注：俄罗斯在1991年之前的粗钢产量为前苏联的粗钢产量；德国在1990年两德统一前为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合计值

资料来源：Wind，中金研究院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金属的角色与作用也在动态变化。在金属资源内部，不同金属有着不同的性质与用途，对应的经济含义也不同，在研究地缘经济与金属资源的相互作用时更是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在分析地缘因素对金属影响之前，有必要先对金属进行分类。

（一）从产业经济视角看金属分类

鉴于金属的经济含义与产业需求密切相关，从不同金属所代表的产业切入有助于经济分析。从产业经济视角来看，可将金属分为大金属和小金属两大类。其中，大金属代指工业基础金属，以钢铁为代表，还包括铜和铝；小金属则是指大金属之外的、更具专用性的金属。小金属具体又可分为两类，分别是以镓、锗、锑等为代表的战略性小金属，和以锂、钴、镍为代表的新能源金属。

大金属主要作为结构材料，其用量更大、通用性更强，被广泛应用于各工业门类，代表性行业包括建筑、制造、交通等。大金属的地缘经济含义体现在通用与特种两方面。通用方面，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将带动制造业投资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助推钢铁等大金属的需求。特种方面，钢铁同样是特种行业的基础金属，代表一国国防实力与动员力。未来，钢铁等大金属的需求可能会随着国防安全需求的增加而增加。

小金属则更多作为功能材料，用量较小，因而更具专用性，主要应用于高科技和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未来大国间的科技竞争将愈发激烈，在前沿高科技行业中，以镓、锗、锑等为代表的小金属是半导体、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行业的关键原材料。小金属在新能源行业中也不可或缺。当前全球正处于绿色转型阶段，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等产业发展迅速，各国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锂、钴、镍等新能源金属在突破传统能源限制、实现新能源跨越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军工产业是金属综合实力的体现。军工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具备大、小金属两方面的能力。在大金属方面，钢铁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各领域中，铝合金则是航空航天的基础材料。在小金属方面，钛、锑等金属是军工高端复合材料的重要原料，铀等小金属对于一国核工业力量至关重要。未来，各国有可能增强自身国防建设，而军事力量是大国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欧洲为例，尽管自身具有发展国防军工的意愿，但目前缺乏相应的工业产能[7]。未来欧洲对金属资源的需求会随着国防支出的上升而上升。对美国而言，金属资源也具有重要意义。特朗普再度上台后，多次施压乌克兰方面签署矿产协议[8]，因为乌克兰境内的稀土、锂等关键矿产资源对于美国产业发展和保障自身供应链安全有着战略作用。

（二）金属供给集中度高，且存在供需错配

关于金属的供给，首先需要厘清三个相关的概念，分别是资源量（Resources）、储量（Reserves）与产量（Production）。资源量指基于地质调查数据所估算出的矿石总量，而储量是在当前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可供开采的部分[9]。产量则是在一定时间内实际开采的矿石数量。一国的矿产储量是其产量的物质基础，但因为开采难度、矿藏品位、战略规划等各方面原因，储量并不一定等于产量。以钴为例，刚果（金）一国的储量占全球约50%，而产量则占到全球约70%[10]，背后原因包括矿石品位高、开采难度低、开发时间早等。

金属供给还需区分矿产与冶炼产品。从金属矿产到冶炼产品需要经过冶炼加工，而金属矿产开采和冶炼表现出明显的离散特点，即金属矿产开采大国并不一定是冶炼大国。金属矿产开采更多由地理因素所决定，而冶炼则受下游市场、技术、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以铁为例，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但并没有相应的冶炼产能。中国则拥有庞大的铁矿石冶炼加工产能，因而成为了铁矿石的最大进口国和钢铁的最大出口国。

在供给格局上，金属矿产整体的地理分布集中度较高。从储量的地理分布看，金属矿产主要集中在南美洲、大洋洲等地区（图表4.2）。一方面，与化石能源相比，金属矿产的供给更为集中。根据IMF的研究，2019年化石能源前三大供应国份额占比（CR3）为50%，金属矿产CR3则为70%[11]。另一方面，在金属矿产内部，小金属的地理分布集中度比大金属更高。铁、铜、铝三种金属矿产储量CR3平均为54%，而锂、钴、镍三种金属矿产储量CR3平均为72%[12]。

图表4.2：2024年主要金属矿产储量分布情况

注：选取了每种金属矿产储量的前三大国家作为代表资料来源：自然资源部，USGS，上海有色网（SMM），中金研究院

金属矿产供给集中度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地质因素导致的金属矿产分布集中。从地质学的角度，重要的成矿带是地球演化的产物。地球的主要构成元素包括氧、硅、铝、铁等，但这些元素并非平均分布在地球的各个部分，同时还在不断地进行运动，其结果就是元素不断地分散或者富集[13]。以南美洲为例，其各类金属矿产较为丰富，原因就在于南美洲在地质历史上岩浆活动比较剧烈，岩浆从地球深部带出了较多的金属元素[14]。可见地质活动是金属矿产在供给侧集中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因素是经济层面。在需求相对较少时，会优先选择开采低成本矿，因而使得供给相对集中。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对金属矿产的开采也会更广泛。以锂为例，在新能源产业发展起来之前，其更多作为添加剂使用，用量相对较小，供给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和南美洲。随着新能源应用场景的开拓，锂的需求量增加，进一步推动了对锂的勘探，促进了非洲等地区锂矿的发现与开采。

除了供给集中，金属矿产还存在明显的供需错配。从现状看，金属矿产的供给主要集中在南美洲、大洋洲以及非洲，但其需求则是与下游产业的分布相关，更多集中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东亚、欧洲以及北美洲等地。金属需求的地域分布还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会随着制造业的转移而转移。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作为当前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中国也成为了众多金属矿产的最大单一需求方，但中国自身储量并不大，尤其是大金属和新能源金属矿产，因此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相关矿产。我们认为，随着地缘格局的演变，逆全球化和去中心化的趋势一方面可能推动金属矿产需求的上升，另一方面也会造成金属矿产需求地域分布的变化。

（三）地缘因素会影响金属的供需和贸易

从地缘经济竞争的角度，金属意味着基础工业和新兴战略产业的实力。我们认为，未来各国对金属资源的竞争将日趋激烈。由于金属供给和需求的错配，不同国家在金属资源方面的权力与地位存在较大差异。国家间的不对称权力会深刻影响金属资源的供给、需求以及贸易。

1、地缘因素对金属供给的影响

供给层面，金属矿产储量集中，但金属产业链各环节（如开采、冶炼、加工）分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离散特征，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具体来看，地缘因素对金属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首先，地缘冲突对金属资源造成的供给冲击大且较为集中。因为金属矿产资源稀缺且分布集中，涉及资源国的地缘冲突可能会造成供给锐减甚至中断。以钴为例，2024年刚果（金）钴储量约为600万吨，占全球钴储量超50%，全球供应占比高达70%-80%[15]（图表4.3）。由于刚果（金）国内存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国内局势的不稳定往往会造成矿产供应受阻和价格波动。2023年刚果（金）发生的矿区冲突就导致了钴价单周上涨28%[16]。

图表4.3：2024年钴产业链的全球供需格局

资料来源：USGS，WoodMac，中金公司研究部

第二，地缘局势的变化会影响金属开采与冶炼等环节的离散程度。金属的资源权[17]在很大程度上与制造能力挂钩，如果一国具备相关冶炼、加工等能力，便可放大其资源优势。中国在稀土、镓、锗等关键金属上对资源权的把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造能力，比如对原材料的加工与精炼等。以稀土为例，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数据，2024年中国稀土储量与产量的全球占比均较高[18]。若考虑加工能力，2023年中国稀土精炼产量在全球占比更是超过90%[19]。而目前美国对部分关键矿产的冶炼加工能力不足。2024年美国生产了全球约12%的稀土，却出口了其中的近96%[20]，再进口相关精炼加工产品。

第三，金属供给集中使得资源权常被作为制裁与反制裁工具。制裁方面，2023年7月，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限制向法国出口铀，铀是法国发展核电的重要原料，法国的“能源自主”因此受到冲击[21]。反制裁方面，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美欧等西方经济体对俄罗斯进行了多项制裁。作为回应，俄罗斯也采取了一系列反制裁措施，其中俄罗斯矿业领域的大型企业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Norilsk Nickel）开始探索利用其领域中的相对优势地位在出口结算中规避美元[22]。

最后，地缘经济竞争的加剧会促进金属资源的回收利用。与化石能源的一次性消耗不同，金属资源的使用更多是形态上的改变，这也意味着可以对其进行回收利用。从产业链环节来看，金属在终端需求后进行回收利用，然后再次进入冶炼等环节。回收利用能够有效放松金属资源的供给约束。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提高金属回收利用能力，可以建立相应的战略资源缓冲，保障供应安全。在面对极端地缘风险时，可以对正常贸易时期获得的金属资源进行回收利用，从而增强产业链韧性。

2、地缘因素对金属需求的影响

需求方面，金属需求方掌握的更多是与下游需求相关的市场势力。因为金属资源的地理分布不均造成少数国家拥有大部分的资源矿产[23]，同时上游原材料可替代性差，需求弹性较小[24]，加之金属矿产的勘探开发及投资建设需要较长周期，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缺乏供给弹性[25]，所以金属矿产下游需求方的市场势力相对较弱，容易在上游原材料被“卡脖子”。此外，与化石能源相比，金属矿产下游需求方的议价能力更弱。一是因为金属矿产的供给更为集中，卖方市场的属性更强。二是得益于风电与光伏等新能源的发展，传统化石能源的可替代性更强。

需要指出的是，金属矿产下游需求方的市场势力也会动态变化，并非始终处于劣势。二战后西欧和日本等国的重建叠加北美经济扩张周期，带动金属等大宗商品消费大幅提升[26]，需求方的市场势力得到持续强化，美欧等需求国通过技术和资金优势占主导地位。直至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资源供给方受益于不断上涨的需求、技术提升以及资本积累，市场势力才逐渐得到加强，开始以能源、金属联盟等组织形态控制资源供应[27]。

从国家层面来看，制造业大国的需求侧市场势力要强于其他国家。金属矿产供给方的资源权较强，在本质上是因为上游供给集中，而下游需求分散。制造业大国意味着更强大的生产能力，从而更多的需求。因为规模经济的存在，下游需求存在集中的趋势，这又会进一步推动冶炼加工环节的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新能源金属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所以制造能力更强的国家会获得更高的议价能力。

在地缘经济竞争中，基于金属需求的市场势力也会被用作制裁工具。2021年，欧盟从俄进口的64%为矿物能源及相关原料[28]。在俄乌冲突发生后，欧盟为制裁俄罗斯，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禁止进口来自俄罗斯的钢铁等[29]。2023年，欧盟从俄货物进口额仅为2022年2月的18%[30]，其中下降最多的便是金属矿产与能源等。但由于短时间内难以对能源矿产等进行进口替代，欧盟也为此付出了较大的经济代价[31]。

3、地缘因素对金属贸易的影响

贸易方面，金属贸易中通道权[32]的作用相对有限。通道权的大小既与资源的地理分布有关，也与通道的地理位置与把守国家的实力有关。在化石能源的贸易和运输中，受地理因素影响，少数国家把控关键运输路线，如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等。而且上述关键通道的可替代性低，改变运输路线的成本较高，因此受地缘局势影响程度更大。

金属矿产的贸易受通道限制较小。大金属方面，铁矿石的主要出口国为澳大利亚和巴西，主要进口国为中国与日本等亚洲国家。从澳洲、南美往亚洲的运输主要是经过太平洋，运输路线选择较多且基本不存在关键运输通道。小金属方面，锂矿的主要出口国同样是澳洲与南美国家，钴矿的主要出口国为刚果（金）和印尼，镍矿的主要出口国为印尼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同样受运输通道的限制较小。对于稀土、锑、镓、锗等战略性小金属，中国是主要的出口国，而日本、韩国与美国等国家是主要需求国，在贸易运输上同样不存在明显的通道限制。

综上，从地缘因素对金属供给、需求以及贸易的影响来看，地缘冲突对于金属供需的冲击呈现出非对称特征，金属供给受地缘扰动更大。此外，由于供需格局、贸易通道的不同，在面对地缘冲击时，金属资源与化石能源也存在一定差异。往前看，受地缘经济竞争加剧的影响，金属供给的重要性上升，因此金属矿产的资源权可能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关键领域。

二、工业化：金属影响地缘经济的关键渠道

在地缘经济竞争中，金属与工业化密切相关。当前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工业建设方兴未艾，不管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兴经济体，都力求在新地缘形势下提升自身工业实力。我们认为，当前全球各国的工业化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再工业化，一类是全球绿色与数字转型下的新型工业化，还有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金属作为工业建设的基础要素，在上述三类工业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节将聚焦三类工业化中的重点问题，分别是金属与美欧再工业化的实现、金属与新能源和半导体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金属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33]问题。

（一）金属是美欧再工业化的重要投入，但非决定因素

美欧再工业化主要出自两大需要，分别是安全需要与产业需要。在安全方面，再工业化的一个具体目标就是保证国家的军事能力，对应军工产业的发展。随着地缘局势不确定性增强，欧盟防务自主的诉求也愈发明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2025年3月提出了“重新武装欧洲”的8000亿欧元国防支出计划[34]，旨在提升国防能力，维护欧洲安全。在产业方面，美欧一是希望重振自身制造业，并加强自身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增强供应链韧性。二是试图维持自身在半导体、航空航天等战略新兴产业上的优势。

美欧再工业化受制于金属资源的供给。从现状来看，金属产业链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美欧的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普遍较高。大金属方面，2022年欧盟的铁矿石净进口量占表观消费量约为70％[35]。小金属方面，朱清等（2024）指出欧盟、美国的锂对外依存度分别在95％、50％以上[36]。在地缘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较高的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会对美欧再工业化形成一定制约。为顺利推进再工业化战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将采取多种措施来降低金属矿产的对外依存度。

二是不同国家在金属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有着不同优势。制造业大国在金属资源初级冶炼端具有相对优势。少数发达国家则因为掌握关键矿产的高度提纯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在金属资源高级加工端具有一定优势，但存在原材料供应风险。以锗和镓为例，美国将锗用于制造集成电路芯片的技术处于世界前列，但2020-2023年美国51%的锗金属进口自中国[37]；日本在镓精加工技术领域具有全球领先地位，但日本70％的镓均依赖中国供给[38]。2024年，中国镓的初级产量和产能占全球份额较大[39]。随着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提升，美日等国或着手增强供应链韧性。

在金属供给的制约下，美欧将采取多种方式保障金属资源的供应，这将深刻影响地缘格局的演变。我们认为，未来金属资源合作可能走向集团化和区域化。美国为推动自身再工业化进程，加强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于2019年9月联合澳大利亚、刚果（金）等资源富国发起能源资源治理倡议，试图打造关键矿产领域的“北约”[40]，紧接着于同年12月提出“美洲增长倡议”，以保障美国关键性能源资源稳定供应[41]。2022年，美国又提出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目前参与国际主体有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42]。中国更多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重点资源国的矿业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矿业治理，重点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寻找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43]。

对于金属资源供应国而言，地缘格局演变下，不同资源国地位将出现分化。在过去四十余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金属资源国的商业地位得到普遍提升。未来，在逆全球化与去中心化的趋势下，安全相对效率的重要性或提升，成本最小化或非首要目标，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不计成本”。对大金属而言，一是尽管各国在品位和开采难度上有差异，当成本不再是首要因素，可能会促进资源的勘探和开采；二是作为结构材料的用量更大，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回收利用；三是特种领域和产业领域的科技属性将愈发明显，而不是简单依靠量的堆砌，因此大金属的战略地位或将下降。但对小金属而言，其分布集中度更高，同时对于发展前沿科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小金属的战略地位可能上升，更容易成为“卡脖子”资源。在大国竞争格局下，资源丰富的小国可能更多受到大国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关键矿产的利用可能从商业化走向“战场化”[44]。

除了影响国际关系和地缘格局，金属还会通过再工业化影响全球产业链格局。金属需求上升与全球工业产能增加有着重要的地缘经济含义。一方面，发达国家力求实现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去中心化，这会造成全球产能扩张，传统制造中心的地位可能下降。另一方面，受益于全球产能增加，资源国地位或将上升，但实现方式可能从过去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基于市场和规则的贸易，更多转向非市场化手段。

往前看，金属又将如何影响美欧再工业化的进程？我们认为，金属是美欧再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并非决定因素。目前来看，美欧的再工业化进展较为缓慢。以美国为例，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以及制造业就业占私人非农就业的比重经历了持续的下滑，尤其是在2000年到2008年经历了快速的下滑（图表4.4）。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45]。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尽管较之前的下滑幅度有所减轻，美国制造业及就业比重还是下滑了1-2个百分点。随后的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比重与拜登任期内美国制造业比重有微幅上升，但仍未能扭转美国制造业及就业比重下降的趋势。当前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仍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要目标，并采取关税手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

历史经验表明，制造业产能的建设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重要的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包括基础设施、制度设计以及人力资本在内的一系列因素的配套，而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推动再工业化，但想要达成这一目标，绝非简单的生产要素叠加。美国曾一度是全球制造大国，拥有领先的工业实力。随着时间的推进，美国逐步从制造业转向金融、高科技行业，并建立起了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如风投体系等。而今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试图改变美国经济竞争路线，推动美国“脱虚向实”，但存在诸多现实性与制度性因素的掣肘。

图表4.4：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及制造业就业占私人非农就业的比重

资料来源：Wind，中金研究院

（二）金属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工业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战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型工业化。金属在新型工业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新能源金属与战略性小金属地位的较快上升。当前中国拥有较强的金属冶炼加工能力，这也使得中国在地缘经济竞争中占据了一定优势。

1、新兴产业的技术进步离不开金属材料的支持

新兴产业的发展代表了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前沿，是一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我们将新兴产业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全球绿色转型推动的新能源产业，一类是以半导体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新地缘形势下，各国在新兴产业上的竞争愈发白热化。先发国家试图维持自身的先发优势，而后发国家则力求追赶，缩小与先发国家的技术差距。金属作为新兴产业发展的一大要素，对地缘经济竞争格局有着重要影响。

金属对新兴产业的重要作用一是体现在新能源产业。全球绿色转型将推高新能源金属矿产的需求。能源与金属资源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能源产业发展离不开金属资源的保障[46]。关键矿产为众多主流清洁能源技术提供了基础支撑，这些技术包括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锂、钴和镍对动力电池性能至关重要，而稀土元素则是制造风力涡轮机与电动汽车发动机永磁体不可或缺的材料。

随着清洁能源技术部署的增加，关键矿产在清洁能源转型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大，与传统油气能源相比，清洁能源对关键金属资源的依赖明显增强[47]。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储能等低碳技术正驱动清洁能源转型，并推高对电池的需求。根据IEA的估计，未来十年关键清洁能源技术的市场规模将保持较快增长，对新能源金属矿产的需求也会随之提升[48]。

金属对新兴产业的重要作用二是体现在战略新兴产业。以半导体行业为例，随着芯片上晶体管密度的持续增长，硅材料可能已经接近其性能极限。从技术层面看，硅基芯片或难以继续满足更大算力的需求。镓和锗因其独特优势，有可能成为下一代芯片的关键材料。锗的电子迁移率是硅的3倍，能够显著提升设备性能，目前已应用于量子计算机的CMOS电路[49]。镓则因其良好的导电性能，在高效能芯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氮化镓（GaN）是具有代表性的半导体材料，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高级计算、卫星通信和导弹探测等领域。而当前锗等战略性小金属的供给大多处于偏紧态势。根据测算，2025年锑、钨、锗全球供给缺口分别为-5%、-17%、-6%[50]。

2、较强的冶炼加工能力使中国具有一定竞争优势

中国有着较强的金属冶炼加工能力，这建立在规模、技术、基础设施等诸多优势的基础之上。尽管在部分金属矿产的储量上并不占优，中国仍能凭借自身在金属冶炼加工领域的优势在地缘经济竞争中掌握一定主动权。

规模效应是中国金属冶炼加工优势得以建立的重要因素。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固定成本能够得到不断分摊，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在金属产业链中，庞大的下游需求市场是中国冶炼加工环节规模优势的主要来源，从而形成远低于海外的加工成本。以稀土为例，中国在稀土及磁材行业具备绝对的规模优势，冶炼回收及磁材供应占全球比例超90%[51]。规模效应的存在使得国内稀土冶炼成本远低于海外，以澳大利亚为例，其主要稀土生产商莱纳斯（Lynas）的冶炼成本约为国内包头矿的2-3倍[52]。

中国在金属冶炼加工方面的优势还得益于技术、设备与基础设施等因素。“干中学”效应的存在使中国金属冶炼加工技术不断精进。在锂盐冶炼上，经过多年的技术扩散和设备改进，中国冶炼厂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澳大利亚主要锂矿公司IGO的Kwinana氢氧化锂精炼厂就因为设备问题导致产能利用率较低[53]。中国在稀土冶炼层面更是具备领先全球的技术与设备优势。此外，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使得金属冶炼加工拥有完善的工业设施配套，并能形成产业集群，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突出的金属冶炼加工能力使中国在地缘经济竞争中具备一定优势，不仅体现为对上游金属矿产定价权的增强，还体现为对下游冶炼产品需求国的供给优势与反制能力。在上游定价权上，因为中国是新能源金属的主要进口国，新能源金属供给国对中国经济依存度较高。以锂精矿为例，2023年中国锂精矿进口结构中，澳大利亚和津巴布韦分别占我国锂精矿进口的80%与8%（图表4.5），而2023年经澳大利亚黑德兰港出口的锂辉石精矿中有97%发往中国[54]。鉴于此，未来中国在新能源金属矿产的定价权或逐步增强。

图表4.5：中国锂精矿的进口结构

资料来源：海关数据，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4.6：中国氢氧化锂的出口结构

资料来源：海关数据，中金公司研究部

作为金属冶炼产品的主要供给方，一方面，中国对下游需求国具有一定的供给优势。新能源金属上，我国新能源金属冶炼产品出口主要面向日韩，且在短时间内难以被替代。氢氧化锂是锂精矿的重要冶炼产物之一。2023年，在我国氢氧化锂出口结构中，韩国占比达72%，日本占比达24%（图表4.6）。战略性小金属上，中国不仅在储量上有优势，而且在精炼加工等环节具有全产业链优势。以小金属钨为例，在矿储量、矿产量、冶炼及回收产量、下游需求四个环节，2023 年中国的占比分别为52%、81%、61%、48%[55]，产业链各环节突出的能力使得中国对下游需求国家具有相对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还具备较强的出口反制能力。以稀土为例，中国储量占全球比例接近50%[56]，资源充足不依赖海外矿进口，但缅甸、美国等地缺乏冶炼产能，对中国有较高的依赖度（图表4.7）。尽管2018年发生了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在中国稀土永磁出口中的占比反而从2017年的11%上升至2023年的14%（图表4.8）。在锑等战略小金属上，塔吉克斯坦、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地缺乏冶炼产能，高度依赖中国产业链。总体来看，中国战略性小金属对外出口依赖不显著，不存在单一出口占比超30%的地区。

图表4.7：2023年中国稀土矿进口结构

资料来源：USGS，海关数据，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4.8：中国稀土永磁出口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USGS，海关数据，中金公司研究部

（三）“资源诅咒”的新含义

金属资源在一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下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目标便是经济增长，而这些国家大多数也都是资源富集国。这些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如何将自身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回顾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历程，工业革命以来，矿产资源是西方国家的先发优势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57]。但丰饶的资源亦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即“资源诅咒”。一个典型案例是“荷兰病”（Dutch disease）。在上世纪50年代，荷兰因发现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资源带来的财富使国内创新的动力不足，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

“资源诅咒”背后的传导机制大致包括：丰富的资源容易导致单一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对其他产业形成挤出效应，造成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丰富的资源可能导致机会主义行为与寻租活动；资源开采及利用会造成生态环境压力，形成不可逆的破坏。此外，对比化石能源，有学者指出，金属矿产的“资源诅咒”风险相对较低，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金属资源国的金属资源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并不高，大多数金属矿产出口国的经济结构相对多元化，不会过度依赖单一金属资源[58]。

新地缘形势下，“资源诅咒”的含义将发生变化。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从全球化转向逆全球化、去中心化，过去全球自由贸易状态将发生重大变化，或更多走向区域化与非市场化。“资源诅咒”的形式也会随之变化。在大国的地缘经济竞争背景下，对于资源国而言，外部力量干涉将增多。因此，“资源诅咒”将在新地缘形势下表现出新的含义，金属资源的重要性上升，资源国对资源依赖程度会更高。一方面，传统“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依旧会起作用，另一方面，资源获取及使用将从商业化走向“战场化”，非市场化手段增多，导致资源国的国家福利不一定增加。

总结来看，新地缘形势下，金属对于地缘格局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工业化，包括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传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在推动的新型工业化。金属资源对于一国工业化的重要性将随着地缘经济竞争的加剧而增加。但也应注意到，工业化在本质上并不仅仅是资源问题。资源是工业化的一种重要投入，而并非是工业化的决定因素。工业化的实现是资源、技术、规模以及制度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中国如何应对金属领域的风险？

在未来全球地缘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逆全球化、去中心化等趋势可能会得到强化。美欧再工业化、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将共同推动金属需求上升，但金属矿产供给集中且存在供需错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各国对金属资源的争夺或日趋激烈。对于中国而言，地缘因素的变化给金属领域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尽管中国在一些小金属上具有储量优势，但中国仍是众多金属（如铁、锂等）的最大单一需求方。因此中国在金属领域所面临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供应方面。

（一）中国金属资源的供应风险评估

关于中国金属资源的供应风险，我们主要从四个维度构建风险指数，分别是：国别风险、产业结构风险、成本竞争力、技术替代。国别风险主要是指贸易管制、关税制裁以及对资源所在地中资矿业项目的地缘扰动。产业结构风险是指金属资源的海外垄断程度高低与我国的谈判能力强弱。成本竞争力指国内矿山开采利用相对国外的成本高低，以及海外断供情况下对我国下游制造业成本的影响。技术替代风险则是指，技术替代越难，对应风险越高，这一点对于铁、铝等大金属尤为明显。

根据上述供应风险评价的四个维度，我们分别对大金属和小金属进行了评估，其中小金属又细分为了新能源金属与战略性小金属。大金属包括铁、铜和铝。新能源金属则包括锂、钴和镍。战略性小金属选取了稀土、锑、钨和锗。在具体国别风险、产业结构风险、成本竞争力、技术替代四个分项上，分别对不同金属进行赋分。在赋分机制上，我们采用相对赋分的方式，按照具体分项代表的风险，由高到低对选取的金属进行排名，再根据排名高低依次给出5分到1分的分数。在四个分项得分的基础上，我们采用算术平均的方式计算出总分，以此衡量整体的供应风险（图表4.9）。

图表4.9：中国金属资源的供应风险评估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供应风险上，大金属总体高于小金属。具体来看，大金属中，铁矿石的供应风险最高，其四个维度的风险均突出。铝的供应风险低于铁矿石，但略高于铜。对铝而言，技术替代的风险最突出，其次是国别风险和成本竞争力。铜的供应风险在大金属中最低，但其技术替代风险相对突出。小金属中，新能源金属的供应风险整体高于战略性小金属。在新能源金属中，钴的供应风险最高，随后是镍和锂。对于钴和镍而言，其成本竞争力维度的风险最高。锂则有着较高的技术替代风险。战略性小金属供应风险最低，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自身有储量优势，但战略性小金属的技术替代风险普遍较高。

（二）中国金属资源的供应风险应对

1、大小金属的风险应对需各有侧重

大金属和小金属在用量、技术与产业链复杂度上有着不同的特点。整体来看，铁、铝、铜等大金属用量更大，用途也更广，在风险应对上需要加强循环回收和再生利用。相对大金属而言，小金属的冶炼加工属于更加技术密集型，钴、镍等新能源金属技术替代方案正在逐步成熟，可通过替代技术的部署应用增强供应安全[59]。

大金属的风险应对措施主要集中在国内挖潜、循环回收和国外收储等三个方面。对于铁矿石资源而言，其整体供应风险最高，其应对需要多管齐下，包括国内挖潜、国外收储（储备）及循环回收。对于铝资源而言，其应对重点是循环回收。根据《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2025年我国再生铝产量将达到1150万吨[60]。再生铝行业的快速发展有望降低我国铝产业对外依存度。对于铜资源而言，国内挖潜是首要考虑因素，然后是战略收储与循环回收。可考虑以战略性矿产为载体构建互利共赢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体系。

小金属的风险应对则需要重视从国外收储，同时警惕技术替代的风险。对于新能源金属，锂矿主要是通过国外收储，但需要控制好地缘风险，其次是循环回收。钴和镍的供应风险应对之一是从国外收储，主要通过和印尼、刚果（金）等重要资源国进一步加强产业融合和增进合作，其次是循环回收。在技术替代方面，需要利用磷酸铁锂技术的进步，降低对三元材料的技术依赖度，从而缓解资源对外依存的风险。

战略收储对应对地缘风险有着重要意义。对关键金属资源的战略收储既能推动国家储备资产类别的多元化，从过去偏向以美国国债为代表的美元流动性资产分散至股权类和资源类等，又能推动储备资产国别的多元化，降低对部分国家的风险敞口，使储备资产更加均衡。在战略收储的具体方式上，我们认为，在新地缘形势之下，储备形式可以有相应创新。在中央政府层面，建议通过国家主权基金的形式持有相应资源开采权等；在国有部门层面，建议划拨或出售部分外汇给央国企，并由其在国际上对战略性的资源、矿山等进行投资；在民营企业层面，建议更多通过市场行为购买央国企可能无法获取的战略资源。从中央政府到央国企、再到民企，战略收储的范围逐步扩大，收储方式也从常规向非常规、从防守向进攻过渡。

2、新地缘形势下金属资源回收利用具有重大意义

新地缘形势下，金属矿产的供应或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与传统化石能源不同，金属资源能够进行回收利用，这对缓解金属矿产的供给约束具有重要意义。金属资源的回收利用涉及产业链构造、技术进步与标准制定等各个方面。尤其在地缘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欧等发达国家均在金属资源的回收利用上进行了布局，以保障自身的供应链安全。

金属资源的回收利用是加强供应链韧性、应对地缘风险的重要举措。目前已有多国或地区持续探索城市矿产、废旧金属和电池等循环利用方式。如：欧盟《废弃物框架指令》要求矿物建筑废料回收率为70％[61]。美国《国家锂电池发展蓝图2021-2030》提出实现锂电池报废再利用和关键原材料的规模化回收[62]。以钢铁为例，数据显示美国废钢炼钢比为69.2％，欧盟为57.6％，中国为21.9％[63]。发达国家的废钢炼钢比整体较高，中国废钢炼钢比较低可能是受到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

目前金属资源的回收利用尚处于发展阶段。现状上，按金属类型分，全球废金属回收市场可以分为黑色金属类和有色金属类，其中黑色金属主要包括铁和钢，有色金属包括铜、铝、铅等金属[64]。从行业分布来看，金属循环回收的前三大行业分别为：汽车、建筑、电气电子产品行业。从地域分布来看，全球最大的金属回收市场在北美，而亚太市场则是全球金属回收增长最快的市场。当前中国在铁铝大金属市场规模领先，但在回收技术上落后于美欧（图表4.10）。我们认为，发展阶段、技术水平、地缘因素都将成为未来影响金属回收利用的重要因素。

图表4.10：金属资源回收利用格局及主要企业

注：CAGR的预测期为2024-2029年资料来源：Mordor Intelligence，中金研究院

金属资源的回收利用离不开产业链优势。金属资源的产业链大致可分为开采、冶炼、加工以及回收四大环节。其中开采环节包括探矿、采矿和选矿。回收利用作为金属资源产业链的最后一个环节，同时也是最分散的一个环节，直接对接终端需求。在回收之后，相应金属资源会重新进入到冶炼环节，再次开启“冶炼-加工-回收”的循环。金属终端需求的分散决定了其回收环节往往是综合回收，而非单一回收某类金属。大小金属在回收利用上也有一定区别。大金属由于其通用性，回收体量更大，更容易形成规模效应。

向前看，金属资源的回收利用呈现出两大趋势，分别是规模化与技术升级。在市场规模上，根据QYResearch的报告，预计2029年全球废金属回收市场规模将达4143亿美元，CAGR为5.6%。金属回收的集中度相对较低，全球前五大废金属回收厂商占有大约9.0%的市场份额[65]。未来规模化回收将是重要的发展趋势，以锂电池为例，高效回收利用建立在对关键原材料的规模化回收的基础之上。在回收技术上，AI的发展将推动废金属的回收利用，全球第二大废金属回收厂商SIMS Metal Management于2023年10月推出了一种新的高级排序技术[66]，该技术将使用人工智能来提高效率和准确性。

未来，在金属资源的回收利用上，或将呈现出“中美欧”三足鼎立的格局。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是基于自身的生产优势，由工业化与制造业规模推动金属资源的规模化回收。在金属的冶炼和加工等方面具有全产业链优势。同时中国具有市场规模优势，广阔的市场与下游需求意味着中国的废金属回收存量规模优势。美国则更多通过其技术优势，加上自身的废金属回收体量，推动金属资源的回收利用。欧洲作为废金属回收的先行者之一，今后或更多在废金属回收法规政策标准的制定上具有优势。

[1]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76408-trump-if-you-dont-have-steel-you-dont-have-a-country/

[2]https://www.hudsonbaycapital.com/documents/FG/hudsonbay/research/638199_A_Users_Guide_to_Restructuring_the_Global_Trading_System.pdf

[3]https://www.rpc.senate.gov/policy-papers/national-security-tariffs-section-232

[4]https://edition.cnn.com/2025/02/10/politics/tariffs-steel-aluminum-trump

[5]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j3j7z73yv2o

[6]约翰·米尔斯海默 著，王义桅、唐小松 译：《大国政治的悲剧》，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7]https://www.news.cn/milpro/20250428/c009d71eb82e419780c1d166acf6a8bf/c.html

[8]https://news.cctv.com/2025/05/01/ARTIl90flPJu6n3xdY5icBtO250501.shtml

[9]https://ourworldindata.org/reserve-vs-resource；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10]https://www.news.cn/world/20250206/35b0459a2dfe4bb19db03b854efa4056/c.html

[11]Alvarez et al. 2023. 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 and Commodity Markets. IMF Working Papers, No. 2023/201

[12]根据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上海有色网（SMM）计算。

[13]周金胜、王强：《地壳内的岩浆动力学过程及其资源与环境效应》，《岩石学报》, 2022年第5期。

[14]张潮、陈玉明、赵宏军：《南美洲中安第斯地区构造—岩浆事件与成矿》，《地质论评》, 2017年第4期。

[15]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1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474451

[17]资源权是指一国利用掌握的资源，决定和影响资源品生产的能力。徐建山：《论油权——初探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

[18]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19]https://www.csm.org.cn/col/col6316/art/2024/art_e76cb6d703ee41be80dc7bc25e0fd360.html

[20]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21]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DyvubUuOtq

[22]巩冰，杨斯尧，戴睿，《金融制裁与地缘政治：西方对俄罗斯经济战的策略与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分析》，《财经智库》，2024，9 (01)

[23]WTO. Natural resources: Definitions, trade patterns and globalization, 2010.

[24]滕泰、羿伟强、赵虹等：《全球大宗商品供求价格弹性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25]Hotelling H.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31.

[26]世界银行，Commodity Markets Book 2022：Evolution, Challenges, and Policies.

[27]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大国产业链》，第九章《大宗原材料：风险与保供》

[28]数据来源：European Union, Trade in goods with Russia

[2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30193

[30]数据来源：UN Comtrade

[31]丁纯，孙露，纪昊楠：《俄乌冲突以来的欧洲经济——表现、原因、政策应对与前景》，《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32]通道权是指一国利用其掌握的运输通道，决定和影响资源品流向和通道运行的能力。徐建山：《论油权——初探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

[33]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指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参见Auty, R.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Routledge, London, 1993.

[3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348607

[35]https://worldsteel.org/zh-hans/data/world-steel-in-figures/world-steel-in-figures-2024/

[36]朱清、朱海碧、邹谢华：《全球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分析》，《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4年第7期。

[37]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38]朱清、朱海碧、邹谢华：《全球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分析》，《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4年第7期。

[39]来源：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其中初级产量对应Primary production，产能对应Production capacity，初级产量数据为预测值。

[40]惠春琳：《美国对华关键矿产战略布局及其制约》，《国际问题研究》, 2024年第3期。

[41]郭语：《美国“美洲增长倡议”评析》，《拉丁美洲研究》, 2020年第4期。

[4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653655

[43]万军，陈震：《中国关键矿产供应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世界知识》，2024年第4期。

[44]https://www.cls.cn/detail/1735813

[45]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21-09/15/nw.D110000zhdsb_20210915_4-10.htm

[46]Grandell L., Lehtilaea A., Kivinenm M., Koljonen T., Kihlman S., Lauri L. “Role of critical metals in the future markets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Renewable Energy, 2016, 95.

[47]徐德义、朱永光：《能源转型过程中关键矿产资源安全回顾与展望》，《资源与产业》，2020年第4期。

[48]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technology-perspectives-2024

[49]https://www.guancha.cn/GracelinBaskaran/2025_03_05_767191_1.shtml

[50]小金属的大逻辑》，中金公司研究部。

[51]《稀土新时代之一：迎接稀土供应新格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52]《小金属的大逻辑》，中金公司研究部。

[53]https://www.igo.com.au/site/pdf/7aa9280a-4c3d-4d6a-a323-f59d9ef2425a/June-2025-Quarterly-Activities-Report.pdf?Platform=ListPage

[54]数据来源：上海有色网（SMM），中金公司研究部

[55]《小金属的大逻辑》，中金公司研究部。https://www.research.cicc.com/zh_CN/report?id=356865&entrance_source=ReportList

[56]USGS《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57]Pomeranz, K. The Great Diverg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58]André Månberger, Bengt Johansson. “The geopolitics of metals and metalloids used for the renewable energy transition”,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2019, vol(26)

[59]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大国产业链》，第九章《大宗原材料：风险与保供》

[6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11/15/5727056/files/ba93181ad1fb425cbe5cbef781c46c07.pdf

[61]https://environment.ec.europa.eu/topics/waste-and-recycling/waste-framework-directive_en；https://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2-06/06/nw.D110000renmrb_20220606_1-16.htm

[62]https://www.energy.gov/sites/default/files/2021-06/FCAB%20National%20Blueprint%20Lithium%20Batteries%200621_0.pdf

[63]朱清、朱海碧、邹谢华：《全球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分析》，《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4年第7期。

[64]https://www.mordorintelligence.com/zh-CN/industry-reports/scrap-metal-recycling-market

[65]QYResearch，《全球废金属回收市场研究报告2023-2029》

[66]https://www.businessresearchinsights.com/zh/market-reports/scrap-metal-recycling-market-118108

本文摘自：2025年9月4日已经发布的《第四章 金属、工业化与地缘经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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