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日午后，扬州盐商张府的绣楼里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喊。九岁的玉娘被三个婆子按在春凳上，母亲颤抖着将浸透药汁的裹脚布缠上她稚嫩的双足。玉娘拼命挣扎，泪水和汗水交织，然而一切反抗都是徒劳。这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距离朝廷颁布禁缠足令已过十年，但江南富户仍将「
夏日午后，扬州盐商张府的绣楼里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喊。九岁的玉娘被三个婆子按在春凳上，母亲颤抖着将浸透药汁的裹脚布缠上她稚嫩的双足。玉娘拼命挣扎，泪水和汗水交织，然而一切反抗都是徒劳。这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距离朝廷颁布禁缠足令已过十年，但江南富户仍将「三寸金莲」视为女子必修的功课。玉娘不会想到，这场持续三年的酷刑，将让她余生无法正常行走，更让千万中国女性在缠足布里挣扎了整整十个世纪。
玉娘的遭遇，是无数中国古代女性的缩影。裹脚，这一延续千年的陋习，究竟从何时开始？它又为何能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为束缚女性的沉重枷锁？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就已经有了小脚的痕迹。传说大禹治水时，曾娶涂山氏女为后，生子启。而涂山氏女是狐精，她的脚很小 。又有传说，商纣王的妃子妲己受宠，妲己是狐狸精变的，但她的脚没有完全幻化成人脚，于是就用布帛将脚裹起来。宫中女人为了争宠，便纷纷仿效，也把脚用布裹了起来。
这些神话传说虽然充满了奇幻色彩，为裹脚起源增添了神秘氛围，但显然不能作为真实的历史依据。它们更多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反映了人们对古老习俗追根溯源的好奇心，却缺乏考古发现、文献记载等实际证据的支撑 。
当我们翻开历史的书页，试图从古籍的蛛丝马迹里探寻裹脚的源头时，会发现从春秋到隋代，不同时期都有一些疑似裹脚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大多模糊不清，充满争议。
春秋时期，《汉隶释言》提到曾子之妻的鞋头尖锐，有人便以此作为裹脚的证据，认为鞋子的特殊造型暗示了脚部被缠裹的可能。然而，仅凭鞋头尖锐这一点实在难以确凿证明裹脚行为的存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鞋头造型或许只是出于审美、制作工艺等多种因素的考量，而非与裹脚直接相关 。
到了汉代，东汉建安末年民歌《孔雀东南飞》中有 “足下蹑丝履”“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的诗句。有人觉得 “纤纤作细步” 描绘的就是缠足女子走路的姿态，但这样的解读同样站不住脚。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纤纤” 常用来形容女子的姿态柔美、轻盈，未必特指缠足后的步态，正常未缠足的女子同样可以走出轻盈优美的步伐 。
晋代时，翟灏《通俗篇》引胡震亨《唐音癸纤》云，依据《晋书・五行志》中 “男子的鞋是方头的，女子的鞋为圆头”，以及《新唐书・车服志》里后妃酒宴时所穿适合脚小妇人的圆头鞋样式，来确认妇女裹脚。可这仅仅是从鞋子形状去推断，没有其他更直接的证据，如当时关于缠足行为、观念等方面的记载，所以这样的推断也显得十分牵强 。
六朝时期，《南史・齐东昏侯记》记载齐东昏侯为潘贵妃用凿金为莲花贴地，令潘妃穿上走路，即 “步步生莲花” ，很多后人将此看作裹脚的源头。但事实上，这里并没有明确表明潘贵妃缠足，“步步生莲花” 或许只是形容潘贵妃步态优美，走在金莲上姿态宛如仙子，与缠足并无必然联系 。此外，六朝乐府《双行缠》中 “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有人认为 “双行缠” 就是后世的裹脚，可也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行缠” 在当时可能只是一种脚部的装饰或包扎方式，不能简单等同于缠足 。
隋代也流传着与裹脚相关的传说。相传隋炀帝东游江都时，征选百名女子为其拉纤，吴月娘被选中。她痛恨炀帝残暴，让父亲打制莲瓣小刀，用长布裹在脚底下并尽量把脚裹小，还在鞋底刻莲花。隋炀帝见后想玩赏她的小脚，吴月娘趁机行刺，失败后投河自杀。民间女子为纪念她便纷纷裹脚。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同样存疑，且多在民间口口相传，缺乏正史等可靠资料的佐证 。
在众说纷纭的猜测和传说之外，学术界对于裹脚真正起源的主流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南唐起源说和宋代流行说。这两种观点都有较为可靠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作为支撑，为我们揭开裹脚起源的神秘面纱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线索 。
南唐后主李煜，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词人，竟与裹脚这一陋习的起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煜在位期间，沉醉于诗词歌舞，对宫廷艺术有着极高的追求。他的嫔妃们为了争宠，竞相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 。其中，舞女窅娘为了使舞姿更加轻盈优美，用帛将脚缠裹起来，使脚型纤小屈突，在六尺高的莲花台上翩翩起舞时，如仙子凌波，美不胜收。李煜对窅娘的舞姿大为赞赏，这种缠足的方式也因此在宫廷中受到其他嫔妃的效仿，成为宫廷贵族间的一种时尚 。
从宫廷到民间的扩散，是裹脚习俗发展的重要阶段。虽然在南唐时期，裹脚主要局限于宫廷贵族阶层，但这种新奇的审美观念和独特的装扮方式，如同星星之火，为后来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埋下了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原本只在宫廷中流行的风尚逐渐渗透到民间，尤其是一些富贵人家，开始模仿宫廷的审美和生活方式，让家中的女性也尝试裹脚。不过，在南唐时期，裹脚尚未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更多是特定阶层追求新奇和独特审美的体现 。
宋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的文化背景对裹脚习俗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代社会重视文人雅士的审美趣味，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更加注重品德和柔顺，裹脚被视为女性柔弱和顺从的象征，逐渐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女性美德 。苏轼曾写过一首《菩萨蛮・咏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 从这首词中，我们不仅能看出当时缠足之风的盛行，还能感受到苏轼对缠足现象的复杂态度，既有对女子缠足后姿态的欣赏，也隐隐透露出对这种陋习的批判。
在南宋时期，朱熹等理学家将缠足与 “守贞” 等观念绑定在一起，进一步推动了缠足风俗的流行。朱熹认为，缠足可以限制女性的行动自由，使她们更加符合传统礼教中对女性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的要求，从而达到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目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缠足逐渐从一种审美追求演变成一种道德约束，成为女性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 。许多家庭为了让女儿在婚姻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小就给女儿缠足，使得缠足之风在南宋时期迅速蔓延，从贵族阶层扩展到普通百姓家庭 。
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格局。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汉族女子对裹脚的赞成态度，使得这一习俗不仅未被禁止，反而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蒙古族原本并无缠足的传统，但他们对汉族的缠足习惯持赞赏态度，这无疑为裹脚风气的蔓延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在元代，裹脚之风逐渐超过了宋朝，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
在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一种名为 “银铰缠足” 的刑具，用于强制女子缠足。贵族女子为了迎合社会的审美标准，被迫将双足弯折成新月状，以达到所谓的 “美” 的标准。这种对女性身体的残酷束缚，不仅严重影响了女性的身体健康，也进一步强化了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 。 元代末年，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以不缠足为耻的观念，这表明缠足已经从一种审美追求，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规范，成为女性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明代，裹脚风俗进入了大盛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这个时期，裹脚的标准变得更加严格，进入了所谓的 “裹脚必三寸” 时代。女子是否裹脚，以及裹脚的程度，成为了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 。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小脚被视为女性美丽和端庄的象征，拥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女子，往往被认为是有教养、有身份的象征 。
在明代，不仅民间女子纷纷缠足，就连一些士大夫阶层的女性也以小脚为美。缠足之风在妓女中也极为盛行，成为她们吸引客人的一种手段。一些文人墨客更是将缠足视为一种高雅的情趣，在诗词歌赋中对小脚进行赞美和描绘，进一步推动了缠足风气的传播 。 明代还通过禁令来区分贵贱，规定贱民阶级的女子不得缠足，这使得缠足成为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缠足的推崇 。
达到巅峰：清代，缠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所有女性都进行了缠足，形成了所谓的 “三寸金莲”。在这个时期，缠足不仅是一种审美追求，更是一种社会风气，深入人心。为了追求极致的小脚，人们甚至发明了各种残酷的缠足方法，如用碎瓷片垫入足底，以渗血程度判断缠裹是否到位，导致许多女性在缠足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甚至落下终身残疾 。缠足在清代还衍生出了独特的 “莲学”，成为一门专门研究小脚的学问。文人根据足形将小脚分为 “金陵圆”“扬州尖” 等九品十八式，对每一种小脚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与赞赏。连裹脚布的花纹都要对应节气，体现出当时社会对缠足的极度痴迷 。在一些地区，甚至还会举办以脚小为美的 “亮脚会”，女性们在台上纷纷展示自己裹的小脚，以此来博取男性的青睐和赞赏 。
2. 禁令与反抗：然而，清政府从入关前就对缠足极为反感，多位皇帝都下达过禁令，严禁缠足。入关前，太宗皇太极就谕旨：“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 。” 入关后，顺治、康熙、乾隆等皇帝也多次重申禁令 。康熙三年（1664 年），清政府甚至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家长不行稽查，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 。”
但这些禁令在民间却难以执行，由于统治阶层的喜好和社会习惯的根深蒂固，缠足在清代依然盛行 。康熙七年（1668 年），清政府不得不开禁令，使得缠足之风再次泛滥 。一些满人女子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开始效仿缠足，这让清政府十分担忧，乾隆帝曾连发圣旨斥责，并重申严禁旗人缠足之令 。嘉庆帝也规定，旗人女子若缠足，其父兄、相关官员都将治罪 。尽管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缠足之风在清代始终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成为了清代社会的一个顽疾 。
清朝末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缠足这一陋习对女性的身体和精神造成的巨大伤害，于是发起了反缠足运动 。1874 年，厦门成立了第一个反缠足组织 “天足会”，传教士约翰・麦克高望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当三十名妇女当众解开裹脚布时，溃烂的双脚让围观者呕吐不止” ，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为后来的反缠足运动奠定了基础 。
1897 年，维新派人士积极响应反缠足的号召，成立了上海不裹脚会。以上海为总会，各地纷纷设立分会，大力宣传不缠足的理念 。他们通过演讲、刊印报纸等方式，向民众普及缠足的危害，呼吁人们摒弃这一陋习 。在他们的努力下，不缠足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缠足是一种落后的习俗，应该被废除 。 虽然反缠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阻力。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许多人对反缠足运动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认为缠足是一种传统的美德，不应该被轻易改变 。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反缠足运动的步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反缠足的行列中来 。
太平天国的举措：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颁布了《禁裹足诏》，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女性解放法令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深知缠足对女性的危害，他们认为缠足不仅限制了女性的行动自由，还削弱了女性的战斗力，因此坚决禁止妇女缠足 。据传，某女营首领甚至当街焚烧裹脚布，高呼 “释足者得自由” ，这一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女性的勇气，让她们看到了摆脱缠足束缚的希望 。在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内，许多女性纷纷响应号召，解开了裹脚布，恢复了天足 。虽然太平天国最终失败了，但他们的禁缠足举措对后来的反缠足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废除缠足陋习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慈禧的劝行放足谕：1902 年，慈禧太后颁布了《劝行放足谕》，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慈禧太后本人仍然穿着弓鞋，但她的这纸诏书却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为反缠足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诏书颁布后，上海天足会成员集体剪开发髻以示决心，表达了对废除缠足的坚定信念 。各地官员也纷纷响应，积极倡导不缠足 。虽然这一运动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如京城出现了 “假放足” 的现象，妇女在官差检查时穿宽大靴子，里面照样裹着，但总体来说，《劝行放足谕》的颁布还是大大减少了不缠足运动的阻力，推动了反缠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正式禁止：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正式将 “禁止缠足” 写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标志着缠足这一陋习在法律上被正式禁止 。此后，各地纷纷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缠足运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禁令的实施，如罚款、强制放足等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女性摆脱了缠足的束缚，恢复了自由行走的权利 。1929 年，杭州最后一家缠足培训班关闭，老板在招牌上写下 “金莲绝响” ，这一事件象征着缠足这一延续千年的陋习终于走向了终结 。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缠足更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撰文痛斥缠足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缠足陋习的打击力度，通过宣传教育、法律约束等手段，彻底废止了缠足这一陋习，使中国的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裹脚，这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的陋习，从南唐时期的宫廷萌芽，到宋代的逐渐流行，再到元、明、清时期的发展与鼎盛，最后在近代的衰落与废除，其漫长的演变过程，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习俗，更是封建礼教对女性身心束缚的象征，对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缠足导致女性脚部骨骼严重变形，行走困难，疼痛难忍，还增加了难产的风险，严重影响了女性的身体健康 。在精神层面，女性因缠足而行动受限，被困于家庭的狭小空间，社会地位低下，自信心受挫，无法正常参与社会活动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