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亮躬耕地绵延千年却始终未能尘埃落定。“襄阳说” 以东晋南北朝文献中 “号曰隆中” 为核心论据，试图将诸葛亮躬耕地锁定于今襄阳一带，然而其论证过程中存在诸多历史地理谬误与文献解读偏差。反观 “南阳说”，以诸葛亮 “躬耕于南阳” 的自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亮躬耕地绵延千年却始终未能尘埃落定。“襄阳说” 以东晋南北朝文献中 “号曰隆中” 为核心论据，试图将诸葛亮躬耕地锁定于今襄阳一带，然而其论证过程中存在诸多历史地理谬误与文献解读偏差。反观 “南阳说”，以诸葛亮 “躬耕于南阳” 的自述为根基，结合东汉行政区划、地名渊源及实地考证，足以证明南阳卧龙岗才是诸葛亮躬耕地的正统所在。

从历史地理划分来看，“襄阳说” 的核心立论存在根本性矛盾。东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为界，这是明确的历史地理常识，今襄阳一带当属南郡管辖。而 “襄阳说” 所依赖的习凿齿《汉晋春秋》中 “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的记载，明显与当时的行政区划相悖。若 “隆中” 真在襄阳城西二十里，按汉水分界原则，其应属南郡，而非 “南阳之邓县”。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GIS 技术还原南北朝时期盛弘之《荆州记》、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 “隆中”的地理描述，发现其所记载的沔水河道存在曲折倒流的违背自然规律现象，且邓城周边地势平坦，与 “乐山”“隆中” 的地貌特征完全不符。这足以证明，“襄阳说” 所推崇的 “号曰隆中” 实为文献附会，并无真实地理实体支撑，不过是后世为满足地域文化需求而虚构的概念。

在文献解读层面，“襄阳说” 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引用与片面解读问题。“襄阳说” 支持者反复援引习凿齿、郦道元的记载，却对 “隆中” 地名的多重指向与文献链断裂视而不见。事实上，明代杨士奇《鼎建诸葛孔明祠碑记》明确记载南阳城西七里卧龙岗为 “隆中”，徐学谟《游隆中记》更是直接提出 “跨汉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两隆中”，其中 “南阳八里冈” 即指卧龙岗。这些文献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南阳隆中并非 “后人伪造”。反观 “襄阳说” 所依赖的早期文献，要么存在地理矛盾，要么经考证为后世移植。根据 “三个隆中论”，今襄阳西南三十里的 “古隆中”，实为明代正德年间长史林光将襄阳西北 “隆中” 之名移植于伏龙山的产物，与明代以前 “号曰隆中” 的记载在地理坐标上相差 20 公里，分属不同行政单元，二者绝非同一地点。这种地名迁移现象被 “襄阳说” 刻意回避，其论证的可信度可想而知。

更令人遗憾的是，部分 “专家学者” 对 “襄阳说” 的盲从，进一步加剧了认知混乱。谭其骧先生在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未深入考证 “号曰隆中” 的地理矛盾，便将其标注于襄阳西南，与东汉南阳郡、南郡分界相悖；易中天在《品三国》中，未辨析 “号曰隆中” 的虚构性，直接将 “襄阳隆中” 与 “躬耕于南阳” 强行关联；这些本应肩负甄别历史真伪责任的学者，却成为错误认知的传播者，让 “襄阳说” 的谬误得以借助权威身份广泛扩散。

历史考证的核心在于尊重史实、回归本源。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 “躬耕于南阳” 的自述，是无可辩驳的第一手史料；南阳卧龙岗 “隆中” 之名源于地形特征，《尔雅》“宛中，隆” 的记载与明代赵均 “隆起之中，故名隆中” 的描述一脉相承，具有地理实体的稳定性与命名逻辑的合理性。相比之下，“襄阳说” 依赖的 “号曰隆中” 既无东汉文献支撑，又与历史地理事实相悖，不过是一场延续千年的认知谬误。

解开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谜团，无需陷入地域情怀的窠臼，只需回归历史本真。南阳卧龙岗以其与 “躬耕于南阳” 的直接呼应、完整的文献证据链及稳定的地理实体特征，当之无愧是诸葛亮躬耕地的正统所在。“襄阳说” 若继续固守虚构的 “号曰隆中”，无视历史地理真相，只会让这场争议离真理越来越远。唯有承认南阳卧龙岗的正统地位，才能让诸葛亮躬耕的历史真相，在千年争议后重见天日。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