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大队归程潜将军指挥，它在方圆二十五英里的较富裕的农村中做了很多出色的组织民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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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战区第五游击大队在原武的大队司令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这个大队归程潜将军指挥，它在方圆二十五英里的较富裕的农村中做了很多出色的组织民众的工作。

人们告诉我，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将军已经安排一个护送队第二天早晨用帆船在黄河北岸接我们。

这是我们在战场上的最后一夜了。

我们按预定计划与他们在河岸相会，不久就乘船穿越现在水已涨到近二英里宽的河面。

我们喜气洋洋。

这次在中国北方穿行了近一千五百英里，三次越过日本人防线的旅程， 最后完成在望了。

黄河南岸，在筑工事的战士们帮我们上了岸。

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各级司令部到达了旅的指挥所。

有一辆卡车正等候着送我们去郑州。

自从我四月份经过以后，郑州发生了很大变化。

日本人已占领了陇海铁路，被冲决了黄河堤岸的洪水堵截在郑州城东大约三十英里的地方。

程潜将军已把他的战区指挥部迁到了郑州以西八十英里的洛阳，刘和鼎将军率领的三十九军正驻守在这里。

浸信会医院的艾尔斯大夫休假去了，医院由汉弗莱大夫负责。

我去拜访刘将军，感谢他的殷勤照顾。

他是一位优秀职业军人，在上海打得很漂亮，是有能力的年轻指挥官。

他看上去体格並不健壮，举止温文尔雅。

他热情地告诉我，已为我们一行人安排好交通工具。

第二天我就可以去汉口，同行的年轻人去西安，从那儿搭卡车回延安。

不过他先要请我们吃晚饭。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陇海公园的树荫下聚餐。

就在这年年初，我在离此一箭之隔的地方碰上过炸弹。

刘将军和他的下属尽力使我们感到轻松。

大家都不拘束，又很友好。

这是我同刘、欧阳、汪洋最后一次在一块吃晚饭了。

只有在严酷条件下一起旅行了这么远的路程的人，才能理解我们之间深切的友情。

国籍和种族算不得什么，人类的正直才是重要的。

这些纯洁的伙伴在无数场合表明了他们的忠诚、勇敢和正直。

我们都比旅行开始时老成了。

汪洋从一个性急的小伙子变成冷静、镇定、能控制自己的人。

我也发生了变化。

一个生活在充满着自我牺牲精神环境中的人不可能不感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从中汲取教益。

晚餐在火车要开以前结束。

我们都来到车站。

看到我们进了我的车厢，细心的刘将军回到站台上，让我们这一伙人做最后的话别。

我把我不再用得上的部分行装分给了小伙子们，他们在延安会有用的。

火车鸣笛了，我们流着泪，紧紧地握过手分别了。

在站台上，他们又使自己依复了常态，唱起歌来。

当火车喷着汽缓缓驶出车站时，歌词的重叠句在我耳边回响。

几个月里，我是那么经常地听到这个歌词发自千万人之口: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2

和我四月份离开时相比，汉口大不一样了。

虽然日本人的轰炸使武汉，特是武昌和汉阳蒙受巨大损失，汉口的外形变化不明显。

最大的变化在于人们的态度，西方人的撤离和军事活动的增加。

汉口正在绝境中战斗。

徐州于五月二十一日陷落。

中国军队撤退时一片混乱，但是不象上海和南京陷落时那么糟糕。

最重要的是入侵者被阻挡了五个月，而中国军队未受损失。

日军的指挥者很快就确定了下一个行动。

七月初军舰向长江上游开去，准备攻打汉口。

六月十四日长江北岸安徽省省会安庆市沦陷，汉口战役开始了。

日本人用三个主要的纵队向西推进。

最北的从安徽北部的合肥，向西二百英里，向在武汉以北一百英里、位于铁路线上的信阳进发。

第二纵队沿着长江北岸，第三纵队沿南岸向西。

这两个纵队都有江上的战舰协助。

为了保卫武汉，中国军队又组织了由三十八岁的陈将军指挥的第九战区。

陈诚是总司令的宠儿。

他同蒋是浙江同乡，自国民革命初期就在蒋手下服务，曾作过黄埔军校的讲师，北伐时是炮兵团长，还作过军长和军团司令。

他个头不大，体魄壮实，精力充沛，富有冲劲儿，对总司令忠诚。

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共产党圈子里，他不受欢迎，因为他实质上是一个独裁主义者。

但作为政治部主任，他与周恩来副主任共事和睦。

武汉之役，抵抗力量逐渐壮大，最后投入了一百四十八个师，超过百万人。

日本人动用了十个半师，二十五万人。

日本的一个师大约有二万人，正好是中国师的两倍。

在这次战役中，力量是不能以人和师的数字去衡量的。

日本人在江上有炮舰，陆上有强大的机械化装备，更重要的是有空中优势。

战争已进行了一半，空军还未有效地用来支持地面部队。

但是，密集轰炸一开始，中国军队整营整营地被消灭，没有旁的选择，只能撤退了。

这是后来发生的事。

我八月份到汉口时，日本人还在一百多英里之外。

外国使馆跟外交部一起迁到了重庆。

对我个人，最重要的是我的信件和保存的衣服也随我们大使馆迁走了，大使无法知道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再次露面。

好几个星期我就穿着在小路上旅行时穿的那件外衣，在汉口挤来挤去。

但是这没关系，在紧张的战争情况下，汉口的社交生活也很不讲究。

这次我住在基督教布道团的一间屋子里，大部分留下的记者也住在那儿，比较容易了解局势的发展。

我在这儿呆了两个月，准备我的正式报告，观察战事的进展。

3

在汉口战役最后的日子里，外籍居民只剩下少量商人、记者、领事官员、军事观察员和外国炮舰的官员和船员。

我们周围气氛阴郁，汉口最后投降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

这就好象在等候一位受到致命伤的朋友谢世。

记者们和观察员们都在中国呆了好些年，大多在以前的战场上彼此见过面。

我们一起吃饭，度过空袭，访问前线。

很自然，在我们中间会产生亲密的甘苦与共的关系。

最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名叫“汉口最后撤离者”的组织。

参加的有:《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丁，《先驱论坛报》的维克托·基恩，美联社的耶茨·麦丹尔尼，合众社的麦·菲希尔和我在台儿庄战役中的老伙伴罗伯特·卡帕，他眼下为《生活》杂志采访战事。

此外，还有两位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埃里克·梅埃尔和乔治·克拉纳科夫，新西兰记者沃伦，一个叫乔治·霍格的牛津大学毕业生，《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一个叫沃尔特·博萨德的瑞士记者。

这些人的打字机和摄影机，把战役的新闻传向世界。

有一段时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我们这个组织中唯一的女性，可是有一天，另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妇女也出现了，她是弗雷达·阿特丽，英国人，为《伦敦新闻纪事》工作。

阿特丽小姐到来之前我们已久闻其名。

她最近写了一部不寻常的披露日本经济的有价值的书《日本的泥足》。

这本书的资料是她和丈夫(苏联驻日的商务处长)在日本生活期间搜集的。

她是远东政治、经济方面的敏锐的学者，同时她又是一位实际的人道主义者。

在访问前线时，她见到伤员得不到应有的照料而十分不安，将这事实报告给蒋夫人，使中国的第一夫人采取了有力的改进措施。

在美国总领事馆内，总领事保罗·乔斯林监护着美国公民的利益，约瑟·史迪威上校和弗兰克·多恩上校为我们的作战部积累情报。

长江上，海军少将莱布雷顿的旗帜在吕宋号舰的主桅上飘扬，这艘战舰是我们长江巡逻队的旗舰。

战争使我们的巡逻队分散开了，一些舰艇处在中国设置在江面的栏木的上游，而另一些则在其下游。

我们的海军官兵生活太单调了， 职务需要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呆在船上，不能象记者或观察员那样到乡间去走动。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当美国人的生活和利益遭到危险时加以护卫。

他们以美国人的方式设计出许多给自己取乐的奇特办法。

其一是选择人员组成称为“长江耗子”的组织。

在长江中服役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的海军将士才有成员资格。

中国为了阻止长江上游的舰只驶往上海，在江面上设置了木栏之后，他们设计了一个勋章，纪念在上游的服役，把它命名为“屏障”勋章。

在木栏上游服役的所有美国海军人员都有权把这个勋章增加到自己的纪念品里。

这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乐趣，在微笑都是非常稀罕的日子里， 它多次引发了一阵阵笑声。

4

董显光依然领导着公共关系部的工作，有一天，他带我去拜访总司令。

这次会见两天前就已排上日程，但是总司令的私人住所在一次轰炸中被波及，会见延期了。

这次轰炸大概是蒋在这场战争中最接近死亡的一次，尽管他常去前线视察。

一颗炸弹捎着了总司令和夫人的防空洞，另一些炸中了他的保镖的住所，死了几个人。

总司令看来疲惫不堪，头发比三月间更灰白了，不过他精神极好，信心十足。

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我对旅行的描述，偶尔插话，加以评论或提问。

毛泽东曾向我讲过共产党对战后的设想，我特别希望知道蒋的反应。

我把这些设想告诉他之后，问他:“他们的意见与你的一样吗？”

他简单地回答说:“差不多。”

当时和以后一些场合我都极力猜测中国这位强者的动机和信念。

他自己生活简单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在自己政党的下属中更有力地清除效率低和自私自利的弊病呢？又为什么不愿意使用在北面敌后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动员人民呢？

在中国蒋总司令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

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说服和强制，但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他的作用在於把所有的派系都捏在一起。

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许多派系。

他非常重视下属的忠诚，总是充分地给以回报，有时不利于自己也在所不惜。

在他的部属中有些曾是有干劲、无偏见、有效率的，现在变得自鸣得意、思想保守了。

对这些人他不愿严加处理。

在国民党队伍中，很多官员是按独裁主义的传统提拔上来的。

他们信奉等级传统，认为上层等级理应享受广大人民群众得不到的特权和额外收入。

有权才能保住这些。

如果老百姓被动员了起来，对这些人所管理的事务有发言权，这些自私自利的官吏就会丢掉官职和特权。

一九三八年复活节前夕，他在对中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中说:“凡是从事民族革命的人，莫不先将社会的黑暗，颓废，紊乱，私心，贪污铲除殆尽，然后以新的精神来创造新的生活，使之充实发展向上，来求民族的解放。”

总司令对战争有信心。

他正在利用时间，利用中国的人力和广阔的领土与日本人的现代军事武器和速胜的企图作斗争。

战争的第一阶段，他指示他的将领们要尽最大努力抵抗敌人的进攻，但是当他们被迫撤退时，也要沿着他指定的路线撤出。

事实上，上海、徐州和汉口战役不过是拖延战术，以此来争取必要的时间建立深入内地的根据地，那里地形崎岖，敌人难于攻陷。

这样，也争取了时间对老百姓进行更充分的民族主义精神教育，鼓舞他们顶住敌人的控制，使那些最终被迫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一些时日的人有可能继续为最终胜利做秘密工作。

汉口沦陷，第一阶段即将结束，因为那时中国军队将处于西藏高原脚下的中心位置，难以驱逐敌人，而日本人将为驻守很长的交通线，为在一千五百英里的战线上保持外线地位消耗他们的兵力。

战争将进入第二阶段，或游击战的阶段。

这时的主要问题将是防止日本用政治手段控制已占领的地区，不让他们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尽量使他们难于沿交通线运输给养。

这意味着破坏任何可能形成的傀儡政府的权威，加强人们的抗战意志以削弱傀儡政府的权力。

这也意味着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活动，对日本占领军至关重要的所有据点经常施加压力，阻止日本人掠夺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

日本在中国的全部冒险的代价将是极高昂的。

当然，第二阶段观念的基础是坚信在持久战中，中国在经济上能比日本支持久些。

维持日本军队需要更多的花费， 因为它的全部供给，包括食品，都得从日本本土运来。

日本兵不喜欢吃中国的小米、白菜、豆腐、黄豆之类的饭食，愿意吃国内的大米、鱼和牛肉。

此外，日本军队是按正统的西方方法建立和训练的，需要重武器装备，要求大炮和飞机助战，这就使它在行军时笨重，维持它费用昂贵。

日本人性格固执，很难改变其方法。

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在自己本土作战，可更容易更便宜地得到给养，这是有利因素。

他们习惯于携轻便武器快速行军，是在友好的老百姓中间活动，在游击战中他们可以选择作战的时间和地点。

中国人民习惯于在只能维持生存的条件下生活，他们受到保卫国家独立的精神的激励，准备作出更大的牺牲。

中国缺少生产作战物资必需的重工业，但有非常丰富的原材料。

中国有着更为重要的东西:热爱自由的世界各族人民的道义支持，这是日本的掠夺性战争所得不到的。

当然，还要有第三阶段，因为游击战争不是决定性的。

第三阶段是反攻阶段。

当日本人由于本土经济力量枯竭或在中国的交通线上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或二者兼有之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向沿海撤退时，中国将发动反攻。

反攻需要有打击力量强大、训练有素的部队，蒋总司令已计划在西部和西南的省份进行这样的训练，正如他已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具有通往缅甸、印度支那和苏联的交通线的根据地。

所有这些计划主要地要依靠中国的长期团结。

也可以考察蒋总司令性格的另一侧面。

对他信仰基督教是否真诚有一些推测。

有一种说法，他皈依基督教是想赢得外国传教士支持的一种狡黠行动，另一说，是为了服从他的虔诚的基督教妻子。

众人皆知，他初次求婚时，他现在的妻子的母亲宋夫人要求把信奉基督教作为先决条件。

据说，他答称，他将乐于研究基督教，但他不能为了娶爱恋的女人就全诚地宣誓信奉他还不相信的教义。

这是一个正在罕有的热恋中的男人的回答。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西安被扣留时，他要求的唯一的书就是圣经。

我后来在这里同他和他的夫人共进午餐时，饭前很自然地进行了一分钟的默祷。

可能耶稣生活的革命方面最使他感兴趣，如果是这样，他就抓住了这种精神的基础的观念。

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的这段话是有意义的:“我长久地探寻，想知道耶稣革命精神的来由，什么是它的源泉？我开始认识到它完全来自爱的精神。他清除了人的一切污浊思想，击溃了不平等的制度，使所有的人享有上帝赋予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我无意将总司令的基督教的信仰和他在内战期间使数千信仰共产主义的人遭杀害的行动统一起来。

我只想指出，一代一代相传，人们对基督教的学说有了不同的解释。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有一些声称信仰基督教的人在建立事务关系时不考虑博爱，也不考虑怜悯这两个基督教信仰中最强烈的信条。

还有一些声称信仰它的基督徒似乎相信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耶稣指定的，谁反对它，他们就狂热地反对谁。

我认识一些美国传教士，他们对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指责是激烈的、不妥协的。

而我却发现，就是这些领导人在不装门面地实践着基督教教义，比我熟悉的那些宣称信仰基督教的人更不拘形式、更持久。

有时观念会使人类的脑子产生多么奇怪的事呀！

有时人们也会问，蒋总司令是否会在什么时候同意妥协的和平。

他的履历和他的公开诺言表明，他不会赞成违背中国主权或领土完整的和平。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他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声明:“中正身为统帅，使国家人民蒙此巨大牺牲，责任所在，无可旁货，中心痛苦，实十万倍于已死之将士与民众。一息尚存，唯有捐廪顶踵，期以贯彻抗战到底之主旨，求得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以报党国，以慰同胞。”

以后，他继续重申这个声明的要旨。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