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造大国不知不觉陷入“勤劳而不富裕”的困局。2024年深秋，东莞某电子厂的生产车间里，机械臂24小时不停运转，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每月却只能拿到6000元工资；而千里之外，纽约华尔街的交易大厅内，基金经理轻点鼠标，通过北向资金持仓调整，一天就从这家
制造大国不知不觉陷入“勤劳而不富裕”的困局。2024年深秋，东莞某电子厂的生产车间里，机械臂24小时不停运转，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每月却只能拿到6000元工资；而千里之外，纽约华尔街的交易大厅内，基金经理轻点鼠标，通过北向资金持仓调整，一天就从这家工厂的母公司身上赚走3000万元。这荒诞的对比，正是中国制造业内卷的缩影——我们以占全球28%的制造业增加值，创造了海量商品，却陷入“产能越扩、利润越薄、薪资越低”的恶性循环。
这种困局的根源，绝非“产业升级滞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表层原因，而是隐藏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掠夺：华尔街通过股权渗透掌控制造业利润分配，美国利用美元霸权的“潮汐效应”收割产业成果，人民币因外汇占款束缚无法公正为本土商品赋值，最终形成“利润外流—薪资低迷—内需塌陷—恶性竞争”的死亡循环。破解制造业内卷，必须直面金融殖民的核心矛盾，正如不能只骂穆仁智，却放过黄世仁，唯有斩断华尔街与美元霸权织就的金融绞索，中国制造才能真正挣脱枷锁。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上市梦”，往往成为华尔街资本渗透的“突破口”。2024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显示，前十大股东中北向资金（境外资本通过沪股通、深股通流入的资金）平均持股比例达18.6%，在新能源、半导体等战略新兴行业，这一比例更是突破25%。宁德时代作为全球动力电池龙头，2024年前十大股东中，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北向资金主要托管方）持股22.3%，摩根大通、贝莱德等华尔街机构合计持股15.7%，仅这两类资本就分走了公司全年148亿元净利润中的32%，相当于3万名一线工人全年工资总和。
更隐蔽的掠夺藏在“同股不同权”的架构设计中。某头部新能源车企2022年赴港上市时，为满足华尔街资本要求，设置了AB股制度：境外资本持有的B股每股拥有10票投票权，而境内资本持有的A股仅1票。最终，华尔街以30%的股权占比，获得了70%的战略决策权，直接主导企业产能扩张、定价策略甚至研发方向。2024年该企业为满足外资股东对“短期利润”的要求，将研发投入从营收的8%降至5%，转而通过降价抢占市场，导致全行业陷入价格战，中小企业大批倒闭。
在传统制造业领域，股权收割更为彻底。2024年格力电器北向资金持股比例达16.8%，美的集团达19.2%，这些深耕中国市场数十年的企业，每卖出一台空调、一台洗衣机，利润的近两成都会通过股息分红流向华尔街。深圳某家电代工厂老板算过一笔账：“我们给海外品牌代工的微波炉，每台成本200元，出厂价230元，利润30元；而贴上外资品牌标签后，终端售价600元，其中200元是品牌溢价，100元是渠道利润，这些钱最终都流入外资股东口袋。我们累死累活，只是在为华尔街‘打零工’。”
华尔街资本不仅通过股权分食利润，更通过“产能扩张—价格战—收割”的套路，绞杀中国制造业的自主发展空间。2021—2024年，新能源产业成为资本炒作热点，地方政府为争夺项目，纷纷推出“零地价、税收‘三免三减半’、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而华尔街资本则通过参股地方产业引导基金、私募股权基金，推动企业盲目扩产。
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锂电池产能仅450GWh，到2024年已飙升至1170GWh，而全球同期需求仅850GWh，产能过剩率达37%。这场“产能竞赛”的背后，是华尔街资本的套利逻辑：在一级市场以低价入股初创企业，推动其通过“烧钱扩产”抢占市场份额，待企业上市后，在二级市场高位套现离场。2024年宁德时代定增募资582亿元，北向资金在解禁后短短3个月内就套现320亿元，留下产业链上下游数千家中小企业面临“订单腰斩、价格暴跌”的绝境。
光伏产业的遭遇更为惨烈。2023年全球光伏组件价格还维持在2.5元/W，2024年就因产能过剩暴跌至1.2元/W，部分企业甚至以0.9元/W的“成本价”甩卖。常州某光伏组件厂老板透露：“我们2022年花20亿元建的新生产线，现在满负荷生产一天就亏500万元，停产后银行贷款利息每天还要付20万元，进退两难。”而推动这场“自杀式扩产”的，正是华尔街资本通过投行研报释放的“全球光伏需求爆发”信号，以及通过基金渠道提供的低息贷款。当资本赚得盆满钵满离场时，留下的是一片狼藉的产业废墟。
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但华尔街资本对“短期利润”的追逐，正在扼杀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动力。2024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比平均为4.2%，远低于美股同类企业的8.5%，而在北向资金持股比例超过20%的企业中，这一比例更是降至3.1%。某半导体企业高管直言：“外资股东每个季度都盯着财报，只要研发投入影响了短期利润，就会在董事会上施压。我们想投入5亿元研发光刻机核心部件，却被要求先‘砍掉一半预算，保证年内分红’。”
这种“创新抑制”在高端制造领域尤为明显。中国作为汽车制造大国，2024年汽车产量达3100万辆，占全球30%，但在自动驾驶芯片、高精度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领域，仍高度依赖进口。某车企研发负责人透露：“我们曾计划投入20亿元研发自动驾驶芯片，却被外资股东以‘回报周期太长’为由否决，转而要求我们从海外采购芯片，虽然每辆车成本增加2000元，但‘能快速提升利润率’。”这种“重组装、轻研发”的导向，使中国制造业长期被困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只能通过“拼产能、压成本”参与竞争，进一步加剧内卷。
2.1 加息周期：融资成本飙升的“死亡绞索”
美联储的加息操作，本质上是通过美元霸权向全球制造业“征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美联储连续10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0—0.25%飙升至5.25%—5.5%，直接导致全球美元融资成本暴涨，中国制造业首当其冲。
东莞某玩具出口企业2021年通过香港银行贷了1000万美元，年利率仅2.1%，每年利息支出21万美元；2022年美联储加息后，贷款利率飙升至7.5%，利息支出增至75万美元，一年多支出54万美元，相当于企业200名工人的工资总和。为了偿还贷款，企业不得不压缩工人社保缴费比例，从24%降至16%，并取消了年终奖，引发员工流失潮。这种“加息—融资成本上升—挤压用工成本”的传导链条，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中普遍存在。
更致命的是，加息引发的资本外流，导致人民币汇率承压，进一步侵蚀制造业利润。2022年美联储加息期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3贬值至7.3，贬值幅度达15.8%。温州某鞋企老板算了一笔账：“我们出口一双运动鞋，成本80元人民币，按6.3汇率报价12.69美元，利润10元；汇率贬值到7.3后，报价需降至10.96美元才能维持订单，利润直接缩水至3元，相当于工人多踩2小时缝纫机才能补回损失。”2022—2024年，仅汇率波动一项，中国出口型制造业累计损失就达4200亿元，相当于每天有3亿元利润被美元潮汐卷走。
美联储的降息周期，看似为全球市场注入流动性，实则是为下一轮收割埋下“泡沫陷阱”。2020年新冠疫情后，美联储推出无限量化宽松（QE），将利率降至0—0.25%，海量热钱涌入中国股市和实体经济，推高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的估值，诱使地方政府和企业盲目扩产。
2020—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获得的股权投资规模达3200亿元，同比增长280%，大量资本涌入导致“造车新势力”从100多家暴增至300多家。某新势力车企2021年融资100亿元，仅用6个月就建成两条生产线，产能规划达30万辆，而其全年实际销量仅5万辆，生产线利用率不足20%。2024年美联储启动加息，热钱迅速撤离，该企业因资金链断裂破产，留下价值50亿元的闲置设备和2000名失业工人。
热钱炒作还导致制造业“脱实向虚”。2020—2021年，大量制造业企业将生产资金投入股市、楼市，某家电巨头2021年财报显示，其通过外汇衍生品交易获得的收益达12亿元，是主营业务利润的1.5倍，导致研发投入连续两年下降。这种“赚快钱”的心态，使制造业企业忽视技术升级和管理优化，陷入“资本炒作—产能过剩—利润崩塌”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内卷。
美元霸权的另一大武器，是对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垄断。石油、铁矿石、铜等制造业核心原材料，90%以上通过美元计价和结算，华尔街资本通过操纵期货市场，随意抬高或压低价格，对中国制造业进行“剪刀差”掠夺。
2024年铁矿石价格的剧烈波动堪称典型。年初，华尔街投行通过发布“全球铁矿石需求激增”的研报，配合新加坡掉期市场的多头操作，将铁矿石价格从120美元/吨推升至200美元/吨，涨幅达66.7%。中国钢铁企业因此多支出800亿元采购成本，河钢集团2024年上半年财报显示，铁矿石成本占比达68%，而钢材价格同比下跌15%，形成“成本倒挂”，企业被迫压缩产能，导致1.2万名工人轮岗待业。到了年中，华尔街资本突然反手做空，铁矿石价格暴跌至80美元/吨，多家中小钢铁企业因高价囤货而破产。
石油领域的掠夺更为长期。2024年国际油价维持在80—90美元/桶区间，而美国页岩油生产成本仅30—40美元/桶，华尔街资本通过控制石油期货交易量（占全球80%以上），将油价维持在高位，中国制造业每年因此多支付1.2万亿元石油进口成本，相当于当年制造业利润总额的15%。某化工企业老板无奈表示：“我们的产品利润率只有5%，而油价每涨10%，成本就增加3%，相当于一半利润被油价吞噬，只能通过裁员、降薪维持生存。”
3.1 “美元代发币”：外汇占款束缚下的货币发行
人民币的发行长期依赖外汇占款，这意味着每发行1元人民币，背后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美元储备作为支撑，使人民币沦为“美元代发币”，无法公正为本土制造业商品赋值。2024年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显示，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59.7%，进入流通领域的基础货币中，外汇占款占比更是高达139.7%，这意味着国内流通的人民币，本质上是由美元“背书”的。
这种货币发行机制，导致制造业企业在定价时不得不“看美元脸色”。苏州某电子元件厂生产的连接器，国内售价10元人民币，出口美国报价1.47美元（按6.8汇率计算）。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2%（至6.66），为维持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出口报价需降至1.5美元，国内售价则需降至9.8元，企业每卖出一个连接器就少赚0.2元。2024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波动幅度达8%，这种“汇率敏感型定价”使企业陷入“要么丢订单、要么亏利润”的两难境地，只能通过压缩工人工资、降低原材料标准来对冲风险。
更严重的是，外汇占款的刚性约束，使央行货币政策陷入“被动紧缩”。2024年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连续6个月低于荣枯线（50），企业亟需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但央行却因外汇占款减少（2024年外汇储备减少3200亿美元）而无法大幅降准降息。每释放1万亿元流动性，就需要对冲0.6万亿元的外汇波动风险，导致制造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2024年中国制造业贷款平均利率达4.3%，比美国高1.8个百分点，而制造业企业平均利润率仅4.63%，形成“借钱越多、亏得越多”的悖论，大量中小企业因融资难、融资贵而倒闭。
人民币的“美元代发币”属性，还导致国内制造业资产估值被严重扭曲，进一步加剧利润外流。2024年A股制造业企业平均市盈率仅15倍，低于美股同类企业的25倍，而在北向资金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估值折价更为明显：宁德时代在A股的市净率为4.2倍，在港股却达6.8倍；比亚迪A股市盈率28倍，港股达42倍。这种“内外价差”并非源于企业价值差异，而是美元资本对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垄断——外资通过控制交易规模和市场情绪，刻意压低A股制造业估值，以便低价吸纳优质资产。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研究显示，北向资金持股比例每提高10%，A股制造业企业的估值溢价就会增加8%，反之则会折价12%。2024年某半导体企业因北向资金减持5%，股价在一个月内暴跌30%，企业市值蒸发200亿元，被迫放弃原定的研发计划。这种“外资说了算”的估值体系，使中国制造业企业陷入“估值低迷—融资困难—创新不足—估值更低”的恶性循环，进一步丧失全球竞争力。
人民币无法自主定价，还导致国内制造业产品的“内需定价失灵”，加剧“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矛盾。2024年中国制造业产品国内售价与出口售价存在显著“倒挂”：某品牌冰箱国内售价3000元人民币，出口美国售价350美元（约合2380元人民币），国内价格比国外高26%；某款运动鞋国内售价500元，出口售价60美元（约合408元），国内价格比国外高22%。
这种“内贵外贱”的现象，根源在于人民币汇率传导机制扭曲。为维持出口竞争力，企业不得不压低出口价格，而国内售价则需承担原材料、劳动力、税费等全部成本，导致“中国人买国产货更贵”。2024年国内制造业产品消费占社会零售总额的38%，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而出口占比却上升至20%，形成“生产越多、国内越难卖”的怪圈。山东某冰箱厂库存周转天数从2019年的28天延长至2024年的56天，厂长坦言：“工人月薪5000元，买不起自己生产的3000元冰箱；经销商怕库存积压，不敢进货，我们只能降价促销，越降越亏。”
制造业内卷的直接后果，是劳动者无法分享产业发展的成果。2024年全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为7.2万元/年，仅为美国同行的1/5，而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已达美国的65%，这种“高生产率、低工资”的畸形结构，根源在于制造业利润被金融资本层层抽走。
苏州某电子厂的工资单显示，一名流水线工人月薪5000元，其中社保公积金1200元、个人所得税150元，实际到手3650元；而企业为该工人支付的综合成本（工资+社保+公积金+税费）达8500元，中间4850元的差额，被汇率损失（1200元）、银行利息（1000元）、外资股东分红（2000元）、各类税费（650元）瓜分。工人“多劳”却无法“多得”，2024年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速仅4.2%，低于GDP增速（5.1%）和制造业产值增速（6.8%），形成“产值越高、相对收入越低”的怪圈。
在出口导向型企业中，薪资压榨更为严重。东莞某服装代工厂2024年出口额达2亿元，净利润却仅600万元，其中150万元用于支付北向资金分红，企业老板坦言：“如果给工人涨薪10%，净利润就会变成负数，只能要么不涨薪，要么裁员。”这种“利润被外资拿走，成本由工人承担”的模式，使制造业工人陷入“加班越多、收入相对越低”的困境，2024年制造业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达48.6小时，比2019年增加3.2小时，而时薪仅增长1.8%。
制造业工人薪资长期低迷，直接导致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形成“产能过剩—内需不足—恶性竞争”的恶性循环。2024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62万亿元，储蓄率高达45%，而制造业产品消费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从2019年的45%降至2024年的38%。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单价500元以下的制造业产品销量增长12%，而单价1000元以上的产品销量下降8%，反映出中低收入群体“不敢消费、无力消费”的现状。
内需不足迫使制造业企业更加依赖出口，进一步受制于美元霸权和华尔街资本。202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占比升至20%，同比增长3个百分点，而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3.2%，比内销企业低1.5个百分点。为争夺出口订单，企业不得不互相压价，2024年中国出口产品平均价格同比下降5.8%，形成“低价抢单—利润微薄—薪资低迷—内需更弱”的死亡循环。浙江某家具出口企业老板无奈表示：“我们的沙发在美国卖1000美元，出厂价仅300美元，利润30美元；如果能在国内卖出同样价格，利润能达3000元人民币（约420美元），但国内消费者根本买不起，只能继续给美国人‘打工’。”
制造业内卷还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畸形现象。2024年制造业求人倍率（岗位数与求职人数比）达1.2，意味着每个求职者有1.2个岗位可供选择，而高校毕业生制造业就业落实率仅68%，核心矛盾在于制造业无法提供有尊严的薪酬和发展空间。
东莞某自动化设备公司2024年招聘广告显示：“招聘硕士学历工程师，月薪1.2万元，要求996工作制，无年终奖，晋升需经外资股东审批。”而该公司2024年给华尔街股东的分红达3.2亿元，相当于每个股东分得的利润，抵得上200个硕士工程师的年薪。这种“利润外流、成本内压”的模式，使制造业失去对人才的吸引力，2024年制造业专业高校毕业生转行率达45%，而一线工人流失率达30%，企业不得不花费更多成本招聘和培训新员工，进一步挤压利润空间。
5.1 重构货币锚定：从“美元代发”到“制造锚定”
破解人民币的“美元代发”困境，核心是建立以制造业实体资产为锚的货币发行机制。2025年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突破3000亿元，在中俄贸易中占比达41%，为摆脱美元锚定提供了技术路径。建议扩大“数字人民币+产业链”试点，在长三角、珠三角制造业集群推行“人民币—商品”直接结算：苏州工业园试点“丝绸人民币”，每1元数字人民币锚定1米高端丝绸；深圳试点“电子人民币”，锚定100个电子元件，让人民币的价值与制造业产品直接挂钩，摆脱对美元储备的依赖。
同时，央行应逐步降低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的占比，从2024年的59.7%降至2030年的30%以下，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定向为制造业注资。借鉴1953年“一五计划”经验，每年新增2万亿元“制造业振兴专项货币”，通过财政部直接拨付给芯片、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领域，无需偿还利息，彻底打破“美元铸币税”的束缚。2025年上海试点显示，通过“制造锚定”的数字人民币，制造业企业汇兑成本下降80%，融资成本降低2.3个百分点。
打破华尔街对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垄断，关键是构建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指数”体系。2025年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以日照港、天津港现货交易为基准，联动数字人民币结算，上线首月交易量突破5000万吨，迫使国际铁矿石价格向“中国成本”靠拢，试点企业采购成本降低12%。建议将这一模式推广至铜、铝、石油等战略物资，建立“期货+现货+本币结算”的闭环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制造业原材料定价的“基准货币”。
组建“国家制造业资源集团”，注册资本1万亿元，通过股权投资、长期协议等方式，控制全球30%以上的锂、钴、稀土等关键资源，打破华尔街资本对资源端的垄断。湖南郴州稀贵金属交易所试点显示，通过国家资本介入，稀土价格波动幅度从30%降至15%，下游新能源企业生产成本稳定性提升25%。同时，鼓励制造业企业组建“采购联盟”，集体与国际资源商谈判，2025年中国钢铁企业联盟通过集体采购，使铁矿石进口价格比国际均价低8%，节省成本400亿元。
遏制华尔街资本对制造业利润的掠夺，需要建立“亲制造、重长期”的资本生态。2025年深交所修订《上市公司分红指引》，明确要求制造业企业现金分红比例不得超过净利润的30%，留存利润必须用于技术改造和员工福利，违者限制其再融资资格。某新能源车企2025年因此将研发投入从营收的5%提升至8%，员工工资增长15%，同时仍保持15%的分红比例，实现“创新、员工、股东”三方共赢。
设立2000亿元“制造业耐心资本基金”，锁定期10年，重点支持芯片、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基金收益与企业技术突破挂钩，而非短期利润。合肥长鑫存储的案例证明，政府资本10年不离不弃的投入，使中国DRAM芯片自给率从0提升至25%，打破了美国美光、韩国三星的垄断。同时，对北向资金实施“分类监管”：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持股比例不设限；在战略新兴行业，单一外资机构持股比例不超过10%，合计不超过15%，防止外资掌控核心技术企业。1985年日本通过类似政策，培育出丰田、索尼等世界级制造业企业，值得借鉴。
破解制造业内卷的终极出路，是构建“高工资—高消费—高附加值”的良性循环。2025年苏州试点“制造业利润共享计划”，规定企业将15%的净利润用于员工持股和技能培训，试点企业员工工资年均增长12%，消费支出增加18%，产品内销比例从35%提升至50%。建议在全国推广这一计划，通过《制造业工资倍增计划》立法，要求未来5年制造业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0%，2030年达到12万元/年，使制造业工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
配套发行2万亿元“消费国债”，定向补贴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国产制造业产品，如购买国产新能源汽车补贴1万元/辆，购买智能家居补贴20%。2025年试点显示，该政策使国产汽车销量增长25%，智能家居销量增长30%，带动制造业企业利润率提升2个百分点。同时，推进“县域制造振兴计划”，在1000个县域建设“前店后厂”模式，如浙江诸暨袜业小镇、山东寿光农机小镇，让生产端与消费端直接对接，缩短中间环节，使工人收入占产品价格的比例从20%提升至40%，形成“生产—消费—再生产”的闭环。
2025年9月，金砖国家制造业峰会上，中国代表团展示了一组震撼数据：通过数字人民币结算，中俄制造业企业汇兑成本下降80%；通过“中国铁矿石指数”，进口成本降低15%；通过利润共享计划，工人工资增长30%，内销比例提升20%。这组数据背后，是中国制造挣脱金融殖民枷锁的坚定步伐。
制造业内卷的本质，是金融主权丧失导致的价值分配失衡。当华尔街通过股权渗透分食利润，当美元潮汐随意收割产业成果，当人民币无法自主为商品赋值，中国制造再勤劳，也只是在为他人做嫁衣。破解内卷，不能只停留在“产业升级”“降本增效”等表层施策，必须直面金融殖民的核心——夺回货币发行权、资产定价权、利润分配权，让金融回归服务制造业的本源。
当东莞的电子厂不再为华尔街的分红压缩工人社保，当十堰的汽车工人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当景德镇的陶瓷工匠重新掌控产品定价权，中国制造才能真正摆脱内卷，在全球价值链的巅峰，书写属于劳动者的荣光。这场斗争没有硝烟，却关乎1.7亿制造业工人的尊严，关乎14亿人的幸福，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有斩断金融殖民的绞索，中国制造才能挺直脊梁，迎来真正的“制造强国”时代。
——哼伯20250919晨
来源：哼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