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迎春巷劫杀案案发的第二十三天，5月25日，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黄胜把分局刑警队吴队长请来“听取汇报，指导工作”。吴队长这些天被其他几起刑事案件折腾得焦头烂额，熬得脸小了一圈，坐在那里猛抽香烟提精神。他听了专案组这一阶段的侦查情况，说大黄你们干得还不赖啊，该做的

（文章内容来自声呐研究所）

五、宝物出现

迎春巷劫杀案案发的第二十三天，5月25日，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黄胜把分局刑警队吴队长请来“听取汇报，指导工作”。吴队长这些天被其他几起刑事案件折腾得焦头烂额，熬得脸小了一圈，坐在那里猛抽香烟提精神。他听了专案组这一阶段的侦查情况，说大黄你们干得还不赖啊，该做的事儿都做了。黄胜说你就别挖苦我们了，什么叫“该做的”，那就是把案子破了，案犯抓住了，可是，这好像八字没一撇哩！吴队长说我这是真话，不是挖苦你们。这案子，我若是碰上，最多也就查摸到这一步吧，运气不好的话，比如那个储老板没向公安局反映他儿子收购的那些旧表，那还走不到这一步哩。

黄胜问吴队长往下应该怎么办。吴队长说你问我，我还不知道该问谁哩。这样吧，我们一起商量，这个案子中还有什么从现场提取的物品没琢磨过的？黄胜问田初源和小李，有吗？我记得我们都已经检查过、分析过了吧。田，李两人点头称是。说到这里的时候，派出所张所长进来说分局来电，有新案件发生，请老吴马上回去。吴队长立马起身，说大黄你们也别着急，就这样一步步往下整，运气好的话，投准儿我还没回到分局你们就已经发现线索了。

真没想到，这话还让吴队长说着了。他离开后，黄胜扳着手指头自言自语地数着从现场获取了哪几件当时被认为可能涉案的物品，一样样说下来，说到账册时忽然停住了，说小田小李，你们说那账册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二位说账册我们三人都一页页翻检过，连夹层（当时的账册是用毛边纸对折后装订的，故两页之间有夹层）都没漏，没发现啥问题啊。黄胜说我想想老吴说得也有道理，没准儿线索就在我们手里却投发现呢。

于是，再检查账册，还是没发现什么。接黄胜平时的性格，这事儿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是这天他可能比较虚心地听进了老吴的话，还不肯罢休，说干脆把装订线剪断，整个儿账册拆开了一张张检查，注意页码顺序，完了重新装订起来就是了，没准儿我黄组长运气来了，在线缝儿里发现什么也难说啊j

账册一拆开，马上有了发现——中间被撕掉了一页。这个情况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他们分析下来，认为奉案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就藏在这页被撕掉的纸上。5月3日勘查现场时，发现死者随身的少量现金、手上的黄金戒指、一块英纳格新表和三十一块旧表被劫走。目前已经查清那些旧表是被屠俊仁窃走的，这样，凶手就只劫走了少量现金和一枚黄金戒指、一块新表。就为这点儿财物，凶手犯得着把许春恽杀害吗？况且，从现场情况看来，他跟许春恽还是关系不错的朋友哩！因此，凶手应该是另有动机的，这个动机跟其他财物——而且应该是价值不菲的财物——有关，他拜访许春恽就是为了谋取这件东西。那这件东西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刚才的这个发现，一时还真不好作出判断，现在就清楚了；既然账册上记录的都是许春恽的古董中介业务，所以这件东西应该是古董！

根据屠俊仁的交代，可以确认凶手杀害许春恽的时间是在4月23日午夜之前，结合那天许春恽准备的饭菜是属于正餐性质的，所以应当锁定在当天傍晚；从桌上剩余的酒菜和厨房锅中原封未动的米饭推断，凶手下手的时间是在晚餐进行中。凶手杀人后，劫取了那件古董，因为考虑到警方破案时肯定会结合许春恽生前的职业进行调查，所以就把死者的账册中与该古董有关的一页撕去了。凶手为什么不干脆把整个儿账册带走或者当场烧毁呢？这是因为警方在调查本案时肯定会寻找许春恽的账册，如果账册没有了，那等同于直接提示人家：这个案子跟古董有关。所以，凶手宁可选择撕页也不动销毁整本账册的脑筋。

凶手在傍晚前后杀害了许春恽，从屋里找到了那件古董，在账册上做好了手脚，最后才携那件古董离开了现场。这个时间不好作出比较准确的估断，只能说是在杀人后到屠俊仁午夜进入现场前。一般说来，他离开许春恽住宅的时间不会太早，因为那时候迎春巷里还有居民出进，凶手担心被人撞见。尽管目前还不知道凶手劫取的是什么古董，可哪怕只是一个字画轴卷，那也应该比较显眼，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所以，他会选择在午夜前离开，那时候夜深人静，不要说迎春巷了，就是大街上也鲜有路人。

这样分析下来，专案组就觉得眼前似有一丝光亮。迎春巷是一条断头巷，凶手劫取那件古董离开现场时必须从位于巷尾的许春恽家走过整条巷子，从外面的粮库后街逃遁。在4月23日那个温暖的暮春之夜，迎春巷以及粮库后街上是否有人经过，正好看见他呢？三刑警议论到此，黄胜说咱们立刻调查，撞一下运气。

这个运气竟然让专集组撞着了，调查进行到第二天中午，专案组获得一个信息，居委会方面说，有一个名叫苗根根的人声称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曾在迎春巷见到过一个背着好像装有沉甸甸东西的洋面袋的人走出巷子。居委会那位大妈说，苗根根不肯说详细情况，你们警察去找他大概就肯说了，不过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这个苗根根不大好打交道。

刑警找到苗根根，一见面还没说话就觉得居委会大妈所言不谬，此人确实不大好打交道，不好打交道的原因是这主儿的智商似有问题。在迎春巷一带，说到苗根根，恐怕十人中有八九人摇头不知，可是只要说“三癞子”，那就准保人人点头说知道。苗家有五个儿子，竟然个个是癞痢头，于是人们就按照他们的排行称其为“某癞子”，苗根根排行第三，所以人称“三癞子”。刑警在一家面店前找到“三癞子”，说你跟我们去派出所，有事儿向你调查。“三癞子”说都中午了，该吃饭了，下午再说吧。黄胜说你跟我们走，派出所有午饭给你吃。“三癞子”心有所动，不过没有挪步，说我不吃派出所的饭，我要吃这里的大肉面。刑警满足了他的要求。

“三癞子”吃了面条该跟刑警走了吧？不，他又提出要吃馄饨。于是又请他吃了一碗馄饨。黄胜见这家店还卖包子，说干脆给他再拿几个包子吧，吃不了带着走，免得啰唆，浪费时间。

“三癞子”很高兴，不过他突然改变主意不愿意去派出所了，说就在路边说话也可以。刑警说那也好，于是就找了个太阳晒不着的阴凉处。小李跟“三癞子”没少打交道，知道应该怎样调动他的积极性，当下就说了些表扬他积极性高、主动靠拢政府之类的好话，这才问他情况。

“三癞子”说，哪一天他已经忘记了，反正是劳动节之前，那天半夜，他在街上游荡了一阵儿，返回迎春巷家中睡觉。进门后，他正摸索着电灯开关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儿轻轻的脚步声。他觉得有些好奇，顾不上摸索开关，到门口把门拉开一条缝隙往外窥视，看见有一条黑影朝迎春巷外面走去。巷子里是没有路灯的，不过外面大街上有路灯，他在暗处，正好借着大街上的灯光看清那黑影肩头上背着一个洋面袋，沉甸甸的似乎有些分量。“三癞子”当时就觉得有些纳闷儿，寻思那人背的洋面袭里装的是啥物件啊？“三癞子”的智商是有些问题的，用现在的说法，属于智障人士，会被居委会列入“阳光之家”的名单。

他的智障症状表现为思维链的断裂，就是前面那桩事儿还没想停当，又被后面那桩事情吸引了。当时，他的思维就定格在那人背的洋面袋里装着什么东西这一点上，然后就悄然出门尾随。他也知道不能让对方发现自己，就沿着巷子一侧贴着墙壁蹑足悄行。可是，他的跟踪很快就结束了，当他走到巷子口时，大街上空无一人，根本不知道那人往哪里去了。

不过，对于专案组来说，“三癞子”此行还是有收获的——他在巷子里远远地跟着那人时，清楚地看见对方在走出巷子前，把一样东西扔进了巷口的那个垃圾桶。“三癞子”跟丢了儿，就想起了那人的这个举动，于是就去垃圾桶前查看。当时全国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街小巷设置的以各种容器替代的非正规垃圾桶到处可见，迎春巷口的这个垃圾桶是一个去掉了上部铁皮的火油箱。“三癞子”在这个火油箱垃圾桶里发现了那人扔进去的东西——一张团拢的废纸。“三癞子”是文盲，根本没有辨别纸上写着什么内容。若是常人，肯定随手扔掉了。可是，“三癞子”是智障，他没扔掉，而是宝贝一样地珍藏在家里了。

刑鹫昕着不禁窃喜，小李马上大大表扬了一番，把“三癞子”夸得手舞足蹈。刑警待他的舞蹈结束后，说那就去你家把那张纸拿给我们看看吧。到家后拿出来一看，正是那张从许春恽的账册上撕下来的对折页！

这张账册当然要带走了。可是，“三癞子”却有异议，说这是他捡到的，所以应该是他的，警察不能拿走。“三癞子”整天在外游荡，听的宣传多了，竟然还说人民警察是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你们这三个警察怎么反而要拿走我的东西呢？然后就对他们的身份提出质疑：你们到底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啊？

黄胜赶紧说我们是真警察，不信你看看这证件。这样吧兄弟，这张纸对你也没啥用处，倒不如送给我们，我们交个朋友，你把这张纸送给我，我呢，送你一盒烟，怎么样？“三癞子”马上点头，于是黄胜就让小李去买了一包香烟，一手交烟一手交货。

回到驻地，刑警查看了从账册上撕下来的对折页，上面记着许春恽自4月1日以来经手做的十几笔中介业务，其中4月5日的那笔是“牺尊一个”，后面有个括号，内以小字注明“现货，未付款”。刑警发现，整本账册中，就这一笔账有有样一个注释，而且这笔账的记录是用粗框特地勾画出来的。

黄胜立刻给昊队长打电语报告，老吴在电话那头儿说：“大黄，你小子撞运啦！祝贺你！”

“谢谢！请教大哥，啥叫‘牺尊’？”

“这个……我听都没听说过，你去找古董商问吧。”

黄胜跑了几家古董店铺，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牺尊系古人用于祭祀神灵的器物，具体说来，就是动物造型的青铜器，通常以牛马羊居多，也有其他动物，牺尊是统称，根据造型不同，称谓也有变化，比如牛造型的就称为牛尊，马造型的就是马尊，羊造型的就是羊尊。

专案组寻思这就对路了，“三癞子”看到的装在洋面袋里沉甸甸的物品，就是许春恽账册上记录的“牺尊”—一不管是什么动物，反正肯定是青铜器，这两点相符。因此，可以断定凶手作案的目的就是为那件牺尊。

往下，就盯着这件青铜器调查吧。

六、十四封挂号信

专案组三刑警研究后定下了访查对象——全市各古董店铺和古董掮客。他们先去了市工商局，请工商局与古董公会联系，要求通知全市各古董店铺老板和经纪人，当晚六点三十分赶到市工商局开会。

会上，刑警一说牺尊，与会者都说知道，又说许春恽也知道—一赫赫有名的“许古董”嘛。再说“许古董”和牺尊，那就没人知道了。黄胜寻思只好稍稍透露一下案情了，于是就说了许春恽的账册上记录的“现货，未付款”那五个字，问大家这是什么意思。这一说，几十号人都热烈讨论起来，从而使刑警知晓了以下情况——

商业经纪人通常都是不具体经手商品的，而古董行业的经纪人是绝对不能经手正在进行经纪的商品（古董）的，这是行规。因为古董有赝品，而且如果遇上像许春恽这样的有诈骗前科的经纪人，古董一到他的手里，那再拿出来时是真是假就根本说不清楚了。所以，许春恽自己也好，买卖那件涉案牺尊的上下家也好，应该是清楚这个规矩的。不过，在这方面，可能也会有例外，那就有以下两种可能：一种是那个把牺尊现货交给许春恽的人跟许春恽的关系非同一般，对许春恽绝对信任；另一种是对方根本不懂古董行业的规矩，只想把手头的这件古董出手，又听信了不按照规矩办事的许春恽的忽悠，轻而易举就把牺尊交给许春恽了。

刑警问大伙儿是否听说过许春恽有这样的朋友，与会者都说没听说过。又问众人是否听说过“衡山道人”，大家也摇头。

散会时，黄胜发现有一个五十来岁的与会者磨磨蹭蹭地不像其他人那样急着离开，便知道此人有话要私下说，于是朝田初源使了个眼色。田初源过去跟他一搭讪，对方果然说有句话要提醒刑警。他是长沙地面上资格最老的古董掮客之一，凭其经验，这件牺尊可能是赃物，而许春恽的上家并不懂行，自然不晓得涉案古董的价值以及古董行业的水有多深，因为急于把东西出手，就把牺尊直接交给许春恽了。这种情况，在这个老资格的古董掮客以前漫长的经纪生涯中也曾遇到过。说实话，这种情况是任何古董掮客都希望遇到的，因为这样就可以阻止买卖双方直接见面，古董掮客可以以货主代理人的名义甚至直接冒充货主跟下家洽谈，以图获取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中介收益。

接下来专案组遇到的情况，证实了这个老资格古董掮客的分析。

次日，5月28日下午一点多，迎春巷来了一个外地旅客模样的三十来岁的男子。自从发生了许春恽命案后，迎春巷的居民对于外来陌生人特别是成年男性陌生人特别敏感，包括走街串巷叫卖商品的小贩在内，只要是陌生脸孔出现，大家就会悄然留意。现在，这个外地旅客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他是径直往巷子深处走的，一直走到巷子尽头许春恽家的院门前。定睛一看门板上竟然贴着公安局的封条，不禁一个激灵，赶紧转身往回走。没迈出几步，已被本文开始时最先发现命案的卫生积极分子彭婆婆等几个居民当道拦住，问他找谁，干什么。这人还没把话说清楚，居委会干部也闻讯赶来了，那就去派出所吧。

专案组三刑警这时正准备外出继续调查，听说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寻思多半有戏，就跟来人谈开了。那时也没有什么身份证，不过外出旅行的话随身得有一纸供职单位的证明，哪怕供职于私营商店，也是有店章的，也可以出证明，否则你就没法住旅馆，即便住亲友家，报临时户口时可能也会用得上。这人出示的一张证明似乎还过得硬，是衡山县公安局出具的，表明此人名叫于得月，衡山县南岳镇人氏，自由职业者。

田初源和小李都是长沙人，当下跟于得月聊了几句，发现这人说的倒还真是一口衡阳话（衡山县当时属衡阳专区）。于是言归正传，问他到迎春巷做什么。于得月倒也坦率，实言相告说是找许春恽来结账的。结什么账呢？是一件古董——青铜兽，听许春恽说是战国时期的古货。

那么，于得月和许春恽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尊青铜兽又是怎么回事儿？

于得月已故的兄长于得海是许春恽的结拜兄弟，也是当年参与诈骗国军上将王陵基的一个骗子。于得月有时从衡山县来长沙哥哥这边小住几日，就跟许春恽认识了。后来，许春恽这个诈骗团伙作鸟兽散，于得海另谋营生，跟许春恽的来往少了，于得月也就没机会跟许春恽见面了。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已经回到衡山县谋生的于得海车祸去世，许春恽不知从哪里得知消息，赶到衡山县来送葬，临走给于得月留下了他在长沙迎春巷的住址，让于得月去长沙时就去坐坐。

于得月干的是走街串巷替人推拿按摩治伤的自由职业，有时是要去长沙的，这几年里也曾去过迎春巷几次，每次都受到主人的热情款待。他最近一次来长沙是春节前十来天，给许春恽送了一些衡山土特产，在许家中住了一夜。那次两人喝酒闲聊时说到了古董，许春恽让于得月留意一下，如果发现谁家有像样的古董，可以告诉他，反正赚了钱钞两人都有份儿。

于得月回衡山县后就开始留意，他所从事的职业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底层百姓。今年4月上旬他去一户农民家治伤时，发现那户人家有一件青铜独角羊，于是就问对方是否愿意卖。对方说那是多年前在田里耕作时挖到的，就在家里当个摆设，你要的话可以卖给你。于得月也没讨价还价，花一百万元买下了。

于得月虽然不做古董生意，但以前听哥哥说过一些古董行业的事儿，知道自己这回撞上了好运，立刻带着青铜独角羊直奔长沙。许春恽一看，大喜过望，说兄弟啊，这回咱哥儿俩算是撞上了大运，这件货出手后，你也不必待在衡山了，在长沙城里买房住下吧，还能开家铺子！干得月说这件东西这么值钱啊！许春恽说这是战国时期的珍贵羊尊，市面上可是没有的！这货你放哥这儿，我尽快出手就是。说着，就给于得月写了一纸凭条：“今有衡山于得月将战国羊尊（独角）一件交本人出售，双方议定由本人负责定价售出，可获佣金一成半。特留此条，以作凭证。”下面是许春恽的签名，还按了指印。

于得月回去后，有点儿担心那户人家反悔，于是就到派出所开了张证明，前往湖北境内行医。转了一圈后返回湖南，今天来长沙就是想看看许春恽把独角羊尊卖出去了役有。于得月说完，拿出了许春恽的那纸凭条给刑警看。

专案组留下了这纸凭条，同时也留下了于得月——这事儿当然需要认真调查。于是进行了分工：黄胜、田初源去衡山县调查，小李留在长沙负责联系市局技术室对于得月出示的那纸凭条进行笔迹鉴定，并将其指纹、脚印与从劫杀案现场获取的痕迹进行比对。

专案组出差当然需要分局刑警队领导点头，去一趟衡山县自然没有问题，花不了多少钱，可是，黄胜还是跟吴队长发生了争执。大黄的意见是要把于得月一起带去，因为于得月所说的那个羊尊原主人的地址过于模糊，那是在衡山深处的一个小山坳里的一户农家，绝对难找，于得月说了半天连他自己也糊涂了，拿来纸笔让他画一份草图，还是没用，所以，只有把他一起带上。可是，吴队长却担心途中发生差错，这个于得月可能就是凶手，万一逃跑了，这黑锅不用说黄胜、田初源了，连他这个刑警队长也得一并背上。黄胜说着说着火了，说老吴你甭哕唆了，我立份军令状吧，于得月若发生差错，唯我黄胜是问，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跟其他人无关。两人的争吵惊动了对面办公室的马指导员，过来问了问，表示支持黄胜，这才解决。

也幸亏把于得月带去，有他领路，总算找到了那户农家，证实羊尊确实出自他家。不仅如此，专案组通过干得月竟然顺便找到了“衡山道人”。

黄胜田初源其实已经相信了于得月的口供，认为他跟杀害许春恽无关，所以一路上对他就像对朋友似的客客气气。于得月呢，也很识相，处处配合刑警。在证实了羊尊的来源之后，黄胜往长沙发了份电报告知了这个消息，小李回电报说，技术室鉴定下来，排除了于得月的作案嫌疑。至此，于得月算是彻底解脱了。他就把刑警带到自己家里，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席间，黄胜忽然想起“衡山道人”，寻思不知是否跟这衡山县有关系，就问了问于得月。于得月说“衡山道人”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衡山的道士，山上道观很多，所有道士都可称“衡山道人”，还有一个就是单指某个人，那就是绰号什么的了。刑警说肯定指的是后者，你们这衡山县城是否有这样一个人啊？于得月说有啊，他还是我老表哩，就在前面横街上的“南华古玩店”嘛。

刑警由于得月陪同去了古玩店，见到了“衡山道人”王振腾。了解下来，这人少年时确实在衡山妙心观出家当过道士，一当当了七年。后来还俗回到南岳镇，进了古玩铺子当学徒。抗战后期自己单，在两湖各地东奔西跑，倒腾古董。走江湖需要一个名头唬人，他就给自己起了个“衡山道人”的名号。那么，王振腾是否认识许春恽呢，刑警问下来，答曰相识，而且还是于得月介绍的。

至此，之前存在的疑问全部得到解释。黄胜电报请示分局后，决定释放于得月。

6月2日下午四点，黄胜、田初源回到长沙，吴队长已经等着他了。吴队长说大黄啊，这一阵儿案子比较多，不过除了你们这个摊子外，其他摊子运气还算不错，同志们齐心协力折腾一番，差不多都给解决了，只有你们这一摊的还八字不见一撇。我跟马指导员商量下来，想亲自出马，领着你们三个干，没准儿过几天就能把这个案子拿下来。你看怎么样？黄胜一听就火了，说老吴你这不是小看人吗？这个案子我们三个弟兄已经漫日没夜折腾了一个月丁，眼见曙光就在眼前，你倒好意思来摘桃子，甭说了，再过十天，看老子把凶手铐到你面前来！老吴见自己的激将法起了作用，说那好，6月12日午夜前我来带人，不行的话，我只好亲自出马了。

专案组顾不上休息，当晚就聚在一起研究案情。黄胜对田初源、小李说，老吴还真将了我一军，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心里对这个案子可是一点儿谱也没有，所以，返回得好好商量一下，先把情况梳理清楚了，看从哪儿下手。

好在之前已经进行过一个月的调查了，专案组对相关情况心里是有数的，设来议去，形成了这样一个思路——

涉案的那个战国时期的青铜羊尊乃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古董，其价值之巨不是寻常买家能够买得下来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就是以许春恽在长沙古董行业中的口碑，他应该知道自己是不适宜进行这种价值巨大的古董中介服务的。为什么呢？因为二十年前他参与对王陵基的诈骗一案全长沙古董业尽人皆知，谁能保证这回他推出的战国青铜羊尊不是当年诈骗王陵基的翻版呢？因此刑警认为，许春恽接受于得月的委托后，不可能在长沙当地甚至湖南省开展该古董的中介业务，只能向本省之外的下家推销。

那么，许春恽是否有把握物色到这样的对象呢？专案组认为凭其多年混进江湖的经历，应该是有这种对象的，并且有可能还不止一个。然后，刑警就进行换位思考：如果我等是许春恽，面临着这么一笔大买卖时，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外地的潜在客户进行沟通？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向外地的朋友传递关于羊尊的信息。这种传递方式大致应该是以下几种中的一种：一是许春恽去外地，跟这方面的朋友接触，放出风声；二是告诉外地来长沙的朋友，让他们在其居住地（经营地）放出这方面的风声，以便下家跟许春恽联系；三是通过电话、电报或者挂号信函向外地同行朋友传递相荧信息。

这三种方式中，许春恽会选择哪一种呢？刑警认为首先要排除的是第一种。据之前对迎春巷居民和许春恽的姐姐许春莲的了解，他在跟于得月见面收下羊尊后并未离开过长沙；他手头有着这么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也不敢携带着外出旅行。那么许春恽会不会选择上述第二种方式呢？刑警想来想去，认为缺乏这种可能性。

因为与许春恽相识的外地同行即便来长沙，也不会是单单冲着许春恽来的，许春恽虽有“许古董”之称，可是由于口碑打折扣，所以在圈内其实是不受重视的。人家来长沙可能跟他接触，但肯定还会眼其他同行接触。所以，许春恽必须考虑到达样一种可能——他如若向对方透露了关于羊尊的信息，人家多半儿会对长沙当地的同行说起。这一说，于他显然是不利的。常言道同行是冤家，本地同行中肯定有人会趁机“分析”，结合他当年忽悠王陵基的事儿，对战国羊尊的信息予以质疑，坏了他的事儿。刑警认为，许春恽是聪明人，既然连他们三个外行都考虑到这种可能性，那他自己一定也会想到的，因此，上述第二种方式也可以排除。

这样，就只剩下第三种方式了——通过电话、电报或者挂号信函向外地同行朋友传递相关信息。黄胜说，看来我们可以从达条道上去进行调查。事不宜迟，明天上午邮电局一开门咱们就去撞运气。

长途电话、电报和挂号信这三种通信方式中，很难判断许春恽会使用哪一种。刑警的做法是，不管哪一种，都属于邮电局的业务范围，所以，只要跑邮电局就可以了。

1951年时，国家对邮电系统的管理跟一般行业有些两样，虽然没像铁路那样实行军管，可市级邮电局却是有军代表常驻的。次日上午，黄胜、田初源、小李三人前往长沙市邮电局，先找军代表，巧的是接待他们的那位军代表是黄胜的副连长老郑，那就好说了。老郑听黄胜说了说情况，立刻给开了一张条子，要求邮电局保卫科协助专案组进行调查。

邮电局保卫科跟专案组对于需要调查的事宜进行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长途电话特别是民用长途电话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志，由于线路资源紧张，像长沙这样的城市对于装有电话的单位开通长途电话是有限制的，所以许春恽如果想通过长途电话跟外地同行联系，他只能跑邮电局。到了邮电局也不是立刻就能跟对方通话，而是先要填写一纸申请单，内容大致是主叫方的姓名、住址，被叫方的姓名、住址（如果对方有电话，则只需写明电话号码），然后，就进入了漫长的等待，通常等上一两个小时是正常的，半天、大半天的也有。

这边的邮电局接通对方城市的邮电局后，对方还要派人到被叫方的家里送上一张传呼单，通知被叫方去邮电局接听电话；被叫方赶到邮电局后，邮电局营业员再呼叫总机接线员接入线路，这才可以进入指定的电话亭通话。主叫方填写的单子由邮电局保存，专案组现在要查的就是在于得月离开长沙的4月8日到许春恽被害前的4月22日这十四天时间里是否有许春恽填写的主叫电话申请草。电报、挂号信也是这样，必须留下发报人、寄信者的姓名住址，否则，邮电局不会办理这笔业务。

由于有了邮电局保卫科的积极协助，专案组当天就获得了调查结果。许春恽并未向外地拍发过电报，也没见长途主叫电话申请，他是通过寄发挂号信的方式跟外地朋友进行沟通的，在4月9日，即于得月离开长沙后的次日，一次性在其住所迎春巷附近的城东区大坡路邮电局向外地寄发了十四封挂号信。

黄胜长出一口气，终于看见曙光！

七，凶手落网

许春恽的这十四封挂号信，分别寄往武汉，鄂州、黄石、九江、韶关、广州六地。那么，专案组该如何着手进行调查呢？如果之前的思路没有错的话，杀害许春恽的凶手应该是这十四名收信人中的一个。凶手在收到许春恽的挂号信后，从其所在地前来长沙，跟许春恽会面，听许春恽说了那件珍贵古董的情况后，表示有收购意向。当然，按照规矩，这时是不谈价钱的，因为还没看过货色哩，所以接下来就是约看货色。许春恽当然不愿意把那么一件沉甸甸的古董提来拎去，于是就约对方到其住所去看。由于对方是外地来客，所以不管往下的生意谈得如何，他得尽一尽地主之谊，就跟对方约定，来看货和继续洽谈时，顺便在家里吃一顿便饭。到了约定的时间，凶手登门，首先肯定是看货，然后喝酒。酒过三巡，凶手一刀把主人送上西天，然后劫走了古董，同时撕下了账页以逃避侦查。

以上就是刑罄推断的本案发生的过程。黄胜三人循着这个过程继续换位思考，从凶手的角度来考虑，他收到信赶来长沙后，会下榻何处？答案应该比较简单，因为就是为此事来长沙的，所以应该就住在许春恽家附近。刑警砍定去迎春巷附近的几家旅馆，查摸是否有来自上述六地的与邮电局提供的挂号信底卡上的姓名相同的旅客。

运气来时，挡都挡不住。6月4日上午十时许，刑警就在城南区距迎春巷大约一公里的“大兴旺旅社”查到了一个来自湖北鄂州名叫“项隆昌”的旅客，其姓名与邮电局提供的资料一字不差。此人自4月21日晚上入住该旅社，住了三天，于24日退房离开。旅社的旅客登记本上记录的基本情况是：男，三十八岁，湖北省鄂州市“私立鸿昌煤球厂”职工。他是持该厂证明入住旅社的，证明上注明来长沙的事由是访友。

田初源和小李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了，把一应信息抄录下来后兴冲冲就要往外走。干什么呢？赶紧上车站奔鄂州逮这小子去啊！

黄胜倒还沉得住气，说别着急，先得把情况调查清楚，一是向旅社方面了解一下这个姓项的旅客入住时有些什么可疑迹象，二是许春恽一共寄发了十四封挂号信，除了这个姓项的，是否还有其他人来过长沙。于是就跟旅社老板谈话，问他4月23日深夜，是否有旅客从外面回来时携带了一个看上去沉甸甸的装着笨重物件的洋面袋。老板说让我问问茶房看，4月23日离现在将近一个半月了，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哩。说着先查流水登记本，那上面记着当班茶房的姓名。4月23日晚上当班的茶房名叫徐老沉，此刻正好在旅社里。

徐老沉说那天晚上的确有一个旅客提着个洋面口袋从外面回来，住哪个房间、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反正是住楼上的。黄胜对于徐老沉的回答有点儿怀疑，寻思都一个多月的事儿了，你怎么一问就答，连想都不用想？于是就追问那个旅客的外貌以及回店的具体时间。徐老沉一一回答后，可能是看出刑警的疑惑，就作了说明——当时旅店已经关门，那人叩门后是我把他放进来的，为表示感谢，他给了我一包“红双喜”香烟。

黄胜想想还是觉得不放心，于是和田初源、小车又跑了几家旅馆，并未发现与邮电局提供的姓名相同的旅客入住，这才写了一份要求赴鄂州侦缉犯罪嫌疑人项隆昌的申请报告。

报告送到刑警队，吴队长很高兴，马上在报告上签了字，又陪同他一起去分局领导那里签批，去财务室领了经费，说队里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返回长沙后我私人请你们喝酒。

6月5日，黄胜、田初源、小李三人离开长沙，经武汉前往鄂州。那时候交通条件差，他们抵达部州时已是晚上了，就找了家旅馆住了下来。次日，先去当地公安局请求协助，鄂州公安局派了一个姓苏的老刑警协助长沙同行。黄胜把案情给老苏一说，老苏说你们打算先去“鸿昌煤球厂”呢，还是挂号信的寄达地址？黄胜想了想，说还是去挂号信寄达地址吧．先把人找到了控制起来再说。

于是，一行四人就去了挂号信寄进地址——庙前路洪福巷19号。19号出来应门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自我介绍说姓丁。刑警就称其“丁嫂”，问丁嫂是项隆昌的什么人。丁嫂回答说是老项的房东。刑警问老项人呢？丁嫂说老项劳动节前就搬走了。

据丁嫂说，项隆昌是她丈夫结交了十年的朋友，是武昌人．原来是做生意的，五年前从武昌迁来鄂州，当时他老婆还没病殁，两口子是一起来的。丁嫂的丈夫老刘让他们夫妇住在自己家里，也没说房租多少，不过老项还是挺守规矩的，当月就按照当地的市价支付，之后每月按时支付，从不拖欠。后来老项的老婆生病死了，他过起了单身生活，仍旧租住她家的房子。4月中旬，项隆昌说要出去一趟，没说去哪里。大约五六天就回来了，回来后他就说不住这里了，没两天就搬走了。丁嫂夫妇问他搬哪里去住，他笑笑没回答。他们便猜想可能是在外面搭着女人住到女方家去了，所以也就没追问。

刑警问丁嫂，项隆昌4月下旬从外地回来时，是否带着什么看上去比较沉重的行李。丁嫂说老项那天回来时她不在家，他是住在侧屋里的，有大门钥匙，随时可以进来。所以，老项带没带东西她就不清楚了。

刑警继续问，那么，劳动节前老项搬迁时，你总应该在场的，他带走了些什么东西？丁嫂说那东西就多了，他是雇了一辆马车、叫了三个搬运合作社的工人来帮他搬家的。要说沉重的东西有好几件，光橱子就有两口，柜子箱子好几口，都是两三个人才搬得了的。

刑警们寻思项隆昌既然是叫了搬运合作社的工人来搬家的，那他搬到哪里去了肯定是找得到的。几人告辞离开后，就在附近路边交换意见，是去项隆昌供职的“鸿昌煤球厂”呢，还是找搬运公会打听是哪家搬运合作社为项隆昌提供的搬运服务。商量下来，决定先去“鸿昌煤球厂”。

往下，黄胜开始心惊肉跳了。他们三人去了燃料公会，一打听，人家说鄂州并无“鸿昌煤球厂”这么一家不管是公有还是私营的企业。田初源说不对头啊，难道那主儿在长沙“大兴旺旅社”登记借宿时出示的是假证明，可是，他在旅社留下的住址怎么又是真的呢，这事不是奇怪了吗，黄胜说现在还有一条路可走，去找那家帮项隆昌搬家的搬运合作社。咱赶紧奔搬运公会吧。

前往搬运公会的路上，黄胜三人有些担心，生怕节外生枝找不到那几个搬运工人。接下来就发现这份担心是多余的，那三个工人很快就找到了，不过其结果跟没找到并无区别。项隆昌是4月29日雇佣他们的，那辆马车也是他们租来的，雇主东西比较多，他们一共跑了三趟才装完。雇主的新居在哪里呢？三人都是摇头：他们的目标是旧货店，雇主把三车东西都卖了！

三刑警震惊之下，直奔旧货店。店方证实了这一说法，还领刑警击库房看了项隆昌的那些家具，里面别说涉案的羊尊了，连纸片都没留一张！

当晚，三刑警在下榻的旅馆里对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项隆昌很有可能发现自己在长沙登记入住旅馆时留下了真实地址乃是一个破绽，这个破绽可以要他的性命，因此，他回到鄂州后别无选择，只好逃离。他逃到哪里去了？仍旧在鄂州呢，还是离开当地了？三刑警一时想不清楚。不过，有一个方向倒是可以作为潜在突破口进行调查—一古董行业。项隆昌既然为古董而杀人，杀人后又成了逃犯，所以，他应该是急于把赃物出手的。要出手赃物，那就离不开古董行业。

于是，次日—一6月6日，刑警们就开始查访当地的古董行业。一说项隆昌其人，老板、掮客都知道，说这人是个“半串子”，就是一边做掮客一边也倒腾古董。“半串子”的特点是掮客生意永远不会经营好，因为圈内人士都知道，凡是他遇上的性价比高些的货，都让他留给自己做买卖倒腾去了；剩下的就都是些假货赝品，或者自己看走了眼漏掉的——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不是说他眼光厉害，而是到他手里的宝货真的不多。可是，项隆昌却干得乐呵呵的，用他的话说就是，老子哪怕三五年碰上一次捡漏的机会，就足够花销十年八年了。

那么，最近项隆昌是否露过睑，是否说起过手头有什么宝货呢？大家回忆下来，都说这家伙已经有一段时间没露过脸了，也投听说过他手头有宝货。

三刑警寻思，这主儿可能认为鄂州太小，不适合把货出手；再说，这件古董是他用制造命案的方式获取的，所以要高度保密，如此，他就不会泄露自己手头有一件羊尊。

三刑警向古董圈内人士打听，项隆昌以前的古董生意一般在哪里做。得到的回答是，这家伙跑的码头多，武汉、长沙、广州、南昌、九江、南京，上海有时也去。黄胜听着觉得自己的头大了一圈，寻思一共才三个人，该怎么查，这种案子，又不好发个电报请外地公安局协助调查，同行之间，互相帮着核实个疑点、控制个对象的事儿可以开口，像这种情况，即便这边好意思开口，人家也役法儿安排啊，全国各地警力都很紧张，哪家抽得出专人给你查啊？

小李问那怎么办呢？黄胜说只好走到哪里算哪里了。这样吧，我们先去武汉撞运气，那里是回长沙的必经之地，没多走一步路，撞到的话，案子也就破了，撞不到的话，再作计议。

于是，三人回返武汉。武汉三镇的地方那就大了，非长沙、鄂州可比。还是先跟当地警方——当时称“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安总局”——联系，武汉同行可能人手实在紧，也可能认为这种调查无须他们派人陪同，所以就只给了他们一些古董业的内部资料。黄胜还算活络，打听到有个战友在公安局管车辆，立马找上门去-，弄到了一辆刚修好还在试车的三轮摩托车。有了摩托车，工作效率总算大大提高了。三刑警奔波了大半天，走访了九个古董商人，从第九个那里获得了一条信息，说项隆昌确实在武汉，听说他这几天每天早上去汉口腾升路“同泰茶馆”喝茶聊天，看样子很悠闲。

黄胜决定：明天早上我们也去“同泰”喝茶！

次日早上六点刚过，黄胜、田初源、小李三人就怀揣手枪前往“同泰茶馆”。那是一家三开间两层楼的茶楼，三刑警过去时，已有一些茶客在喝茶了。黄胜不露声色地查看了地形，安排田初源、小李佯装互不相识，占了底层楼梯口的那副座头，他则上楼找了一个临窗且能看清楼梯口上来的茶客的座头。届时项隆昌过来后，一般会上楼来的，那就由他料理，万一发生意外那小子往下逃窜，田、李就负责堵住楼梯口。黄胜特地强调，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要留活口，因为必须把赃物追回。

三刑警没见过项隆昌，手头也没有这厮的照片，只不过进听长沙“大兴旺旅社”的伙计和丁嫂口头描述过项的外貌。按说要准确无误地在众多茶客中认出这人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好在他有一个容易识别的特征——鼻蒙一恻有一块粉笔头大小的褐色胎记。

三刑警按照分工刚刚到位，项隆昌就出现了。他进门后果然往楼上走，在临窗一副座头上落座，恰恰就在黄胜的旁边。黄胜窃喜，寻思咱先不发作，看你跟什么人一起喝茶，是不是谈赃物交易。这时，项隆昌唤来跑堂，要了一壶碧螺春，另要点心两份、零食小吃四样，吩咐小吃可与茶水一起送上，点心则等他的客人来了再上。

也就不过五六分钟，项隆昌的客人来了，是个操粤语的胖子。两人看来之前已经见过面了，当下一个说“来啦”，另一个说“来了”，就坐下了。黄胜喝茶、抽烟，貌似悠闲地看着楼下街景，耳朵里把两人的对话听了个一字不漏。听下来，那个胖子是广州的古董商，专程为收购那件羊尊而来，昨天他已经看过货了，今天两人是谈价钱的。黄胜听着顿有些心惊——项隆昌开出的价格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而对方的还价也并没有拦腰一刀，只是坚持一百两——由此可见这件古董确实非常珍贵。黄胜听到这里，决定下手。他唤来一个跑堂，低声让其把楼下楼梯口座头上的两个年轻人叫上来。

田初源、小李上楼梯时可能有些冒失，正好落在项隆昌眼里。他起了疑心，忽然站起身来。就在这时，黄胜已经一跃而起拔枪指向两人：“不许动！”

就这样，项隆昌和来自广州的商人刘国运双双落网，赃物随之被从项隆昌在武汉的临时住所搜出。

是日，6月9日，离黄胜跟吴队长约定的破案期限还有三天。

案犯被押解回长沙后，城南分局领导亲自参加了讯问。项隆昌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其过程跟之前刑警的推断完全一致。他早在接到许春恽的挂号信后就做好了杀人越货的打算，因此伪造了假证明登记住宿。可是，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等粗枝大叶的案犯——他在假证明上的竟然是自己的真名，而其在长沙旅社登记入住时向人家报出的住址也是真实的。项隆昌自己对于这两个疏忽的解释是，他经常在外面跑码头，住宿时一直用真名真地址。这次去“大兴旺旅社”办理入住登记时，因为下火车后找了家小饭馆喝了些酒，所以头有点儿晕乎，人家一问，就随口报出来了。直到他作了案回到鄂州后，方才想起这个疏忽，于是就想补漏——把家具出售后离开鄂州，先去武汉把赃物出手，然后再找个地方落户。反正他有一手刻章本领，可以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各种证明。

1951年10月19日，在长沙市军管会举行的全市判大会上，项隆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刘国运被判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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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山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