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黑暗时代”后的一缕晨曦——拜占庭《法律选编》

摘要：法律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其所具有的客观性是很多史料无法比拟的，《法律选编》作为伊苏里亚王朝唯一因偶然因素保存下来的官方法律文献，再现和反映了伊苏里亚王朝的历史与社会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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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与反映的帝国社会

法律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其所具有的客观性是很多史料无法比拟的，《法律选编》作为伊苏里亚王朝唯一因偶然因素保存下来的官方法律文献，再现和反映了伊苏里亚王朝的历史与社会状况。

6世纪末至8世纪初，由于帝国战争不断、社会动乱，在挣扎中求生存的帝国百姓中，鲜有出现书文治史者，帝国进入“黑暗时代”；及至8世纪伊苏里亚王朝建立，帝国渐复安定，但因所谓的“破坏圣像运动”的发生，使后世俗教王室贵族对该运动的发起者憎恨至极，其著书立说也被付之一炬，致使后世部分学者将伊苏里亚王朝的历史与6—8世纪初的“黑暗时代”相提并论，国内外学者在谈及这一段历史时，除了对其王朝更替、皇位继承和破坏圣像运动论述比较清晰外，其他方面的论及可谓是少之又少。

《法律选编》作为当时一部留存下来的官方法典，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所谓“黑暗时代”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理由有二：第一，作为唯一一部官方法律文件，且是偶然得以流传的结果，其客观性和公正性，不仅弥补了教会史家作品中的偏颇阐释，且通过与不同著述的比较，也可以达到正史的效果；第二，法典主体虽有“缺失”，但其所包含内容的广泛性要超过同时代其他史学著述，加之其与附录所构建起来的“完整性”法典，对我们能比较清晰勾勒出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状况大有助益。

通过对婚姻法和继承法的分析可知，“家父”的“家长权”受到限制，在对待子女婚姻的问题上，不再是“家父”一言堂，妻子也有权参与其中；同时妻子还获得了对子女的监护权和对丈夫财产的继承权范围，夫妻之间可以互相继承财产。可见在伊苏里亚王朝，妇女和孩子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扩大，尤其是妇女的地位已经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已经不再是丈夫的附庸，而是独立的个体。以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一个具有优良法制传统的帝国，会允许像伊琳娜这样的外姓女子顺利称帝，因为是《法律选编》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恰恰为其称帝提供了法理方面的依据。

除此之外，法典中减少死刑和无息贷款的规定，说明人口的减少和经济的下滑，严重影响了帝国稳定，表明伊苏里亚皇帝希望以休养生息、发展人口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恢复帝国的繁荣；而法典强调法律的平等与公正，同罪同罚，说明之前司法的混乱引起的社会不公，使皇帝决心在司法方面做出改革；对奴隶释放条件的进一步宽松化和对农民土地纠纷的规范，表明这一时期，奴隶制经济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统治者已经注意到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形成，并就此在法律方面做出了新的调整；作为附录的《罗得海商法》《士兵法》等专门规定，也都是对8世纪伊苏里亚王朝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反映，“仁爱”与“严苛”的理念不仅成为伊苏里亚王朝立法的重要原则，也是对这一时期帝国思想的最好总结。

二 法制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的内容自然是对所处时代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反映，但其产生与出台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纵观罗马—拜占庭法律史，我们发现，任何一部法典的问世都与其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法律选编》自然也不例外，作为拜占庭帝国第一部希腊化官方法典，在罗马—拜占庭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众所周知，拜占庭帝国严格沿袭了罗马的法制传统，自君士坦丁大帝始，各朝皇帝都以最高立法者为己任，积极投身于帝国立法当中，产生了一大批名垂千古的法律典籍，这些法律典籍之间的关系，既非标新立异，也非单纯复制，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时代需求，进行增减修订，所展现出来的都是代表各自时代特征的立法。古典时期，罗马的立法来源具有多样性，皇帝的敕令、元老院的法令、执政官的律令等，都可以具有法律效力。君士坦丁大帝统一帝国，登上帝位之后，随着其皇权的加强，皇帝的敕令就逐渐成为法律的主要来源，但君士坦丁大帝的一些敕令仍具有古典时代罗马法的特征。

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帝国复又陷入其几位子侄的分而治之的混乱状态中。至狄奥多西大帝时虽结束了这种分裂局面，但是其395年将帝国一分为二由阿卡迪和霍诺留东西分治的敕令，不仅加速了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的扩大，为帝国的最终分裂埋下祸根，也使帝国法令出现了混乱之局。在此背景下，狄奥多西二世登基后，其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恢复帝国统一，使政令能顺利下达到帝国的各个角落，为此他成立立法委员会，修订了著名的《狄奥多西法典》。该法典是皇帝法令的汇编，既是皇权不断加强的表现和结果，也是皇帝希望以此达到罗马帝国统一的手段。

但是狄奥多西的愿望并未能如愿以偿，476年伴随着西罗马的灭亡，帝国西部疆域落入蛮族手中，这些蛮族们在西罗马的土地上，继承了罗马拉丁文化的传统，建立起一些拉丁蛮族小国，而东部帝国的希腊文化则逐渐由民间向上层复兴，甚至皇室也逐渐出自东方，帝国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大。但是这种形式在查士丁尼大帝凭借强有力的政治家手腕，在“一个帝国、一个教会和一部法典”的梦想支撑下，通过数年的南征北战，又将东西方统一在一起，地中海再次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一个统一强大的罗马帝国，自然也需要有一部统一的帝国法典与之陪衬，于是查士丁尼大帝召集立法委员会，用数年时间编订出《民法大全》这部举世宏著，该著作也成为帝国拉丁文化的最高水平的代表。

查士丁尼以武力统一的帝国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其去世后不久，帝国复又陷入征战与内乱中，至伊苏里亚王朝建立时，帝国人口、疆域、经济等都出现了大规模下滑和衰落，西部疆域几乎丢失殆尽，所剩余地区多为希腊化程度较深，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因此帝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问题。而在法律方面，就需要一部能反映希腊文化，促进经济恢复，确保社会安定的实用性法典来规范帝国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法律选编》就成了帝国皇帝们的最终选择。

之后，随着帝国经济的复苏，社会的稳定，至马其顿王朝建立，帝国再次迎来了黄金时代，特别是在马其顿皇帝们南征北战中，帝国疆域又进一步扩大，小亚的奇里乞亚、叙利亚的安条克、地中海上的塞浦路斯、克里特等复归拜占庭帝国，帝国逐渐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原来的法律小册子《法律选编》自然不能适应帝国发展的要求，故而才会出现罗马法的希腊化法典《帝国法典》。

可见，在帝国发展史上，法典的出现与帝国命运紧密相连，帝国每一次的重大立法，都是帝国状况发生巨变的情形下发生的。虽然《法律选编》是对《民法大全》的摘选，在很多方面不仅继承了民法大全的立法思想和术语，甚至还将合伙、借贷、买卖等契约内容直接引用过来，但是该法典无论从内容，还是结构安排上，都不如其他法典的浩瀚，而是将其进行了精简。但正是其简短精致的特点符合了伊苏里亚王朝社会发展之所需。一方面，帝国疆域的缩小，管理体制的精简，使帝国不像其他繁荣时期那样拥有复杂的司法体制，所以，皇帝将法条简化，就是为了取缔繁杂程序，提高司法效率；另一方面，该法典的内容关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将编排体系简化，有利于律师和百姓寻求法律依据，而不必诉诸浩瀚的法律文献。

《法律选编》在继承和发展《民法大全》的同时，还将基督教的“仁爱”这一普世价值观进一步融入相关条款中，虽然其目的是增加人口，发展经济和适应帝国已经基督教化现实，但是在客观上却促进了该法典的影响和传播。在帝国内部，对《法律选编》一度嘲讽和贬低的皇帝瓦西里一世，在其两部立法文献《法学手册》和《法学导论》中却无一不大量引入《法律选编》的条款和延续发展“仁爱”与“严苛”原则。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因为马其顿王朝的皇帝偏爱，而是《法律选编》中的这些原则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表明“仁爱”与“严苛”是法制发展的方向。不仅如此，这部法典还在异族中有广泛流传，保加利亚王国的《审判法》是以《法律选编》第17章和14章为基础，编订而成的保加利亚法，罗斯人的《罗斯法典》则也大量引用了《法律选编》中的内容。这些异族之所以比较喜欢《法律选编》，而舍弃当时浩瀚的《民法大全》，除了有语言方面的限制这一因素外，本书认为，结合这些异族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看，《法律选编》的实用性和普世性以及“仁爱”与“严苛”理念适应了周边民族的社会需求，才是其选择该法典的根本原因。

因此，无论从帝国法律史上，还是异族法律史上，简短的《法律选编》凭借其实用性的特质，“仁爱”与“严苛”的核心理念，对以拜占庭文明为中心的东正教文化圈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不仅继承了《民法大全》的立法原则和思想，也创建了很多新的规定，特别是提升“仁爱”与“严苛”的立法理念，开启了拜占庭法律史上的新篇章，成为拜占庭—东欧社会法制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仁爱与严苛的统一：拜占庭《法律选编》研究

李继荣著

拜占庭帝国作为罗马帝国的延续，不仅在疆域上囊括了帝国东部大部分领土，在政治和法制上也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其政治模式和法律制度。因此，法在拜占庭帝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各朝皇帝均积极致力于法律编纂活动，如《狄奥多西法典》和《民法大全》构成了罗马帝国晚期（早期拜占庭帝国）向中世纪拜占庭帝国转型阶段的重要成果。伊苏里亚王朝《法律选编》的主要来源是《民法大全》，但仅保留了古典立法传统这一躯壳，其实质已经被拜占庭学者所认为的决定拜占庭发展的三要素“罗马的政治观念、希腊的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 所取代。因此，作为拜占庭帝国史上第一部希腊语的官方基督教化法典，自然也成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拜占庭法，开启了拜占庭帝国立法的新篇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 作者简介：

李继荣，山西古县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精通英语、希腊语、拉丁语，专事希腊史、拜占庭史、罗马—拜占庭法的教学与研究，2013—2015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赴希腊留学，多次受邀参加科隆大学、美因兹大学等大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出版译著1部（第一译者），在《古代文明》《中南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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