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鸽在归途中，也不免遇到风雨甚至闪电，然而一旦飞回故巢，就安顿下来。我这只归鸽在飞回来之后，却又搬动了十几回，不少次搬动都和个人的政治命运分不开，而个人的命运又同时代是息息相通的。

信鸽在归途中，也不免遇到风雨甚至闪电，然而一旦飞回故巢，就安顿下来。我这只归鸽在飞回来之后，却又搬动了十几回，不少次搬动都和个人的政治命运分不开，而个人的命运又同时代是息息相通的。

1949年之前，我从没在镰刀斧锤旗帜下生活过。在伦敦我参加过英共的集会。柏林解放后，到过红军占领区。然而在红色中国下将怎样生活，我没底。自从在青岛上岸那天起我就怀着一种激动和好奇，不时地用现实和我心目中的红色对照着，比较着。

我心目中的红色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少年时期，我读过不少小册子，内容大多是反帝的:抨击强国欺凌弱国，揭露19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实行的炮舰政策。那些，在我心坎上激起了义愤。从那时直到1939年，红色在我心目中就是合理社会的代名词。在那个理想国里，一切可憎的东西都被清除得荡然无存，人和人是平等的。

每当我唱起: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

我的胸脯就挺了起来。30年代我虽不再梦想当职业革命家对于革命，对于苏俄，对于红色，却仍是向往的。1939年，偏偏在苏德协定之后，我去了浓重地弥漫着反苏时，气氛的英国。那里，3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尤其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左倾的。奥登、斯宾德尔、依修伍德，甚至奥尔沃，不论是贵族世家还是官僚地主出身的，都站到左边来了。1936年，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在巴黎举行的欧洲作家代表大会上曾慷慨激昂地说:倘若我再年轻一些，我一定加入组织。然而苏俄的S 反扩 大化，继之以那个协定之后，他们就像操场上演习着的士兵那样，一下子全向右转了。

当时英国很多老百姓都把战争带来的不幸，一古脑儿写到苏 俄的账上了。报纸、书刊以及广播和电影，不约而同地将红色政权涂得阴森可怕。 56年赫氏在 二十次大会上透露的那些，西方各国早在30年代就添油加醋地宣扬着了。对于我兴趣不大。但是对那里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是关心的。战后，我也特别留意东欧的情况，尤苏 俄的组织内斗争，不管多么残 酷，由于上述这些阴影，初到解放后的北平，我才那样观望。其非党知识分子在红色政权下的遭遇。下火车后就住进了前门外西第一个落脚点。这里已住了我们几个一道从香港来的伙伴，这是我重返古城后，河沿亚洲饭店。

不少比我们先从香港来的人士。当时就有人从自己住进的待所，推敲起各人的等级行情了。最高一级的如郭沫若是住饭店，其次是翠明庄。有的人竟为此而大发牢骚。我倒没有不认为那就代表级别。编辑人员虽然到了北平，(中国文摘)继续在香港出着。于是，我们刚一卸下行李，就挽起袖子干了起来。

亚洲饭店不大，可也得开两种灶。我多么想和一道从香港来的年轻党员同桌而食啊。可是不成。他们安排我坐到小灶席上自己却到大灶上去啃窝头。这件事使我心里老大的不安，同时又从这个差别中觉出一种精神，毕竟到底不同。他们先人后己，礼贤下士，使我感到自己在受到重视。而且他们口口声声称我作“同志”，一点也不见外。我倒有些责备自己不该那么多疑前门大街依然熙熙攘攘，什么冥衣铺香蜡店都照常营业。亚洲饭店紧邻正是妓 馆集中的红 灯区八大胡同，那里竟然也没关门。教学钟声还在响，寺庙也仍然香烟缭绕。

我不解了，革命照理要大拆大卸，怎么这样原封不动!一位明白人指点我说:放心，会变的。一切都会变的。咱们教员最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向来稳扎稳打，绝不冒失。红色江山就是靠这本事拿下来的。

现在听说已拥有数千名中外工作人员的外文局，它的前身那时只有我们7员大将，其中领头的还只抽得出四分之一的时间。每天早晨我们这几个从香港来的就从西河沿一道骑车，到南河沿一个小四合院去办公，夜晚回到亚洲饭店睡觉。星期天的文娱活动不是坐在一起齐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叉着腰扭扭秧歌。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融治。非党的常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 员最常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

来源：养心莫若寡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