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丸山真男（1914年3月22日-1996年8月15日），是日本战后最著名的思想史学者，他的政治学被日本学界称为“丸山政治学”。这篇文章《政治学作为一门》是丸山真男著名的《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其中一章。在这篇文章中丸山真男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发表的背景。在追记中，

丸山真男| 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

丸山真男（1914年3月22日-1996年8月15日），是日本战后最著名的思想史学者，他的政治学被日本学界称为“丸山政治学”。

这篇文章《政治学作为一门》是丸山真男著名的《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其中一章。在这篇文章中丸山真男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发表的背景。在追记中，丸山真男是这样介绍这篇文章的：

“本文刊登在文部省人文科学委员会编辑发行的杂志《人文》第 2号（1947年）上，该期主要是为了概观我国人文科学各领域的现 状和动向，我执笔的是政治学方面。对于当时日本政治学的贫乏 和落后，我焦躁不安的心情与战后的那种解放感―这当然并非 我一个人，而是充满了整个社会科学界―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由 此流露出来一种悲壮的语调。”

在这篇文章中丸山真男透露出对日本战后政治学发展现状的担忧，不由让人联想到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种种现状。而丸山真男其中的极具感染力和担纲力的笔调又让人想起韦伯的两篇著名演讲《科学作为天职》和《政治作为天职》。为此将丸山真男的这篇文章全文转载，希望能启发到今天的政治科学工作者。

丸山真男

于是，人们期待和关心的问题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上。但是从这个领域里，人们却看不见也听不到所期望的回应。不仅如此，当我们重新审视之时才发觉，政治学这门学问甚至处于混沌不清尚未成熟的阶段。现实中的政治支配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与政治学的发育不良形成的反差，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鲜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我国，与其他发展迅速的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甚至谈不上具有什么能够“复兴”的传统，一切都只能寄托在今后的发展之上。当然，其他的社会科学也在二战后的一年半时间内，随着当初的兴奋激动逐渐平息，开始全面反思：如果只按以往的问题意识不去批判、修改迄今为止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怎么能在当今的现实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呢？各个领域都已经注意到，如果把这十几年的战争期间当作所谓历史的真空期来看的话，一味地怀念那之前的美好时光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在其他领域，比如法律和经济，都还可以用以往的方法来处理现实问题，也就是说旧瓶未必不能装新酒。但是轮到政治学，情况则迥然不同。旧的政治体系及其关注的问题，根本没有能力对当今的政治现实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如曾经在政治学界一直引起争论的话题：是政治概念领先还是国家概念领先？从这种议论出发怎么能对现实政治给予实质性的贡献呢？

政治学虚弱无力的现象并非始于今日。实际上法律学、经济学也有其问题所在，曾适用于一定历史阶段的概念和方法，在当今历史剧变的时期．反倒开始显得有些不太适应了。而政治学呢？至少从我国的的例子来看，还从未出现过“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相互推动的局面。

我国学界的通病是，不从本国的现实中提出问题，而是一味地追随欧洲学界的潮流和方法。虽然也会萌发些学术观点的胚芽，但其后果是导致了学术与现实的严重脱节。政治学正是最集中地表现出这种宿命性弱点的领域。可以说，学术与现实的脱离在我国的政治学领域已经达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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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国这样，政治学难以成熟发展，与其单纯地把责任归咎于政治学家的怠惰和无能，不如说从根本上是受明治以后的政治结构所制约的结果。一般来说，在没有市民言论自由的地方就无法产生真正的社会科学。这种现象在政治学上表现得尤为显著。毋庸置疑，作为本学科鼻祖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所以得以发展，正是因为希腊民主政治的蓬勃展开为其理论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像柏拉图这样，一般可以把他定位为反民主的思想家，然而他思想深处的支柱归根结底还是希腊的政治自由。众所周知，马其顿的霸权使得城邦国家一旦丧失自由，理论上的追求便迅速远离政治现实。正如斯多亚与伊壁鸿鲁学派那样，只关注于个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继承和发展《国家论》和《政治学》了。再比如，当意大利文艺复兴冲破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这一屏障，绽放出鲜花般勃勃生机之时，在开其先河的自由都市佛罗伦萨那种活泼的氛围里，才会有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和《政略论》的诞生，由此奠定了近代政治学的基础。

然而，当意大利的近代发展迷失了前途之后，他的业绩却后继无人。于是我们看到，随后政治学作为经验科学在英美（作为 political science）和法国（作为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等 所谓西欧民主主义国家得以发展，至今已取得丰硕成果。而与之相反，如我们后面所要谈到的那样，在德国，政治学基本上是作为国家学（Staatslehre）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国法学（Staatsrechtslrhre) 及行政学的强势发展中几被吞没。这也反映出普鲁士王国及德意志帝国市民的自由程度较低，以及官僚机构对其构成的坚如磐石般的控制力。所以，一般可以这样说，“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自由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正是测试这个国家学术自由程度的一个试金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于政治权力来说，它们最不愿意、最惧怕的便是将自己赤身裸体地、一览无余地、客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吧！相反，如果政治权力具备那种宽容学术自由 的肚量的话，势必会允许对任何对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因而，能否对其进行政治上的考察，是受时代和地方所制约的，学术思维经常呈现出够界状况。可以说，所谓政治学，正处于政治与学术、从广义上说是处于政治与文化这两种人类生活形态紧张对峙的临界点上。这样看的话，在八一五之前的日本，究竟是否存在政治学赖以生长的土壤，也就不言自明了吧。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的过程中造就了绝对主义势力的主导权地位，明治十年，当自由民权运动经不住来自上面的高压并因其内部的脆弱而土崩瓦解时，可以说日本政治的近代化轨澎已基本定型。在这种情况下，明治宪法所标榜的“不朽”的国家体制至此已不能成为自由议论的对象了，追究政治权力的最终根源成了最大的禁忌。人们一般是这样理解的：国家权力正统性的唯一依据在于拥有统治权的天皇身上，而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统帅权等全都是从这唯一绝对的“大权”中派生出来的，因而任何政治权力都不可能与“大权”相提并论。所以，像西欧近代国家那样，各种社会集团为了掌握其本身的“中性的”国家权力而公开地进行斗争，这一意义上的“政治”可以说在当时的日本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议会也不是像西欧那样通过辩论来创造统一国家意志的机关，自创立之始它就未被赋予强有力的地位来发挥政治统合的作用。其结果，有关国家意志的重大决策都是由处于议会之外的、合法的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治势力之间通过幕后妥协和交易来制定的。于是，在议会上的“政治辩论”便失去了政治本应具备的真正意义。特别是民党与藩阀之间迅速妥协之后，人们已经见不到像欧洲议会那样明确为国民各阶层所做的辩论，甚至都看不到为追求最基本的价值观、世界观所做的努力。所呈现的只是围绕政权所产生的种种利益分配和个人争斗，且争斗得越激烈，其丑恶性越发明显。这样的“政治争斗”自然无法给真正的学术研究带来任何刺激。于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正统主体―天皇―以及围绕国家权力的实质上的政治权利则被搁置于一切学术分析之外，而如果把议会的政治争斗弄得像演戏一般，说到底，在日本的政治现实上，能留下什么值得政治学来研究的呢？那些包括政治权利的发生、构造及合理依据等构成欧洲政治学和国家学的根本问题，至少具体到日本这一国家来说，完全没能被真正科学地对待过。如此看来，那些不希望给“国体”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稍有点良心公道的政治学家们，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在方法论上展开讨论，即为了方法论而研究，或围绕政治概念的注释绞尽脑汁，或仅满足于学习欧洲的政治学教科书，对国家及政治现象只．做抽象的解释，有意避开与具体政治相关连的问题。

欧洲的政治学概论看上去描述得很抽象，实则其背后蕴含有欧洲数百年来的政治历史脉络，哪怕只是其中某一个命题，也是在其现实的变化波动中孕育而成的。所以不管针对哪个范畴或者就某个命题进行解析时，最终都会具体体现到欧洲活生生的政治现实中去。然而谈到日本政治，因为国家构造和历史都与欧洲有着根本上的区别，虽然存在像立宪制这样与欧洲相似的政治制度，但是支配这种制度的精神是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所以欧洲政治学的这种抽象的讨论方法，对于分析和理解日本的现实政治动向是基本起不上作用的。因此，有些理解这种抽象议论并善于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的政治学家一旦对现实政治问题展开评论，其见解往往停留在一般常识上，跟对此一窍不通的政治记者相差无几。这与其说是学者能力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因为日本政治动态本身的不合理性所致。正如前所述，政治的统合与重组不是通过全民投票和公开讨论这样合理的方式来决定的，换言之，并非经过一个可以预测（berechenbar）的过程，而是依循陋习，完全依靠一种偶然的人际关系来处理。比如说：来自元老重臣们的压力；党派之间势力关系的变化；“黑幕”以及“掌权者”之间的交易（政治交易！) 等等。正因为如此，以合理的组织过程为前提的政治学分析，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基本上是不可能起作用的。所以有人说，“想理解 我国的现实政治，读一百卷政治学概论也不如跟政治高层的人搞好内部关系”，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其见解往往不如一个新闻记者更为透彻。（当然，其他的领域，比如经济学方面一定程度上也会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只是说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隔阂，恐怕没有什么能和政治学相比了。

日中战争爆发以后，面临着国家危机，一些政治学者不堪忍受自己的学问与现实对象之间的落差之巨，毅然走出书斋，投身到现实的政治世界中去。可最终，这些人无一不是跟有实力的政治家甚至军人建立起了个人关系，任何事都在利用这种私人关系，绞尽脑汁使政治向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看到这些我不得不认为，在这个国家，政治学的命运是悲剧性的。

如上所述，这就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因为上文中需要展开宏观的论述，可能会使人感到我在片面地一味指出政治学界的弊病。但实际上，我既不是随便批评至今为止的政治学界一无是处，更不是要漠视政治学方面诸多值得推崇的专著。如果有人 认为我自视清高，甚至有意贬低其他权威的话，那就更背离了我的本意。我不过是认为过去的政治学比法律学、经济学之类的其他相邻学科略显乏力罢了，它对现实社会没能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作为政治学界的晚辈，对这一现状感到遗憾，为此，首先想就自己的治学方法进行彻底的反思，由此人手来好好思考一下迄今为止的政治学难以成熟发展的根本原因。

以八一五战败为转机，日本的国家机构逐步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之前一直被神秘面纱所笼罩的国家权力的中枢也开始成为合理批判的对象。旧制度下的各种政治势力得以解体，以前暗箱操作下的错综复杂的国家意志的决策过程，现在被称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国会所包揽，现行的议院内阁制使这一决策过程变得更为透明。天皇失去实权而仅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获得保留，这使得国家权力凸显出中性化、形式化的特征，为掌握实质权力而进行的真正的政治斗争终于出现了在民众面前，政治的现实在科学的批评面前才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至此，日本才具备了政治学发展的真正空间，从今以后政治学家再无理由把政治学研究萎靡不振的原因轻易地归结为客观的束缚了。政治学必须处理眼前大量的活生生的素材，正如过去亚里士多德直面古代城邦国家一般；马基雅维利研究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一般；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研究17世纪的英国一般；马克思研究二月革命和法国巴黎公社一般；詹姆斯·布赖斯研究各国民主政治制度一般；或是现代的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政治学家梅里亚姆、英国的政治学者拉斯基、法国的西格弗里德等所做的研究那样，通过研究错综复杂的日本现实政治的动向，来洞察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的规律，并要把这种确切获得的命题与范畴不断地在现实政治中加以验证，使之发展下去。当然，方法论的探求与概念的厘定对“作为科学的政治学”来说也是不可欠缺的工作。但是，如德国的政治学家齐格勒所说，政治概念的理论分析宛如X光透视一般，“充其量只能看到清晰的骨架，而无法理解活生生的、血液流动着的温暖的躯体，我们内心倘若没有一种政治精神的话，无论做出多么填密的概念分析 也没有用”。

不仅如此，如后所述，方法问题与对象问题的相互牵连是政治思维的特点之一，纯粹的、超越对象的先验论式的方法 在这个世界上是行不通的。另外，对照其他各国的政治组织，进行比较政治学研究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如果这种研究最终不归结到如何直面我国的、我们自身的政治的话，那无疑是等于闲人自娱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掌握的是我国的政治学理论能否正确地分析日本与世界的现状，以及能否为科学地展望其发展方向给予具体的坐标。只有达到这一目标，才能向在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中仿徨的国民大众证明：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有其存在理由的，也就是要求政治学首先是一门“现实科学”。

但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虽然必须依附于具体的政治现实，但并不是说必须直接拉扯上某种具体的政治势力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众所周知，现代的政治斗争带有很强的思想斗争的倾向，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是国内政党之间的争斗，意识形态上的武装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学者的政治理论难免会被斗争中的某一党派当作武器来利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空泛的、不值一顾的理论。然而，当学者把现实的政治或现存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素材时，在其内心引导他的必须是真理价值才行。而事实上，政治家总是倾向于从对大众的动员的效果上来衡量理论的价值，主导其判断的标准往往是宣传价值或煽动价认值。虽然同是直面政治现实，但两者之间的态度 (Stenungnahme）截然不同。当然，学者一方面也是市民，不得不关心自己的学说被什么样的政治势力所利用，甚至有义务搞清楚自己的理论在社会上的影响。但是这与其思维的内在动力不是同一问题，哪怕他属于相对立的党派一方，而且日夜为那一党派的政治理念在奋斗，一旦要对政治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时候，他就必须将所有的政治热情、希望、好恶置于纯粹的认识之下，不贯彻这种“禁欲”精神的话，他所写的“理论”大作与政党的宣传小册子之间就只不过是一种量的差异，当政治学迫不及待地要作为政治的科学服务于现实时，一方面就有可能丧失政治的科学性沦为政党势力的奴隶，这正是其前途上置设的第二个陷阱。

如果单纯地只想避免政治学与特定的政治势力隶属关系的话，问题倒比较简单；但在认识某一政治现象时，想要排除一切主观判断的干扰，往往是知易行难。因为政治本身就其有唤起人们内在激情和本能的力量，所以，当人们在认识政治现象的时候，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掺人了一些自己骨子里所存的善意的、不合理的主观判断。不光如此，进一步考虑的话，在政治思维的层面，想要从这种价值判断出发得到透明的、不带任何政治倾向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不论愿意与否，都必须要面对政治思维的这一特征，以及政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要想把指导现实的政治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确立的话，这一难点是难以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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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曾经将政治称为“可能驾驭一切事物的法术”(kunst des Moslichen）。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政治思维的特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不断衍生出新的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讲，或许是以包含未知动态、可变事物为对象而产生的。前面已经讲过，随着 19世纪德国国家学的发展，有关政治的理论部分逐渐从国家理论中被排除出去，成了一味地遂渐完善国法学的历程（最终将该传统推向极致的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因此，将政治学考察与法律上的分析进行区分时，共同的认识还是趋于将政治与国家的“动态”结合起来加以归纳。

谢夫勒将日常的国家生活（lanfendes Staatsleben）与政治区别开来，把“行政”这一依据已有法规不断进行再生产的国家行 为（Verwaltung）作为前者的典型，反之，通过个别决策而重新形 成的内容称为“政治”。另外，布伦奇利认为理论性国家学是以静态的国家秩序（ruhende Staarsordnung）为对象，而政治学的任务则是把握“国家生活中各个潮流乃至各种倾向”的方法。再有， 耶利内克认为，针对将对象限于国家现象的过去和现在的纯粹国家学，那种作为应用的（实践性）的国家学的政治学，从本质上看是开拓未来的一种权术学（Kunstlehre）。以上各种理论虽各有差异，但在赋予政治以可塑性与未来性特征这一观点上没有什么区别。就像耶利内克所讲的那样，政治学并不是纯粹“存在”(Das Seiende）的学问，而是包含本质上的价值判断，论及应发生的事物(DaS Sein一Sollende）的学问。在此不去赘述德国国家学中这两种分类本身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含义，以及与德国官僚国家相关的内容。如果我们不考虑其中确实潜在着与政治性内容相对应的厌恶乃至回避的情绪，那么他们对于政治性思维的特征所秉持的那些直观就并不一定是错误的。

如此一来，如果借用兰茨胡特的说法，政治学的宿命就是应该飞在“位于其可能性、可变性的观点之下”来认识政治现实。因此，在这里，进行主体认识作用之前，对象并不是以事先凝固的形象存在，而是通过认识作用本身赋予客观现实以一定的方向。主体和对象之间产生不断的交流作用，研究人员以“实际存在的全部思考和全部感情”投身于政治现实中，当然，这样的事实不仅限于狭义的政治思维，也适用于以社会、经济现实为对象的一般学问，可以说是所有社会科学的一种宿命。而在要把为实现未来而行动、斗争的人员乃至全人类当作直接对象的政治思维中，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将达到极度白炽化的程度，这一事实是逃不过任何人的眼睛的。在这个世界上，一个问题的设定方法乃至一个范畴的提出，其本身就已对客观现实中相应的各种活动势力带有一种评价。

也有对此表示怀疑的，比如就现代日本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危机，对问题所在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各种分歧。有人以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为出发点；也有人归结为计划统筹还是自由竞争的问题。对有些人来说议会主义还是直接行动是最大的论点（issue)，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如何建立民主战线才是核心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不是拍脑袋随意想出来的，也不是可以任意无限列举的。这种分歧是在实际的日本社会的历史变革以及各个社会阶层对其适应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是与所提出问题的各个社会阶层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

所以，对于提出是计划统筹还是自由竞争问题的人来说，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并不是现实存在的，可以视为单纯的“意识形态”，而后者也会坚决否认前者提出的问题，因为承认问题本身，就相当于承认相应的政治社会变革的必然性。这点也同样适用于现在所用的种种政治概念上。

什么民主主义啦，什么反动啦，这些词自然依附于使用者的世界观判断。诸如“秩序与道义”“排除少数人的独裁”“民族要独立”等等，每一条本身都是正经八百的标语，都是在某种极为具体的政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它们都将现实努力定位于为了一定的政治势力，或面对一定的政治势力。所以，学者在这一范畴内去认识政 治现实时，无论自己是否能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已经就现存政治的各种动询做出了选择性评价。

政治学家首先必须坦率承认自己学术中存在的这一认识和对象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换言之，就是承认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政治思维的存在制约性。在政治舞台上不可能存在不当演员的观众。在这里，“严守中立”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在这一意义上，学者对政治现实构筑某种理论，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

通过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学者也会主动地参与到政治现实中去。面对着无法回避的事实，闭目养神，装出一副好像自己是唯一观众的样子，这不仅是自欺欺人，甚至会贻害众人。他起到的作用不过是用貌似的“客观”态度时常散播些诸如“成者天侯败者寇”式的机会主义。面对一切关于世界观的政治斗争，单是把自己作为旁观者的话，仅这一点就表明他没有资格作为一若政治科学的学者。

我上面说过，政治学者应和其他学者一样，根据真理价值来进行自己的思索，在这一意义上有必要坚持“禁欲”的态度。但是，禁欲也只有以欲望的存在为前提才有其意义。它与欲望的格斗越激烈，其伦理价值才愈发增大。一开始就缺乏欲望是生理上的缺陷者，与伦理一样，在政治上也不足为道。

政治学不能成为政治势力的奴婢，这并不是给那些回避明确政治决定的“清心寡欲”的“客观”主义者的献词。政治思维既被其考察对象所约束，反过来又约束其对象，其结果是政治理论中往往附带着明显的主观性，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这就是所谓的“报应”。既然是报应，那对于真理价值来说一定是不利的。要信奉学术的自主性，我们就必须贯彻客观性，努力排除由意识形态引起的歪曲。但是，我们不能无视思维的存在制约性这一严峻的事实，和我们应该谦虚地承认他人和自身的存在制约性，这两方面究竟哪一种能更好地达到其目的呢？厌恶价值判断、标榜 “客观”立场的据傲的实证主义者们一方面炫耀自己对价值的“寡 欲”，而实际上又容易陷人另一种结果：即在他们的“实证”认识中时不时地会潜人某种价值判断。对一此，出于一定的世界观的理念，对现实政治的各种动向抱有强烈关心和愿望的人，通过自身的反省，可能相对比较容易承认政治思维的存在制约性。因而在认识政治现实时，不断戒备那种因希望和意愿造成的认识上的隔膜，反而可能直逼事态的内幕真相。恶人比善人更接近弥陀的救赎，类似亲莺所说的这种反话的关系在此也能成立。

总之，在追求客观性方面，对于立志于现实科学的政治学者来说绝非易事。他必须在内心不断克服作为理念的客观性和作为事实的存在制约性的二元之争，这种紧张感将随着他的学问在政治现实中扎根越深而变得越发剧烈。他到底会因不堪忍受这一紧张感，在现实政治中随波逐流，直至堕落到将自己的学术作为特定政治势力的手段、纯粹的“意识形态”呢，还是相反？以及对所有一切具的政治现状熟视无睹，索性回到过去那种抽象的书斋政治学上呢？不管选择哪条道路，我国的政治学依然苟存于社会科学中的不起眼的地位之中。但是，如果他能锲而不舍地挑战这一相辅相成的难题，在苦难的历程中寻求到一线新的解决问题的希望之光，也许到那时才可以说，日本终于有了扎根于自身地盘的政治学，而非来自哪个国家的舶来之物。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