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7年初春的上海，愚园路“游存庐”的梧桐刚抽新芽。康有为穿着湖色绸袍，手执英国拐杖，在孔雀与金丝猴之间踱步。他抬头望见自家门楼上的砖刻——“游存”二字出自《庄子》，意为“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此刻，他72岁，离人生终点只剩两个月；而离1898年那个“公

1927年初春的上海，愚园路“游存庐”的梧桐刚抽新芽。康有为穿着湖色绸袍，手执英国拐杖，在孔雀与金丝猴之间踱步。他抬头望见自家门楼上的砖刻——“游存”二字出自《庄子》，意为“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此刻，他72岁，离人生终点只剩两个月；而离1898年那个“公车上书”的炽烈清晨，已整整二十九年。

晚年的康有为常向访客炫耀宅内那口“移自苏州拙政园”的太湖石，却极少主动提起万木草堂。当年草堂里，他和梁启超对着一群举人讲《新学伪经考》，窗外是甲午战败后广州的湿热；如今“游存庐”的讲堂雕梁画栋，听众却换成六房妻妾、十二名子女和几位印度门卫。

1913年他被袁世凯“特赦”回国，携海外华侨捐赠的巨款，自称“政治已无可为，只好先为苍生筑一安乐窝”。于是他在上海炒地皮、在杭州修别墅、在青岛建“天游园”，把墨西哥电车股票、香港楼宇、广州祖屋轮番买进卖出。租界地价飞涨，康有为的银库也水涨船高，每月仅家用就要千元大洋。上海小报送他一个新头衔：“地皮大王康圣人”。

清晨五点，康家女仆已在厨房熬燕窝；六姨太张光在镜前试新裁的旗袍，她比丈夫小43岁，需踮脚才能替他系好珊瑚朝珠。康有为喜欢这种“被青春需要”的感觉，他写《大同书》时主张“废除家庭”，晚年却用六房妻妾证明“家庭可以扩大”。

然而后院并不总是莺歌燕舞。长女康同薇公开劝父亲“节用爱人”，被他斥为“妇人之仁”；长子康同篯因挥霍受责，一怒之下离家出走。康有为对门生叹息：“我教人平等，却教不好自己的子女。”一句话，道尽革命家面对血缘帝国的普遍尴尬。

1917年夏，他拖着未愈的腿疾赶赴北京，任张勋复辟的弼德院副院长。十二天的龙旗再舞，换来通缉令一张，他仓皇逃回上海，报纸上漫画把他画成“拖着辫子跳黄浦江”。

1924年冬，冯玉祥驱逐溥仪，康有为又坐不住了，在青岛连夜草拟《讨冯檄》，电文里称“逼宫之罪，浮于董卓”。可惜电报发出，如石沉大海。

两次北上，一次比一次寂寥。返沪途中，他特意去天津张园觐见溥仪，跪迎时老泪纵横。随行的德国医生拍下的照片里，康有为的辫子已稀疏花白，像一条不肯离身的旧朝鞭子，在时代风里无力摇晃。

政治既无出路，他索性在《申报》登广告：“南海康先生鬻书润例：中堂三十元，楹联十二元，额匾另议。”沪上名流趋之若鹜，生意好时月入千金。

夜深人静，他在书房续写《大同书》后编，仍坚持“去国界、去级界、去产界、去家界”，却刻意把“去妻界”一条删去。有人质疑其自相矛盾，他振振有词：“理论是理论，生活是生活；若事事实践，孔子亦当饿死陈蔡。”一句话，又把自己拉回世俗。

3月29日，青岛“天游园”樱花初放。康有为应同乡宴饮，席间品尝青岛刚上市的牡蛎与德国啤酒。据同桌的《青岛时报》编辑回忆：

“康先生谈兴甚豪，论及波兰亡国史，忽然举杯曰：‘我大清虽亡，我大清之忠臣不忘。’言罢一饮而尽，随即伏案不起。”

两小时后，他在胶澳医院去世。死因说法不一：食物中毒、脑溢血、或“急性 cocktail 多脏器衰竭”。消息传到上海，愚园路“游存庐”哭声四起，孔雀惊得振翅飞上屋顶，撞断一支尾翎。

康有为灵柩暂厝青岛，直到1929年才归葬广东南海。出殡那天，上海报纸上出现两幅并列照片：

一张是1895年公车上书，38岁的康有为目光炯炯；

一张是1927年青岛灵堂，鲜花丛中的遗容皱纹纵横。

标题只有一句——“从万木草堂到愚园路：一个破冰者的华丽与苍凉”。

如今愚园路早已拓宽，门牌号几经更迭，“游存庐”石额被移入上海博物馆，成为“近代史展区”的一件标本。偶尔有游客俯身辨认，导游会说：“这是康有为晚年故居。”

却少有人想起，当年庭中那盏煤气灯，曾照亮一个时代最激进的梦想，也照见同一个灵魂最世俗的欲念。灯火熄灭，孔雀东南飞，而历史仍沿着愚园路向前蜿蜒——它既不原谅虚伪，也不辜负真诚，只把一切繁华与苍凉，一并收进黎明前的黑暗。

来源：老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