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考察日记，你会发现多位外国探险家在蒙古地区都不约而同地记录了性病泛滥的现象。

编辑|避寒

翻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考察日记，你会发现多位外国探险家在蒙古地区都不约而同地记录了性病泛滥的现象。

1844年，法国传教士古伯察踏上了蒙古草原。这个来自遥远欧洲的神父，原本只想传播福音，却意外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古伯察的笔触是冷静的，甚至带着几分残酷。

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中，他毫不掩饰地写道："蒙古喇嘛数目令人惊异，而其信仰则令人忧心。庙中少年僧侣多不守律，常有私通俗女、藏人妇女者，性放荡极矣。"

时间来到1909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正在进行他的第三次中亚探险。这个发现楼兰古城的传奇人物，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停留时，记录下了更加触目惊心的场景。

"库伦及其周边召地僧侣比例达城市人口一半，实为社群之负担，其性风极为败坏，有性病者甚多。"

赫定的话语简洁明了，没有任何修饰，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份客观让记录更加可信，也更加沉重。

有意思的是，这些外国观察者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瑞典新教徒赫定，他们的记录却惊人地一致。

这种一致性说明了什么？

说明当时蒙古地区的情况已经严重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即使是短暂停留的外国人，都能轻易观察到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古伯察在卓资喇嘛寺停留时，观察到了一个细节："每当诵经的时刻一到，一名负责把寺院的香客招到诵经处的喇嘛就会站在寺院的大门前，竭尽全力相继朝四个主方向吹一个海螺号。"

表面上看，这是正常的宗教仪式，古伯察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这些寺院的功能已经发生了质变。

外国人的记录或许会被质疑带有偏见，那么官方文献呢？

1933年，《华北防疫年报》发布了一组数据："在绥远、张北、库伦地区，性病患者多转投喇嘛医治，拒绝现代注射药物，病情难以控制。"

这不是主观印象，而是基于实地调查的官方报告。

更早的1929年，《边政月刊》记录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一旗之内，少年男子三分之一在寺，婚龄男女比例极度失衡，淫乱风气日炽，性病传播迅速。"

三分之一的男性进入寺庙，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性别结构被彻底打破，当大部分适婚男性离开婚姻市场，剩下的社会秩序必然陷入混乱。

《剑桥中国晚清史》提供了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在十九世纪，王朝已经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们。甚至人口实际上也在衰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侣制度和性病。"

人口衰减，这四个字背后隐藏着多少家庭的悲剧？

当疾病成为影响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时，一个民族的未来就岌岌可危了。

1926年，冯玉祥经过外蒙古时记录下了一个惊人的统计数据："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

85%，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一代人的灾难。

面对疾病的蔓延，当时的蒙古社会如何应对？

答案令人失望。

传统的藏医体系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效果却微乎其微。《华北防疫年报》记录了一个悲哀的现实，性病患者拒绝现代注射药物，坚持寻求喇嘛的治疗。

这种固执源于深层的文化认知。在蒙古社会中，喇嘛不仅是宗教权威，更是医疗权威。人们宁愿相信神灵的力量，也不愿意接受来自外部的"异端"疗法。

藏医使用汞来治疗性病。汞，这种有毒的重金属，在当时被认为具有神奇的治疗效果。实际上，汞中毒可能比原本的疾病更加危险。

治疗过程往往是这样的：患者来到寺庙，喇嘛念诵经文，然后给患者服用含汞的药物。患者满怀希望地等待康复，疾病却继续恶化。

更悲哀的是，这种无效的治疗方式反而成为疾病传播的温床。寺庙成为患者聚集的场所，交叉感染不可避免。

《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记录证实了这种医疗体系的失败："藏医用汞来治疗蒙古人中间的性病，疾病仍然蔓延并继续造成损失。"

为什么人们拒绝现代医疗？

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问题，更是文化认同的问题。

接受外来的医疗方式，意味着承认自己传统的失败，对于一个深受宗教影响的社会来说，这种承认比疾病本身更加痛苦。

喇嘛在治疗过程中使用的法器五花八门：铃、钹、铃鼓、海螺、喇叭、唢呐。

古伯察记录了这些仪式的细节："杂乱无章而且震耳欲聋，每名乐师都以一种痴狂的状态演奏其乐器，相互间竞争，看谁发出的噪音最大。"

在外人看来滑稽的仪式，在患者眼中却是最后的希望。

僧侣制度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性别失衡。蒙古地区大量家庭将子弟送入寺院，部分寺院的僧人比例甚至超过城市人口的50%。

这种制度安排看似合理，家庭通过供养僧人获得宗教功德，僧人通过修行为社会祈福，实际运行中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年轻的僧人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基础，管理松散，戒律约束形同虚设。当大量血气方刚的男性聚集在一起，又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时，各种越轨行为不可避免。

更要命的是，这些僧人并不与世隔绝，他们经常与外界接触，与俗人发生各种关系。寺庙与世俗社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疾病传播的渠道也随之打开。

冯玉祥在外蒙古观察到的现象更加触目惊心："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

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现象，性别失衡催生了畸形的性关系网络。

来自内地的官吏、军队、商人，因为路途遥远无法携带家眷，在蒙古地区寻找"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另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个临时丈夫。

这种混乱的性关系网络，为疾病传播提供了最理想的条件。

当时的活佛哲布尊丹巴本身就是患者，冯玉祥记录："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

连最高的宗教领袖都无法幸免，这种疾病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社会制度的问题不仅在于创造了传播条件，更在于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传统的社会管理体系面对新的挑战完全束手无策。

宗教权威与医疗权威的合一，阻碍了科学医疗手段的普及。

人们宁愿相信神灵的力量，也不愿意相信现代医学，这种信仰固执，在疾病面前显得如此脆弱。

最终，整个社会为这种制度缺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是个体的痛苦，更是整个民族人口结构的严重扭曲。

历史的教训是沉重的，当社会制度脱离实际，当传统观念固化僵化，灾难往往不期而至。

那些被外国考察者记录下的黑暗片段，提醒我们制度设计的重要性，也提醒我们科学理性的可贵。

参考资料：

《剑桥中国晚清史》 - 剑桥大学出版社权威史学著作，详细记录了晚清时期蒙古地区的社会状况和人口变化情况。

《华北防疫年报》(1933年) - 中华民国卫生部门发布的官方医疗统计报告，记录了华北地区包括蒙古地区的疾病防治情况。

斯文·赫定《Trans-Himalaya》 - 瑞典皇家地理学会出版的权威探险考察报告，详细记录了20世纪初中亚地区的地理和社会状况。

来源：丁丁说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