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抗战胜利的欢腾中，上海广大华行的老板卢绪章心中却充满苦涩。1945年8月，他特意前往重庆，希望能够结束自己长达八年的＂资本家＂生涯，回到延安与同志们并肩战斗。然而，周恩来宣布组织决定后，这位看似成功的商人竟当场泪如雨下：＂又是当资本家，这比要了我的命还难受呀
在抗战胜利的欢腾中，上海广大华行的老板卢绪章心中却充满苦涩。1945年8月，他特意前往重庆，希望能够结束自己长达八年的＂资本家＂生涯，回到延安与同志们并肩战斗。然而，周恩来宣布组织决定后，这位看似成功的商人竟当场泪如雨下：＂又是当资本家，这比要了我的命还难受呀！＂为什么会这样呢？
卢绪章出生于1911年的浙江宁波，那是一个国家动荡的年代。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清王朝行将就木，而中国的命运依然扑朔迷离。他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小米行，虽有＂老板＂头衔，但家境贫寒，勉强糊口而已。家里贫困，小绪章只读了几年书就被迫辍学。不过，这短暂的求学经历却为他埋下了爱国的种子——他的老师王任叔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少年卢绪章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四岁那年，卢绪章只身前往上海，在源通轮船公司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白天辛苦劳作，夜晚他不放弃学习，坚持上夜校学习国文、英文。那个年代的青年人普遍怀抱救国之志，卢绪章也不例外，他偷偷参加了童子军，并密切关注国家大事。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亲眼目睹日军轰炸商业街和居民区的惨状，卢绪章内心受到极大震撼，随即参与战地伤员救护工作。
战争的亲身经历使卢绪章明白，救国需要实际行动。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兰社读书会，希望凝聚爱国青年的力量。然而好景不长，因为缺乏经费，读书会很快停办。这次失败让卢绪章领悟到一个残酷现实：要做任何事情，没有钱都寸步难行，救国也不例外。
卢绪章决定先赚钱。1932年秋天，他与田鸣皋、钱兴中合伙创办了光大行，为外地教会、医院及大客户办理医药用品的邮购业务。这次创业短命而结束，半年后光大行宣告倒闭。但固执的卢绪章并未气馁，1933年初再接再厉，成立了广大华行，在药品和医疗器械邮购的基础上大幅拓展业务范围。这一次他终于走对了路，公司发展迅速，到1935年已经衍生出＂海思洋行＂和＂友宁行＂两个分支机构。
从表面上看，卢绪章走上了成功商人之路，但他内心始终没有忘记救国的初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侵占中国领土，国家危在旦夕。卢绪章将抗日救亡定为企业宗旨，把赚来的大部分钱都用于支持抗日活动。1937年，他获悉上海党组织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培训班＂，立即报名参加。几天的马列主义学习，让卢绪章热血沸腾，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在这期间，他通过杨浩庐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生从此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入党后的卢绪章积极发展广大华行内部员工入党，使公司成为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活动阵地。江苏省委看中这一优势，派刘晓与卢绪章接洽，将广大华行正式确立为党的秘密机关。1940年的一个夏夜，刘晓陪同卢绪章前往重庆红岩村，见到了周恩来。这次会面，彻底改变了卢绪章的人生轨迹。
卢绪章的革命生涯并非始于高谈阔论，而是从一个穷孩子对国家命运的朴素关切开始的。1911年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米行小老板的家庭。表面上是＂老板＂，实际上家里穷得叮当响。家境窘迫的情况下，小绪章只读完小学就被迫放弃学业。然而，这短暂的学校生活却因为遇到共产党员老师王任叔而变得格外珍贵。王老师给他播下了爱国的种子，这颗种子日后生根发芽，彻底改变了卢绪章的人生轨迹。
1925年，年仅14岁的卢绪章只身来到上海这座繁华都市，在源通轮船公司谋得一份营生。白天工作，晚上坚持上夜校学习国文、英文，这种勤奋打拼的精神令人敬佩。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爱国成为许多青年的共同情感，卢绪章也不例外。他秘密参加了童子军组织，表达着一个少年对国家的朴素关爱。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成为改变卢绪章命运的转折点。亲眼目睹日军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上海商业区和居民区，无辜平民伤亡惨重的场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身为普通民众的卢绪章并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主动参与战地伤员救护工作。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这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第一次直面战争的残酷，也第一次切身体会到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迫感。
战争的洗礼让卢绪章明白了一个道理：仅有爱国情感是不够的，必须付诸实际行动。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兰社读书会，希望通过知识学习和思想交流来凝聚更多爱国青年。然而现实总是骨感的，由于经费短缺，读书会很快就夭折了。这次失败给卢绪章上了宝贵一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寸步难行，即便是救国也不例外。
就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下，卢绪章做出了一个看似矛盾却又极为务实的决定——先赚钱，有了经济基础才能谈救国。1932年秋天，他联合田鸣皋、钱兴中三人创办了光大行，专门为外地教会、医院及其他大客户办理医药用品邮购业务。第一次创业因经验不足而草草收场，半年后光大行便宣告倒闭。面对失败，卢绪章表现出非凡的韧性，1933年初他再接再厉，成立了广大华行，在药品和医疗器械邮购的基础上显著扩大业务范围。这一次，命运眷顾了这位坚韧不拔的年轻人，广大华行发展迅速，到1935年已经衍生出＂海思洋行＂和＂友宁行＂两个分支机构。
从表面上看，卢绪章似乎偏离了初衷，成为了一个追逐利润的商人。但实际上，他将抗日救亡定为企业核心宗旨，把赚来的大部分钱都用于支持抗日活动。这正是卢绪章的独特之处——他没有将商业成功与爱国情怀割裂开来，而是巧妙地将二者结合，以商业之名行救国之实。
1937年标志着卢绪章人生的重大转折。这一年，得知上海党组织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培训班上几天密集的马列主义学习让这位年轻的商人热血沸腾，思想认识有了质的飞跃。通过杨浩庐的引荐，卢绪章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入党后的卢绪章并没有放弃商业身份，反而开始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双面人生。他一方面继续经营广大华行，另一方面积极在公司内部发展党员，使企业逐渐成为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活动阵地。江苏省委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特殊优势，派出省委书记刘晓与卢绪章接洽，将广大华行正式确立为党的秘密机关。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地下工作的重视和战略眼光。
1940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刘晓陪同卢绪章冒险前往重庆红岩村，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这次会面成为卢绪章革命生涯的分水岭，周恩来给他布置了一项特殊而艰巨的任务：继续以广大华行资本家的公开身份，深入大后方工商界开展活动，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掩护和支持。
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它要求卢绪章必须与敌人周旋，甚至与他们称兄道弟，同时保持绝对的秘密身份，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透露真实身份。正如周恩来告诫他的那样：＂卢绪章同志，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同时，还要像八月风荷，出淤泥而不染，与他们同流而不合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卢绪章按照组织要求开始对广大华行进行战略性调整。他将总管理处设在上海，同时建立了上海、昆明、重庆三个分公司，通过这种布局，广大华行的业务重心平稳地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为党的地下工作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
不得不说，卢绪章确实是个经商奇才。在他的精心经营下，广大华行的生意蒸蒸日上。到1941年，他又相继在成都、西安等地开设分行，业务网络遍布敌占区和国统区，不仅赚得盆满钵满，更为党组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和情报渠道。
卢绪章深谙＂无利不起早＂的商场法则，他巧妙地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来扩展自己的商业版图。少将梁若节、重庆航空所长严少白、新疆特派员沈立中以及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人都成为了他的＂朋友＂。这些关系为广大华行带来了无数便利和商机——通过孙科太子系的关系与苏联做生意；靠近蒋介石身边人物获得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头衔；借助宋美龄航空委员会的关系，用飞机倒卖黄金和美钞……
表面上看，卢绪章就是一个善于钻营、左右逢源的成功商人，但实际上，他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在为党的地下工作服务。广大华行在国民党统治区站稳脚跟后，成为党组织运送钱粮物资的重要管道。海外华侨捐献的美元现钞，卢绪章都会想办法兑换成法币，再送往根据地支持革命事业。众所周知，在战时环境下，大量美元兑换法币非常敏感，若没有硬核的社会关系和商业掩护，这些成包成包的钱款很难顺利转移。
卢绪章就这样开始了他长达数年的双面人生——白天他是风度翩翩的资本家，出入高档场所，与各路权贵称兄道弟；夜晚他则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党输送情报和物资。这种双重身份不仅考验着他的智慧和勇气，更时刻挑战着他的精神承受力。每一次与敌人的虚与委蛇，每一次在酒桌上的逢场作戏，都是对他革命信仰的考验。然而，正是这种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为中国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表面上看，卢绪章过着人人艳羡的生活——住洋房，坐小车，出入高级场所，与达官显贵称兄道弟。可在这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却是无人知晓的痛苦煎熬。与狼共舞需要极高的心理素质，他必须时刻揣摩对方心理，小心翼翼地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甚至有生命危险。
国民党特务对这位交际广泛的商人并非毫无怀疑，他们经常跟踪卢绪章的行踪。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卢绪章依然冒险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智慧。更令人心酸的是，尽管手头经常有大笔资金流动，但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他清楚这些钱属于组织，绝不敢挪作私用。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卢绪章穿着打补丁的衬衣和内衣，为了不被人发现这种＂不符合＂身份的窘境，他只能半夜偷偷洗自己的衣服。更讽刺的是，为了维持＂成功商人＂的体面外表，他还要用马铃薯汁处理衣领，使其显得挺括整洁。这种内外反差，只有卢绪章自己知道其中的苦涩。
身份的双重性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矛盾，还有精神上的巨大折磨。由于绝对保密的要求，卢绪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包括自己的亲人。这导致他常常遭受不明真相者的误解和讽刺。那些曾经一起参加抗日活动的老朋友，如今对他避之不及，甚至当面辱骂他是＂汉奸＂、＂资本家＂。面对这些指责，卢绪章只能默默承受，不能辩解一句。
家庭矛盾更是卢绪章心头的一块大石。每次为八路军兑换法币或装运物资，为保证绝对安全，他都要亲力亲为。定期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也常常让他深夜外出，天明才归。这些反常行为引起了妻子毛梅影的强烈不安和怀疑。
＂你到底去哪里了？别骗我了，我刚从你说的那个朋友家回来，你们根本没在一起！＂妻子的质问充满了委屈和愤怒。＂你还说自己是什么总经理大老板，哪家老板会弯着腰自己去搬箱子装货？家里有事你不管，却跑去跟工人抢着干活，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面对妻子的眼泪和质疑，卢绪章心如刀绞却无法解释。作为一个表面上的＂大老板＂，家里却不能请保姆。妻子不但要照顾几个孩子，还要承担所有家务，甚至还被卢绪章拉去帮忙干些秘密工作。这样的生活比普通家庭的妇女更加艰辛，毛梅影的不解和怨恨可以理解，但卢绪章为了革命事业和家人安全，只能保持沉默。
这种双重身份的撕裂感和内心煎熬，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白天，他必须与那些手上沾满同志鲜血的敌人推杯换盏；晚上，他又要面对家人的不理解和战友的误解。这种身份的割裂感和长期高度紧张的状态，对一个人的心理是极大的考验。卢绪章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和痛苦，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和使命。
然而，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卢绪章展现出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他明白自己所承担的重任关乎革命成败，因此无论多么痛苦，都咬牙坚持了下来。他的故事，正是那个特殊年代里无数革命先烈默默牺牲的缩影。
1945年8月，期盼已久的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这个消息对卢绪章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八年了，他终于可以摘下＂资本家＂的面具，回到延安与同志们并肩作战了！这种欣喜若狂的心情，只有身处隐蔽战线多年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卢绪章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先妥善处理了广大华行的生意。他将公司总部转回上海，为即将到来的内战做准备；同时在纽约设立分行，购买了大批西药，准备在上海西药市场占据先机。一切安排就绪后，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去见了周恩来，汇报工作并表达了自己迫切的心愿。
＂让我回延安吧，我想与敌人光明正大地战斗，不想再待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摸摸……＂卢绪章的请求充满了渴望，八年的伪装生活已经让他身心俱疲，他迫切需要一个可以真实面对自己、面对同志的环境。
然而，卢绪章的希望很快破灭了。周恩来告诉他，组织认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继续这项工作——他有扎实的商业基础，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更有敌人的信任。这些都是新人短时间内难以建立的宝贵资源。因此，组织决定让他随广大华行一起迁回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这个决定宛如晴天霹雳，击碎了卢绪章心中仅存的希望。多年来压抑的情感如决堤的洪水般爆发，他在周恩来面前失声痛哭：＂又是当资本家，这比要了我的命还难受呀！我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战士，但却要整年与那些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鲜血的恶魔特务，和他们碰杯送礼。我难受呀！＂
面对卢绪章的崩溃，周恩来深表理解。他给卢绪章倒了杯茶，语重心长地说道：＂卢绪章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你来到解放区的消息传出去，对整个广大华行党组织的危害将是不堪设想的啊……＂
周恩来的话让卢绪章猛然清醒。是啊，革命是一场整体战，个人的情感和感受再重要，也不能凌驾于革命大局之上。如果他贸然回到解放区，不仅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更会连累整个广大华行的地下党组织，甚至可能导致许多同志牺牲。想到这里，卢绪章擦干眼泪，重新振作起来，决心继续完成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就这样，卢绪章回到上海，继续扮演着他深恶痛绝的＂资本家＂角色。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他为组织筹集、赚取了400万美元的经费，以及数不清的药品和物资。这些支持，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卢绪章始终牢记周恩来的教诲：＂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在商场上，他精明能干；在革命中，他坚定不移。他的双重身份，成就了一段鲜为人知却异常精彩的革命传奇。
卢绪章的故事，既是个体的煎熬，也是集体的胜利。在革命的隐蔽战线上，像卢绪章这样的战士不计其数，他们默默无闻，甚至被误解被指责，却依然坚守信念。他们操着刀枪的手，有时也会握着算盘；他们身穿战袍的肩膀，有时也会披着西装外套。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革命战士，构成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基石。卢绪章用他特殊的方式，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余确书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