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对中国的敌意，并非偶然，它源于更深层次和长期的国策设计。1860年前后，日本朝野已经把中国视为实现自身崛起的突破口——他们对西方无法抗衡，把焦点转向了东亚，故事远比甲午海战要早得多。这种心理埋下的种子，最终转化为制度性的“假想敌”观念和战略部署。

日本对中国的敌意，并非偶然，它源于更深层次和长期的国策设计。1860年前后，日本朝野已经把中国视为实现自身崛起的突破口——他们对西方无法抗衡，把焦点转向了东亚，故事远比甲午海战要早得多。这种心理埋下的种子，最终转化为制度性的“假想敌”观念和战略部署。

在明治维新前后，很多日本思想家就明确提出“对亚洲要补偿损失”，中国被定位为可以榨取利益的对象。官方军演、军事条例早已把中国边境设为进攻目标，并不是虚构一套假敌人那么简单，而是直接体现在政策和准备上。类似的情绪，慢慢蔓延到官民之间，变成了社会共识。

福泽谕吉等名流推动舆论升级，他们不再停留在民族自信层面，开始编织“与中国绝交”的文明论调。媒体反复强调“中国劣等”，不仅是简单丑化邻邦，而是通过群众动员、历史重新解读，把民族优越感和仇视外化到国家层面。这背后的驱动力，不光是情绪，更有助于巩固自身统治。

甲午战争彻底让这条仇恨链条变成了现实武器。日本专门研发了适应中国作战的爆炸药品，不止效率高，更在杀伤力和心理打击上做足文章；他们刻意夸大中国士兵的不适应，甚至在间谍网、宣传攻势上将“非我族类”合理化，把仇恨和恐怖一起灌输给作战士兵。

战地宣传在当时并不只是鼓动情绪，更成了操控战争道德的核心工具。日本设立专门班组洗脑，在旅顺屠杀之类暴行中不断强化“中国人不是人”的说法。他们编出顺口溜，让基层士兵便于传播，以支持极端命令，确保士兵没有心理负担地执行屠杀。

很多人没注意到，日本间谍团不仅收集地图和军事情报，还有任务是散布“中国必败”“日本天命”之类的话，故意煽动中国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这不仅仅是军事活动，还是公开心理战，制造被征服合理性，把恨意变成合法暴力的外衣。

战争胜利后，日本获得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比这些物质收益更关键的是，他们发现“塑造仇恨”能带来长期结构性优势。在台湾，日方每次镇压义军，都用“反抗者是野蛮人”作借口，把恨意兜售成道德武器。这种方法屡试不爽，将殖民权力和民族优越感牢牢绑定。

事实上，所谓对中国的敌意，其背后夹杂着不安与恐惧。理性看，以人口与资源，日本当时远不如中国。仅从国土面积来看，中国比日本大25倍人口也是后者数倍。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高层其实并不确定能否压倒中国；所以每一步扩军、情报搜集，都非常紧张。间谍甚至统计中国各省粮食产量与兵力，这既是准备进攻，也是防止反击。

赢得战争后，这种不安全感丝毫没有消减。每当中国有自我振兴迹象，比如1898年的戊戌变法，日本政界、媒体就立刻挑起话题，要“提前压制”，生怕对方卷土重来。他们担心中国反抗会影响自己的殖民利益，因此不断扩大主动敌意，希望以压制防范未来威胁。

日本对华的战略敌视，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恐惧—仇恨—利益循环”。他们既利用舆论打造可怕的敌人形象，也依赖这种仇视为自己扩军和国内团结背书。战争和屠杀表面看是暴力发泄，实际上是在为未来储备安全缓冲。当时的中国被塑造成持续威胁源，为日本狐假虎威、扩张边界提供了口实。

这种长远规划下的结构性仇恨，并不单是单向输出。在民族优越感外壳下，隐藏的是资源匮乏和身份焦虑。刚刚现代化的日本本身并不稳固，对庞大的邻国始终戒备。于是，他们一边生成敌意，一边放大恐惧，用“我们必须压制，否则会被反攻”自我安慰。这种机制正是后来日韩、中日政治冲突不断回流的根源。

具体到甲午海战，日本将多年战略筹备推向高潮，其结果不是简单胜负，而是把仇恨彻底变成国家合法性的一部分。在台湾、日本本土，这一套逻辑借用“文明与野蛮”二元论，被持续用于镇压反抗、维系秩序。从外部看，这是侵略；从内部看，则是为防不测，制造持续戒备氛围。

如果退回来从不同角色理解这段历史：中国百姓可能只觉得被侵略是灾难；清政府面对困境，有些被动认命，却又无力反击；日本政坛与媒体，则把心理恐慌转化成攻击性措施；普通日本人，被宣传裹挟，很难跳脱仇恨教育。从整体看，敌意和恐惧交织，其实是一种困局，不完全以单纯文化或经济解释得通。

回首这段历程，也许最大收获不是简单谴责，而是在内部逻辑上看出：国家间战略选择，往往撘建在夸大的情绪、错误认知与社会动员之上。历史教训在于谨慎塑造民族形象，不让恐惧驱使政策走向极端，否则旧恨与新忧会持续循环。

直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中日关系的波折里看到那种微妙的重复：仇恨既有制度根基，也有心理惯性，要打破它，比单纯获得胜利或赔款更加困难。理解历史，不只是寻找谁对谁错，更是识别背后的利益、身份难题与集体无意识。这也许才是这类宿怨流传百年的真正关键。

来源：聪明生活家G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