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声音在不大的客厅里嗡嗡作响，像一群受了惊的蜜蜂。妻子陈静坐在沙发那头，手里织着毛衣，钢针碰撞的“咔哒”声，比电视声更清晰。我盯着她花白的鬓角，想说点什么，却发现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那台老旧的29寸彩电。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声音在不大的客厅里嗡嗡作响，像一群受了惊的蜜蜂。妻子陈静坐在沙发那头，手里织着毛衣，钢针碰撞的“咔哒”声，比电视声更清晰。我盯着她花白的鬓角，想说点什么，却发现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那台老旧的29寸彩电。

抽屉的第二层，那个掉漆的木匣子里，还锁着我们25年前的结婚照。照片上的她，穿着不合身的红西装，抿着嘴，眼神里有种不容置疑的坚定。而我，一个刚从技校毕业的愣头青，咧着嘴傻笑，像个被老师奖励了糖果的学生。

没错，她曾经就是我的老师。

吃完饭，陈静收拾碗筷时，动作比平时慢了半拍，水龙头开着，她却对着水槽发呆。我走过去想帮忙，她却像受惊似的猛地回过神，把所有碗碟都揽到自己身前，低声说：“我来。”那是一种不容置喙的拒绝，像一道无形的墙。

我妈的电话就在这时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试探：“文军啊，你跟小静……还好吗？”

“好着呢，妈，能有啥事。”我习惯性地粉饰太平。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小静她……唉，你多担待点。她那脾气，犟了一辈子了。”

挂了电话，客厅里只剩下电视机单调的声音。音量35，不高不低，却是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刻度。我耳朵好，嫌吵；她这几年耳朵背了，低于这个音量就听不清。我们谁也没想过再买个新电视，就像谁也没想过，要去改变这维持了二十多年的，不远不近的距离。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身边的陈静呼吸均匀，似乎已经睡熟。月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她脸上投下一道浅浅的光斑。我忽然想起1995年那个燥热的夏天，媒人王婶把地址塞给我时，满脸堆笑地说：“姑娘是老师，文化人，你小子有福了！”

我捏着那张写着“向阳路12号，红星茶馆”的纸条，手心全是汗。我怎么也想不到，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看到的会是她——我的高三语文老师，陈静。

引子

1995年，我25岁，在市里的红旗机械厂当一名光荣的八级钳工。在那个年代，这算得上是铁饭碗。我爸妈觉得我老大不小了，托遍了亲戚朋友，给我安排相亲。王婶是我妈的老同事，拍着胸脯保证这次的姑娘绝对错不了。

“小学老师，长得周正，脾气好，家里就她一个女儿，没负担。”王婶嘴里的词儿像不要钱似的往外蹦。

我被她说得心里活泛起来，特意翻出了我最好的一件白衬衫，用凉水抹了抹头发，骑着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提前半小时就到了红星茶馆。

茶馆里烟雾缭绕，混杂着劣质茶叶和汗水的味道。我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心脏“怦怦”直跳。我幻想着对方的样子，是长发还是短发，笑起来有没有酒窝。

“请问，是李文军同志吗？”

一个清冷又熟悉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我猛地抬头，整个人都僵住了。

站在我面前的，穿着一身淡蓝色连衣裙，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不是别人，正是我高三时的语文老师，陈静。

我“噌”地一下站起来，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陈……陈老师？”

她比我印象里瘦了一些，但那股子严肃劲儿一点没变。她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审视地看着我，嘴角微微一扬，似乎觉得我的反应很有趣：“坐吧，李文军同学。今天，我们不是师生。”

我机械地坐下，屁股只敢沾着椅子半边。我高三那年，她刚从师范大学毕业来我们学校，教我们语文。她课上得好，但人极严厉，我最怕的就是她抽我背课文。有一次我背《出师表》卡了壳，被她罚站在教室后面一整节课。

我怎么也想不到，相亲对象会是她。她比我大三岁，在我心里，她一直是高高在上的老师，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王婶跟你说了我的情况吗？”她自己倒了杯茶，动作从容。

“说了，说……是老师。”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嗯。”她喝了口茶，然后放下茶杯，看着我，说出了一句让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的话。

“李文军，我觉得你挺合适的。要是你没意见，我们尽快把事定下来吧。”

我大脑一片空白，以为自己听错了。“定……定下来？”

“对，结婚。”她语气平淡，就像在课堂上宣布明天要默写生词一样。“我了解你，高中时虽然成绩一般，但人老实，肯下力气。你在工厂表现也不错，我打听过了。”

我懵了。这算什么？相亲？这简直像是工作面试，不，比面试还直接。我甚至都没说几句话，她就已经替我做好了决定。

“陈老师……这……这也太快了。”我急得脸都红了，“我们……我们才刚见面。”

“我们认识三年了。”她纠正道，“我教了你一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有数。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能怎么说？我说您是好老师？还是说我们不合适？在她那双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眼睛注视下，我感觉自己又变回了那个在课堂上答不出问题的学生。

“我……我没想过……”

“那就现在想。”她步步紧逼，“我28了，等不起了。你家里也催得紧吧？我们两家情况相当，工作都稳定，没什么不合适的。李文军，给我个准话，行还是不行？”

茶馆里嘈杂的人声仿佛都消失了，我只能听到自己如鼓的心跳。我看着她，镜片后的眼神里没有羞涩，没有期待，只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急，但我从那份决绝里，读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脆弱。

我的懦弱和不善拒绝，在这个瞬间被无限放大。我张了张嘴，那句“不行”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

最终，在一片死寂的沉默后，我听到自己用蚊子般的声音说：“……行。”

她似乎松了口气，一直紧绷的肩膀微微垮了下来。她端起茶杯，对我说：“那就这么定了。”

这四个字，像一个烙印，从此刻在了我的人生里。那天下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骑车回家的。风从耳边刮过，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就这么要结婚了？和一个星期前还在梦里罚我站的老师？

这一切，都像一场荒诞的梦。

第一章

“就这么定了。”

这四个字，成了我们婚后生活的总基调。

从定下婚事到领证摆酒，前后不过一个月。一切都由陈静主导，我像个提线木偶，她说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见家长，她准备了所有礼品，应对我爸妈的盘问滴水不漏；拍结婚照，她选了最便宜的套餐，说：“走个过场，没必要浪费钱”；置办家具，她拉着我跑遍了整个家具城，每一件都讲价讲到脸红脖子粗。

我爸妈对这个儿媳妇满意得不得了，直夸她“精明能干，会过日子”。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我不是娶了个媳妇，是请回来一个班主任。

我们的新房，是厂里分的五十平米两居室。婚礼当晚，亲戚朋友闹哄哄地散去，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我局促地坐在床边，看着穿着红睡衣的陈静，她正在卸妆，动作一丝不苟。

“累了吧？早点洗洗睡。”她对着镜子说，语气和在课堂上布置作业没什么两样。

我“哦”了一声，拿着换洗衣物逃进了卫生间。热水冲在身上，我脑子还是一团浆糊。直到躺在床上，闻到枕头上陌生的洗发水香味，我才有了点真实感。

关了灯，黑暗中，我能听到她清浅的呼吸声。我们并排躺着，中间隔着一条楚河汉界。我紧张得浑身僵硬，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

“李文军。”她忽然开口。

“啊？”我吓了一跳。

“你是不是……后悔了？”她的声音在夜里显得有些飘忽。

我心里一咯噔。我确实有过无数次后悔的念头，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没有。怎么会。”

黑暗中，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才听到她轻轻地说：“不后悔就行。日子，是过出来的。”

那一夜，什么都没发生。

婚后的生活，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我们像是合租的室友，严格遵守着各自的作息。我每天六点起床，她已经做好了早饭。我七点上班，她八点上课。晚上我回家，她也准时做好晚饭。我们一起看电视，她织毛衣，我看报纸，偶尔交流几句，也多是关于水电煤气、柴米油盐。

她把我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我的工资卡主动上交，她每个月给我固定的零花钱，比我妈管得还严。厂里的工友都羡慕我，说我娶了个贤内助，回家就能当甩手掌柜。

可我心里，却越来越空。

我尝试过制造一些“浪漫”。有一次我发了奖金，偷偷买了一束玫瑰花藏在身后带回家。我幻想着她惊喜的表情。

结果，我把花递给她时，她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问：“多少钱？”

“……三十。”我小声说。

“三十？”她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三十块钱能买五斤猪肉了。下次别买这些不实用的东西。”

她接过花，没有找花瓶，直接插在了一个装咸菜的玻璃罐里，放在了厨房的窗台上。两天后，花蔫了，她面无表情地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买过花。

我们之间，好像永远隔着一层什么。她对我好，是那种无可挑剔的好。我的衣服永远是干净的，饭菜永远是热的，家里永远是一尘不染的。但这种好，更像是一种责任，一种程序。我感受不到爱，甚至感受不到亲密。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陈静，你当初……到底为什么选我？”

她正在备课，头也没抬，淡淡地说：“不是说了吗？你人老实。”

“就因为这个？”

她终于放下笔，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疲惫：“不然呢？李文军，过日子，老实比什么都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当不了饭吃。”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很悲哀。我们的婚姻，就像一道经过精密计算的数学题，所有条件都符合，所以得出了一个“最优解”。这里面，唯独没有感情。

婚后第二年，陈静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两家人都欣喜若狂。我妈更是天天炖了鸡汤送过来。陈静的妊娠反应很严重，吃什么吐什么，人迅速消瘦下去。那段时间，是她最“脆弱”的时候。她不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陈老师，会半夜因为腿抽筋疼醒，会因为闻到一点油烟味就跑到卫生间吐得昏天暗地。

我笨手笨脚地学着照顾她，给她按摩抽筋的小腿，半夜起来给她倒水，到处找她想吃的酸杏。

有一次，我扶着吐得脸色惨白的她，轻轻拍着她的背。她靠在我怀里，忽然很小声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愣住了，“说什么对不起？”

“让你……跟着我受累了。”

那是我第一次，在她身上感受到那种属于妻子的、柔软的情绪。我鼻子一酸，把她抱得更紧了些。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之间那层坚冰，似乎有了一丝融化的迹象。

有些决定，你以为只是一天的事，其实是一辈子的事。我当时并不知道，孩子的到来，会将我们的关系，推向一个全新的，也更复杂的境地。

儿子晓阳出生后，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静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孩子身上。她看育儿书，做辅食，给孩子制定精确到分钟的作息表。她对晓阳的教育，比当年对我还严厉。

晓阳刚会说话，她就教他背唐诗。晓阳三岁，她开始教他认字、算术。在别家孩子还在玩泥巴的年纪，我们家晓阳已经能背下来几十首古诗，会算一百以内的加减法。

亲戚朋友都夸晓阳聪明，夸陈静会教。只有我知道，这背后是怎样的“高压政策”。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看到晓阳坐在小板凳上，对着一本识字卡片发呆。陈静站在旁边，拿着一根小竹尺，面色严肃。

“‘太阳’的‘太’，下面是一个‘点’，不是‘大’字，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晓阳瘪着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小声说：“妈妈，我不想学了，我想看动画片。”

“不行！”陈静的声音陡然拔高，“今天的任务没完成，不许看电视！再写十遍！”

晓阳“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心疼得不行，走过去把晓阳抱起来，对陈静说：“他还小，你别逼得这么紧。”

“就是因为小才要抓紧！”陈静毫不退让，“现在不打好基础，以后就晚了！李文军，你别总惯着他！”

“我不是惯着他，我是觉得他太累了！你看他，才五岁，一点童年乐趣都没有！”我很少跟她顶嘴，但那天看着儿子满是泪痕的小脸，我忍不住了。

“乐趣？乐趣能当饭吃吗？现在轻松了，以后他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谁来为他的人生负责？”她的话像连珠炮一样。

那场争吵，是我们婚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红脸。最后，在晓阳越来越大的哭声中，我败下阵来。我抱着儿子，躲进了卧室。

隔着门，我听到陈静在客厅里压抑的啜泣声。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她不是不爱儿子，她是太爱了，爱到害怕他走错任何一步。她把对自己人生的那种焦虑和不安，全部投射到了儿子身上。她想为儿子规划好一条万无一失的道路，就像当年，她为我们规划了这段婚姻一样。

我抱着晓阳，轻轻拍着他的背。孩子在我怀里，慢慢停止了哭泣，小声地问我：“爸爸，你是不是怕妈妈？”

童言无忌，却像一把锥子，狠狠扎在我心上。

我怕她吗？是的。我怕她的严厉，怕她的不容置疑，怕她那双永远能看透我的眼睛。但更多的，或许是一种无能为力。我走不进她的内心，也改变不了她的执拗。我们像两条平行线，被一个叫“家”的框架捆绑在一起，却永远无法真正相交。

第二章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又平静的氛围中，一天天滑过。晓阳上了小学，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陈静对此很满意，但对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奖状，也贴满了晓阳的作息时间表和学习计划。

而我，在红旗机械厂的处境，却开始变得微妙。

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厂里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车间里人心惶惶，“下岗”这个词，像个幽灵一样，在每个人的头顶盘旋。

我开始频繁地加班，不是因为工作多，而是不想回家。车间里那种机油和铁锈混合的味道，反而让我感到一丝安宁。至少在这里，我不用面对陈静那张严肃的脸，不用听她跟我分析晓阳哪次考试又因为粗心丢了不该丢的分。

陈静对厂里的变故并非一无所知。她几次问我：“你们厂，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每次都含糊其辞：“没事，都挺好的。”

我的懦弱再次占了上风。我不敢告诉她真相。我怕看到她失望和焦虑的眼神。在我们这个家里，她一直是顶梁柱，是主心骨。我这个名义上的一家之主，更像是个摆设。如果连这个“铁饭碗”都保不住，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颜面面对她。

我开始偷偷地为自己找后路。我跟着厂里一个老师傅，学了点修家电的手艺。下班后，我就骑着车，在各个小区里转悠，给人修修电视、洗衣机，赚点零钱。

我把这些钱，都藏在一个铁皮茶叶罐里，放在床底下。那是我最后的“安全感”。

有天晚上，我修完一个大户人家的空调，回来晚了。一进门，就看到陈静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开灯，只有电视机屏幕的光，映着她沉默的侧脸。

“去哪儿了？”她声音很冷。

“厂里……加班。”我心虚地撒谎。

“是吗？”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混杂着一丝怒气。她伸出手，摊开在我面前。她的手心里，躺着几张沾着油污的十块钱。

“这也是加班费？”

我脑子“嗡”的一声，血液瞬间冲上头顶。我忘了把今天赚的钱放进茶叶罐，直接揣在了口袋里。

“我……”我张口结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李文军，”她一字一顿地叫我的名字，“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看着她，那双眼睛在黑暗中亮得惊人，仿佛早已洞悉一切。谎言在喉咙里打了个转，又咽了回去。我选择了沉默。

她的眼神，从锐利，慢慢变得失望，最后，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好，你不想说，我不逼你。”她转身走回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睡沙发。

初夏的夜晚，还有些凉。我躺在狭窄的沙发上，翻来覆去。客厅里，那台老旧的冰箱，每隔一段时间就“嗡”地启动，像一声沉重的叹息。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半夜，我被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我眯着眼，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从卧室里走出来。是陈静。

她走到我身边，站了很久。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紧张得屏住呼吸，假装睡得很沉。

然后，我感觉到一床薄被，轻轻地盖在了我身上。被子上，还带着她的体温。

她什么也没说，又悄无声息地回了卧室。

我睁开眼，看着天花板，眼眶一阵发热。我们明明在冷战，明明隔着一扇门，一颗心。可她还是会半夜起来，给我盖一床被子。

这种无声的关怀，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让我难受。

婚姻有时候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生活的全面接管。陈静接管了我的生活，却始终没能接管我的心。而我，享受着她的接管，却又渴望逃离。我们就像两只被困在笼子里的刺猬，想要靠近取暖，却又害怕被对方的尖刺所伤。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陈静已经去上班了。餐桌上，放着温热的牛奶和两个煮鸡蛋。旁边压着一张纸条，是她的字迹，清秀又带着力道。

“把早饭吃了。晚上早点回来。”

我拿起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那天，我没有再去外面“揽活”。下班后，我直接回了家。我想跟她坦白一切。厂里的困境，我的焦虑，我的私房钱。

然而，我酝酿了一路的勇气，在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又泄了个精光。

我妈坐在我们家客厅里，眼睛红红的。看到我回来，她像是看到了救星。

“文军，你可回来了！你快劝劝小静！”

我心里一沉，“怎么了？”

陈静从房间里走出来，脸色苍白，但眼神异常坚定。

“妈，这事您别管了。就这么定了。”又是这句“就这么定了”。

我妈急得直跺脚：“什么就定了！那可是你爸留下的老房子！你说卖就卖？你让我们以后住哪儿？”

我这才明白过来。陈静，要把她爸妈留下的那套老房子卖掉。

“为什么要卖房子？”我看着她，声音都在发抖。

陈-静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决绝：“厂里要集资建房，交十万块钱，就能分一套三室一厅的新房子。还能解决一个正式工名额。”

她顿了顿，目光灼灼地盯着我：“李文军，我们买下来。以后，晓阳毕业了，可以直接进厂，端一辈子的铁饭碗。”

我愣住了。她……她竟然是为了这个。为了给儿子铺一条后路。她甚至没有问过我，就做出了这么大的决定。她卖掉的是她父母留给她唯一的念想，去赌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

“不行！”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都晚了。”她从包里拿出一份合同，拍在桌子上，“中介我已经找好了。明天就签合同。”

我看着那份合同，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凉了。愤怒、羞愧、无力，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我几乎窒息。我辛辛苦苦藏起来的秘密，在她这个惊天动地的决定面前，显得那么可笑，那么微不足道。

我冲到她面前，抓着她的肩膀，第一次对她大吼：“陈静！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我是你丈夫！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她的身体在我手里微微颤抖，脸色白得像纸。但她依旧倔强地扬着头，一字一句地说：“跟你商量？商量了有用吗？李文军，这个家，不能指望你。”

这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精准地刺进了我最柔软、最自卑的地方。

第三章

“这个家，不能指望你。”

陈静的声音不响，却像一声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所有的伪装，所有的自尊，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

我松开手，踉跄着后退了两步。我看着她，这个我叫了几年“妻子”的女人，第一次感到如此陌生。她的脸上没有鄙夷，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理所当然。仿佛在她看来，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

我妈在一旁吓得不敢出声，看看我，又看看她，手足无措。

“好……好……”我惨笑起来，“不能指望我。陈老师，你永远都是对的。”

我摔门而出。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夜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又很孤单。我去了厂里，在空无一人的车间里坐了一夜。那些冰冷的机器，仿佛是我唯一的同伴。

第二天，我没有回家。第三天，也没有。我用兜里仅剩的一点钱，在厂子附近的小旅馆开了个房间。我像一只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用面对那残酷的现实。

第四天，我的BP机响了。是厂里办公室打来的。

“李文军，赶紧来厂长办公室一趟！你爱人把集资款交上来了，十万块！全厂第一个交齐的！厂长要见你！”

我握着BP机，手抖得厉害。她竟然真的把房子卖了。她用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再次替我的人生做了决定。

我失魂落魄地走到厂长办公室。胖胖的刘厂长拍着我的肩膀，满脸赞许：“小李啊，看不出来，真人不露相啊！你爱人，是个有魄力的好同志！支持厂里改革，我代表厂党委谢谢你们家！”

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从厂长办公室出来，我在厂门口看到了陈静。她就站在那棵大槐树下，穿着那件蓝色的连衣裙，人显得很单薄。几天不见，她好像又瘦了一圈。

她看到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我们就这样隔着十几米的距离对视着。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忽然发现，她鬓角的白发，好像又多了几根。

最终，还是她先迈开了脚步，朝我走来。

“回家吧。”她说，声音有些沙哑。

我没有动。

她走到我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卖房子剩下的钱。还有……房产证的名字，我写的是你。”

我低头，看到信封里露出的，是崭新的房产证。户主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李文-军。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再也忍不住了。我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在工厂的大门口，在来来往往的工友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我哭的不是这套房子，而是我那点可怜的、被她小心翼翼维护着的自尊。她用最伤人的话刺痛我，却又用最实际的行动，给了我一个男人所能拥有的一切。她把所有的退路都留给了我，自己却站在了悬崖边上。

那天，我跟着她回家了。

家里，我妈已经走了。桌子上，还摆着她前几天送来的、已经冷掉的鸡汤。

我们一路无话。

直到晚上，躺在床上，黑暗再次将我们包裹。

“对不起。”这次，说这三个字的人，是我。

她没有回答。

“我不该冲你吼，不该离家出走。”我翻了个身，面对着她，“陈静，我……”

我想说，我不是废物。我想说，我也在努力。但话到嘴边，却又觉得无比苍白。

“睡吧。”她打断了我，“明天还要上班。”

我们的和解，就像我们的争吵一样，突如其来，又无声无息。那笔她卖房剩下的钱，我没动，她也没再提。那本写着我名字的房产证，被我锁进了抽屉的最深处，像是在封存一段不堪的记忆。

生活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那次“集资事件”后，我在厂里的地位微妙地提升了。大家都知道我“有本事”，能拿出十万块现金。刘厂长也对我青眼有加，把我从车间调到了技术科。工作清闲了，工资也高了。

而陈静，却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她爸妈的老房子没了，她像是被抽走了主心骨。她话变得更少，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开始尝试着去“补偿”她。我把工资卡重新交给她，学着帮她做家务，学着在晓阳做不出题时，不再和她争吵，而是耐心地陪着儿子一起研究。

有一次，晓阳的学校开家长会。陈静那天正好有课，走不开。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去给晓阳开家长会。

坐在小小的课桌椅里，听着台上的老师念着表扬信，当听到“李晓阳同学”的名字时，我激动得差点站起来。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为人父的骄傲。

家长会后，班主任特意把我留下来，跟我聊晓阳的情况。

“李先生，晓阳这孩子很聪明，就是性格有点……内向，不太合群。”班主任说，“还有，他好像特别怕犯错。有一次考试，一道题他明明会做，就是不敢下笔，怕写错了被他妈妈批评。”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回家的路上，我给晓-阳买了他最爱吃的巧克力。我把他搂在怀里，问他：“阳阳，你告诉爸爸，你是不是……怕妈妈？”

晓阳舔着巧克力，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妈妈对我好。”他小声说，“她给我买好多书，每天都给我检查作业。但是……她从来不笑。”

一个屋檐下最远的距离，是两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却做着不同的梦。我和陈静，睡在一张床上，却一个梦着如何逃离，一个梦着如何掌控。而我们的儿子，夹在我们的梦境之间，连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梦的权利都没有。

晚上，我把班主任的话，委婉地转达给了陈静。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

“我知道。”她低着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一看到他，就想到以后……我怕，我怕我一松懈，他就掉队了。”

“掉什么队？”我忍不住说，“陈静，人生不是赛跑，不是所有人都非要争第一。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不也挺好吗？”

“不好！”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着泪光，“平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我不能让我的儿子，也像……”

她的话，戛然而止。但那未尽之语，像一把钝刀，在我心上反复切割。

——像我一样。

是啊，在她眼里，我就是平庸的代名词。懦弱，无能，不求上进。她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逼迫”，都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儿子，重蹈我的覆辙。

那一晚，我们再次陷入了漫长的沉默。窗外，万家灯火。而我们的家，却像一座孤岛。

第四章

2008年，金融危机的寒风，终于还是吹垮了红旗机械厂这座看似坚固的堡垒。

先是减薪，然后是放长假，最后，那张盖着红色公章的“下岗通知书”，还是落到了我的手上。

拿着那张轻飘飘的纸，我站在厂门口，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我失业了。那个陈静用父母的房子给我换来的“铁饭碗”，碎了。

我不敢回家。

我像一个游魂，在城市里游荡。我看着高楼大厦，看着车水马龙，第一次感到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那段时间，我每天依旧“按时上下班”。早上，我拎着公文包出门，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一天，看人下棋，看人遛鸟。傍晚，我再掐着点，装作疲惫的样子回家。

陈静没有怀疑。她忙着给即将小升初的晓阳联系重点中学，忙着参加各种培优班的试听课，根本无暇顾及我。

纸终究包不住火。

有一次，我坐在公园里发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是我们的邻居，在菜市场卖菜的李婶。

“文军？你……你不是在技术科吗？怎么这个点坐在这儿？”李婶一脸惊讶。

我尴尬得无地自容，胡乱编了个理由：“厂里线路检修，放半天假。”

我不知道，李婶转身就去跟陈静“汇报”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气氛异常凝重。晓阳被关在自己房间里。陈静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我的那份下岗通知书。

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翻出来的。

“什么时候的事？”她问，声音平静得可怕。

“……一个月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我喉咙发干，“我怕你担心。”

“怕我担心？”她忽然笑了，笑声里充满了讽刺，“李文军，你不是怕我担心，你是怕我瞧不起你。在你心里，我就是那么一个嫌贫爱富的女人，是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急忙辩解。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站起来，一步步逼近我，“你每天装模作样地去‘上班’，把我当傻子一样骗，很有成就感吗？你觉得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比这个家更重要吗？”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

我被她逼到墙角，退无可退。积压了十几年的压抑、委屈和不甘，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是！我就是怕你瞧不起我！”我红着眼，对她嘶吼，“从结婚那天起，你就瞧不起我！你觉得我没本事，没主见，什么都得听你的！你卖房子给我买工作，你给儿子规划人生，你问过我一句吗？陈静，你扪心自问，你真的把我当成你的丈夫，而不是你人生规划里的一个道具吗？”

我们把家，变成了最压抑的战场。争吵的地点，从客厅，转移到了不足十平米的车内。

那是我借了朋友的一辆破夏利，想带她和孩子去郊外散散心，缓和一下关系。结果，车开到一半，又因为晓阳升学的事情吵了起来。

狭小的空间里，每一句指责都被无限放大，回荡在耳边，震得人头皮发麻。

“你懂什么教育！你除了会惯着他，你还会干什么？”

“我至少知道他是个孩子，不是你实现梦想的机器！”

“我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不让他活得像你一样窝囊！”

“你再说一遍！”

“吱——”

我猛地一脚刹车，车子在路边划出一道刺耳的声音。晓阳在后座吓得尖叫起来。

我们都愣住了。

“下车。”我哑着嗓子说。

“李文军，你疯了？”

“我叫你下车！”我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咆哮。

陈静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失望。她拉开车门，走了下去。我一脚油门，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把她和晓阳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蹲下身，紧紧地抱着吓坏了的晓阳。那个瞬间，我忽然意识到，我做了一件多么混蛋的事。

我在路边停下车，趴在方向盘上，狠狠地给了自己两拳。

成年人的崩溃，就是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我没有哭，只是觉得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调转车头，开了回去。

她们还在原地。陈静脱下了自己的外套，披在晓阳身上。初秋的风，吹起她单薄的衣衫。

我停下车，不敢下去。

她看到了我，抱着晓阳，朝我走来。她没有骂我，只是拉开车门，把晓阳放进后座，然后自己坐进了副驾驶。

“回家。”她说。

一路死寂。

那次争吵后，我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冷战。我们分房睡，同桌吃饭，却一句话都不说。这个家，冷得像冰窖。

我开始疯狂地找工作。我放下了所谓的“大学生”身段，去工地扛过水泥，去饭店端过盘子，去给人家送过煤气罐。我用汗水和辛劳，挣来一份微薄的收入，然后把钱放在餐桌上。

她会收下，然后在我晚归时，留一盏灯，和一碗温在锅里的饭。

我们就像两个在冰面上行走的人，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衡，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话，生怕脚下的冰层再次碎裂。

我以为，我们的婚姻，就会这样在沉默中，慢慢走向终点。

直到有一次，我教我爸妈用电脑。

我爸妈年纪大了，对这些新鲜玩意儿一窍不通。我花了一下午，教他们怎么开机，怎么用鼠标，怎么上网看新闻。我妈笨手笨脚，鼠标总是不听使唤，点半天都点不到想去的地方。

“哎呀，这玩意儿太难了，学不会！”我妈急得直摆手。

“妈，别急，你慢慢来。”我握着她的手，控制着鼠标，一遍一遍地教她，“你看，这个箭头，对准这个图标，轻轻点两下……”

我极尽耐心，没有一丝不耐烦。

陈静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书房门口。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眼神复杂。

晚上，她第一次主动走进了我的房间。

“我们……谈谈吧。”她说。

我坐在床边，心里七上八下。我以为，她要提离婚。

“李文军，”她在我身边坐下，我们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晓阳的重点中学，联系好了。赞助费要三万。”

我心里一沉。三万，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钱的事，你不用管。”她似乎看穿了我的窘迫，“我想说的是……我今天看到你教爸妈用电脑，很有耐心。”

我愣住了，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提这个。

“你对我，对晓阳，好像从来没有过那样的耐心。”她低着头，声音很轻，“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让你觉得很累？”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我看着她，这个永远强势、永远正确的女人，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了不确定的、脆弱的一面。她的问题，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我心中某个尘封已久的角落。

累吗？

累。

可是，当我在工地累得直不起腰时，想到家里还有一碗热饭，当我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时，想到儿子那张贴满奖状的墙，我又觉得，一切都值得。

我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声音沙哑：“陈静，我们……是不是都错了？”

第五章

“我们是不是都错了？”

这个问题，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们之间死寂的湖面，激起了一圈圈涟漪。

陈静没有回答。她只是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我看不懂的疲惫、委屈，还有一丝……迷茫。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坚冰，开始有了融化的迹象。我们不再分房睡，虽然依旧同床异梦。我们开始有了零星的交流，关于晓阳的学业，关于我新找的工作。

我进了一家私人的装修公司，从学徒做起，学贴瓷砖，学铺地板。工作很辛苦，身上总是沾满了灰尘和油漆，但收入比以前在工厂时高了不少。每天能拿到实实在在的现金，让我有了一种久违的踏实感。

陈静没有再说过任何瞧不起我的话。她会帮我洗掉沾满污渍的工作服，会在我晚归时，给我准备好热水泡脚。有一次我手上被切割机划了一道口子，她看到后，二话不说，拉着我就去了医院，挂号、缴费、包扎，全程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从医院出来，我看着她紧绷的侧脸，忍不住说：“小伤，没事的。”

她停下脚步，转过头来，眼睛红红地看着我：“李文军，你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就塌了。”

这是她第一次，承认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又酸又胀。

我以为，我们会就这样，慢慢地，重新找回做夫妻的感觉。

但生活的考验，远未结束。

晓阳上了初中，进入了青春期。他像一只长满了刺的刺猬，开始抗拒我们所有的管教。他不再是那个听话的“学霸”，成绩一落千丈，学会了逃课、上网吧，甚至跟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搅在一起。

陈静为此急得焦头烂额。她动用了她所有的“班主任”手段，跟踪，查岗，翻他的书包。结果，只换来晓阳更激烈的反抗。

“你别管我！”

“我的人生，不用你来安排！”

“我讨厌这个家！”

母子之间的争吵，成了家里的家常便饭。每一次，都以晓阳摔门而去，陈静默默垂泪而告终。

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我劝陈静：“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你得学会放手。”

她红着眼对我吼：“放手？我怎么放手？他现在走错一步，毁掉的就是一辈子！”

我又去劝晓阳：“你妈妈都是为你好。”

晓阳冷笑着说：“为我好？她是为她自己好！她就是想让我活成她想要的样子！爸，你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你这辈子，有过一天是为自己活的吗？”

晓阳的话，像一把利剑，再次刺穿了我伪装的平静。

是啊，我这一辈子，有过一天是为自己活的吗？

那段时间，家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陈静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人也肉眼可见地憔悴下去。她的口头禅，不再是“就这么定了”，而变成了长长的、无尽的叹息。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陈静坐在晓阳空荡荡的房间里，手里拿着一本相册，无声地流泪。相册里，是晓阳从小到大的照片，从一个粉雕玉琢的婴儿，到一个虎头虎脑的儿童，再到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轻轻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她靠过来，把头埋在我的肩上，压抑了许久的哭声，终于爆发出来。她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身体剧烈地颤抖着。

“文军……我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真的错了……我把他逼得太紧了……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我抱着她，任由她的眼泪浸湿我的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只能一遍遍地抚摸着她的后背，说：“不怪你……不怪你……”

信任就像一张纸，皱了，就算抚平，也恢复不了原样。我们和儿子之间的信任，早已在一次次的争吵和控制中，变得千疮百孔。而我和陈静之间，那张名叫“婚姻”的纸，也早已布满了褶皱。

我们决定，要一起把这张纸，重新抚平。

我们开始学习“放手”。我们不再没收晓阳的手机，不再限制他的零花钱，不再追问他去了哪里。我们只是在他晚归时，给他留一碗面；在他成绩下降时，对他说“没关系，下次努力”。

晓阳似乎也察觉到了我们的变化。他回家的次数多了，虽然依旧沉默寡言，但眼神里的戒备和敌意，少了很多。

转机发生在一个雨夜。

晓阳又是一夜未归。陈静一整晚都没睡，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凌晨三点，电话响了。是派出所打来的。

说晓阳跟人打架，被带到了所里。

我们俩魂飞魄散，披上衣服就往外冲。

在楼梯间，光线昏暗，我看到陈静的腿一软，差点摔倒。我赶紧扶住她。她的手，冰凉得像一块铁。

“别怕，有我。”我握紧她的手。

到了派出所，我们看到了鼻青脸肿的晓阳，和他旁边几个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朋友”。

民警告诉我们，是晓阳为了“保护”一个被欺负的同学，才跟人动了手。

那一刻，我和陈静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震惊和……一丝欣慰。

从派出所出来，我们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晓阳低着头，走在我们中间，一言不发。

“为什么打架？”陈静终于开口，声音平静。

“他们……欺负我同桌。”晓阳小声说。

“手疼吗？”我问他。他的手背上，全是擦伤。

晓阳摇了摇头。

“以后，遇到这种事，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告诉老师，或者……告诉我们。”陈静说。

晓阳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地看着我们。他以为，等待他的，会是一场狂风暴雨般的责骂。

“走吧，回家。”我搂住他的肩膀，“你妈给你熬了粥。”

回到家，陈静去厨房热粥。我给晓阳处理伤口。

“爸，”晓阳忽然开口，“对不起。”

“傻小子，说什么对不起。”我揉了揉他的头发，“你没错。你是个男子汉。”

晓阳的眼圈红了。

那天晚上，晓阳喝了两大碗粥。临睡前，他走到我们房间门口，对陈静说：“妈，明天……你能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陈静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用力地点着头：“去，妈一定去。”

那一晚，我和陈静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文军，”她忽然翻过身，面对着我，“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一直都在。”

黑暗中，我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不再冰冷。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在茶馆里，对我提出“闪婚”要求的清冷女老师。那个在婚礼上，眼神坚定的新娘。那个为了儿子，卖掉父母房子的母亲。

她一直那么强势，那么坚硬，仿佛无所不能。

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她的坚硬，只是一层保护壳。壳里面，包裹着的，是一个柔软的、会害怕、会受伤的女人。而我，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真正触摸到那份柔软。

第六章

晓阳的“打架事件”，像一个分水岭，彻底改变了我们家的氛围。

他不再叛逆，虽然依旧有青春期的沉默和固执，但他开始愿意和我们交流。他会跟我们讲学校里的趣事，会跟我要钱买他喜欢的球鞋，甚至会在陈静生日的时候，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给她买一支廉价的康乃馨。

陈静拿着那支花，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宝贝似的插在瓶子里，逢人就说：“我儿子送的。”

而我，在装修公司的活儿也越来越顺手。我从学徒变成了师傅，手下也带了几个小工。我不再是那个懦弱、被动的李文-军，我开始学着为自己的生活做主。

我们家，终于有了“家”的样子。

日子就这样，在平淡和温馨中，又过了几年。晓阳考上了一所不好不坏的大学，去了外地。家里，又恢复了我和陈静两个人的生活。

送走晓阳那天，陈静在火车站哭得稀里哗啦。回来的路上，她一直靠着车窗，一言不发。

我知道，她又回到了那种不安的状态。儿子，是她这半辈子唯一的寄托和重心。现在，重心突然抽离，她的世界，空了。

我把车停在江边，拉着她下车散步。

“以后，就剩我们两个老家伙了。”我说。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江面上来往的船只。

“陈静，”我鼓起勇气，说出了那句迟到了二十多年的话，“以后，换我来照顾你。”

她身子一震，转过头看着我。江风吹起她的白发，我看到她眼里的泪光。

她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把手，放进了我的掌心。

我们开始学着像普通夫妻那样生活。我们会一起去逛菜市场，为了一毛钱的差价跟小贩争论半天；我们会晚饭后一起去公园散步，看大妈们跳广场舞；我甚至重新买了一辆自行车，天气好的时候，载着她去郊外看油菜花。

她坐在后座，轻轻地搂着我的腰。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是放松的，是依赖的。

有一次，我们翻看旧相册，看到了那张25年前的结婚照。

“你看你，笑得跟个傻子似的。”她指着照片上的我，笑了。那是她这些年来，笑得最开怀的一次。

“那你呢？绷着个脸，跟谁欠你钱一样。”我也取笑她。

她嘴角的笑容，慢慢淡了下去。她抚摸着照片上年轻的自己，轻声说：“那时候……是挺怕的。”

“怕什么？”我追问。

她摇了摇头，没有说下去。

那个深埋在她心底二十多年的秘密，依旧是一扇紧闭的门。我没有再问。我想，有些事，她不想说，我就不问。只要我们现在好好的，就够了。

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开玩笑。

陈静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她常常头晕，耳鸣，记忆力也变得很差。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更年期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

直到有一次，她在厨房做饭，突然就晕倒了。

我疯了一样把她送到医院。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检查，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医生指着一张CT片，对我说，“她的大脑里，长了一个肿瘤。从位置和形态来看，恶性的可能性很大。”

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我靠在医院冰冷的墙上，双腿发软，几乎站不住。

陈静。我的陈静。那个永远强势、永远健康的陈静，怎么会……

我不敢把真相告诉她，只说是劳累过度引起的低血糖。她信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说自己没事。

我请了假，寸步不离地守着她。我给她喂饭，给她擦身，给她讲笑话。我装作若无其事，可每当看到她日渐消瘦的脸，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

那天晚上，她睡着后，我一个人躲在医院的楼梯间，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

我恨。我恨老天不公。我们才刚刚开始像一对真正的夫妻那样生活，为什么就要把她从我身边夺走？

哭过之后，我擦干眼泪。我知道，我不能倒下。就像她当年说的，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现在，轮到我为她撑起一片天了。

我偷偷联系了北京最好的脑科医院，把她的病历传了过去。我咨询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借遍了所有能借的钱。我要救她，不惜一切代价。

就在我准备带她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文军，”她拉着我的手，眼神异常清醒，“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又是这句话。和多年前那个夜晚，一模一样。

我再也伪装不下去，眼泪夺眶而出。

她没有惊讶，也没有慌乱。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然后抬起手，轻轻地帮我擦掉眼泪。

“别哭。”她说，“我知道自己的身体。”

我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文-军，”她看着我，目光前所未有的温柔，“有件事，我瞒了你一辈子。现在，我想告诉你。”

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还记得我们相亲那天吗？”她轻声说，“我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嫁给你？”

我点了点头。这是困扰了我半生的谜题。

“相亲前一个星期，我拿到了我的体检报告。”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颗炸弹，在我耳边轰然炸响，“医生说……我可能……很难怀孕。我们家有遗传病史，我妈妈就是因为这个，很早就去世了。”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当时都快三十了，我怕，我怕我这辈子都当不了妈妈。我不敢告诉任何人。王婶跟我说起你，说你老实，本分。我想起了高中时候的你，虽然闷了点，但心眼不坏。我当时想，我赌一把。”

“我赌你不会嫌弃我，赌你会对我好。我着急结婚，就是想……趁着还年轻，赶紧要个孩子。我甚至想过，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孩子，我就跟你离婚，不能耽误你。”

“所以……你卖房子，逼晓阳学习，都是因为……”我声音颤抖。

“我怕。我怕他像我一样，被命运捉弄。我怕我给不了他最好的，怕我有一天会突然离开，他一个人怎么办……文军，对不起，我把我的恐惧，都强加在了你和孩子身上。”

我们用半生去误解一个人，再用剩下的半生去原谅。这一刻，所有积压在我心中二十多年的怨怼、不解、隔阂，都烟消云散。我终于明白了她所有强势和专断背后的脆弱与深情。

她不是不爱我，她是太害怕失去。她用尽全力，去抓取那一点点可怜的安全感，为我，为儿子，构建一个她以为坚不可摧的堡垒。

我俯下身，把头深深地埋在她的颈窝里，像个迷路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不晚……陈静，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抱着她，泣不成声，“我们去北京，最好的医生，一定能治好你。我们还有下半辈子。”

第七章

我们最终还是去了北京。

晓阳也从学校请了假，连夜赶了过来。在病房外，我把陈静的病情告诉了他。这个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子，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爸，都怪我……如果我以前懂事一点，不惹我妈生气，她是不是就不会……”

我拍着他的肩膀，摇了摇头：“不怪你。这是命。但我们，不能认命。”

手术前一天，陈静把我叫到床边。她已经很虚弱了，说话都有些费力。她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交给我。

“这里面，是这些年……我存下的一些钱。不多。如果……如果我下不了手术台，你和晓阳，别太难过。把我的骨灰，一半撒在江里，一半……带回我爸妈的老家。”

“别说傻话！”我打断她，握紧她的手，“你会没事的！我跟晓阳，都等着你回家。”

她笑了笑，那笑容，苍白却温柔。

“文军，这辈子，嫁给你，我不后悔。”

手术进行了十三个小时。

我和晓阳在手术室外，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十三个小时。时间，仿佛被凝固了。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和陈静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

1995年，红星茶馆，她清冷地对我说：“李文军，我们结婚吧。”

新婚之夜，她问我：“你是不是后悔了？”

我买回玫瑰花，她皱着眉说：“不如买五斤肉。”

她把写着我名字的房产证交给我，自己却失去了唯一的家。

她在我离家出走后，依旧给我留着一碗热饭。

她在晓阳的家长会上，因为儿子送的一支康乃馨，笑得像个孩子。

还有现在，她躺在手术台上，生死未卜。

我才发现，这个我曾经以为是“班主任”、“女强人”的女人，早已在我生命里，刻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她的强势，她的脆弱，她的爱与怕，早已和我的人生，血脉相连，无法分割。

当手术室的灯，终于由红转绿时，我几乎虚脱。

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欣慰。

“手术很成功。肿瘤是良性的，已经全部切除了。”

我和晓阳，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

三年后。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声音在客厅里嗡嗡作响。

陈静坐在沙发那头，手里织着毛衣。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气色很好。手术后，她恢复得不错，只是耳朵比以前更背了。

晓阳大学毕业后，没有进什么工厂，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设计工作室，忙得脚不沾地，但很快乐。他找了个女朋友，一个很爱笑的姑娘，两人计划着明年结婚。

我看着坐在沙发上的陈静，她正低着头，专注地织着给未来孙子的毛衣。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光晕。

我走到她身边，坐下。

“织得怎么样了？”我问。

“快了。”她抬起头，对我笑了笑，“你看，这花样好看吗？”

我拿起那件小小的毛衣，上面织着可爱的云朵图案。

“好看。”我说。

我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想把电视声音调小一点。我的手指已经按在了减音量的键上。

陈静似乎察觉到了，说：“吵到你了？”

我看着她，她的眼神里，带着一丝询问和歉意。

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我们因为这个音量，在心里各自生着闷气。那时，我觉得这35的音量，是她强加给我的霸道。而现在，我只觉得，这嗡嗡作响的声音，是这个家最动听的交响乐。

它意味着，她还在，我们都还在。

我的手指，在遥控器上停住了。

我放下遥控器，转而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温暖而柔软，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我想对她说一句“我爱你”，这句我欠了她一辈子的话。

可话到嘴边，却又觉得，所有的语言，在这一刻都显得苍白。

我只是用力地，回握住她的手。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也用力地，握紧了我。

客厅里，电视机依旧在响着。音量35，不高不低，刚刚好。

来源：山顶上眺望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