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上有些人，活着就像一面旗子，哪怕这旗子被风雨裹成一团烂布，竖那儿，还照样有人认。亚塞尔·阿拉法特，就是这样的家伙。这老头儿晚年那三年，别提有多苦了——拉马拉的穆卡塔，明明是个办公地，愣是给他住成了半拉废墟似的小监狱。内外都是尖利的石头、废弃的铁皮和伤痕累累
世界上有些人，活着就像一面旗子，哪怕这旗子被风雨裹成一团烂布，竖那儿，还照样有人认。亚塞尔·阿拉法特，就是这样的家伙。这老头儿晚年那三年，别提有多苦了——拉马拉的穆卡塔，明明是个办公地，愣是给他住成了半拉废墟似的小监狱。内外都是尖利的石头、废弃的铁皮和伤痕累累的沙袋，身边的安保员顾不上英武，天天和泥巴灰尘扛一块儿，累死累活地垒防线。这仨年啊，说实话，挨一天是一天，他打的可不是普通的仗，那是真正的“生存”关卡。
阿拉法特怎么混成这样，得从他的底子说起。这人说到底，是埃及开罗的孩子，父母的根在巴勒斯坦土里，可身上却满是那种阿拉伯旧城巷子里、灰头土脸捡回来的倔强。母亲早早撒手，家里只剩叔叔和姐姐陪他，一点没惯着他。他没等学出什么名堂，心里那股不服输的火就烧了起来。土木工程没学成“高楼大厦”的志向，倒被“阿拉伯民族独立”这四个字点燃了。他比起在实验楼里对图纸吹灰，更爱在小巷咖啡馆听人辩论，扯着沙哑的嗓子跟人争“我们人该有自己的地盘”。
转折点来了，那是1948年，巴以第一次大冲突。他这时候说是留学生，其实就是个愣头青，满脑子里“祖国、战斗、解放”这些词汇。他身上的那副横冲直撞，做人看中骨气的劲儿，让他从穆斯林兄弟会一路搞到了地下行动组，常常一夜之间消失，第二天又带伤回来。开罗的巴勒斯坦学生圈都知道，一个戴大眼镜、最爱吵架的家伙——那就是拉法特。人送外号“艾布·阿玛尔”——后来整个中东都怕的名号。
要说有些人的命，是在动乱里越搅越清。他1950年代末一合伙，创立了法塔赫（Fatah），那会儿谁敢明面上喊“武装抵抗”，不是胆子大，就是心太黑，偏偏他两个都有。法塔赫刚开始时，装备寒酸，人都是地下招来的，枪有缺口，弹药东拼西凑。阿拉法特整天给身边人讲：“我们就像井里青蛙，先蹦出来再说！”
1969年，终于轮到他登场，当了巴解组织大头目。街头巷尾、小喝摊儿甚至半夜广播里，都是他的军装、那条永不会老的黑白格头巾。“阿尔-卡菲耶”，那就是巴勒斯坦身份标志。这个头巾，说白了也是两难。怕的是子弹，藏着的是心计。他跑了一地流亡，黎巴嫩、突尼斯，每次出门都得踩着自己的影子逃，也能一边装镇静一边和西方媒体侃“我们要和平”。
他和拉宾那场握手，说大不大，说小却确实震翻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一边痛骂他背叛老阵线的人满地都是，一边呼唤他当救世主的小孩子也在大街上追着“爸爸，快看！”荒诞的是，就像弄堂里的猫和狗打架，和和闹闹永无休止。全世界盯着他那双越来越疲惫的眼，也没人真信“这回就能消停了”。
2000年的坎普戴维那场谈崩，像是猜得到的结局。美国佬笑呵呵端着橙汁，中东人窝火地搅拌咖啡渣，阿拉法特呢？冷眼在那儿听俩大国象下棋，自己明知道没几条路好走。下一年，以色列更干脆，沙龙一句话，把他扔进穆卡塔那破屋里，“让你做个笼中狮”。阿拉法特那时候其实明白，这回不是沉默，是谁都不打算理你了。
要不是穆卡塔曾经是英军留下的老监狱，估计那会儿阿拉法特早被炸飛了。外面天天有坦克隆隆晃过，院墙被推得像火柴盒碎了一地。我们小时候总听爸妈说“家里保安那都是亲人”，在他那，安保组就是娘家人、兄弟伙。他们炸掉的窗户、塌了的天花板、泡了水的档案卷，全靠一堆沙袋和斑驳铁桶搭起来的桥护着。你要讲现代武器多厉害，阿拉法特只摇头：人最大胆子才是真武器。
2002年那会儿，穆卡塔已经能闻到焦糊味了。坦克炮口老顶着墙根，动不动就是一发追踪弹。但这帮守卫，翻遍了每个角落，连厨房铁皮门后也堆满了沙袋。缺吃的日子多到数不清，通常早餐就是发霉的面包蘸罐头，到了夏天室内温度比外头都闷，汗水把衣服贴成一层泥。彼时巴勒斯坦的外头流言四起：有人说阿拉法特要逃，有人说他疯了，有人猜他会投降。他呢？最远也就能走到三楼会议室，唯一的活动就是在房间晃一圈。朋友来见他，都是偷偷绕过沙袋隔栏，一路犬牙交错地摸进来，几乎像偷袭一样。采访他的记者后来回忆，那股屋子里的汗味和潮气夹杂着报纸油墨，“什么都被压住了，只有那盏小台灯还亮着”。
其实那帮安保员真没受过啥正规训练，多数就是普通小镇青年，有的甚至受过子弹创伤还坚持守着这个领袖，他们不是守护权力，而是守朋友、父辈托付的希望。有人在阿拉法特生日那天偷偷给他送了家乡来的橄榄枝，无论多破的院子，总还是得保留点盼头。
随着时间溜走，阿拉法特原本身板就结实的身体也开始“闹情绪”了。他有一种说不清的抖动，握手的时候总得拿支笔掩饰。他自己也不愿多说，反倒爱上了骑固定自行车，从凌晨四点到厨房门口来来回回踩，仿佛一脚下去就能催生点新希望似的。到了饭点，他嘴里常念着“真主慈悲”，其实一勺蛋黄酱也成了难得的甜头。
穆卡塔最难的那些夜晚，是外面下着炮弹雨，屋里照样点着分叉的蜡烛办公。外界都在猜，这老头还能撑多久？可他常常一夜不睡，批着文件念念碎，偶尔写两句“我们不能放弃”的纸条塞给守夜的安保员，看似随口，其实是怕大家熬不下去。
最戏剧的一幕，是2002年9月那场大围困。以军的坦克都堵到大门口，气氛僵到极点。安保组硬是扛着破旧的老式步枪，在沙袋背后当活靶子，愣是一下午没让出过半步。对峙里，还有大爷在外头丢石头，争先带着孩子喊口号——谁说普通人不懂大事，那些只会用沙袋、石头拼命的，就是这个民族真正的骨头。
好景当然不长。阿拉法特一年比一年瘦，老毛病反复发作。马路上传来新一波爆炸的消息，小院子里却连蜂蜜都快断炊。他把全部精力倾进了“扛着”本身。这苦熬三年下来，连生日都成了例行公事，没什么喜悦，一切都陷在等待和绝望里。有一回他闷了三天，突然让人拿了巴勒斯坦国旗，自己在沙袋背后站起身，咧咧嘴露出一点笑容，像是要给堂下的人打气。
2004年秋天，身子到底熬不住劲了。医生轮番来去，什么病毒性肠炎都说一遍，谁也拍不准病根。等决定出国治疗那天，一架早已准备好的老式直升机轰隆着飞进院子，安保组护着他艰难走出院门，那画面像让人一夜回到流亡年代。到了巴黎医院，他已经站不住，连说话都靠手势。新闻全世界乱哄哄，“阿拉法特是不是被下毒了？”这种阴谋论满天飞。这期间，医院走廊常有中年男人偷偷抹泪，旁边的十来岁的男孩抓着照片使劲研究领袖最后的样子。
他到底怎么没的，至今是谜。有人发毒誓说那是以色列干的，也有人觉得就是病熬坏了身子。瑞士那些专家捏着一张张化验单，说是钋-210太多，法国那边又反驳，说环境里本就有这些元素。只有拉马拉的老农坚定得很，一边给自家橄榄树围着土堆一边念叨：咱的头儿，终究是让敌人害死的。
葬礼那天的场面真混乱。装着阿拉法特的棺材几乎被人群抬跑，大家又哭又抢，有人把耶路撒冷土撒在上面，还有人使劲用手去摸“领袖也沾点家乡土气”。抢到最后，还是安保员扣着扳机冲天开了两枪，才让那薄板棺材安稳落进穆卡塔那片废墟角的新坟里。
从此以后，阿拉法特生前的那张桌子、翻开的《古兰经》、桌角的那瓶半干牛奶，都成了纪念馆的“圣物”。拉马拉新盖的阿拉法特博物馆门前，老街坊偶尔带孩子去看，说：“别忘了，这地方，有人替你撑过三年。”政治风向换了又换，新领导呼声再高也没人能像他那样，一边握住橄榄枝，一边攥着枪杆子。和平、斗争，这两个词的死结，阿拉法特一生都没能解开。就像我们隔着电视机看那片土地，甭管新闻怎么播，好像总有一个老头，用沙哑声音说——别让橄榄枝掉下来。
这世界，有些人的结局是谜，但他们活着那劲头，那些流过的汗水、挤过的废墟和破烂桌子，却一年年在老百姓心里不烂。阿拉法特没见成自己的国，可写下了一个时代的骨头，他留下的困局和盼头，都还在那块土地上吊着口气。剩下的故事，可能谁也说不清了。
来源：花丛中吟诗的雅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