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正蹲在工地走廊的水泥袋上，用一次性纸杯接凉白开，手机在口袋里震个不停，像有小虫子在心口打转。

我正蹲在工地走廊的水泥袋上，用一次性纸杯接凉白开，手机在口袋里震个不停，像有小虫子在心口打转。

“你快回来，子航不见了。”妻子的声音像被冷风擦过，细而急。

我攥着手机问：“咋不见了？”

“下午班里说丢了买校服的钱，他被点名了，他说没拿，转身就走了，晚上没回家。”

电话那头有衣物摩擦声，像缝纫机的踏板在暗处一下一下往前推。

我愣了三秒，心口一紧，像有人往里塞了块冰。

“我请假，马上回。”

“你那边工钱……”她的声音发颤，还是替我打算。

“急啥哩，命要紧。”话出口，我听见自己的东北腔更重了些。

我挂了电话，夜风从安全网里灌进来，潮里混着一点海腥味。

工地对面是电子厂，窗格子像整齐的蜂巢，白灯正亮着。

楼下小卖部电视里播放康佳的广告，配乐清亮，像这城市快得喘不上来的节奏。

我的心却往回拽，拽回松花江边那个冬天一到就开裂的县城墙角，拽回儿子站在校门口的样子。

我去找领班，领班正抱着一盒螺丝，听完我的话，眉毛皱成钩子。

“临时走？”他看了看表，又看我，“这批活儿卡着进度。”

“孩子走了。”我看着他，喉咙发干。

旁边的阿强搭话：“师傅，家头件大，得闲放他走一趟，唔该。”

领班想了想，指头在盒盖上点了两下。

“走吧。”他说，“明天算事假，回来把这段补上。”

我谢他，谢得心里发烫。

刚转身，手机又响，是同乡老纪。

他在福永那边的模具厂打夜班，听说后只说四个字：“先买票去。”

他的嗓音粗，却稳。

我冲出工地，迎面是湿热的风，夜里有一种涨潮的味道。

路边榕树的根把水泥顶成一道道裂缝，电动车穿梭，喇叭短促。

握手楼窗里有各地口音，客家话、粤语、四川话、东北话和饭菜香一起冒出来。

我拐进网吧旁的售票点，红纸写着“春运加班车”，窗口玻璃擦得发花。

售票员抬眼看我，“回东北？直达没票，转的凌晨四点发，硬座。”

“整不整得？”我问。

“整得。”她把一张薄票从窗口递出来。

我从布票夹里抽钱，手一松，一枚旧硬币叮当地落地，滚进柜台底。

那是我随身带的“顺手钱”，也是子航小时候说要“买火车”的许愿币。

我弯腰去够，指尖摸到冰凉的地砖。

售票员笑，用尺子把它拨出来。

我揣好票，摸到另一样东西——一只旧表，上海牌，表面有道划痕。

那是父亲留下的，我从没舍得戴，怕再划一道。

我把它扣在手腕，秒针抖了两下，像从多年寂静里醒过来。

回宿舍，我把仅有的换洗衣服塞进黑色编织袋。

阿强递给我一个米黄色塑料饭盒：“路上吃，热量足。”

他挤挤眼，粤式普通话轻轻地点着调，“兄弟，稳住先，孩子多半懂事。”

同乡老纪赶来，把两百块压在我手里。

“拿着，在外头，钱是胆儿，甭念叨。”他用东北话笃定地说。

街灯底下，纸壳被风吹得咯吱响，夜色像一锅熬稠的汤罩在深圳的天上。

我的心像锅边翻滚的泡，咕噜咕噜往上冒。

一想到子航一个人站在人群里，低着头，我胸口像被掏空。

火车站人流密密，像一条不停流动的河。

看着表针，秒针一圈圈擦过。

人挨着人，背着大包小包，塑料绳勒得手背一道道红印。

广播里播着穗广线晚点的信息，旁边有人抱怨，有人笑。

一个孩子趴在行李上睡着，嘴角挂着一点口水。

中年妇女扭开热水瓶，白气冒出来，带着铁锈味和茶叶香。

我突然很想家里的搪瓷缸，蓝边的，掉了漆，露出一点铁皮。

上车时，我把饭盒夹在胳膊下，挤进硬座。

对面坐一位戴红孩子帽的老太太，她拎着一袋花生，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摆手，她又推，“吃一点，垫垫。”她是客家口音，慢条斯理。

“唔该。”我接过两粒，心里暖了一下。

我掀开饭盒，白米里压着两块红烧肉，那是阿强说“热量足”的依据。

那一刻，我觉得深圳不是只有钢筋水泥，也有炉火一样的人心。

火车驶出深圳时，霓虹像河水被划开的鱼鳞，迅速倒退。

我的思绪却向北，越过铁路和田野，回到儿子的书桌前。

他起初的字像蚯蚓，后来像细细的鱼骨，根根立起来。

年前我答应他，等发了这个月工资，买校服，买他盯了很久的帆布鞋。

那天他嗯了一声，把折好的钱夹进作业本里。

我没想到，孩子会自己把校服钱交了，却被误认为拿了班费。

凌晨，车厢里睡着的人脑袋一歪一歪，像半枕的玉米棒。

我不敢闭眼，怕一闭，心就会更慌。

手机震了一下，是妻子：“我去王老师家了，老师说明天再说，你路上多保重。”

她在短信里加了个括号笑脸，她不太会用手机，那个笑脸是她能给的安定。

第二天中午，火车到省城，我再转县城的绿皮车，慢得像在田里走。

窗外白杨树比记忆里矮了，或者，是我的目光位置变了。

到县城站台，我背着编织袋往外冲。

出站口墙上还是旧墙皮，裂得像河床。

空气里是煤味儿、雪后的冷甜，还有土豆炖酸菜的香。

我先直奔学校。

校门口换了电子屏，滚动着红字：“自强、自律、自尊”。

门卫老李戴着棉耳罩，我喊他：“老李，子航回去没有？”

老李愣了一下：“昨晚没见，中午也没影。”

我又去王老师家。

楼道里贴着“安利”的宣传单，门口两双小拖鞋摆得整齐。

王老师开门，看见我，眼神一软。

“你回来了。”她侧开身让我进门，手下意识捋了下衣角。

她倒了杯热水，水汽冒起来。

“昨天的事，是我这边工作不到位。”她开口，声音放低。

“班费是小刘拿回家给奶奶放灶台上了，奶奶误收进米缸，早上才翻出来。”

她顿了顿，“我下午联系了孩子家长，钱找到了。”

我喉头一松又一紧，像喘了一口不敢喘的大气。

“孩子受委屈了。”我说。

“确实。”她点头，“等他回来，我不在班里说了，找个合适的机会聊，给孩子留面子。”

她的分寸让我心里暖了一下。

我谢了她，转身下楼。

楼道灯罩落了层灰，像一层薄雾。

我想起子航爱用脚蹬这阶梯的铁栏杆，吱呀一声，像少年没拧紧的火。

下午，我和妻子分头找，她沿菜市场往南，我沿江堤往北。

江面薄冰未退净，芦苇秆黄中带白，风一吹，像一群老人点头。

我一路喊，嗓子发哑。

经过一家小书摊，老板打瞌睡，塑料布边缘用啤酒盖压着，翻卷起小浪。

玻璃门上有几道白白的霜划痕，我凑近看，愣住了。

那是子航的字：“爸，别找，我没拿钱。等我考完试，自己买。”

字里有股硬劲，笔画收得紧。

我伸手摸玻璃，冰凉得像井水，却把心窝子焐热了。

我顺着这句话去找，找到了县图书馆。

门口的旋转门吱嘎慢吞吞，像怕惊扰里面的书。

空气里是纸张的甜腻味。

孩子们坐在窗边，阳光铺在他们头发上，像一层细细的毛。

靠窗的位置，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少年埋头写字，身边放着地理和数学作业本。

我不敢惊他，坐在后排，看他的肩膀一上一下。

他的肩膀比记忆里窄了一点，却更挺直。

我的心像被轻轻放下，落地无声。

“子航。”我轻声叫。

他回头，眼镜后那双眼睛先是一怔，然后潮起来。

“爸。”他叫。

我什么也没说，伸手，他把手伸过来。

父与子之间的空气像拧紧的绳子在一瞬间松了口。

旁边有人轻咳，提醒我们这里是图书馆。

我笑了，笑里带一点自嘲，也带谢意。

我们走出图书馆，阳光在地上分成一格一格，像足以分割过去和现在的尺子。

他背着书包，我拎着编织袋。

一路上，他说得很少，我也不问。

有些问，是问给自己听，不如等。

孩子的自尊像冬日玻璃上的霜花，稍一哈气就化了，化了不代表没有，是变成看不见的水汽，贴在心上。

回到家，妻子正在搅锅里的粥，粥里白米翻滚，银耳花开。

她抬头看见我们，眼泪“啪”地掉，随即飞快用袖口抹了抹。

“吃没吃？”她问。

“吃了。”子航回答，这是他一天里最长的一句。

晚上，王老师打来电话。

她的声音真诚，句句有分寸：“我会和孩子好好谈，他有骨气，是好事。”

“辛苦了。”我说。

放下电话，我在桌上摆三只碗，仍旧是那样的摆法：左边是儿子的，右边是妻子的，中间是我的。

墙上挂历是“松下彩电”的广告，角落夹着三张钢笔字练习纸，横平竖直，需要耐心。

吃饭时，子航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叠得整齐的信封。

里面是一小叠钱，他说寒假在馄饨铺帮忙包馅，按件给钱。

他的手指甲缝里有一点洗不掉的黑，像认真过的刻痕。

我没说“你不该去打工”。

我摸了摸他的背，背很薄，骨头一根根撑着，像长出来的勇气。

我把旧表摘下，放到灯下。

“这表是你爷爷留下的。”我说，“时间不会等人，我们也不能辜负时间。校服爸来买，钱你留着，买书。”

他点头，又轻轻摇头。

“爸，我想自己买一次。”他说，“不是不信你，是想让我自己记住。”

我看着他，明白了。

孩子是在为自己立一根尺子，量量自己的身量。

大人常以为孩子需要的是钱，其实他们需要被承认的成长。

“行。”我笑，“你买，我陪你。”

第二天，我们去了校服店。

店里灯光偏白，衣架上挂满蓝白色的运动套装，拉链闪着细细的光。

老板娘打着算盘，用夹子夹起裤脚给他比：“这小伙子身条好，穿上显精神。”

不经意的一句，让他耳尖红了。

他穿好站镜子前，镜子里的他像往上拔了一寸。

我在旁边看，心里有个声音说：好，孩子的光从此可以自己亮一点。

出去时，阳光把雪里的水照成微微的蓝，脚下发出细碎咯吱声。

他背着包，袋子里夹着校服，步子轻快。

我看他的背影，想起深圳夜里的那些灯，和这里下午温和的日光，像两种不同的盐，落在生活里，咸里带甜。

第三天，我要回深圳。

妻子给我收了一个布袋，里面是烙饼、咸菜、一个暖宝宝。

她把袋口系紧，又松开，再系。

“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给我电话。”她说完又补一句，“别跟人争，能让就让，大家都不容易。”

“甭念叨了。”我笑她，她也笑。

我们家常这样，用笑把惊险和紧张擦平。

老纪来送，拍了拍子航的肩：“读书，走正道，你爸是实在人。”

子航点头：“知道。”

他让人放心的语气，像静夜里稳稳的一盏灯。

站台上，我把旧表又戴回手腕。

表针走得稳，我心也稳。

子航站在黄线外，冲我摆手。

他没哭，我也没。

眼泪不是此刻的方式，路还长。

广播响起列车进站提示，风从隧道里卷来，带着铁轨的味道。

我觉得那风里也有一点甜，是家人就在不远处时，空气变得厚实的味道。

回到深圳，工地还是那部不停的机器。

阿强递工具：“搞掂？”

“搞掂。”我说。

他笑：“好嘞，开工。”

领班没为难我，反而把我调去相对稳定的厂房维护岗。

“夜里突发少些，你一个月能回一趟家。”他说。

我道谢，他摆摆手：“都是打工的，互相照应。”

夜里，我坐在宿舍铁床上，床板像老旧口琴，稍一动就哼一声。

我从包里拿出子航硬塞给我的那半张钱，他说“备用”。

我把它夹在旧表表带下面。

灯下，纸币的绿和表带的棕相映，像把时间和现实捆在一起。

厂里新来一批普工，年轻面孔多。

我教一个小伙系安全绳，他问：“哥，你怎么这么稳？”

我笑笑：“当过爸的人，心就稳了。”

他哈哈笑：“这话，有意思。”

我也笑。

很多看似金句的话，其实不过是我们咽下去的苦想给别人留一点甜。

第二个月发工资，我先寄回家一部分。

妻子回短信：“欠账先还，剩下的给你们爷俩买点好的。”

我回：“省着用。”

她回：“会过日子，是把日子熬成汤。”

这句话像我们家的家训。

汤热了，人人能喝上一口，就是好。

周末，我买了一个便宜电子相框，插着U盘播放家里拍的照片。

宿舍墙上白灰脱落一块块的，照片把它们遮住了。

有一张，是子航穿新校服站在院子里，风一吹，布料起一个好看的弧。

他抬头看天，像在看未来。

那一刻，我觉得这些年的不明白，渐渐明白。

我们拼命，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让孩子站得笔直，心口不慌。

春末，厂里组织技能竞赛，我报了名。

以前不敢，因为怕出丑，现在不怕了。

我知道“丢不丢人”不在别人怎么看，在自己怎么看。

我拿了个三等奖，奖品是一只保温杯。

阿强笑：“这下你可以喝热水到老。”

我也笑：“那还得好好活。”

他拍拍我肩：“你肯定行，唔该一直帮我。”

我们笑，笑里是打工人彼此懂得的轻松。

某个傍晚，我接到王老师的电话，她说子航这次月考进步，尤其数学。

我看着表，表针稳稳走。

宿舍外风带着岭南的潮湿吹进来，我不再觉得它只是湿热，也是一种生气。

我给子航发短信：“不错，继续。”

我原想加个顿号，后来删了，改成句号。

父亲的爱，有时就表现在这一点点字里行间的小心。

秋天来得比南方快一些，我终于调休回家一趟。

县城口的白杨叶半黄半绿，风一吹像小旗。

菜市场口有卖烤地瓜的，铝桶冒着热汽，香味温厚。

家门口，妻子正把棉被拿到院子里晒，阳光底下棉花像小山。

她说：“你看他，最近喜欢跑步。”

我说：“好，跑步耗劲，睡得踏实。”

晚上吃饭，他从书包里掏出一本记事薄给我看。

上面记着每天的跑步时间、背诵篇目的页码、数学错题的重写次数。

字不漂亮，却很正。

我想起那天玻璃上那句“等我考完试，自己买”。

一个少年把心愿写在最冷的地方，又把努力放在最热的地方。

我把保温杯给他。

“这杯不漏，装热水不烫手。”我说。

他接过，手心托得很稳。

“爸，你那表，借我戴一天。”他突然说。

我愣了一下。

“明天测跑，我想戴着它。”他不好意思地笑，“想听它的声音。”

我把表递给他。

“表是时间的脚步。”我说，“跑步也是时间的脚步。”

他把表戴上，表带有点松。

我帮他把孔系紧。

第二天清早，他起得很早，天还没完全亮，院子里凉气像刚磨出来的玉一样清。

他跑出门，我站在门口，看他背影往前去，步子稳。

表在他手上，像一只小小的鼓。

不久，王老师发来短信，说他这次跑步成绩在年级前列。

我笑了，笑里有一点“果不其然”的喜悦。

人要走，先把脚步走稳。

冬天的雪来的时候，我在深圳也感到了北方的凉。

工地上风一吹，钢筋嗡嗡发声，像一排细小的琴。

我把儿子给我“备用”的那半张钱取出来，又夹回表带下面。

钱虽小，心意不小。

那心意像一根细线，从北方穿到南方，拉得紧紧的，却不勒人。

年根将近，街角电子广告换成了“过年回家，和和美美”。

砂糖橘被塑料袋撑得鼓鼓的，颜色像灯。

我看着那些橘，觉得每一颗都是一盏小灯。

我提前一天回家，车票是硬座。

我不挑，能回去的票就是好票。

火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来自赣南的小伙，他去东北干木工。

他说话带点土味的普通话，问我：“哥，东北冷吗？”

我说：“冷，但屋里热。”

他笑了：“那就好。”

人最怕的不是冷，是心里没热乎劲。

回到家，妻子把酸菜扣肉端上桌，热气腾着，筷子往里一伸，夹起来冒油。

子航放了假，穿着校服在院子里拍球，篮球在雪后的地上“咚咚”响，节奏像表针。

我看他拍球，忽然觉得日子也有了节奏。

吃饭时，他说学校要办迎新晚会，他报名合唱。

我问他：“唱啥？”

“老师说唱《明天会更好》。”他笑。

我说：“好，歌名就像话。”

夜里，煤炉烧得稳稳的，窗玻璃上结了薄霜。

妻子把手伸到炉边烤了一会儿，又把我带回的电子相框插上电。

照片一张张转，子航穿校服那张停得久一点。

妻子看着，嘴角不自觉往上扬。

我说：“这张好，他看天那张也好。”

“都好。”她说。

话简单，心里头却满。

大年初二，老纪来串门。

他把一袋苹果放桌上，笑着说：“过年嘛，图个团圆。”

我们聊厂里的事，聊工资，聊谁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哪所中专。

说着说着，他忽然看表，说：“我走了，家里还等着吃饺子。”

我送他到门口，他回头说：“兄弟，来年加油。”

我说：“都加油。”

他的背影在雪地里渐渐亮起来。

初五，我要返程。

妻子往我包里塞东西，塞到最后拿出一只崭新的手电。

“夜里走路用，亮。”她说。

我笑她：“这边路灯不少。”

她说：“灯多不怕，手里有个，心里更稳。”

我接过，心里又是一暖。

站台风更冷一点，但人多，热气就上来。

火车缓缓进站，铁轨传来低沉的轧轧声。

子航站在黄线外，举起手里的保温杯晃了晃。

我知道，那里面多半装着热水。

我也举了举手里的编织袋。

这是一场没有语言的互相确认。

回到深圳，工地节后开工，大家的脸都有一点过年的红。

领班说：“今年安全奖提高了，注意。”

我点头。

阿强凑过来：“你那小子，高不高了？”

“横着看没变，竖着看长了。”我说。

阿强笑：“你这话，妙。”

我也笑，知道玩笑里有真心。

忙过两个月，厂里调岗通知下来了，我从临时维护转为固定点检，时间更规律。

这在打工人里，是好消息。

我给家里打电话，妻子说：“只要平稳就好。”

子航在旁边说：“爸，学校要去市里参加比赛，我报名长跑。”

我说：“好。”

他又说：“我会带着表。”

我说：“表在你那儿戴着，时间在谁那儿谁就珍惜。”

电话那头笑了一声，我也笑。

春天在南方来得更早，木棉树红花开在天空上，像一团团火。

我在宿舍窗边站了一会儿，想起北方的白杨和江堤，想起家里的那口粥和搪瓷缸。

生活像一条河，南北各有味道。

五月，子航从市里回来，王老师又打来电话，说孩子第三名。

不输不骄，努力可见。

“谢谢老师。”我说。

她说：“孩子懂事，家风正。”

我说：“互相帮衬。”

放下电话，我把那枚掉过漆的搪瓷缸从包底拿出来，倒了杯热水。

水面上冒的热气，像家里窗玻璃上的霜化开。

那天晚上，我突然想起第一次听到“他不见了”的情景。

那时心里是乱的，现在回想，变成了一条清楚的线。

误会像冬天的霜，落在窗上，让人看不清外面。

只要屋里有一盏灯，一碗热粥，人的气一暖，霜就化了。

窗外的河水会慢慢亮起来。

第二年开学，子航升入更高年级。

他把旧校服叠好放进柜里最下层。

我说：“留着，记念。”

他说：“留着，量尺。”

他笑，我也笑。

我们都知道，那件校服不仅是布料，是成长的标记。

我把手电放在床头，夜里偶尔起夜，按一下，灯光很稳。

有时候我会把旧表拿下来，放在桌上，听它走。

滴答，滴答，很细，像在对我说话。

我把耳朵贴近，听见自己心跳和它一起。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是冬天的县城，江堤口的小书摊，玻璃上的霜花。

霜花里嵌着几行字：“别急，我在路上。”

醒来，我笑了。

有些话，像是孩子对我说的，也像是我对自己说的。

厂里开了安全会，大家都在黑板前签到。

黑板的粉尘有股淡淡的味道，像老教室。

领班说：“今年目标，零事故。”

我们齐声应。

散会时，一个新来的小伙问我：“哥，你说人为什么老惦记家？”

我说：“因为家有灯。”

他说：“灯？”

我说：“灯亮着，才知道自己往哪儿走。”

他想了想，点头。

我又补了一句：“还有表。”

他笑：“表？”

“表是时间。”我说，“灯是方向。”

他笑得更灿烂：“有道理。”

我没有再多说。

大道理说得多了，就像水里放多了盐，味道会乱。

真正的东西，放在心里，安排在手上。

某个黄昏，我站在厂房外，少年们骑着自行车从巷口掠过，铃铛叮当响。

风把远处的晚霞吹得像被揉开的红纸。

我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

妻子说她在缝衣服，踩踏板的声音一下一下。

子航说他晚自习回来，正在复习英语。

“不错。”我说，“慢慢来。”

挂了电话，我把手插在口袋里，摸到了那枚许愿的硬币。

它一路陪着我，从南到北，再从北到南，表面磨得发亮。

我心里轻轻说了一句：“愿我们都不慌。”

又一年的春运到了。

有人说挤，我说“挤挤更暖和”。

这句话像玩笑，也像实话。

当火车鸣笛的时候，站台上那么多脸，人们或笑或沉默，眼神朝着同一个方向。

那方向叫“回家”。

回家的意义，在路，也在灯。

灯不挑人，谁回家它就亮。

表不等人，谁偷懒它就走。

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在这时代里最朴素的信。

那天傍晚，厂里的音箱里放起《隐形的翅膀》。

阿强哼了两句，用粤语笑我：“你也唱两句，开心吓。”

我摆手，笑着摇头。

心里却跟着节奏打拍子。

节奏落在脚上，落在手上，落在表针上。

我没再提那天的冤枉。

不提，不是忘。

不提，是因为我们已经跨过了它。

跨过去的东西，就成了桥。

桥在心里，桥下有水，水往前流。

我经常看着旧表发愣。

表面那道划痕像一条细细的路。

那路从父亲的手腕上走到我的手腕，再走到子航的手腕。

人换了，时间没换。

时间不吵不闹，但它一直在走。

我们尽量跟上。

夜深了，宿舍的灯熄得只剩一盏小台灯。

外面风吹过，榕树叶拍打窗台，发出细碎的声响。

我把手电关了又开，开了又关。

灯光不急，像一个人说话不快不慢。

我把旧表靠近耳朵，又听到滴答。

那声音像我年轻时候在江堤上跑步的脚步声，也像子航跑长跑时在操场上落地的节拍。

我想起他曾经留在玻璃上的那句话：“等我考完试，自己买。”

我在心里回了一句：“好，等你。”

不知什么时候，我笑着睡着了。

窗外电线杆上的灯，在冬夜里明明灭灭，像一只眨眼睛的小兽。

我梦见院子里铺了新雪，子航在雪上写下一行字，写得慢条斯理。

我没看清字的全貌，只看见最后一个词：“灯”。

我醒来时天刚亮。

深圳的早晨来得早，街上的早餐摊已经摆出油条和白粥。

我端着粥，热乎乎的，想起北方的饺子和酸菜。

食物像一条温柔的绳，把人系在生活上。

我忽然想给子航寄点什么。

想了半天，决定寄那只保温杯的说明书。

上面有一行字：“保温，靠真空。”

我在说明书空白处写了一句：“做人，靠实心。”

我把说明书放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邮箱。

绿色的邮筒安静地站着，像一位沉默的老人。

我知道这封信很快到。

时间也会到。

那天晚上我又加了会班。

返身走出厂房时，远处有灯一盏接一盏，像河边的渔火。

我突然很想回家的河，想起冬天薄冰下缓慢移动的水。

南方的水急，北方的水稳。

我的心在两种水之间找到了一种合适的速度。

回到宿舍，床上有一封信。

妻子的字，一笔一画，很规整。

她说家里一切都好，子航说表很好用，戴着它跑步心里踏实。

她说邻居张婶的外孙上周回来了，带了两包奶糖给孩子们分。

她说冬天冷，屋里热。

我读完信，把它折好，夹在表盒里。

表盒是纸的，角上有一道磨损。

纸的东西容易旧，可它也保存温度。

我关上灯，躺下。

心里像有一条窄窄的河，轻轻流。

第二天中午，我和阿强去食堂。

食堂角落有一台小电视，播的是午间新闻。

主持人说到“务工人员返乡”，镜头里是拥挤的站台和笑着的人群。

阿强叹了口气：“返乡，两个字，多好。”

我说：“只要有灯，有表，哪儿都不怕。”

他点头：“你这人，讲起话来，像老师。”

我摆手笑：“哪儿能当老师，我是做工的。”

他说：“做工的也能讲道理。”

我心里暖了一下。

人说话最怕凑热闹，不如把眼前的事做细。

晚班临近，工地风大了些。

我抬头，月亮从楼间露出来，清清的。

我想起远处北方的月，也这么清。

一轮月，照两处人。

我忽然觉得，距离没有那么长。

我要做的，是让这盏灯一直亮，让这只表一直走，让这碗粥一直热。

我站在风里，听到自己轻轻说了一句：“别慌，慢慢来。”

话说给风，也说给自己。

又一个周末，我去邮局汇款。

排队的人不多，墙上贴着“文明服务”的标语。

轮到我，我把钱递过去，嘴里念着收款人的名字。

柜员抬头看了我一眼，笑笑：“每月都来，很准时。”

我点头，也笑。

准时，是普通人诚实的方式。

回工地的路上，我在街角卖报的那里买了一张报纸。

上面有一篇文章，讲一个老师如何耐心地理解学生。

我想起王老师。

她的分寸感，让一个少年保住了脸面。

有些人不声不响，做的却是撑人的事。

我把报纸叠好，垫在饭盒下，饭盒里的饭更稳。

傍晚，我给妻子发消息：“今天顺利。”

她回：“家里顺利。”

短短四个字来回，像两只手轻轻握在一起。

我们从来不夸张，不用绝对的话。

话少，心不远。

夜深了，电扇转得慢，像一朵怕醒人的白花。

我合上眼，听见窗外传来几声远远的犬吠。

这声音在南北都一样。

我想到这儿，心里安稳。

我知道，第二天醒来，我会照例起床，洗脸，吃饭，去上班。

我也知道，北方那所学校的操场上，会有一个穿蓝白校服的少年，系上鞋带，往前跑。

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却在同一个时间里。

时间这东西，公平得很。

它不等人，也不偏人。

我把旧表戴在手腕上。

“上班去。”我对自己小声说。

表针轻轻走了一格。

窗外的灯亮着，像有人在远处点了火。

火不大，够热就行。

我整了整衣角，出了门。

门口的台阶有一道小裂缝，我跨过去。

裂缝还在，脚步也在。

我知道日子将继续往前走。

我没有说“完”。

生活不会完。

它向前走的样子，是表针一格一格的声响，是楼下缝纫机踏板一下一下的回声，是远处火车进站时带风的提醒。

只要心里有灯，手上有表，锅里有热汤，家就安稳。

只要相信善意，误会终会化作清亮的水。

只要脚步不乱，路就会给我们让出一道。

我这样想，也这样做。

我相信时间给人的回馈，和灯给人的方向。

我也相信一个少年会在自己的人生里，跑出不慌不忙的速度。

而我，会在自己的位置上稳稳站着，等他跑回来，给他盛一碗热粥。

等他回头看一眼，那盏从不挑人的灯。

也等下一次列车到站，风从隧道里卷来，我听见它说：“回家。”

我抬手看表，表针轻轻一跳，像一个朴素的应答。

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刚刚好。

来源：梓园悠然种梓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