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我老婆调到了35，一个她认为既能盖过儿子吵闹、又不至于震到邻居的精确数字。这个家里的一切，似乎都运行在这种小心翼翼的精确之下。我刚想说太响了，手机在餐桌上嗡地一震，公司大群里，HR主管发出了一份名为“组织架构优化名单”的PDF文件。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我老婆调到了35，一个她认为既能盖过儿子吵闹、又不至于震到邻居的精确数字。这个家里的一切，似乎都运行在这种小心翼翼的精确之下。我刚想说太响了，手机在餐桌上嗡地一震，公司大群里，HR主管发出了一份名为“组织架构优化名单”的PDF文件。

我的心，瞬间被这十个字攥紧了。

引子

我几乎是屏着呼吸点开文件的。一百多个名字的列表，像一张冰冷的判决书。我从上到下，用手指飞快地滑动，寻找着自己的名字，又害怕找到自己的名字。指尖划过屏幕，带着微弱的电流，像是在触摸一头随时会噬人的野兽。

没有我。

一口气还没松到底，一个熟悉的名字就撞进了我的视线：王建军。

老王。

我们部门的王建军。那个44岁，再过一年就能拿到公司“十年奉献”金牌的老王。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客厅。老婆肖琳正陪着六岁的儿子乐乐搭积木，电视里播放着财经新闻，女主播字正腔腔地播报着某某科技巨头市值再创新高。而我们这家不大不小的互联网公司，却在用一份冰冷的名单，收割着一个个中年人的职业生命。

我点开办公软件的抽屉，想找个表情包发给老王，问问情况。指尖却鬼使神差地点开了一张老照片。那是三年前部门去郊区团建时拍的，老王站在最中间，一只手搭着我的肩膀，另一只手揽着刚入职的实习生，笑得满脸褶子，像一朵盛开的菊花。那时候的他，意气风发，是我们部门的技术顶梁柱，口头禅是“差不多就行”，透着一股举重若轻的松弛感。

照片里的我们，都还相信未来。

公司的“同舟共济”大群里，瞬间死寂。几分钟前还在热烈讨论着新功能上线的大区经理们，此刻都成了哑巴。这种反常的沉默，比任何激烈的讨论都更让人心惊。

突然，一个头像跳动了一下。是老王。

他发了一句：“谢谢大家，江湖再见。”

没有抱怨，没有质问，甚至没有一个告别的表情包。

紧接着，系统提示：“王建军已退出群聊。”

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连涟漪都吝啬得不给一个。

群里有人小心翼翼地发了个“……”，很快又撤回了。另一个部门的同事私聊我：“我靠，老王就这么走了？听说拿了N+1，快五十万吧？”

五十万。这个数字像一根烧红的铁棍，烫得我心里一哆嗦。对一个44岁的、背着房贷和养着娃的男人来说，这笔钱是救命稻草，还是断头饭？

“王哥，晚上有空吗？出来坐坐？”

没有回复。

我又打他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机械的女声：“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老婆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样，走过来问：“你们公司最近……没什么事吧？”她的话说了一半，眼睛却瞟向我的手机屏幕，那个“组织架构优化名单”的文件名，像一根刺，扎在她担忧的目光里。

我赶紧锁了屏，勉强笑了笑：“没事，就正常的人员调整。”

她没再追问，只是默默地把电视音量又调低了两格，调到了33。

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全是老王那张满是褶子的笑脸，和他那句云淡风轻的“江湖再见”。我无法想象，一个为公司卖了九年命的人，在被裁掉的当天，是如何做到如此平静的。他退了群，关了机，仿佛从这个他奋斗了九年的世界里，一键删除了自己。

一个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半夜给我发来消息：“疯了，我刚听说，老王回家倒头就睡了。他老婆打电话到我们部门问，说老王什么都没跟她说，她还以为他正常下班呢。”

回家，睡觉。

这四个字，像四记重锤，砸在我的胸口。这得是多大的失望，才能积攒出这般极致的平静？

第一章：领导的眼泪

第二天踏进公司，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压抑。老王的工位已经被清理干净了，只剩下一张光秃秃的桌面，像一张咧开的、沉默的嘴。我下意识地寻找他那个用了好几年的不锈钢保温杯，那个杯子被他擦得锃亮，总放在显示器的左手边。但现在，那里空空如也。

每个路过的人，都下意识地放轻脚步，眼神交错间，尽是欲言又止的惶恐。幸存者的庆幸，和对未来的不安，像两股看不见的暗流，在办公室里汹涌。

上午十点，部门总监张涛，我们都叫他张总，把我们部门所有人都叫进了会议室。

张总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平时说话中气十足，衬衫永远烫得没有一丝褶皱。但今天，他看起来像是熬了一个通宵，眼窝深陷，眼圈发红，下巴上能看到青色的胡茬。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有些沙哑：“关于这次的架构优化，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想法……”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脸，那目光复杂，有安抚，有警告，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疲惫。

“公司的决定，有公司的考量。市场环境不好，我们需要聚焦核心业务，轻装上阵……这些套话我就不说了。”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的出风声。

“昨天……送走了老王。”张总提到这个名字时，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是老王带出来的。我也是。”

这句话让我们都有些意外。张总空降而来不过三年，我们都以为他和老王这种老员工之间，只有纯粹的上下级关系。

“老王是个好同志，技术过硬，人品也好……但是……”他停住了，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大口，像是要咽下什么苦涩的东西。

“他……他不容易。”

说完这句，张总的眼眶彻底红了。他低下头，我们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一个在例会上能把产品经理骂到狗血淋头、在述职会上能把下属怼到哑口无言的男人，此刻，竟然在我们面前，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一种压抑到极致的无声哽咽。他没有去擦，就任由那点湿润在眼眶里打转，然后迅速地别过脸去，看向窗外。

整个会议室的人都懵了。我们预想过各种场面，慷慨激昂的动员，或是冷酷无情的警告，唯独没有想过，会看到领导的眼泪。

这眼泪，是兔死狐悲，还是鳄鱼的眼泪？

会议草草结束，我心里却更加混乱。如果张总也于心不忍，那到底是谁做的决定？

我端着杯子去茶水间，正好碰到张总的秘书在打电话，她压低了声音，但茶水间太小，我还是听清了。

“……不是张总的意思，是上面压下来的硬指标，每个事业部都得优化15%……张总扛了很久了……老王那个项目……黄了，他一个人把雷全扛了。”

雷？什么雷？

我心里一惊。老王走之前，正在负责一个代号叫“启明星”的AI项目，那是我们部门今年的重中之重，张总在动员会上还说过，这是我们部门下半年的唯一指望。

怎么会黄了？还爆雷了？

我端着滚烫的开水，手却一阵冰凉。原来，老王的离开，不是一次普通的“优化”，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牺牲”。那五十万，不是补偿金，而是封口费？

张总的眼泪，似乎有了解释。或许是为了一个他保不住的得力干将，或许是为了一个功败垂成的项目，又或许，是为了他自己。

在职场这个巨大的机器里，无论是总监还是老员工，都可能在某一个瞬间，成为被碾碎的齿轮。

第二章：焦虑的家与刺耳的童言

带着满腹的疑云和压抑回到家，推开门，熟悉的场景扑面而来。电视机的音量不大不小，正好是33，肖琳在厨房里忙碌，乐乐坐在地毯上，正把一堆乐高拆得七零八落。

这本该是让人放松的港湾，此刻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烦躁。电视里财经评论员激昂的声音，仿佛在嘲讽着我岌岌可危的饭碗。

我走过去，拿起遥控器，直接按了静音。

“怎么了？”肖琳端着一盘菜从厨房出来，看到我的动作，眉头微微皱起。

“吵死了。”我把遥控器扔在沙发上。

“你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她把菜放在桌上，“公司出事了？”

“没事。”我脱口而出，这是我今天第二次说这句话。

“没事你会这样？”肖琳解下围裙，坐在我对面，目光紧紧地盯着我，“李峰，我们是夫妻，有什么事你不能跟我说？今天你们公司是不是裁员了？”

女人的直觉，有时候比雷达还准。

我无法再隐瞒，点了点头：“嗯，裁了我们部门一个老同事。”

“谁啊？那个王哥？”

“嗯。”

肖琳的脸色瞬间就白了：“他不是快十年了吗？怎么会裁他？”

“公司说……架构优化。”我重复着那个冰冷的词汇。

“那下一个会不会是你？”她脱口而出，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我们下个月的房贷要一万二，乐乐的兴趣班一学期八千，还有两边老人的开销……李峰，我们这个家，经不起任何意外。”

她的话像一把把小刀，精准地扎在我最脆弱的神经上。是啊，我不是老王，我没有五十万的“遣散费”，如果我倒下了，这个被各种数字精确控制的家，瞬间就会崩塌。

“我知道了！别说了！”我的声音也高了起来，争吵在所难免。我们把声音压得很低，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激烈，像两只困在笼子里的兽，互相撕咬着对方的焦虑。

就在这时，一直安安静靜玩积木的儿子乐乐，突然抱着一个拼了一半的机器人跑了过来。他仰着头，用清澈得不染一丝尘埃的眼睛看着我，奶声奶气地问：

“爸爸，这个机器人坏了，它的胳膊安不上了，修不好了。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扔掉？就像你说的，王叔叔一样？”

一瞬间，整个客厅的空气都凝固了。

我和肖琳的争吵戛然而止。我们都愣住了，看着儿子天真无邪的脸。

童言无忌，却最是伤人。

在孩子纯净的世界里，“坏了”、“修不好了”，就等于“被扔掉”。他无法理解“裁员”、“优化”这些复杂的成人词汇，却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剖开了这件事血淋淋的内核。

王叔叔，被当成一个“坏掉的”零件，从公司的机器上，被扔掉了。

我看着儿子，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成年人的世界，连崩溃都是奢侈品。你不能在孩子面前流泪，不能在父母面前示弱，不能在下属面前恐慌。你只能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日复一日，精准地运行。

肖琳的眼圈也红了，她蹲下身，把乐乐揽进怀里，声音哽咽：“乐乐，机器人坏了爸爸会修好的，王叔叔……王叔叔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拼更好玩的机器人了。”

我别过脸去，用力地吞咽了一下。

那一刻，我无比地想找到老王，不是为了探究什么真相，也不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只是想问问他，当他被当成一个“坏掉的”零件时，他是怎么做到，连一声呻吟都没有的。

我再次拨打了他的电话，依旧是关机。

（约2900字）

第三章：寻觅与一张医院报告单

周末，我终究还是坐不住了。我对肖琳说单位有点事，然后提着一篮水果，开车去了老王家。

他的小区我不陌生，以前部门聚餐，顺路送他回来过几次。一个有些年头的老小区，但打理得还算干净。我站在他家门前，反复练习着开场白，却感觉自己像个揣着告密信的间谍，心里虚得厉害。

开门的是老王的妻子，王嫂。她比上次在公司家庭日见到时憔悴了不少，眼角的细纹更深了，但还是客气地把我让了进去。

“李峰啊，快请进。”

“嫂子，我……我来看看王哥。”我把水果递过去。

“你王哥他……唉，他去钓鱼了。”王嫂勉强笑了笑，笑容里满是疲惫。

钓鱼？我愣了一下。老王什么时候爱上钓鱼了？我只记得他喜欢在办公室里侍弄他那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

“他这人就是这样，什么事都自己憋着。”王嫂给我倒了杯水，叹了口气，“前天回来，一句话不说，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就收拾了根鱼竿出门了，说要去水库静一静。手机也关机，说不想任何人打扰。”

我环顾着这间不大的客厅，收拾得井井有条。鞋柜上，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不锈钢保温杯，擦得锃亮，安静地立在那里，像一个忠诚的卫兵。老王不在，但他的气息还在。

“嫂子，公司那边……王哥都跟您说了吧？”我试探着问。

“说了，不就是裁员嘛。”王嫂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别人的事，“他说拿了笔钱，不少。让我别担心，他这个年纪，这个技术，还怕找不到工作？歇够了就出去找。”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他还说，‘差不多就行’，让我别想太多。”

又是这句“差不多就行”。以前听着，觉得是豁达，是通透。现在从王嫂嘴里说出来，却品出了一丝自我安慰的苦涩。

王嫂去厨房给我洗水果，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我的目光无意识地在客厅里逡巡，突然，我看到沙发垫子的缝隙里，似乎夹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也许是我的职业病，对任何“异常”都格外敏感。我下意识地左右看了看，趁着王嫂没注意，迅速地将那张纸抽了出来。

那是一张医院的报告单。

我只来得及看清最上面的医院名字——市肿瘤医院，和最下面的一行结论——“……复查结果不容乐观，建议尽快住院治疗。”

“李峰，吃个苹果吧，刚洗的。”王嫂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我心里一颤，像被烫到一样，迅速把报告单揉成一团，塞回了沙发缝里，动作快到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啊，好，谢谢嫂子。”我站起身，接过苹果，指尖却有些冰凉。

肿瘤医院？住院治疗？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中的所有迷雾。老王的平静，老王的退群，老王的关机，老王的“钓鱼”……所有不合常理的行为，在这一刻，似乎都有了答案。

我突然明白了。有些人的平静，不是看开了，而是放弃了。当一个人面对的是比失业更可怕的绝境时，或许，丢掉一份工作，真的就算不上一件大事了。

我再也坐不住了，匆匆告辞。王嫂送我到门口，还在为丈夫宽慰我：“你别担心，老王他心理素质好着呢，过两天就活蹦乱跳地找你们喝酒了。”

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落荒而逃。

车开出小区，我停在路边，点了一根烟。烟雾缭绕中，张总那张流着泪的脸，和这张冰冷的报告单，在我脑海里交织。

一个身患重病的老员工，一个功败垂成的核心项目，一笔五十万的“封口费”，一个在会议室里流泪的总监。

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一个残酷的真相？

（约4600字）

第四章：禁忌的项目与总监的警告

回到公司，那张揉皱的医院报告单，像一根刺，扎在我的脑子里。我的核心缺陷——那种源于恐惧的、对秩序的过度遵从——在这一刻被激发到了极致。我怕的不再仅仅是失业，而是那种被巨大、无情的命运黑洞吞噬的未知。我想搞清楚，如果这是老王的命运，那我的呢？我们这些看起来安全的幸存者，离那个黑洞又有多远？

恐惧，有时候会催生出一种畸形的勇敢。

周一下午，趁着大部分同事都外出跑业务，我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我决定冒险，我要看看那个“启明星”项目，到底藏着什么雷。

凭借着之前协助项目时留下的权限，我绕过几个关卡，进入了项目的内部服务器。文件夹一层层打开，无数的代码、文档、测试报告涌现在我眼前。

我不是AI专家，但我也能看懂基本的项目进度报告和数据模型。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把所有的核心文档都翻了一遍。

结果让我脊背发凉。

项目根本没有失败！

所有的测试数据显示，“启明星”的核心算法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商业化应用只差临门一脚。一份由老王亲自撰写的内部评估报告里，更是乐观地预测，一旦上线，将在三年内为公司带来数千万的利润。

那所谓的“爆雷”，所谓的“项目黄了”，全是谎言！

那公司为什么要砍掉一个即将成功的项目，并“牺牲”掉它的负责人？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在一个加密的文件夹里，发现了一份集团总部的邮件。

邮件内容很简单：集团战略调整，将收缩所有高投入的AI自研项目，转向外部采购成熟方案。并明确指示，对于有价值的自研项目核心技术，应在“优化”过程中，以最低成本完成知识产权的回收。

我瞬间全明白了。

这不是一次失败的清算，而是一场成功的掠夺。

公司看中了“启明星”的技术，却不想再为这个项目投入，更不想在成功后给予老王和团队应得的奖励。他们选择用最卑劣的方式，砍掉项目，裁掉负责人，然后将技术成果据为己有，或许是内部消化，或许是高价卖给别的公司。

老王，就是这场卑劣掠夺中的祭品。而那五十万，就是买断他九年心血和让他闭嘴的价格。

就在我心神激荡之时，办公室的门，悄无声息地开了。

张总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吓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手忙脚乱地想去关掉屏幕，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看到了屏幕上那个“启-核-07_最终评估报告”的文件名。

“看完了？”他走进来，反手关上了门。

“张总，我……”我语无伦次，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

他没有发火，甚至没有提高音量。他只是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对面，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像两把冰冷的锥子。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张办公桌的距离，压抑得像在一部电梯里突然断了电。

“李峰，好奇心会害死猫。”他一字一顿地说，“老王是自己申请离职的，拿了公司能给的最高补偿。这件事，到此为止。你懂吗？”

这不是商量，是警告。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的本能，我那根植于骨子里的、对权威的恐惧和服从，让我立刻想点头哈腰地承认错误，发誓我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不会说。

“张总……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我结结巴巴地辩解。

“我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他打断我，“你是个聪明人，知道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也该知道，真相和饭碗之间，该选哪个。”

真相和饭碗之间，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这句话，像一句咒语，瞬间击溃了我刚刚升起的所有愤慨和勇气。

我低下了头，像一个被戳破的气球，瞬间瘪了下去。

“我懂了，张总。”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拉开门，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把不该看的东西，都忘了。对你，对大家都好。”

门关上了。我瘫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选择了饭碗。在赤裸裸的威胁面前，我那点可怜的、为同事鸣不平的义气，脆弱得不堪一击。

我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耻，但更让我感到恐惧的是，我发现自己竟然……理解了张总。他或许也只是这台巨大机器上，一枚身不由己的、稍微大一点的齿轮而已。

（约6300字）

第五章：无声的冷战与一碗暖汤

被张总警告后，我像一只惊弓之鸟，整日惶惶不安。这种恐惧和压抑，被我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家。

我变得沉默寡言，对肖琳的关心爱答不理，对儿子的吵闹极不耐烦。家里那台电视机的音量，成了我们情绪的晴雨表。我嫌它吵，调到静音；肖琳觉得家里太安静，让人心慌，又把它调回33。遥控器在我们手中无声地传递，像一场拉锯战。

终于，我们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冷战。

起因是一件小事。乐乐的兴趣班要续费，肖琳让我转钱，我看着手机银行里那串不算丰厚的数字，想到岌岌可危的工作，脱口而出：“上这些有什么用？先停了吧。”

肖琳当时就炸了：“李峰你什么意思？你把在公司受的气往家里撒是吗？我告诉你，什么都能省，孩子的教育不能省！”

我们没有声嘶力竭地吼叫，只是用最伤人的话，冷冰冰地互相攻击。最后，肖alin红着眼眶进了卧室，摔上了门。

从那天起，我们陷入了沉默的僵局。

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却像两个合租的陌生人。吃饭时，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睡觉时，背对背，中间隔着一条楚河汉界。家，这个本该是港湾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空地带。

我甚至开始盼着加班，宁愿在公司面对张总那张冰冷的脸，也不愿回家面对肖琳那双失望的眼睛。

周三晚上，一个紧急的需求让我加班到快十一点。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家，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屋里一片漆黑，只有客厅的路由器在一闪一闪地发着微光。

她们都睡了。

我换了鞋，蹑手蹑脚地走向客厅，准备拿瓶水就回房。

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我看到餐桌上，放着一个白色的瓷碗，上面还盖着一个盘子。

我走过去，鬼使神差地揭开了盘子。

是一碗排骨汤。里面有玉米和胡萝卜，是我最喜欢的搭配。我伸出手指，碰了一下碗壁，还是温的。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这几天，我们一句话都没说。她却还记得给我留一碗热汤。

我端起碗，坐在黑暗的餐厅里，一口一口地喝着。汤很鲜，暖流从喉咙一直滑到胃里，可我的鼻腔却越来越酸，视线也渐渐模糊。我用力地吞咽着，想把那股涌上来的酸涩，连同汤一起，咽回肚子里。

婚姻里最深的爱，不是我爱你，而是我懂你藏起来的疲惫。

这一碗汤，比任何道歉和解释都更有力量。

（第三人称视角切换）

市肿瘤医院，住院部三楼的走廊尽头。

王建军坐在窗边的长椅上，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但他眼里，却只有自己映在玻璃上的、模糊的倒影。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脑勺，那里有一道几厘米长的疤痕，是上次手术留下的。头发长出来盖住了，但那道坎，永远刻在了他的头骨上。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银行卡，那里面有五十万。张涛最后塞给他的时候说，三十万是公司给的N+1，另外二十万，是他个人的。张涛说：“老王，我对不住你。”

王建军当时只是笑了笑，说了句“差不多就行”。

可到底怎样，才算“差不多”？

他为了“启明星”项目，熬了多少个通宵，牺牲了多少个陪老婆孩子的时间。就在他以为能给家人一个更好未来的时候，一张复查报告，把他打回了地狱。然后，公司又给了他致命一击。

他跟张涛提了交易。他认下所有“失败”的责任，主动离职，签署最严苛的竞业协议和保密协议，将“启明星”的所有知识产权无条件转让给公司。他只有一个要求，五十万。

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他老婆孩子后续的生活。他甚至想好了，如果这次过不去，这笔钱，够她们撑几年。

他没有去钓鱼，他只是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平静地退群，关机，是不想让自己的窘迫和绝望，被那些昔日的同事看见。他想保留最后一点，一个中年男人的体面。

“差不多就行了……”他又一次对自己说。这句话，曾经是他游刃有余的挡箭牌，如今，却成了他与命运博弈时，唯一能说出口的、带着血的自我安慰。

（第一人称视角）

第二天早上，我破天荒地起了个大早。我走进厨房，想做一顿早餐。

肖琳也醒了，她穿着睡衣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手忙脚乱的我，眼神复杂。

我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倒了两杯，一杯放进微波炉里加热。

我们谁都没有提昨晚的汤，也没有提之前几天的冷战。

我把热好的那杯牛奶递给她。她默默地接了过去，捧在手心。

过了很久，她才轻声问：“今天……回来吃饭吗？”

“回。”我只说了一个字。

但我们都知道，那堵看不见的墙，已经塌了。

（约8400字）

第六章：父亲的电话与最后的线索

家里的气氛缓和了，但我心里的那根刺，却越扎越深。我开始像个精神分裂的病人，白天在公司扮演着一个顺从、高效的螺丝钉，晚上则被关于老王的各种猜测和自责反复折磨。

就在我快要被这种状态逼疯的时候，我爸的一个电话，像一把钥匙，插进了这团乱麻的锁孔。

“儿子，你那个新的智能手机，怎么交电费啊？我点了半天，它老让我输什么密码，我哪知道啊！”我爸在电话那头，声音里满是老年人面对新科技时的那种无助和烦躁。

我叹了口气，打开了视频通话。

“爸，你别急，我教你。你先点开那个钱包……对，绿色的那个……不是，是下面那个，写着‘支付’的……对对对……然后你看到‘生活缴费’没有？点进去……”

屏幕那头，我爸戴着老花镜，把脸几乎贴在了手机上，手指在屏幕上戳来戳去，却总是点错。我努力压着性子，一遍遍地重复着指令。

“哎呀，怎么又跳出来了！”他懊恼地喊。

“爸，你慢点，别急……”我嘴上安慰着，心里却一阵烦躁。

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想起了老王。

以前在办公室，那些退休返聘的老同事，谁的电脑出了问题，谁的手机不会用某个APP，第一个想到的，总是老王。老王总是乐呵呵地走过去，一边操作一边念叨：“来来来，我看看。这玩意儿，就得慢慢摸索，差不多就行。”他总是那么有耐心，那么理所当然，仿佛帮助别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而我，对自己亲生父亲的耐心，却只有短短几分钟。

一阵强烈的愧疚感攫住了我。我深吸一口气，放缓了语速，像教一个孩子一样，一步一步，终于帮我爸搞定了缴费。

“行了行了，交上了！”我爸在电话那头如释重负，“唉，人老了，不中用了，这点事都搞不定。”

“没事，爸，下次你再有不会的，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说。

“对了，”我爸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我今天上午去医院复查，好像看到你那个姓王的同事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哪个王同事？”

“就那个，个子不高，有点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的那个。”

是老王！

“爸，你在哪个医院看到他的？在哪个科？”我急切地追问。

“就在市医院啊，我去心内科，路过……好像是脑科那边，看着像他，一晃就过去了，我也没敢认。”

脑科。

市肿瘤医院的报告单，市医院的脑科……

所有的线索，瞬间串联成了一条清晰而残酷的线。

我挂了电话，再也无法欺骗自己。老王的“牺牲”，张总的眼泪，公司的谎言，和我自己的懦弱……这一切都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我的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不能再这样躲下去了。

张总的警告，饭碗的威胁，在这一刻，似乎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如果我连身边的人正在坠入深渊都假装看不见，那我每天辛苦地拧着螺丝，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数字精确的家，还是为了一个心安理得的自己？

我的懦弱和服从，在这一刻，终于被一种更原始的情感——愧疚和最基本的是非观——所击溃。

我必须去找到他。

第七章：终局的对峙与无声的遥控器

我直接去了市医院的脑科住院部。

在护士站，我谎称是王建军的单位同事，来探望他。护士查了一下，告诉我在307病房。

我站在307病房门口，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了老王。

他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坐在靠窗的病床上，比上次见到他时瘦了一大圈，脸色也有些苍白。但他很安静，正低着头，用一块布，慢慢地擦拭着他那个不锈钢保温杯。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边，让他看起来有一种不真实的平静。

他的标志性动作，在这样一个场景下，显得格外刺眼。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听到声音，抬起头，看到我时，愣了一下。随即，他笑了，还是那种熟悉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的笑。

“李峰？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王哥。”我把手里买的水果放在床头柜上，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坐。”他指了指旁边的凳子。

病房里没有其他人。沉默在我和他之间蔓延。

最后，还是他先开了口：“都知道了？”

我点了点头。

他自嘲地笑了笑：“我就知道瞒不住。我老婆是不是跟你说的？”

“不是，我……我自己猜的。”

他没再追问，只是把擦得锃亮的保温杯放在床头，轻轻叹了口气。

“复发了，脑瘤。”他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启明星’那个项目，是我最后一搏。我想在倒下之前，给家里多留点钱。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他把和张总的“交易”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当他说到公司如何用最低的成本掠夺他的心血时，他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

“我跟张涛说，我什么都不要，名声、前途，我只要五十万。有了这笔钱，我老婆和孩子，至少能安稳几年。”他说着，又露出了那种招牌式的笑容，“差不多就行了，你说对吧？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差不多就行”，这句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了截然不同的含义。在办公室，它是游刃有余的豁达；在王嫂口中，是自我安慰的苦涩；而此刻，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是与命运妥协后的，悲壮的无奈。

一个中年男人的倒下，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场无声的静音。他悄无声息地处理好一切，只是为了不给这个世界，和他爱的人，增添任何麻烦。

我的眼眶发热，一股混杂着愤怒、羞耻和悲哀的情绪，直冲头顶。

我从医院出来，直接开车回了公司。我闯进张总的办公室，连门都没敲。

他正在打电话，看到我怒气冲冲的样子，皱了皱眉，匆匆挂了电话。

“李峰，你干什么？”

我没有吼，也没有质问。我只是走到他办公桌前，双手撑着桌面，俯身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张总，老王在医院。脑瘤。”

我以为他会惊慌，会愤怒，会用更严厉的话来威胁我。

但他没有。

他脸上的所有表情，瞬间都垮了。他向后靠在宽大的老板椅上，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

然后，他做了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动作。他拉开右手边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了一封信。

信封上，是三个字：辞职信。

“我知道。”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那五十万……公司只批了N+1，三十万。另外二十万，是我个人给他补上的。”

我愣住了。

“我跟上面争过，为了‘启明星’，我差点跟分管副总裁拍了桌子。但我没保住它，也没保住老王。”他颓然地靠在椅背上，“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那天在会上哭，一半是为了他，一半……是为了我自己。”

他把那封辞职信推到我面前：“这封信，我上周就写好了。等交接完，我也走了。这个地方，我待不下去了。”

我看着他，这个我一直以为是冷血、是帮凶的男人，突然觉得无比陌生。

我们总以为生活是选择题，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后来才发现，它是一道又一道的证明题，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艰难地证明着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

我走出了张总的办公室，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我没有赢，他也没有输。我们都只是这场残酷游戏里，被规则摆布的棋子。

回到工位，我打开了那个死寂的公司大群，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很久，想说点什么，最后却一个字也没打出来，默默地关掉了对话框。

那天晚上，我准时回了家。

一推开门，电视机开着，音量不大不小，正好是35。肖琳在陪乐乐看动画片，一派岁月静好。

这个我曾经觉得吵闹、烦躁的数字，此刻听在耳中，却像是一种稳定而持续的背景音，证明着这个家的存在，证明着我的生活还在正轨上。它焦虑，普通，却也无比珍贵。

我走过去，在肖琳身边坐下。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询问。

我张了张嘴，想把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告诉她。关于老王的病，关于张总的辞职，关于那五十万的真相，关于我自己的懦弱、愤怒和释然。

但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却又都咽了回去。

有些事，说出来，只会徒增另一个人的烦恼。

我只是伸出手，从她手里，拿过了那个遥控器。

我没有调高音量，也没有调低音量，更没有关掉它。我只是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感受着塑料外壳那坚硬而真实的触感。

电视里，动画片里的角色在夸张地大笑着。我和肖琳都没有说话，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坐着，任由那欢乐的声音，充斥着这个小小的、被各种数字和焦虑精确包裹着的家。

来源：聪明饺子I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