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根看不见的标尺，精准地丈量着我们家微妙的平衡。妻子陈婧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哗，带着一丝不耐烦的宣泄；七岁的女儿苗苗在自己房间写作业，偶尔传来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这个不大不小的数字，像一根看不见的标尺，精准地丈量着我们家微妙的平衡。妻子陈婧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哗，带着一丝不耐烦的宣泄；七岁的女儿苗苗在自己房间写作业，偶尔传来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而我，林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身边的父亲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35，是他的世界里，唯一能清晰听见的声音。

我假装在看手机，眼角的余光却瞥见陈婧从厨房出来，她擦了擦手，走到卧室门口，从挂在门后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什么，迅速塞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我看见了，那是一张折叠起来的宣传单，以及一张陈旧的、边缘泛黄的老照片。她关上抽屉的动作很轻，却像一声闷雷砸在我心上。

父亲的耳朵是在三年前那场高烧后，渐渐失聪的。从一开始的“你说什么？大声点”，到后来我们必须扯着嗓子喊，再到如今，家里最主要的背景音，就是电视机这恒定的、略显嘈杂的35分贝。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过去那个爱在饭桌上点评国家大事、臧否单位领导的老头，如今像个安静的摆件。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那些配音夸张、情节激烈的抗战剧。只有在那样的喧嚣里，他才能找回一点与世界相连的感觉。

“爸，喝水。”我把一杯温水递到他手边。

他“嗯”了一声，眼睛没有离开电视。他的标志性动作，就是下意识地摸一下右边的耳廓，那里本该有一副助听器。旧的那副上个月彻底坏了，新的价格让我们望而却步。

陈婧从卧室走出来，身上换了家居服，脸上的疲惫却没换掉。她看了一眼电视，又看了一眼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老林，关于爸的事，我们得……”

恰好此时，父亲转过头，大概是觉得口渴了，拿起水杯。陈婧的话戛然而在，后半句被她硬生生咽了回去。她对我使了个眼色，那眼神复杂，有无奈，有催促，还有一丝我不敢深究的决绝。

我低下头，继续划着手机屏幕，屏幕上那些无意义的短视频，此刻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无非是那件事。那张被她藏起来的宣传单，我前天倒垃圾时，在垃圾桶里瞥见过一模一样的——“颐养天年，给父母一个五星级的家”，一家高端养老院的广告。

电话突然响了，是陈婧的手机。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立刻拿着手机走到了阳台，并关上了推拉门。隔着玻璃，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到她的嘴唇在快速地开合。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这个家，就像一台音量被强行调到35的电视，表面热闹，内里却是一片失聪的荒原。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频道里，我们假装彼此还能听见，但心里都清楚，我们早就失联了。

父亲还在看电视，屏幕上炮火连天。他忽然指着一个角色，含混不清地对我说：“这个……这个演员，演得假。”

我凑到他耳边，大声问：“爸，你说什么？”

他摆摆手，用他那句口头禅结束了对话：“听不清，算了。”

“听不清”，这三个字，是他这几年的口头禅。一开始，是事实的陈述；后来，是拒绝沟通的挡箭牌；而现在，我总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自我放逐。

我看着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和电视屏幕上不断闪烁的光影，心里一阵发酸。我知道，有些事情，躲是躲不过去的。今晚，或许就是摊牌的时刻。阳台上的陈婧已经打完了电话，她站在那里，身影被路灯拉得很长。

那个未知的电话，像投进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我知道，涟漪很快就会扩散到整个家。

第一章

阳台的门被拉开，陈婧走了进来，脸上带着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她没看我，径直走到苗苗的房间门口，轻轻推开一条缝。

“苗苗，作业写完了吗？早点睡。”

“知道了妈妈。”房间里传来女儿清脆的回应。

她关上门，这才走到我面前，一屁股坐在单人沙发上，与我隔着一张茶几。电视里的枪炮声还在继续，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声响。

“我问过了，”她先开了口，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城西那家颐养中心，下个月还有两个床位。双人间，有独立卫浴，24小时护工。”

我捏紧了手机，指节发白。“我以为我们谈过了，这件事，不考虑。”

“林伟，你那不叫谈，那叫单方面拒绝沟通。”她的声音里透出压抑已久的疲惫，“你看看现在这个家！苗苗不敢大声说话，怕吵到爷爷；我每天下班回来，连个安静看书的地方都没有！还有你，你有多久没在晚上十一点前睡过觉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半夜给爸盖被子，给他关电视？”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颗子弹，精准地打在我最脆弱的地方。

“他是我爸。”我只能重复这句苍白无力的话。

“他是你爸，不是我爸吗？我嫁给你十年，我叫了他十年爸！”陈婧的音量陡然提高，“可你看看他现在！他开心吗？他每天就把自己关在这个壳里，除了看电视，他还有什么？我们吼着跟他说话，他觉得我们烦；我们不跟他说话，他又觉得孤单！你觉得这是孝顺？”

“那送去养老院就是孝顺了？”我反问，声音也大了起来。

突然，父亲转过头，看着我们。他的眼神有些迷茫，显然，他听不清我们在吵什么，但他能感受到气氛的紧张。他摸了摸耳朵，又说了一遍：“听不清……”

我的心猛地一揪。

陈婧也沉默了，她别过脸去，深吸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苗苗的房门开了。她揉着眼睛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走到沙发边，拉了拉爷爷的衣角。

“爷爷，爷爷，你看这个，佩奇。”苗苗把平板举到父亲面前，上面正播放着一集动画片。

父亲低下头，看着屏幕里那只粉色的卡通猪，脸上露出一丝困惑。苗苗把音量开到最大，但平板那点可怜的外放，对他来说，不过是蚊子叫。

苗苗有些着急，她把平板凑到爷爷耳边，大声说：“爷爷！佩奇！你听呀！”

父亲还是没什么反应，只是茫然地看着她。

苗苗的嘴一下就瘪了，她把平板往沙发上一扔，带着哭腔喊道：“爷爷是坏蛋！不理我！”

说完，她转身跑回了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整个客厅，瞬间死寂。只剩下电视里依旧喧闹的35分贝。

孩子的一句无心之言，像把盐撒进了这个家早已溃烂的伤口里。

我看到父亲的身体僵住了，他慢慢地转回头，继续看电视，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不再聚焦在屏幕上。我甚至看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在微微发抖。

陈婧站起身，默默地走进厨房，我听到她打开水龙头，水声比刚才更大了。她在用这种方式，掩盖自己的情绪。

我走过去，关掉了电视。

瞬间的安静，让这个空间显得无比空旷。

“爸。”我坐到他身边。

他没有反应。

我拿出手机，打了一行字，递到他面前：【苗苗不是那个意思，她还小。】

父亲看了很久，然后缓缓地抬起头，看着我。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他站起身，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了自己的房间。那背影，是我从未见过的萧索和落寞。

我颓然坐倒在沙发上。

这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来自一个陌生的号码。

【林先生您好，这里是城西颐养中心，您爱人陈婧女士今天咨询了我们的服务。我们下个月初正好有院庆活动，可以为您预留一个体验名额，您看……】

我死死地盯着那条消息，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涌。

原来，她不只是问问。她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我冲进厨房，陈婧正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将她转过来。她满脸是泪。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压低声音，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愤怒。心痛。

“我不想干什么！”她甩开我的手，也压着声音吼回来，“我想活下去！林伟，我想像个正常人一样活下去！”

“所以就要把我爸送走？”

“是‘请’他去一个更专业的地方！那里有医生，有护工，有同样的老人！比我们这样耗着他强一百倍！”

“钱呢？那里的费用你看过吗？一个月八千！我们俩工资加起来才多少？”

“可以卖了这套房子！”她终于说出了那个最可怕的方案，“卖了这里，在郊区买个小的，剩下的钱足够爸在那边住十年！也够我们重新开始！”

卖房子。

这三个字，像一个炸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这是我们结婚时，我父母付了首付，我们俩一起还贷，奋斗了十年的家。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无比陌生。

“你疯了。”

“我没疯！疯的是你！是你守着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拖着全家一起下地狱！”

争吵在狭小的厨房里升温，我们俩像两只困兽，互相撕咬。

就在这时，我的脚碰到了一个东西。我低头一看，是苗苗的那个平板电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踢到了这里。屏幕还亮着，小猪佩奇一家正在泥坑里快乐地跳来跳去。

我弯腰捡起它，关掉了屏幕。

那一瞬间，所有的怒火都像被戳破的气球，迅速地瘪了下去。

我转身走出厨房，走到阳台上。夜风很凉，吹得我一个激灵。我需要冷静，我们都需要冷静。

过了一会儿，陈婧也走了出来。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并排站着，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灯。

过了很久，她轻声说：“老林，我弟弟下个月结婚，我妈……想让我回去一趟。”

我心里一动。

“我没答应。”她继续说，“我怎么走得开。”

我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了一根。这是我们冷战中的惯用伎俩，用沉默和细微的动作，传递最复杂的情绪。

烟雾缭绕中，我看到她放在栏杆上的手，很白，很瘦。我忽然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她也有一双这样的手，但她会涂亮晶晶的指甲油。现在，她的指甲剪得短短的，指缝里甚至还有白天洗菜时留下的淡淡青色。

心里某个地方，被狠狠地刺痛了。

第二章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陷入一种诡异的“和平”。我们不再争吵，甚至连话都很少说。父亲依旧每天看他的抗战剧，只是音量从35调到了32。这个微小的变化，像一种无声的妥协，却让我更加心慌。

陈婧开始变得异常忙碌。她每天很晚回家，周末也说公司加班。我知道她在躲着这个家，躲着我，躲着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周六下午，我陪苗苗去上钢琴课。回来的路上，车开到一半，她突然说：“爸，我想吃城西那家的蛋糕。”

我心里咯噔一下。城西，颐养中心就在那里。

“今天太晚了，下次吧。”我下意识地拒绝。

“不嘛不嘛，就今天！我同桌说他家的提拉米苏最好吃了！”苗苗开始撒娇。

我拗不过她，只好调转车头。

那家蛋糕店，离颐ag中心只有两条街的距离。买完蛋糕，在车里等红灯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把车开向了那个我一直抗拒的方向。

那是一片崭新的建筑群，看起来更像个高档度假村，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门口的保安穿着笔挺的制服，看到我的车开过来，还敬了个礼。

我没有开进去，只是把车停在马路对面，摇下了车窗。

“爸，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呀？”苗苗一边吃着蛋糕，一边好奇地问。

“没什么，随便看看。”我敷衍道。

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颐养中心的大门里走了出来。是陈婧。她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似乎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正满脸笑容地跟她说着什么。陈婧不时点头，脸上也带着客气的微笑。

我的手，死死地攥住了方向盘。

她哪里是加班，她是来实地考察了。

那个男人把陈婧送到路边，她上了一辆网约车。车子启动，从我的车旁经过。隔着两层车窗，我们的视线没有交汇。

我感觉自己像个跟踪狂，一个可悲的失败者。

回到家，陈婧还没回来。父亲在客厅看电视，音量依然是32。我把蛋糕放在桌上，对父亲说：“爸，吃蛋糕。”

他没听见。

我把蛋糕盒子打开，推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摆摆手，“不吃，太甜。”

我默默地把蛋糕收起来，放进冰箱。打开冰箱门的一瞬间，我看到冷藏室的角落里，放着一盒降压药，是父亲常吃的那种。旁边还有一盒，是治疗心悸的。我记得家里的药快没了，我正准备去买。

原来陈婧已经买好了。

婚姻里最磨人的，不是没钱，而是看不见尽头的疲惫。这句话，是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的。此刻，我才真正理解了它的分量。我们被生活磨得只剩下责任和义务，像两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却忘了如何拥抱彼此。

晚上十点，陈婧才回来。她看到我坐在客厅，愣了一下。

“加班？”我问，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

“嗯，有点事。”她含糊地回答，换了鞋就想回卧室。

“我今天去城西了。”我说。

她的脚步顿住了，背对着我，身体有些僵硬。

“蛋糕店旁边，新开的那个地方，环境确实不错。”我继续说，每个字都像在碾过自己的心，“很适合‘颐养天年’。”

她慢慢转过身，看着我。路灯的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她脸上投下一片阴影。

“林伟，你既然都看到了，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她的声音很冷，“我承认，我去看过了。不止一次。我还带我妈视频看过了，她也觉得很好。”

“你妈？”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把这事告诉你妈了？”

“对！我总得找个人商量吧？我能跟你商量吗？我一提这个话题，你就跟我吵！”她的情绪激动起来，句子也变短了，“我快撑不住了！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就背着我做决定？”

“我没有！我只是去了解情况！做最坏的打算！”

“最坏的打算就是卖房子，把我爸送走？”

“对！”她几乎是吼出来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如果这是唯一的办法，对！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

我们就在这半明半暗的客厅里对峙着，像两只受伤的野兽。

突然，父亲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他穿着睡衣走出来，睡眼惺忪。

“吵什么……”他含混地说，“大半夜的。”

他大概是被我们争吵的震动惊醒的，而不是声音。他走到饮水机旁，倒了杯水，咕咚咕咚喝下去。然后，他看着我们，又重复了一遍：“听不清……你们早点睡。”

说完，他转身回了房间。

他走后，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俩粗重的呼吸声。

那扇关上的门，像一个休止符，强行中断了我们的争吵。

我走到父亲的房门口，从门缝里看到，他没有上床睡觉，而是坐在床边，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副旧式的、耳挂式的助听器。那是他最早用的一款，效果很差，早就被淘汰了。

我看到他笨拙地，一遍又一遍地，试图把那副坏掉的助听器戴上。

我的鼻子猛地一酸。

陈婧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后，她也看到了这一幕。我听到她极力压抑的抽泣声。

我转过身，看到她泪流满面。

“老林，”她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你知道吗，我今天去问了，爸那副坏掉的助听器，修不好了。换一副新的，好一点的，要三万。”

三万。

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心上。

“我甚至……”她哽咽着说，“我甚至去问了贷款。可是我们的房贷还没还完，银行不批。”

我看着她，第一次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绝望。

那一刻，我所有的愤怒和指责，都烟消云散了。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被生活捆绑在一起的战友，只是我们都打得筋疲力尽，开始互相埋怨。

我伸手，把她拉进怀里。她的身体很凉，还在不停地发抖。

“对不起。”我听到自己沙哑的声音。

“我们该怎么办……老林，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她在我的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我抱紧她，却一个字也答不上来。窗外，城市的霓虹依旧璀璨，但没有一盏灯，能照亮我们前方的路。

第三章

“三万块”成了一道横亘在我们夫妻之间的深渊。我们不再争吵，但那种沉默比争吵更令人窒息。钱，这个最现实的问题，将所有的温情和体谅都撕得粉碎。

我开始疯狂地在网上找兼职，翻译、写稿、做设计，只要能来钱，我都接。每天凌晨两点睡，六点起，整个人像被抽干了的海绵。

陈婧也没闲着。她开始在朋友圈卖一些护肤品和保健品，每天发大量的广告，引来了一些朋友的屏蔽和微词。我知道，以她的性格，做这些事，比杀了她还难受。

但我们谁也没劝谁。我们都默契地，用这种自残式的方式，去填补那个三万块的窟窿。

一天晚上，我改稿子改到深夜，眼睛酸涩。我起身去客厅倒水，看到陈婧的房间还亮着灯。我走过去，门没关严，我看到她正对着电脑，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表格。

她似乎在核对什么账目，眉头紧锁。我注意到，她打开了一个网银页面，正在进行一笔转账操作。收款人的名字，我不认识。金额是500元。

我心里一沉。她在干什么？

我没有声张，默默地退了回去。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个可怕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我的脑子。她是不是……在转移财产？为“卖房子”做准备？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疯狂地生根发芽。我开始回忆最近的种种反常。她越来越晚回家，手机不离手，对我提出的所有关于钱的问题都含糊其辞。

第二天，我趁她洗澡的时候，偷偷打开了她的电脑。我不需要密码，她的开机密码是苗苗的生日。我轻易地找到了她的网银记录。

我看到，从半年前开始，她每个月都会有一两笔500到1000元不等的转账，收款人都是同一个人。总金额加起来，已经有小一万了。

我的手开始发抖。背叛感和屈辱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以为我们在并肩作战，原来，她早就为自己铺好了后路。

孝顺有时候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自私，满足的是自己心安理得的幻觉。这句话，是我在某个论坛上看到的，一个男人在抱怨妻子不愿意和他一起赡养老人时，下面的一条高赞评论。我当时嗤之以鼻，现在却觉得，这句话或许也可以用在我自己身上。我执着于把父亲留在身边，真的是为了他好吗？还是为了满足我那点“孝子”的虚荣心，却把所有的压力都甩给了陈婧？

而她，是不是也因为我的这种“自私”，而选择了她自己的“自私”？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是周末，陈婧说单位有活动，一大早就出门了。我把苗苗送到兴趣班后，一个人回了家。父亲依旧在看电视，音量32分贝。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我走进卧室，打开了那个我一直不敢碰的床头柜抽屉。

那张养老院的宣传单还在。宣传单下面，压着那张老照片。我拿起来，照片上是两个笑容淳朴的中年人，背景是农村的土坯房。

是陈婧的父母。

我忽然想起，陈婧是家里的长女，她还有一个弟弟。她父母一直在乡下，身体好像也不是很好。结婚十年，因为远，我们很少回去。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晚上，等苗苗睡下，父亲也回房了。我把那张照片和一张打印出来的银行流水单，放在了茶几上。

陈婧回来的时候，看到了桌上的东西，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这是什么？”我指着银行流水单，声音冷得像冰。

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熬夜赚钱，想着怎么给我爸买助听器，你呢？”我站起来，一步步逼近她，“你在后面给自己留后路？陈婧，我们是夫妻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她终于喊了出来，声音嘶哑。

“那是哪样？你告诉我，这个叫‘陈建军’的人是谁？你为什么要每个月给他打钱？”

“他是我弟！”

“你弟？你弟不是叫陈建国吗？”我冷笑，“你连撒谎都这么不走心吗？”

“那是我堂弟！”她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叔叔，前年查出了尘肺病，一直在家拖着。我婶婶身体也不好，家里所有的重担都落在我那个堂弟身上！他为了给我叔看病，把婚都退了！我能怎么办？我能眼睁睁看着吗？那是我亲叔叔！”

我愣住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她惨然一笑，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我娘家也是个无底洞？告诉你我除了要跟你一起养你爸，我还要分心去管我叔叔的死活？林伟，你觉得我们这个家，还能再承受任何一点坏消息吗？”

她蹲下身，抱着头，痛哭失声。

“我不敢说……我真的不敢说……我怕你觉得我胳á膊肘往外拐，我怕你嫌弃我娘家是累赘……我只能偷偷地，每个月挤出一点钱，五百，八百，那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我给自己两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了！我用的护肤品都是最便宜的！我为什么要在朋友圈卖东西？我不止是为了你爸那三万块，我还想给我叔多凑点医药费！”

“我去看养老院，我是自私！我是想解脱！但我也是想，如果我们真的把爸送过去了，把房子卖了，我是不是……是不是也能名正言顺地，拿出一笔钱，给我爸妈，给我叔叔？我爸妈养我这么大，我给了他们什么？”

她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乞求。

“老林，我也是我爸妈的女儿啊……”

那一夜，我们没有开灯。就在这黑暗的客厅里，她把所有积压在心底的委屈、秘密和痛苦，全都倾泻了出来。

我这才知道，她那个在老家的父亲，去年也摔了一跤，腿脚一直不便。她母亲有常年的风湿病，一到阴雨天就疼得下不了床。她那个即将结婚的亲弟弟，为了凑彩礼，已经欠了一屁股债。

而这一切，她都瞒着我，一个人扛着。

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一直以为，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在为这个家遮风挡雨。原来，真正的暴风雨，一直在她那边，而我一无所知。

我甚至，还在怀疑她，指责她。

我走过去，蹲下身，想抱抱她。我的手伸到一半，却又停住了。我有什么资格去安慰她？

成年人的崩溃，就是把哭声调成了静音，然后继续扮演一个正常人。陈婧她，已经把哭声调成静音太久了。

今晚，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把音量调到了最大。

而我，也终于，听见了。

第四章

那一夜之后，我和陈婧之间那堵无形的墙，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沉重的死寂。我们不再有秘密，但真相的重量，压得我们两个都喘不过气。

我们进入了漫长的冷战。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是合租的陌生人。早上，她会比我早起半小时，做好早饭，然后自己先吃完，送苗苗上学。等我起床时，桌上会留着一份我的早餐，还温着。

晚上，我会等她和苗苗都睡下后，才从书房出来。我会看到她放在床头柜上的水杯空了，就去给她续满一杯温水。

我们用这种无声的方式，维持着这个家最后的体面，也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关怀。谁也不愿意先开口，打破这脆弱的平衡。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旦开口，面对的将是两边家庭同样沉重的现实，我们无力解决。

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家里气氛不对。父亲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面前的茶几上，就放着那张被我遗忘的养老院宣传单。不知道是他自己翻出来的，还是从垃圾桶里捡到的。

陈婧和苗苗都不在。

我走过去，想把那张单子收起来。

“别动。”父亲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很清晰。他没有戴助听器，但我知道，他看懂了。那上面“颐养中心”四个大字，刺眼得很。

他盯着那张宣传单，看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发火，会质问我。

但他没有。

他只是抬起头，看着我，用他那句熟悉的口头禅，轻声说了一句：“听不清……”

这一次，这三个字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他不是听不清我们说话，他是听不清我们生活的重压，听不清我们内心的挣扎。或者说，他一直假装听不清。

他站起身，什么也没说，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父亲的房间是空的。

桌上留了一张纸条，是父亲的字迹，歪歪扭扭：

【我回老家看看。勿念。】

我疯了一样冲出家门，陈婧也正好送完苗苗回来。看到我慌张的样子，她急忙问：“怎么了？”

“爸不见了！他留了张条子，说回老家！”

陈婧的脸也白了。父亲的老家在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小县城，亲戚们早就搬空了，老房子也多年没人住，他一个人回去能干什么？

我们开始疯狂地打电话。打他手机，关机。打给老家的远房亲戚，都说没见到他。

那一刻，所有的矛盾、怨恨、压力，全都被巨大的恐慌所取代。我和陈婧像两只无头苍蝇，在家里团团转。

“他会不会去了车站？”陈婧忽然说。

我们立刻冲下楼，开车直奔火车站。一路上，陈婧不停地用手机联系她能想到的所有亲戚朋友，声音里带着哭腔。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全是冷汗。

人只有在快要失去的时候，才想起从未好好珍惜过。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着这句话。我想到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想到他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孤独的样子，想到他笨拙地戴着那副坏掉的助听器……一幕一幕，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

我这个儿子，当得太不称职了。

火车站人山人海，我们分头去找。我在候车大厅里一遍遍地喊着“爸”，声音都喊哑了。陈婧则拿着父亲的照片，一个一个地问询。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几乎找遍了车站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父亲的踪影。

绝望，像一张大网，将我们紧紧罩住。

我们瘫坐在车站广场的长椅上，相对无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报警吧。”陈婧的声音沙哑。

我点点头，拿出手机。就在我准备拨打110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

我颤抖着接起电话。

“喂？是林师傅家属吗？”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他现在在我们这里，人民公园管理处。”

我和陈婧几乎是弹射起来，冲向停车场。

人民公园，离我们家不远，是父亲以前最喜欢去的地方。他以前每天都会去那里散步，下棋。耳朵不行了之后，他就不怎么去了，他说，听不见别人说话，去了也没意思。

我们赶到公园管理处的时候，看到父亲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捧着一杯热水，几个工作人员围着他。

他看到我们，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反而像是早就料到我们会来。

“爸！”我冲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上上下下地检查，“你吓死我了！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手机怎么也关机了？”

父亲没有回答我，只是把手里的水杯放下，对那几个工作人员说：“谢谢你们了，我儿子儿媳来接我了。”

我们把他扶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公园里亮起了路灯，昏黄的光晕洒在小路上。

我们沉默地走着。

走到公园中央那片湖边时，父亲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看着湖对岸城市的万家灯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今天，哪儿也没去。”他缓缓开口，声音异常平静，“我就在这里坐了一天。我想了很多事。”

“我想起你小的时候，我带你来这里捞鱼。你掉进水里，吓得我魂都飞了。”

“我想起你妈还在的时候，我们每天晚饭后，都来这里散步。她总嫌我走得快。”

“我还想起……这几年，我好像给你们添了太多麻烦。”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陈婧站在一旁，也红了眼眶。

父亲转过身，看着我们俩。他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清澈和坦然。

“那张单子，我看到了。”他说，“你们的事，我也听到了。”

我大惊：“爸，你……”

“我不是听不清，”他打断我，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我是不想听。我怕听清楚了，就更给你们添堵。我以为我装聋作哑，你们就能好过点。”

“我老了，不中用了。耳朵听不见，还让你们吵架。我今天就想，要是我走了，你们是不是就能清净了。”

“爸！你别说这种话！”陈婧急得哭了出来，她上前一步，扶住父亲另一只胳膊，“我们没有那个意思！我们……”

“我知道。”父亲拍了拍她的手，像是在安慰她，“你们都是好孩子。是我的错。”

他看着我，又看着陈婧，一字一句地说：“这个家，不能卖。这是你们的根。至于我……你们不用管了，我自己想办法。”

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消失在地平线上。城市华灯初上，映着我们三个人沉默的脸。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之间那道最深的隔阂，在父亲这番坦诚的话语中，悄然瓦解了。

他不是听不见，他什么都懂。他只是用他的方式，笨拙地爱着我们。

第五章

父亲“离家出走”的风波过后，我们家迎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这种平静，不再是暴风雨前的死寂，而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坦然。

那个周末，我主动召集了一场家庭会议。这是我们家第一次，三个人都坐在餐桌前，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谈谈”。

没有电视的喧嚣，没有手机的干扰。

我先开口：“爸，陈婧，今天我们把所有事都摊开来说。不吵架，不指责，只解决问题。”

我看向陈婧，她的眼眶还是红的。我握住她放在桌上的手，“对不起，以前是我太混蛋了，只想着自己，没顾及你的感受，也没想过你家里的难处。”

然后，我转向父亲，“爸，也对不起。我总以为把您留在身边就是孝顺，没想过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让您受委屈了。”

我说完，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大口，像是给自己壮胆。

陈婧看着我，眼泪掉了下来。她摇摇头，说：“不怪你，我也有错。我不该瞒着你，不该一个人钻牛角尖。”

她顿了顿，看向父亲：“爸，我想送您去养老院，不是嫌弃您。我是觉得，我跟林伟都要上班，苗苗要上学，我们照顾不好您。您一个人在家，我们也不放心。那里有专业的人照顾，还有好多同龄的老人陪您说话……”

父亲一直安静地听着。等我们都说完了，他才缓缓开口。

“我不想去养老院。”他说得很坚决，“我这辈子，没住过集体宿舍。老了老了，跟一帮不认识的人挤一块儿，不自在。”

“但是，”他话锋一转，“我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给你们添麻烦了。”

他看着我们，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方案。

“我想回老家住。”

“不行！”我和陈婧异口同声地反对。

“你们听我说完。”父亲摆摆手，“老房子是不能住了。但县城里，这几年也盖了新楼。我打听过了，租个一室一厅，一个月也就千把块钱。我还有点退休金，够我生活了。”

“那怎么行！您一个人我们不放心！”

“我不是一个人。”父亲笑了，那是风波之后，我见他第一次笑得这么舒心，“我今天给你们三叔打电话了。他和他媳妇，也从外地回去了，就在县城住。他们也想我回去，大家有个照应。”

三叔是我爸的亲弟弟，前几年一直在外地帮儿子带孙子。

“而且，”父亲继续说，“县城医院的那个王大夫，是我老战友的儿子。我这耳朵，他认识省城的专家，他说可以帮我问问，看有没有更实惠的治疗方案，不一定非要买那么贵的助听器。”

原来，在他“离家出走”的那一天，他不是在公园枯坐，而是去办了这些事。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在为我们这个家寻找出路。

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但它必须是一个可以摊开来说话的地方。当所有的误解、秘密和委屈都被摊开在阳光下，解决的办法，自然而然就浮现了。

我们最终没有采纳父亲回老家的方案，也放弃了卖房子的极端想法。

我们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

我们决定，把现在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租出去，用租金，在同一个小区，租两套小户型。一套我们三口人住，一套给父亲住。这样，他既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我们也能随时照应。

至于陈婧娘家那边，我拿出了我们仅有的一点存款，先给她弟弟救了急。我对她说：“以后，你家就是我家，我们一起扛。”

她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

而父亲的助听器，我们决定再等等。父亲说，王大夫那边有消息了，省里有个公益项目，可以为听障老人提供补助，虽然也要等，但总是个希望。

那段时间，我们家出奇地忙碌。找房子，搬家，联系租客。虽然累，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久违了的、充满希望的光彩。

搬家那天，我们三个人累得瘫倒在新租的小房子客厅里。房子不大，但很温馨。

父亲的新家就在我们楼上。我帮他把那台旧电视搬了过去，插上电。

“爸，音量调多少？”我问。

父亲想了想，说：“调到15吧。”

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像是在对自己说，也像是在对我们说：“以后，得学着听点别的声儿了。”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好像一下子“听”见了整个世界。

第六章

搬进新家后，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和陈婧的小家，虽然面积小了，但心与心的距离却前所未有地近了。我们开始一起做饭，一起辅导苗苗作业，周末会带着她去楼上看望爷爷。

父亲也像变了个人。没有了“35分贝”的笼罩，他开始走出自己的房间。他每天早上去楼下的小花园散步，跟三叔和其他老头下棋。虽然还是听不清，但他会笑着看别人说，不时点点头。他的口头禅“听不清”还在，但语气里不再是隔绝和无奈，而是一种坦然的自嘲。

有一次，我去看他，发现他正戴着老花镜，研究一个崭新的小玩意儿——一个带屏幕的智能音箱。

“这是你三叔送的，说可以语音点播戏曲，还能看新闻。”他头也不抬地说。

我走过去，教他怎么用。他学得很认真，虽然动作很慢，但没有了以前那种不耐烦。

“爸，这个还能视频通话。以后我们不在，你想苗苗了，喊一声就行。”我帮他设置好我们的号码。

他试着喊了一声：“呼叫林伟。”

我的手机立刻响了起来，屏幕上出现了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他看着屏幕里的自己和背后的我，新奇地笑了。

“嘿，这玩意儿，还真行。”

从那天起，视频通话成了我们家新的沟通方式。有时候我在公司开会，会收到父亲的视频请求，接起来，他只是想让我看看他养的花开了。有时候陈婧在出差，会收到父亲的视频，他会举着手机，让陈婧看看苗苗正在他那儿吃饭，告诉她“一切都好，放心”。

那个小小的屏幕，跨越了听力的障碍，重新连接了我们。

陈婧老家那边，情况也在好转。她叔叔的病，在我们的资助和当地的医保政策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她弟弟也顺利结了婚，还时常打电话过来，问我们什么时候有空，带苗苗回去看看。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生活从不会一帆风ushun。

一天晚上，我接到了省城王大夫的电话。他说，父亲那个听障补助的名额，批下来了。但是，需要父亲本人去省城做一次全面的听力测试和评估。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和陈婧。我们都很高兴。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去省城，至少要三四天。我最近手头一个项目正在关键时期，根本走不开。陈婧单位要搞年终总结，也请不了假。

“我去吧。”陈婧主动说，“我的事先放一放，爸的事要紧。”

“不行，”我立刻反对，“你一个人带爸去，我不放心。他年纪大了，又听不见。”

“那怎么办？总不能让爸一个人去吧？”

我们又一次陷入了两难。

就在我们发愁的时候，一直沉默的父亲开口了。

“我自己去。”他说。

“这绝对不行！”我和陈婧再次异口同声。

“为什么不行？”父亲看着我们，眼神很坚定，“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离了你们就不行的老头子了。我有手机，会用导航，会视频通话。王大夫也说了，他会在车站接我。你们就把我当成一个出门旅游的普通老头，行不行？”

他顿了顿，拿起桌上的那个智能音箱，熟练地点播了一段他最喜欢的京剧。

“你们看，”他说，“我连这洋玩意儿都会用了。还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我看着他，看着他脸上那种自信和从容，忽然意识到，在我们努力想为他撑起一片天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学会了如何飞翔。

人到了一定年纪，需要的或许不是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是一个“我还可以”的证明。

最终，我们妥协了。

我们帮他订好了票，把所有注意事项写在一张纸上，给他准备了路上吃的和用的。出发前一晚，陈婧还拉着他，一遍遍地教他怎么在手机上出示健康码和车票。

他学得很认真，一遍遍地重复着。

看着灯下，妻子耐心地教，父亲认真地学，苗苗在一旁好奇地张望，我忽然觉得，这才是家的样子。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面前，我们一起想办法，一起面对。

第七章

父亲去省城的那几天，家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

我和陈婧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和他视频通话。他会兴高采烈地给我们看他住的招待所，看王大夫带他去吃的特色小吃，精神头比在家还好。

检查的过程很顺利。王大夫说，父亲的听力损失虽然严重，但听神经没有完全坏死，佩戴合适的助听器，效果会很理想。那个公益项目，可以覆盖掉助听器一半的费用。

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父亲回来的那天，我去车站接他。他从出站口走出来，背着一个小包，步子迈得很有力，完全不像一个出远门归来的老人，倒像个得胜归来的将军。

他的右耳上，戴着一个崭新的、肉色的助听器，非常小巧，不仔细看几乎发现不了。

“爸！”我迎上去。

他听见了。他清楚地听见了。他转过头，朝我笑了笑。

“回来了。”他说，声音不大，但充满了底气。

回家的路上，我把车里的音乐关掉了。我们俩就这么安静地坐着。

“这玩意儿，真不错。”父亲忽然摸了摸耳朵上的助听器，“就是有点吵。什么声音都能听见。”

我笑了：“您慢慢就习惯了。”

“嗯。”他点点头，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

回到家，陈婧和苗苗已经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

“爷爷！”苗苗第一个冲上来，抱住他的腿。

父亲弯下腰，摸了摸她的头，清晰地叫出了她的名字：“苗苗，爷爷回来了。”

那一顿饭，我们家前所未有地热闹。父亲不再需要我们扯着嗓子说话，他能听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他给我们讲省城的新鲜事，讲王大夫的趣闻，甚至还点评了一下晚间新闻。

那个爱说爱笑的老头，又回来了。

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音量是15，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舒适分贝。苗苗在给爷爷表演新学的舞蹈，陈婧靠在我的肩膀上，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恍如隔世。

回想起“那一夜”的争吵和绝望，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我们都曾被生活逼到墙角，都曾自私，都曾互相伤害。但最终，是爱和理解，拉了我们一把，让我们从各自的孤岛，重新回到了同一片大陆。

生活没有变得更容易，我的项目依旧很忙，陈婧家里的负担也还在。但我们的心，不再是慌的。因为我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我们都会一起扛。

夜深了，苗苗和陈婧都睡了。

我起身，习惯性地想去看看父亲。我走到他房门口，发现门虚掩着，里面透出台灯柔和的光。

我从门缝里看进去。

父亲没有睡，他坐在书桌前，戴着老花镜，正在看一本相册。那是我小时候的相册。他看得那么专注，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他似乎感觉到了门外的我，缓缓抬起头，朝我这边看来。

四目相对。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点什么。

也许是想说，“谢谢”。

也许是想说，“辛苦了”。

也许，只是想简单地说一句，“晚安”。

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对我露出了一个温和的、了然的微笑，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也对他笑了笑，点了点头。

然后，我伸出手，轻轻地，为他带上了房门。

那句未曾说出口的话，就让它留在那个温暖的房间里吧。

我们都懂。这就够了。

来源：俊俏香瓜8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