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0年代的生活书店，今天依然受到一些老读者的怀念，说起往事来津津有味，充满感情，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是韬奋先生的言论和行动。他主持下办杂志，开书店，都有鲜明的进步性、群众性和服务性。韬奋说：
30年代的生活书店，今天依然受到一些老读者的怀念，说起往事来津津有味，充满感情，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是韬奋先生的言论和行动。他主持下办杂志，开书店，都有鲜明的进步性、群众性和服务性。韬奋说：
“我们是共同努力于中国进步文化的一个组合”，“服务精神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不管由此遭受严重的打击和磨难，始终坚持不渝，百折不挠。还有，就是韬奋的亲密合作者徐伯昕同志的经营天才。他把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贯彻到书店的实际工作中去，做到既周详，又彻底，受到千千万万追求光明和进步，不愿做亡国奴的读者的信任和爱护。
伯昕同志和韬奋先生合作得如此天衣无缝，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品德，共同的信念，他们与大众的利益息息关心，为维护自己信仰的事业奋不顾身。这种精神贯穿在从《生活》周刊到生活书店的整个艰难险阻的历程中。
下面说说生活书店的门市工作在伯昕同志领导下，如何坚持立场，发扬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的。
陈列图书馆化，开架售书
生活书店第一个门市部于1934年在上海福州路复兴里（384弄）的二楼开业。为方便读者起见，在门市陈设上伯昕同志提出一个在当时是创新的设想。靠墙周围20来个书架上的图书全部开架，按科学的图书分类法陈列，从总类开始，分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史地、技术知识、儿童读物等。本版书和总经售图书另设专柜。书店同人把这种布置叫做陈列图书馆化。在店堂中间，摆开四个书台，陈列杂志、新书与重点书。每个书台可摆近百种图书，每种书七八十来本一叠，畅销书一放就是三四叠。书台周围的读者随手可以翻阅。读者一进门，全部图书都看得见，摸得着，置身于一个随意挑选，不受拘束的环境中。
这种陈列方式突破当时一些书店的做法。许多老式书店在经营方式上老气横秋，仅仅有少数样本供读者翻阅，许多书籍是读者摸不着的。书店职员在柜台边坐着，等待读者叫出书名来。几家大书店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只卖本版书。销售古旧小说、四书五经和碑帖字画，或是销售一折八扣书的书店，书架上比较杂乱，谈不到科学的图书分类。所以，生活书店的做法，给读者面目一新的感觉。
被韬奋誉为多才多艺、出将入相的徐伯昕，原本学的陶瓷美术，有绘画基础。他在为《生活》周刊客户设计广告时已经展露才华。在门市部的布置上，又运用他的艺术修养为美化环境和增强文化气息，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下了一番功夫。除了前面说过的陈列方式外，他利用门市部中间两根水泥柱子，设计了一套贴在柱子四周的挂柜，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柜子里的新书有电灯照明。读者一进门就被这两组明亮的立柜吸引。这样的装潢，如今不算稀奇，在30年代的书店里，却是一项别出心裁的设计。书柜上面的墙上张贴新书海报。成本的图书目录和单页的专题书目，读者可以随意取阅。
生活书店门市部的出现，给书业界带来一种新作风。这种把为读者服务作为工作准则的新作风只能产生于新书业（当时为了有别于纯粹商业性的老书店，把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文化生活社等称为新书业）。新书业出版和经销的图书具有新思想，属于进步的文化事业。对这一点，韬奋说过：“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正是这种新的经营思想引发出新的经营作风。
在二楼开书店门市，生活书店是第一家。说也凑巧，13年后，生活书店在香港繁华的皇后大道中开门市，也在一家商店（西服店）的二楼，楼梯也是缩在一条弄堂里。当然不是有意追求上海门市部的格局，实在是经受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打击之后，没有能力担负更多的租金了。
香港皇后大道54号2楼的生活书店门市部
香港门市部开业前，伯昕同志从上海赶来，亲自筹划店堂的陈设布置。根据具体条件，尽量突出书店的文化气息和增强读者的亲切感，是伯昕同志一贯的设计思想。1945年生活书店在上海复业，租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口一个双开间门面，利用临街大玻璃橱窗陈列新书和重点书外，又利用两扇玻璃门上方的气窗的位置，写上“读者之家”四个大字。这一次在香港，他请美术家曹辛之（重庆时代的生活同人）画了一张韬奋像，挂在面对入口处的墙上。这张十分传神的韬奋油画像俯视着整个门市部，每一位读者进门首先看到的是韬奋先生，门市部的工作人员天天在韬奋先生注视下工作。
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口的生活书店上海分店（1946年）
“陈列图书馆化”和开架售书，以后成为生活书店门市传统的模式。1939年我参加生活书店衡阳分店，1940年到桂林分店，1945年在上海，1947年在香港，1949年到大连光华书店（生活书店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作经营），我所经历过的门市部，都采用科学的图书分类，书架全部开放，把方便留给读者。
生活书店西安门市部内景
三联书店广州分店内景
好书皆备，尽量满足读者需要
生活书店门市部把进货工作看作是做好门市工作的重要环节。如何做到只经销好书，品种丰富，供应新书快速，全靠在进货上下功夫。后来又提出“好书皆备，备书皆好”的奋斗目标。
所谓“好书皆备”，实际上是不可能十足做到的。只能作为一种理想和努力目标。只要进货时严格把关，“备书皆好”是做得到的。
第一任门市部主任毕子桂生前说过进货的标准：凡是内容低劣，政治上反动的书一概不进。韬奋说：“我们这一群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我们在上海开始的时候，就力避‘鸳鸯蝴蝶派’的颓唐作风，而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在抗战建国的伟大时代中，我们也力避破坏团结的作风，而努力于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及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这就是生活书店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光有好书，没有丰富的品种，不可能做到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要。在30年代前期，本版书还不多，加上总经销的书，还是品种不多。如果门市部品种单调，读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决然无法吸引读者上门。为了满足读者需要，必须有选择地大量经销外版书。如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现代书局、良友图书公司以及商务、中华、世界、大东等，都是进货的对象。伯昕同志后来回顾那个时期说：“除了诲淫诲盗和含有毒素的以外，全国各种书刊都为读者代办。”
毕子桂和以后的门市部主任，为了追求“好书皆备”的目标，从不放过报纸、杂志上的新书广告和出版消息。每天开出去的添货单中总有一些从报刊上捕捉到的新书。对于售缺书的进货，是全体同人的责任，每天下班以前要对当天售缺的和即将售缺的书的销售情况作出估计，需要补充进货的列入添单。
好读书，经常跑书店的读者，遇到新书新杂志出版，都有一种先睹为快的心理状态。生活书店理解这种心理，新书的供应力求快速及时，装订完成后拉来的第一批书首先送到门市部。对于杂志，要求提前一天出版，当天发售。韬奋对于杂志的准期出版是非常认真的，每星期六大量读者来零售《生活》周刊（后来的《新生》《大众生活》也一样）时，决不允许让读者空手回去。《生活》周刊印数最高时达15万份，其中5万订户，10万份零售。每星期六的早晨，新出版的《生活》送到报刊批发市场望平街，分发到全市的报摊，与书店同时发售。一旦脱期出版，将有10万读者失望与埋怨。
听说1945年毕青任吕班路门市部主任时，为了尽快得到新书新杂志，有时等不及装订作送来，自己跑到装订作去取书。1940年我在桂林时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如果有一本吸引读者的新书在邻近的读书出版社或新知书店门市部出现，而我们进的货还没有到，就会感到坐立不安，不得已跑到读书或新知去批进几本，在门市应付。遇到对方不愿意转手批发时只能借用几本，以后如数归还。为追求新书供应的及时和品种的丰富，三家兄弟书店之间这类既铁面无私的竞争又兄弟般协作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如果只讲经济效益，这种竞争和协作可以看作“傻事”一桩。因为论经济利益微乎其微。幸而生活书店同人不这样看，他们追求的是尽量让读者早一天得到新书，早一天认识真理。他们把这件事看得比金钱重要。我钦佩这种“傻子”精神，如果连这一点精神都没有，如何谈得到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竭诚”两字。
福州路是30年代上海的书店街，许多著名的书店（出版社）都在这条街上占有门面，其中不少是十分气派的。为什么缩在弄堂里二楼的生活书店十分兴旺，120平方米的营业场地经常挤满读者，历久不衰，原因就在有一点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
发展服务精神，存心不怕麻烦
韬奋在《我们对外（笔者注：对读者）应有的态度》一文中说：“发展服务精神——本店三大目标之一……极可宝贵极当重视的原则。”他认为“不但应为门市部全体同人所严格注意，而且是任何部门的同人所应严格的注意”。他要求书店同人“对于服务的意义有正确而深刻的认识……”，要“存心不怕麻烦”。
门市工作中最大的麻烦出在开架售书。
书架开放或不开放，新中国成立以后若干年中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很明显，敞开书架，让读者自由挑选，会增加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读者从书架上抽出书来，往往放不到原处，或随手乱扔，弄乱分类，破坏整齐划一。工作人员为了保持书架的整齐，要跟在读者后面整理，前一批读者走了，刚整理好的书架又被后一批读者弄乱了。在书台边捧着一本书阅读的读者站累了，就会转过身来靠着书台看书，他的臀部压迫和摩擦书台边上的书，使得书角翘起来。工作人员要去提醒他，必须和颜悦色。这类事每天发生数十起，不能有丝毫的厌烦情绪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一有厌烦情绪，态度稍有生硬，便会使读者反感。
这就是敞开书架的麻烦。如何对待这个麻烦，两种态度，两个办法。一是把书架拦起来，不让读者接近；二是存心耐烦，不怕麻烦。生活书店采取后一种态度。韬奋看到正确对待这类麻烦的重要性，他说：“麻烦是大家怕的，但是认识了服务的意义，存心不怕麻烦，存心克服麻烦，就可以不怕麻烦，否则便为麻烦所克服。”徐伯昕的门市陈列模式，是书店工作中不怕麻烦，克服麻烦的代表作。
图书分类陈列，开架售书，受益的是读者。读者想找某学科、某专业图书时得到方便，避免一次又一次请工作人员取书，最后不买而出现的尴尬。读者在无拘无束的浏览中会发现一些喜欢的书，增加销售额，所以说，开架售书对书店也是有益的。
尽管有满足需要的决心，真正做到“满足”两字可不容易。不用说战时环境的衡阳、桂林，想要的书添不到，已经收到发货票的书也会在运输途中变得无影无踪，就是当年的上海，也做不到要啥有啥。为了减少读者的失望，创立登记购书办法，把读者需要的书登记下来，进货后通知读者。以后更进一步，又建立电话购书服务部，发展电话购书业务。在生活书店编印的《全国新书汇报》中，对于电话购书写道：“本埠读者可用电话（94426）通知选购任何图书杂志，随时由专差送达，快廉省费。”
《生活》周刊上的电话订购广告（《生活》第7卷第42期，1932年10月22日）
门市部售缺的书、没有进货的书，让读者登记购买，这种办法1986年我在美国也看到过。书店并不因为一二本书的小买卖获利甚微而不予重视。生活书店在半个世纪前就创立这种服务方式，以后在战争环境下被迫停止。遗憾的是战争结束以后未能恢复。近见报道，某家书店已在试办电话购书，如能坚持下去，肯定会大受读者欢迎。
上海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大都市，生活书店一个门市部不能满足全市读者的需要。可是，增开一个门市部需要很多投资，生活书店试办过不需要大量投资的销售点，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康健书店的门面上和愚园路青年书店门面上挂出“生活书店临时营业处”的招牌，设一专柜，派一名职工，从每天销售收入中抽10%作为租场地的酬金。类似的办法，抗战时期在武汉的珞珈山、重庆的北碚用过。
生活书店珞珈山营业处（1938年）
生活书店沙坪坝分销处
开架售书、缺书登记、电话购书、建立临时营业处，都是发展服务精神的实际行动。如果书店不为读者谋方便，那么，所谓竭诚为读者服务将成为一句空话。正如韬奋告诫的：“在实践上——不是在口头上——发展服务精神。”
工作人员在读者中间，与读者交朋友
开架售书，把工作人员从柜台后面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放到读者群众中间去。这样一来，他们不会处在读者对立面的地位，与读者的距离缩短了，关系密切了，感情得到交流了。
书店工作人员与读者能不能交流情感是新书业与纯商业性书店的一个显著的差别。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组成的新书业供应读者进步的精神食粮，它的进步性、革命性决定它必须接近读者、了解读者，与读者交朋友。有感情的交流，才能做到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徐伯昕后来总结生活书店的成功经验时说：“生活书店的建设与发展靠三个方面的力量：著作人、作家的合作与支持；读者的信任与爱护；书店本身干部的勤劳和努力。”
读者对生活书店工作人员的看法，与对一般商店职工也不一样。韬奋从切身体会说他的感受：“一般社会上的人，把生活书店的人看得太好了，或想得太好了。于是乎生活书店的人更感觉做人难，更要注意到做人之道。”“一二同事对外的态度言词偶有不客气、不诚恳，可以影响到朋友们对于整个书店及全体同人的印象。”他讲到门市部同人服务态度时说：“最须注意的是诚恳、热忱、周到、敏捷、有礼貌等等，而要做到这些，最主要的是要存心耐烦。”
上海福州路门市开业时，有四个年轻人：毕子桂、黄宝亢、毕子芳、陆中斐。毕子桂既是门市负责人，又是普通工作人员，与大家一样整理书架，添配新书，补充缺书（书架与书台下面就是存放复本的小书库），开发票，收银包书，答复读者问题。有时还要打邮包，代读者寄书。收银处有门市部唯一的一张凳子，整天空着，没有人会去坐着休息。只要门市部有读者，他们就会到读者身边去，至少也要把目光与心放在读者身上，常常不等读者招呼，工作人员已经来到读者身边为他服务。读者找到需要的书，可以在原地付款，工作人员会把包好的书和“找头”送到他手里。遇到读者拥挤时，只要招呼一声，邮购和批发部门的同人都会到门市部帮忙。
工作人员不受分工和8小时工作制的约束，自觉地支援需要人手的地方，这是在发展服务精神的感召下养成的习惯。办事迅速，不让读者等候，珍惜读者时间，也是服务精神的一种表现。韬奋在讲到“服务不仅仅是替人做事，而且要努力把事情做好”时，列举的要求中就包括“敏捷”。不急不忙的冷淡态度是不符合生活书店的服务精神的。
在毕子桂主持下，为了替读者着想，每月一次盘点存货不占用工作时间。预先编制有书名的存货表，盘点时只填一个数字，在门市打烊以后，几个小时就做完了。1939年黄宝亢任衡阳分店经理，把上海的做法带到衡阳，盘点存货不停业。1947年香港生活书店门市开业，仍旧保持这种好作风。
书店爱护读者，读者信任书店。读者把书店工作人员当作朋友，主动找你谈书，谈作者，交换对某个问题的意见。有时也会说说家常话。韬奋在《痛悼子桂同事》一文中，说毕子桂“是学识经验俱富的极难得的专家”，是出版界的优秀人才。称赞他待人接物和谦诚恳，对书店业务精通熟练，对职务的勤奋，对文化事业意义的彻底的了解，在在都是模范。说他善于和读者交朋友，一位新读者上门，他很快就搭上话，几次见面就成为老朋友。即使是抓到的偷书雅贼，他也热忱对待，决不使用污辱性语言。
张锡荣同志讲过毕子桂的一个故事。有一天抓到一个青年，毕子桂用好言好语相劝后放他走了，几天后收到一个邮包，就是那位青年受感动之后把过去偷的书全部寄来，表示与过去决裂。
毕子桂（右）、杨义方、曹建章于生活书店昆明分店门市留影
抗战时期我在衡阳与桂林分店，也有一些读者朋友。他们多半是流亡青年，追求进步的年轻人。他们从书店供应的读物中受到启蒙，认识真理，他们把书店工作人员当作可以信赖的朋友。有的谈理想，探索人生的道路，有的探询去延安的途径，如果不是对生活书店的绝对信任，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没有人敢于这样冒险。
书店热心帮助读者，读者用同样的热情回报书店。我经历过的，因为得到读者帮助而解决难题的就有好几起。在衡阳，在邮局供职的读者帮我逃过国民党邮检人员的黑手，把一批又一批的进步书刊送到外地读者手里；在香港，远洋轮船上的热心人，帮助我们冲破东南亚某些地方当局的禁令，把进步书刊悄悄带进去。这些读者所以甘心承担风险，在于对生活书店的信任和情感的力量。
生活书店是为大众服务起家的
生活书店政治上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经济上是一个合作社组织，没有私人投资，靠自力更生一点一点积累资金。1932年7月，在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成立生活书店，伯昕同志在1948年回忆当时情况说：“生活出版合作社的第一期股款不到2万元，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经营，发展到15万元。”
生活书店用在出版、发行的周转金，主要是几万户杂志预订金和几万邮购户的存款，这是一大笔不要利息的存款。徐伯昕这位当家人，最清楚书店经济上的困难，1982年纪念三家书店革命出版工作50年时，他回忆说：“三家书店在诞生后，除了受到敌人制造并强加给书店的种种迫害而外，相同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穷困。”
虽然穷困，却从来没有把营利放在第一位。韬奋在《我们的工作原则》一文中提出：“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这是我们在现阶段，一切工作上的总的原则。”生活书店的历史证明，它所以获得广大读者的爱护，奠定它在出版史上的地位，依靠的是这个总的原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生活书店不是不要盈利。韬奋在论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对立统一时，他说：“我们的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倘若因为顾到事业性而在经济上做无限的牺牲，其势必致使店的整个经济破产不止，实际上便要使店无法生存……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商业也将随之而衰落，所谓两败俱伤。”
对于如何增强商业利益，增加收入，韬奋说：“在积极方面，必须注意‘工作第一’。在工作上最努力、最有成绩的同事，是我们的英雄！工作能力最强、办事最负责的同事，是我们大家的宝贝！在另一方面，在工作上拆烂污，成绩上恶劣的同事是我们的害群之马，工作能力不强而办事又不负责的同事，是我们的蠹虫！前一种同事，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我们的商业，都有切实的贡献；后一种同事，对于我们的商业固然只有破坏的作用，即对于我们的事业，也是只有破坏的作用。”
生活书店用于发展事业的资金，是依赖全体职工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在尽心竭力满足读者需要中得到的。越是服务得周到彻底，越是得到读者的信任，营业额蒸蒸日上，经济收入自然跟着增长。生活书店从来没有只顾盈利而忽略读者的利益。韬奋说：“生活书店是为大众服务起家的。”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还得引用韬奋先生的遗著《患难余生记》中的一段话：“为读者服务，是生活书店最宝贵的几种传统精神之一，是生活书店所以在十六七年中能由小规模的周刊社（最初有我在内，正式职员只有两个半人），突飞猛进，蓬蓬勃勃，发展到分店布满全国各重要地点达50余处，全体同事达四五百人之多，最主要的基本原因之一，简单称为服务精神。”
1992年9月8日写于芳古园
原载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江苏省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转载自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