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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里退休，人生最大的败笔，竟是把我家黑白电视送给了农村亲戚

坐在昏暗角落的我，一言不发地望着墙角那个空荡荡的木桌，电视机原本就放在那里，如今只剩下一圈浅浅的灰色印记。

我叫老张，在县城开了个小杂货店，这些年见过不少起起落落的事。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像做梦一样。

马兰花今年52岁，她家小院的老柿子树下，摆着一张裂了边的木桌，桌上搁着去年获得的县级养殖专家荣誉证书，证书边角泛黄，用来垫着一只开了裂的陶瓷茶杯。这杯子是15年前下岗那阵子，单位发的最后一份福利。

我叫李三河，今年五十六，在县城开个小饭馆。这个故事，得从十二年前说起。

我们村有个张叔，六十出头的年纪，膝下只有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十年前他突然犯了倔，把自家两亩水田改种了梨树。当时村里人都说他傻，水田好好的，年年有收成，改种果树得等好几年才能挂果。更何况我们这边土地少，种粮吃粮，把水田改种果树在老一辈人眼里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

去年春节，村口李二狗家杀年猪，我和几个老爷们儿围着火堆喝酒，聊起了我家那个死撑的猪场。二狗摇头晃脑地说：“老张，你听我一句劝，趁早卖了吧，五年亏下来，再撑下去连棺材本都没了！”

那天我回老家，见到舅舅的第一眼，发现他左手食指上又多了个硬茧。这个硬茧和之前的不太一样，边缘有点发白，中间却是新长出来的红色嫩肉。这大概就是我离家三年，他一个人埋头干活留下的印记。

说起我这个”百万富翁”的称号，村里人现在都笑着叫我”王百万”。其实我心里清楚，论实在的，我顶多算个”十万富翁”，那百万里至少有九十万是人们的夸张和我自己的虚荣心凑出来的。不过，这些年从那片荒地上真真实实刨出来的钱，确实也让我们这个曾经揭不开锅的家翻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