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淮西之役的胜利，如同一记惊雷震彻天下藩镇。面对宪宗李纯雷厉风行的军事威慑与怀柔政策，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率先递上降表，其余藩镇则在权衡利弊后纷纷效仿。唯独平卢李师道负隅顽抗，终致身死族灭。至此，肆虐大唐半世纪的藩镇割据痼疾终得缓解，"元和中兴"的盛世华章就此展开。

淮西之役的胜利，如同一记惊雷震彻天下藩镇。面对宪宗李纯雷厉风行的军事威慑与怀柔政策，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率先递上降表，其余藩镇则在权衡利弊后纷纷效仿。唯独平卢李师道负隅顽抗，终致身死族灭。至此，肆虐大唐半世纪的藩镇割据痼疾终得缓解，"元和中兴"的盛世华章就此展开。

元和十三年（818年）元日，长安城张灯结彩。淮西大捷的余韵让这个新年格外欢腾——这是三年来首度恢复的元旦大朝会。尽管满朝文武沉浸于喜庆，端坐龙椅的李纯却目光深远。他看似在履行帝王仪典，思绪早已飞向成德方向：那些尚未完全臣服的疆域，正等待最后的收网。

新春的爆竹声尚未散尽，大明宫的战事推演已悄然展开。成德镇的命运，即将在这位铁血君王的运筹帷幄中迎来终章。

自李纯发兵讨伐淮西起，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便一直心神不宁。他深知，一旦淮西战败，朝廷的下一个目标极有可能就是自己。因此，在朝廷对淮西用兵期间，王承宗暗中多方阻挠、破坏，试图延缓战局进展。此举最终激怒唐宪宗李纯，决定再度出兵征讨成德。尽管王承宗凭借官军内部协调不一的弱点，勉强抵御住了进攻，使朝廷再度罢兵，但这一次，他已毫无欣喜之意。

与元和五年（810年）不同，王承宗清楚地意识到：此次朝廷退兵，并非因战事失利，而是为了集中力量先平定淮西。他明白，一旦吴元济覆灭，自己必将成为朝廷下一个清算对象。如今，这一天终于临近。

就在淮西之战即将落幕之际，一位名叫柏耆的士人向韩愈进言：“吴元济已被擒获，成德王承宗必定心惊胆寒。此时若持宰相裴度手书前往成德劝其归顺，他极有可能主动请降。如此一来，朝廷无需兴师动众，便可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韩愈认为此计可行，遂将建议转呈裴度。裴度深以为然，当即批准，并委派柏耆持书前往成德，执行劝降之任。

柏耆抵达成德后，将裴度的书信转呈给王承宗。关于王承宗的具体答复内容，史料中并未明确记载。但值得关注的是，不久之后，王承宗便通过魏博节度使田兴向唐宪宗李纯表达了归顺之意。

王承宗在归顺条件中提出了四项重要让步：

首先，他愿意送二子王知感、王知信及牙将石讯等人入朝为质；

其次，承诺归还争议已久的德、棣二州；

第三，允许朝廷选派官员到成德任职；

最后，保证按时上缴辖区赋税。

这些让步背后暗含深意：以子嗣为质意味着放弃了节度使世袭特权；归还德、棣二州则是对先前抗命行为的悔过表态。选择田兴作为中间人，既因其与朝廷关系良好，又因与成德无旧怨。田兴在奏章中力陈接受归顺之利：既可避免战火荼毒河北，又能规避朝廷用兵失败的风险。

然而宪宗对此颇为犹疑。淮西大捷后，朝廷军威正盛，完全具备武力解决成德的实力。更何况前两次征讨无功而返的耻辱记忆犹新，让李纯难以轻易接受和议。这一决策不仅关乎朝廷威严，更涉及对河北藩镇长远的控制策略。

田兴对李纯的劝谏展现了极大的耐心与坚持。为了促成王承宗归顺朝廷，田兴先后多次上陈奏章，恳请赦免王承宗。经过反复权衡，李纯意识到若继续拒绝可能会挫伤田兴的忠诚之心，最终决定接受王承宗的归顺。

四月二十日，王承宗派遣其子和牙将携带德州、棣州二地的行政印信抵达京城。四月二十七日，李纯正式颁布《赦王承宗诏》。诏书下达后，尚书右丞崔久奉命前往镇州（今河北正定）宣旨安抚。王承宗身着素服，恭敬地接受诏命，此后彻底臣服于朝廷。特别是在次年朝廷平定平卢后，王承宗再次上表朝廷，承诺成德镇所有官员任免皆由朝廷决定。

自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王承宗归顺后，直至唐穆宗李恒即位的长庆元年（821年）七月，成德镇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尽管王承宗本人未曾入朝觐见，但从朝廷整体局势来看，李纯接受王承宗的主动归顺实为明智之举。这一决策不仅避免了朝廷劳师动众，更为后续征讨平卢积蓄了充足的力量。

此时，李纯需要面对的是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与识时务的王承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师道选择了一条与朝廷对抗到底的不归路。

在朝廷讨伐淮西藩镇的三年间，宪宗李纯调集各方军队参战，却刻意避免征调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的兵力。朝廷担忧李师道会借出兵之机与吴元济暗中勾结，从而破坏朝廷的平叛大计。

然而在这三年间，李师道并未袖手旁观。他不仅在长安、洛阳两京策划了焚烧粮仓、刺杀宰相等一系列破坏活动，意图干扰朝廷对淮西的军事行动，更曾派兵突袭彭城（今徐州）以支援吴元济。若非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在侧翼牵制，李师道很可能早已挥师南下，与吴元济合兵对抗朝廷。

至元和十二年（817年），随着李光颜攻占陵云栅，淮西镇败局已定。李师道见势不妙，立即遣使入朝假意归顺。宪宗为集中力量平定淮西，暂时接受其请降，并遣给事中柳公绰前往平卢宣慰。但双方心知肚明，这番"归顺"不过是权宜之计。

淮西平定后，宪宗趁胜追击，派亲信大臣、兵部员外郎张宿前往郓州，要求李师道效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割让辖地并遣子入质为信。与先前虚与委蛇的归顺不同，这次朝廷要求平卢镇必须作出实质性臣服。

这一强硬要求引发了平卢集团内部激烈争论，主战派与主和派就"彻底归顺"还是"继续割据"展开了激烈博弈。

李师道执掌平卢节度使大权后，其麾下将领始终分为主和与主战两派势力。元和元年（805年）李师道刚刚接手军务时，因朝廷迟迟未下达正式任命，他一度打算通过袭扰周边州县来向朝廷施压。此时高沐将军挺身而出，力谏李师道应当立即向朝廷缴纳赋税、接受朝廷派遣的官员，以表明归顺之意。李师道采纳了高沐的建议，最终获得唐宪宗李纯的正式委任。此后每当李师道萌生反叛之意时，高沐与郭昈、李公度等将领都极力劝阻。

然而以判官李文会、孔目官林英为首的另一派势力，却凭借李师道的宠信，不断怂恿其对抗朝廷。他们煽动李师道说，若放弃十二州的统治权，只会让高沐等人成就忠君之名。在李文会等人的挑唆下，李师道逐渐疏远高沐一派，将其贬为莱州刺史。

深感愤懑的高沐在莱州任上秘密上书唐宪宗，揭露了李师道的谋反企图，这一举动得到了李纯的高度赞赏。

据史料记载，孔目官林英借进京奏事之机，暗中打探到高沐已归顺朝廷的消息，立即向李师道密报。得知此事的李师道随即展开内部清洗，对主张归顺朝廷的官员实施残酷镇压。高沐在返回镇州途中被诱捕处决，其同党郭昈、李公度等人也相继遭到清算，或被处死，或被流放。

值得注意的是，在郭昈被捕前，曾秘密派遣心腹郭航前往吴宁镇，试图联络官军将领李愿。郭昈在密信中透露，平卢沿海的莱州、淄州等地防守薄弱，仅由囚徒驻守，建议官军派三千精兵渡海突袭。

为保密起见，郭昈特意以李师道心腹刘谅的名义署名。李愿收到密报后立即上奏李纯，但朝臣普遍认为这是李师道的诱敌之计，理由是刘谅作为李师道亲信绝无可能倒戈。这一误判导致李纯错失战机，直到郭昈被捕后真相才大白。

在淮西被平定之前，李师道一直对主张投降的派系采取严厉打压的态度。然而，随着淮西战事的结束，局势发生重大转变，迫使李师道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处境。一时间，郓州内部主降与主战两派之间的角力再度升温。

唐宪宗派遣的特使张宿抵达郓州后，敏锐地把握住李师道性格中重名分、不愿屈居人下的特点，从心理层面入手进行劝说。张宿指出，李师道出身宗室，若论辈分，实为当今圣上的叔父，从礼法上讲，本不应向朝廷低头。然而，平卢近年来跋扈之态日益明显，朝廷却一再容忍，实属仁至义尽。如今淮西已平，大势所趋，若继续抗拒，恐将步吴元济后尘。因此，归顺朝廷不仅可保身家，更是顺应天命之举。

李师道被这番话打动，随即派遣使者入朝，主动请求献出土地、归附朝廷。唐宪宗李纯接受其请，准其割让沂、密、海三州，并命其长子入朝为人质。李师道迅速照办，不仅交割州郡，还奏报了长子赴京的具体时间。至此，平卢归顺之事已基本成定局，只待朝廷正式确认。

然而就在局势即将缓和之际，平卢内部的主战派再度掀起波澜。李师道的妻子魏氏坚决反对派儿子入京为质，而主战派将领们也趁机鼓动李师道，声称平卢自开镇节度使李正己以来，坐拥十二州的广袤疆土，麾下精兵强将不下数十万之众，实力远超当年的淮西藩镇。他们甚至建议，若战事不利，届时再割让三州也不迟。

这番蛊惑让李师道信心倍增，他当即下令将主和派官员全部下狱，并借故以整顿税务为由，将朝廷使者张宿逐回长安。而此时身在京城的唐宪宗李纯尚不知平卢态度有变，仍对招抚平卢抱有期待。元和十三年（818年）正月，他再度派遣左常侍李逊前往郓城宣慰。

未料李逊一到郓城，便见李师道态度骤变，不仅以盛大军阵示威相迎，更在会谈时含糊其辞，对归顺之事百般推脱。李逊洞察其伪，毫不畏惧地直指要害，要求李师道明确表态。见对方始终敷衍，李逊心知谈判无望，很快便返京复命。

回朝后，李逊向李纯直言："欲使平卢臣服，非如讨伐淮西之役不可。"此言一出，朝廷对平卢的最后一丝和平期待也随之破灭。

不久后，李师道上表朝廷，声称平卢军情不稳，暂时无法履行纳质割地的承诺。至此，李纯方才彻底醒悟，意识到李师道一直在虚与委蛇，遂将征讨平卢一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对于是否出兵平卢，李纯内心始终存有顾虑。这种迟疑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朝廷目前的实际情况，二是平卢藩镇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军事方面，虽然平定淮西的胜利极大提升了朝廷声威，但淮西与平卢相比，军事实力确有云泥之别。更值得注意的是，历时三年的淮西之役已使朝廷在财力、物力方面捉襟见肘，不仅国库空虚，民生亦显疲敝。若此时贸然对平卢用兵，李纯担忧会招致朝臣反对，更恐激起民怨。

从地理形势分析，平卢东临沧海，北据黄河天险，朝廷若要征讨，唯有从西、南两个方向进兵，这较之四面受敌的淮西显然更为艰难。况且平卢统辖十二州之地，户口逾三百万，拥兵数十万之众。那些主张"先战而后议和"的朝臣所言，确实不无道理。由此可见，朝廷若要平定平卢，必须投入远超淮西之役的军事力量，方有胜算。

鉴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李纯不得不审慎权衡征讨平卢的决策。为确保朝廷在是否对平卢出兵的问题上达成较为统一的意见，元和十三年（818年）六月，李纯颁布了《令百僚议征李师道敕》。该敕令详细列举了李师道的种种罪行，征询百官的意见以决定是否出兵讨伐。

李纯此举用意明显：在平定淮西取得重大胜利的背景下，加之李师道叛逆不臣的种种行径，他确信朝臣们必将支持其对平卢用兵的决定。

事实印证了李纯的判断，朝臣们在阅读敕令后形成了空前一致的共识，这在十余年来朝廷对藩镇的用兵决策中实属罕见。乘此有利时机，李纯于七月初三迅速颁布《讨李师道诏》，正式对平卢发动军事行动。

自四月李师道拒绝纳质割地至七月正式发布讨伐诏书期间，李纯虽对用兵决策有所顾虑，但始终未放松军事准备。

五月十三日，他任命战功赫赫的原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义成军驻地滑州（今河南滑县）恰好位于平卢军控制的蒲州（今河南濮阳）、曹州（今山东菏泽）以西。这一人事调动旨在借助李光颜在平定淮西战役中展现的卓越军事才能，增强对平卢西部地区的军事压力。

七月初一，唐宪宗李纯下诏任命李愬为武宁节度使。武宁节度使的治所设在徐州（今江苏徐州），位于平卢割据势力所控制的郓州（今山东郓城）和兖州（今山东兖州）以南，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原本在平定淮西之后，李纯曾考虑调任李愬为陇右节度使，但鉴于平卢李师道日益猖獗的叛乱态势，朝廷决定将这位在淮西之战中立下首功的猛将调往前线，执掌武宁军务，以增强对平卢南部的军事压力。

在李纯的周密布局下，唐军对平卢形成了多方向的战略合围：

西部的滑州由义成节度使李光颜镇守；

南部则由武宁节度使李愬与楚州刺史李听的部队构成主力；

西南方向有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军队驻防；西北侧是效忠朝廷的魏博节度使田兴；

正北方向则由横海节度使郑权扼守要地。如此部署，从五个方向对李师道的根据地郓州形成了半圆形的战略包围，形成全面进逼之势。

随着《讨李师道诏》的正式颁布，朝廷对平卢的军事行动全面展开。名将乌重胤率先在齐州福城击溃敌军，斩杀平卢士兵五百余人，打响了第一枪。同年十月，李愬率军攻入兖州鱼台（今山东鱼台），大破敌军三千。

十一月，魏博节度使田兴自阳刘（今山东东阿）渡过黄河，在距郓州仅四十里的地方扎营，直逼敌方腹地。

十二月，田兴再战告捷，击溃三万平卢军，并于不久后在阳谷（今山东阳谷）再次重创李师道主力。这一系列战役沉重打击了平卢军队的士气，使其陷入被动，为最终平定叛乱奠定了坚实基础。

数月前，田兴曾向李纯提出军事计划，建议从黎阳（今河南滑县北）渡过黄河进入滑州，与义成节度使李光颜军队会师共击平卢。

时任宰相裴度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魏博军队一旦渡河就必须立即展开攻势。他更建议采取"秣马厉兵"的策略，待霜降时节从阳刘渡河直取郓州。这一深思熟虑的战略最终被李纯采纳，并在数月后取得显著成效——田兴在东阿、阳谷战役中大获全胜。

公元818年12月30日，武宁节度使李愬率军攻占兖州军事要地金乡（今山东金乡），歼敌两万余众。此役不仅重创敌军，更为官军北上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接连的军事胜利让李纯喜出望外，同时也动摇了李师道集团的军心。

随着战局恶化，平卢内部矛盾激化。许多将士开始质疑主战派李文会，认为其谋害忠臣高沐等人是导致当前困境的主因。为安抚军心，李师道不得不将李文会外调至登州任职，同时重新启用主张请降的郭昈等人。然而此时朝廷已下定决心彻底平定叛乱，这些内部调整已难挽回败局。

李师道试图通过召回郭昈向朝廷示好，但李纯并未因此停止军事行动。元和十三年（818年）初，官军在多条战线取得重大进展：正月初二，韩弘率宣武军攻占曹州考城，控制了该州南部地区；正月初七，李听指挥淮南军攻克海州，当地守军纷纷归降。

在北方战场，沧州战事因李宗奭抗命而受阻。面对这一情况，李纯果断采取行动，于十一月调派名将乌重胤接掌横海军务，并将违命的李宗奭处决。次年二月，李愬率武宁军攻占沂州丞县，与李光颜在濮州的胜利相互呼应。至此，田兴、韩弘、李愬等部形成对平卢的战略合围之势。

官军不断取得胜利,步步紧逼,让李师道寝食难安,每次前方战败的消息传来都令他惊慌失措。为扭转颓势,李师道采取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征调民夫加固郓州城防,做好固守准备;另一方面则命令驻守阳谷前线的都知兵马使刘悟率军出击。

刘悟出身将门,其祖父刘客奴曾在唐玄宗时期担任卢龙节度使。他自幼勇武过人。一次马球比赛中,刘悟不慎将当时任节度使的李师古连人带马撞倒在地。

李师古勃然大怒要处死刘悟,但面对死亡威胁,刘悟依然神色自若、毫不畏惧。李师古被他的胆识所折服,不仅赦免了他,还提拔他为后军统领,视为心腹,最终任命为都知兵马使。

唐宪宗李纯发动对平卢的征讨后,李师道委派刘悟负责郓州以北的防务。由于军需物资匮乏,李师道命令刘悟向商人征收钱财充作军费。但刘悟对商人多有宽待,商人们感激地称他为"刘父"。同时,刘悟平日待部下十分宽厚,深得将士们的爱戴。

在魏博、义成联军猛烈进攻下，刘悟屡战屡败。幕僚向李师道密报，指刘悟治军无方，专事笼络军心，恐生异心，建议及早防范。李师道遂急召刘悟回师，意图除之而后快。然又有谋士进谏，称当前官军压境，若无故诛杀大将恐致军心涣散。李师道权衡再三，只得命刘悟重返前线督军。

刘悟洞悉李师道已生猜忌，返营后即密谋兵变。为防不测，李师道以提拔为名，将刘悟之子刘从谏留置郓州为质，任门下别奏。岂料此举反为刘氏父子创造良机，刘从谏日日与李师道亲信品茗论道，暗中探得诸多军机要务，悉数密传其父。

至元和十四年正月，又有谏言提醒李师道及早铲除刘悟。二月初八，李师道遣心腹持密令赶赴阳谷，敕令行营兵马副使张暹诛杀刘悟，许以行营兵马使要职。

李师道并不知晓张暹与刘悟之间暗中交好的关系。当张暹得知李师道密令诛杀刘悟的消息后，非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刘悟合谋，先下手为强，杀死了李师道派来的两名使者。为封锁消息，刘悟下令封锁军营，严禁任何人出入。

入夜后，刘悟召集麾下诸将，公开揭露李师道意图加害自己的阴谋。他慷慨陈词，劝告将士们不必为一个即将覆灭的逆贼殉葬，若归顺朝廷，不仅可保性命，还能共享荣华富贵。

众将猝不及防，一时难以反应。兵马使赵垂棘站在将领前列，犹豫地抬头发问，质疑此举是否真能成功。话音未落，刘悟立即厉声斥责他与李师道勾结，随即命人将其当场拖出斩首，以震慑众人。

此后，刘悟要求所有将领明确表态，凡有迟疑或态度暧昧者，一律处死；同时，平日里作恶多端、激起众怒的军官也被一并清除。前后共诛杀三十余人，军中震动，余者无不慑服，纷纷表示愿听号令。

见军心已定，刘悟随即集结全军，历数李师道罪行，宣布起兵讨伐，直取郓州城。他许诺：每名士兵赏钱十万，攻破城池后，除军需物资外，城内官吏及李师道党羽的财物，任由将士自由取用。军心大振，士气高涨，一场突袭就此展开。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初八的深夜，刘悟在战前下令全军饱餐一顿，随后全副武装悄然向郓州进发。为防止走漏风声，士兵口中衔枚，战马嘴被布条紧紧捆住，行军途中悄无声息。大军疾行一夜，至次日黎明前，已兵临郓州城下，城中竟无人察觉。

抵达城下后，刘悟命部队原地待命，静候时机。待城头巡逻士卒的更梆声停歇，他才派出十余名精锐士兵前去叩城，谎称奉节度使之令入城。守城将士起初尚有戒备，表示须上报李师道批准方可开门。就在守卫准备下城通报之际，那十余人突然发难，引弓齐射，守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四散奔逃。

刘悟见状立即下令撞开城门，率主力部队迅速入城。由于行动出其不意，城内守军毫无准备，仓促之间无法组织有效抵抗，纷纷溃散。刘悟乘胜直取牙城，其守军不过数百人，虽初有零星抵抗，但在大军压境之下，很快便弃械投降。

随后，刘悟亲率将士直扑平卢节度使府衙，搜捕李师道。此时李师道早已惊慌失措，在无法逃脱的情况下，只得携二子藏身于床榻之下。终究难逃搜查，被士兵发现并拖出。刘悟下令将李师道父子押至府衙前空地，李师道跪地求饶，乞求免死。刘悟毫不动容，厉声下令将其父子三人当场斩首，以正军威。

事毕，刘悟即刻派遣左右都虞候巡视全城，严令禁止士兵劫掠百姓。军令严明，秩序迅速恢复，郓州城内很快重归安定。

在刘悟从阳谷前线回师突袭郓州之前，早已联络魏博节度使田兴，请其率军进驻自己的原营寨，并约定：若郓州突袭成功，将以烽火为号通知；若遭遇埋伏失利，则请田兴迅速出兵接应。他还承诺，无论成败，所有功绩皆归田兴所有。

郓州城破之后，刘悟信守承诺，将李师道及其二子的首级送往田兴军中，以示诚意。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十四日，田兴派遣使者赶赴长安，向唐宪宗李纯奏报郓州大捷。李纯闻讯大喜。尽管平定平卢叛乱本在其战略预想之中，但战事进展如此迅速，尤其是李师道父子授首，实属意料之外。使者呈上的三颗首级，更让朝廷上下为之震动。

随着郓州陷落、李师道伏诛，平卢所辖诸州县纷纷归顺朝廷，至此，这一长期割据的强藩彻底覆灭。

尤为重要的是，平卢是唐宪宗在位期间最后平定的一个主要藩镇。自此，困扰大唐数十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得以暂时遏制，中央权威重振。

自即位以来，李纯历经十余年励精图治，先后平定西川、夏绥、镇海、淮西、成德、平卢等桀骜不驯的藩镇，展现出非凡的政治魄力与军事决断。起初，各地节度使对这位新君尚存观望，甚至心存轻视；然而，随着淮西与平卢相继被削平，藩镇势力终于意识到：李纯绝非软弱可欺之主。

在此大势之下，原本心怀异志、意图自立的藩镇纷纷主动归附，上表称臣，进贡纳赋，以示忠诚。横海、卢龙等镇相继遣使入朝，其中尤以素来老谋深算、行事谨慎的宣武节度使韩弘最为积极，进贡尤为殷勤，足见朝廷威望已达到元和中兴的顶峰。

韩弘曾因唐宪宗李纯偏袒李光颜而在军事行动中消极应对。尽管他在宪宗平定藩镇的战役中未采取明显对抗行为，但史料表明其内心始终存有与中央政权抗衡的意图。

元和十四年（819年）平定平卢后，韩弘的态度发生显著转变。据《资治通鉴》记载，当年七月，他主动向朝廷进献绢布35万匹、银器270件，并亲自入朝觐见。这一举动与元和八年（813年）仅进贡500匹绢布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觐见时，韩弘更主动请辞宣武节度使职务。

宪宗对韩弘的归顺行为表示高度赞赏，在嘉奖诏书中特别表彰其长期为朝廷效力、在平定藩镇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批准其辞职请求，但仍授予中书令的显职以示优抚。随后，朝廷派遣宰相张弘靖接任宣武节度使，标志着长期困扰中央的宣武镇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自唐代宗广德年间（763-764年）册封安史降将形成藩镇割据局面起，至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实现全国统一，历时五十余年。其间代宗、德宗乃至短命的顺宗都曾致力削藩，但成效有限。相较之下，宪宗在十余年间先后平定西川、淮西、平卢等数十个重要藩镇，使"安史之乱"后持续衰落的唐王朝重现中兴气象。这一成就的取得，既得益于中央权威的重建，也包含着对归顺藩帅的妥善安置，韩弘事例即为典型。

唐宪宗李纯时期虽未能重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鼎盛局面，但他成功实现了国家的中兴，成为唐代中后期唯一完成天下统一的君主。这不禁让人思考：为何李纯能完成其曾祖代宗李豫、祖父德宗李适、父亲顺宗李诵都未能完成的削藩大业？这个问题历来备受唐史研究者关注。

究其原因，李纯平定藩镇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客观历史条件和主观个人因素。

首先来看历史背景的转变。李纯即位时面临的藩镇格局与代宗、德宗时期已大不相同。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对此有精辟见解，他指出元和年间与广德、贞元时期相比，藩镇的"势"已发生本质变化。在他看来，"安史之乱"的平定并非朝廷之功，而是安禄山、史思明集团内部分裂所致，朝廷实属坐收其利。然而安史虽败，藩镇割据的根基却并未真正动摇。

通过对唐朝中后期藩镇形势的深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演变轨迹。在李豫统治时期，朝廷对安史降将采取怀柔政策实属时势所迫，并非君主软弱所致。但到了元和年间，藩镇内部权力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

最初追随安禄山、史思明起事的悍将相继离世，其继任者多为世袭而来的二代，这些新生代藩帅或耽于享乐，或能力平庸。与此同时，其麾下将领的忠诚度也大不如前，更多是追求个人利益。这种内部权力结构的演变，使得元和时期的藩镇呈现出新的特点：一则叛乱者如李锜、杨惠琳、吴元济之流，在朝廷征讨下往往不堪一击；二则出现了田兴等主动归顺朝廷的藩帅。

王夫之提出的"势"论虽然抽象，却准确把握了五十年来藩镇内部的人事变迁，揭示了李纯时期与李豫、李适时代截然不同的历史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发展具有延续性。李豫、李适两朝在解决藩镇问题上的诸多改革尝试，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制度调整，为李纯最终平定藩镇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三个时期的施政呈现出明显的承继关系，共同构成了唐代中后期藩镇政策演变的完整图景。

从经济层面来看，唐代宗李豫和唐德宗李适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安史之乱”后的恢复期，国家财政体系遭受重创，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尚未完全回归生产。

为应对严峻的财政危机，李豫在位期间起用能臣刘晏大力整顿财政，推行高效的漕运与盐政改革。此后，李适继位后采纳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实现了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这一系列举措成效显著：至德宗时期，朝廷年税收已达一千三百余万贯（不含盐利），较代宗大历末年的财政收入翻了一番。

据元和年间宰相杜佑在《通典》中的记载，两税法实施后，中央年税收一度达到三千万贯。尽管到了元和初年，这一数额仍不及开元盛世时期的五千万贯，但相较于安史之乱后初期的财政困局，已有明显改善。

尤为关键的是，李适深刻吸取了此前对藩镇用兵时因财政空虚而难以为继的教训，采取多种手段强化中央财政积累。他注重府库储备，强化赋税征管，为中央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正是凭借德宗时期积累的雄厚财力，其孙唐宪宗李纯才能在元和年间发动大规模平定藩镇的战争，并最终取得“元和中兴”的重大成果。

在军事方面，李豫与李适时期虽曾多次尝试以武力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但由于时机不成熟、战略协调不足，战果有限，割据局面未能根本扭转。然而，这些军事行动也为朝廷积累了宝贵经验，尤其是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由中央直接掌控的强大常备军。为此，朝廷逐步发展并壮大神策军。到李适晚年，神策军兵力已扩充至十五万人，成为中央政权可靠的军事支柱。这支军队不再依赖藩镇支援，极大增强了朝廷的自主作战能力，为后来宪宗时期成功讨伐强藩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李纯作为中兴之主的成功，既得益于当时有利的历史条件，更离不开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施政理念。在平定藩镇割据的过程中，李纯展现出非凡的治国才能。

这位君主始终秉持"以法治藩"的统一方略，虽因客观形势所迫有过短暂调整，但削藩强国的决心从未动摇。自登基之日起，李纯便立志效法贞观、开元之治，以平定藩镇、重振大唐雄风为己任。十余年间，他励精图治，因势利导：在顺境时乘胜追击，在逆境时及时调整战略，展现出灵活务实的执政风格。

李纯的削藩战略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遵循先远后近、先易后难、先招抚后征讨、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相结合的原则。然而其决策过程也并非完美无缺，如元和四年（809年）急于征讨成德而错失淮西良机，导致军事失利；后续征讨淮西时又因军队建制杂乱、指挥权更迭频繁而屡遭挫败。这些教训都成为其后期调整战略的重要参考。

李纯的难得之处，并不在于他从不犯错，而在于他面对决策失误时，往往能迅速察觉并果断纠正。比如，初次讨伐成德战事失利后，他借擒拿卢从史之机果断收兵，避免进一步损失；在淮西战事中，一旦意识到将帅人选不当，便立即调整人事安排，最终启用李愬，扭转战局。第二次征讨成德再度受挫时，他甚至放下帝王尊严，听从朝臣劝谏，决定停战休整。这正说明，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其成功并非源于完美无缺，而在于能否在错误中及时反思、迅速调整，从而走向最终胜利。

从平定藩镇的各项战前准备来看，李纯是一位极具远见且细致周全的君主。通常而言，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准备工作的周密程度。李纯深谙此理。

在财政方面，他不仅继承了德宗时期积累的国库储备，更积极筹措军费，大力整顿财政制度。与此同时，他以身作则，厉行节俭。正如他本人所言：“聚财只为平定四方。”这种将资源集中于国家战略目标的清醒意识，正是其能够逐步收复失地、重振中央权威的重要保障。

由于李纯充分认识到物质保障在平定藩镇中的关键作用，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前线军需物资供应稳定充足。在军事部署方面，他也极为重视战前准备，每次出兵征讨藩镇，都力求做到周密筹划、准备充分。除了在宏观战略上进行统筹规划，他还亲自参与各路军队的调度、将领的任免以及具体作战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对前线将领提出的合理需求尽量予以支持和满足。在内政管理上，无论是政策出台、人事安排，还是朝臣、宦官之间复杂关系的协调，李纯始终以维护国家大局为重，避免内耗，从政治层面为平藩战争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综上所述，元和年间能够成功讨平藩镇，是李纯善于把握中唐时期的历史机遇与社会条件，充分发挥自身治国才能，并凝聚群臣智慧与将士奋战之力共同取得的成果。

来源：诗情画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