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提到“闰土”这个名字，或许00后的同学们印象不深，但很多70后和80后的同学们一定记忆深刻。作为鲁迅在《故乡》中刻画的人物，他陪伴我们走过了很长的岁月，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按部就班的中年，从《少年闰土》到《再见闰土》，原来只隔了四个字:“再见，少年”！
如果提到“闰土”这个名字，或许00后的同学们印象不深，但很多70后和80后的同学们一定记忆深刻。作为鲁迅在《故乡》中刻画的人物，他陪伴我们走过了很长的岁月，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按部就班的中年，从《少年闰土》到《再见闰土》，原来只隔了四个字:“再见，少年”！
通过对闰土形象的描述，鲁迅先生真实反映出上世纪初我国农村的满目疮痍和饥寒交迫，表达了对那个腐朽制度和黑暗社会的强烈憎恶。只不过，每当提起这个人物时，“我”的脑海中依然还是会浮现出一幅美好的画面:
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故乡》是鲁迅在1921年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后来被收录于小说集《呐喊》。在文中，当闰土第一次正面出场时，“我”对其形象进行了比较直观和细致地描写:
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一双红活圆实的手，样子十分可爱。
伴随着鲁迅和闰土的各自成长，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人生际遇，不同的文化水平，不同的理想追求，导致二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至于，当“我”和他再见面时，其成年形象竟然会是这样:
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还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戴的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冻得瑟瑟发抖，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母亲叫坐时，迟疑半天才将长烟管靠在桌旁小心坐下，全然变成一个被岁月摧残折磨而至脑力迟钝、行动迟缓的凄惨受苦人。
而最让鲁迅触目惊心的是，闰土还被牵涉进一起“盗窃案”，感觉到曾经的所有美好都在一瞬间轰然倒塌了。在文章中，“我”是这样讲述的:
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起搬回家里去……
通过文章来判断，闰土大概率是真“偷”了周家的碗碟，最起码也是准备偷。在“我”看来，将碗碟埋在草木灰里面一起带走的确不应该，这才有了那句“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几年后，更是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有感而发: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问题来了，历史上的“闰土”究竟和“我”度过了哪些青葱岁月？又为何能在“我”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回忆？成年以后，生活优渥的鲁迅，为何不能帮一把穷困潦倒的儿时伙伴？
带着这些疑问，文史不假陪您回顾历史，走进鲁迅和闰土的世界。为了抵制搬运和抄袭，笔者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实属无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图。特此声明，这篇原创文章仅发表于今日头条和百度平台，欢迎评论转发。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一户地主家庭。祖父名叫周福清，同治年间通过科举考试高中进士，任职期间却遭到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弹劾而遭罢免。父亲名叫周用吉，长期饱读诗书却屡试不中，在浙江乡试时因为牵涉舞弊案而被革除了秀才功名，最后郁郁而终。
为了光宗耀祖，周用吉生前非常重视三个儿子的学业，安排周树人、周作人和周建人先后进入“三味书屋”接受旧式教育，奠定了三兄弟扎实的文学功底。受此影响，日后才有了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突出表现。
周家虽然败落了，但依然在当地拥有可观的田产和地产。农忙时，经常都会雇佣一些长工和短工帮忙，其中就包括了闰土的父亲章福庆和母亲阮氏，她就是周作人曾在日记中提到过的“章妈”。
闰土本名章闰水，1877年出生于浙江会稽道墟杜浦村，因为命中五行缺土而取乳名“闰土”。章福庆虽然生活拮据，但还是攒钱买了银项圈给儿子套在脖子上，希望庇佑他远离灾祸长大成人。
1893年春节期间，鲁迅的曾祖母过世后举行祭祀活动，周家需要摆放许多的贡品和祭具。为了避免东西丢失，闰土被父亲安排照看现场，这也成为他与少年鲁迅的第一次相见。
虽然一个被称呼为“少爷”，一个被称呼为“闰土哥”，但两个孩童心中并没有任何的等级观念，开心地一起玩耍。几天下来，最真挚和最纯粹的友谊诞生了，据鲁迅在文章中这样描述: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着许多的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鲁迅非常喜欢倾听闰土讲故事，讲那些闻所未闻和见所未见的乡间趣事。比如，他家的沙地靠近海边，因为无法种庄稼而只能种西瓜、南瓜和甜瓜等，而且看护起来非常不容易。
可以说，鲁迅和闰土是两个世界的人，只是他们当时都没有感受到。一个在百草园倾听蛙鸣蝉噪时，另一个却在施肥除草；一个在三味书屋诵读经史子集时，另一个却在沙田瓜地捕捉刺猬獾猪；一个为午饭吃的啥而猜测时，另一个却为午饭能吃啥而发愁。
随着正月结束，尽管依依不舍，但鲁迅和闰土还是到了相互告别的时候。为此，两个孩子都显得难舍难分，“我”在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
回到乡下以后，闰土并没有忘记对鲁迅的承诺，果真托人送来了一包贝壳和几根羽毛。这段时期，两个孩童的友谊天真无邪，没有掺杂任何的世俗因素，正如“我”在文章中提到的那样:
友谊是两颗心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敲打。
鲁迅和闰土的再次重逢已经是二十年以后了，期间各自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社会也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曾经的老友相见时，再也没有了当年的亲切感，充满了尊卑观念和等级差异。他不仅称呼“我”为老爷，而且还让儿子跪下来磕头。
简直是恍如隔世！闰土已经完全被生活压垮，整个人都变得唯唯诺诺，外表再也没有了过去的开朗和自信，眼睛里再也没有了光和亮。看得见是外在的补丁，看不见是内心的补丁，甚至还爆出了偷盗碗碟的丑事。
当时，鲁迅在北京的教育部任职，专程回乡是为了卖掉祖宅，准备将母亲和原配妻子朱安都一起接走。这是“我”与闰土的最后一次见面，场面却十分的尴尬，两个人都选择了沉默以对。
在北洋统治时期，各个军阀战乱不断，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大多数民众更加难以为继。同时，“尊孔复古”的逆流竟然死灰复燃，以至于平等、民主、博爱、自由和人权等思想严重动摇，新文化运动终于爆发了。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和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同时，他还创造性地使用“吃人”二字，将封建社会形容为“人吃人的社会”，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在大学任教期间，每月的工资约有300块大洋，而稿费约有200块大洋；二弟周作人的工资和稿费也不低于300块大洋；三弟周建人就算少点，每月收入也有100块大洋。所以，周家三兄弟每月收入在900块大洋左右，绝对算得上当时的高收入家庭。
1919年时，鲁迅出资在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买了一处四合院，占地面积达1300多平米，共有32间房。之后，他将母亲和原配妻子朱安、二弟周作人夫妇、三弟周建人都接来共同居住，周家人其乐融融团聚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闰土却为了生计而艰难度日，一边要锄地捕鱼，一边还要挑担撑船，即便如此也无法养活几个孩子。到了1934年，随着浙江全境遭遇最严重的旱灾，他忍痛卖掉几亩薄田勉强求生，从此竟然沦为了没有土地的佃农。
闰土因为常年劳作本就身体不好，再加上这次打击更加雪上加霜，一病不起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由于无钱医治，他的病情恶化极快，后背的毒疮不断流出脓血。
到了1936年初，闰土已经病入膏肓，但依然念念不忘与鲁迅的那段童年友谊，直到9月份病逝。临终前，他还在病榻上断断续续叮嘱孩子们:
想办法给周先生带一些干青豆去，他是一个好人。
事实上，那时的鲁迅也境况不佳。由于频繁的文字工作和吸烟习惯，他时常感到肋骨剧痛还伴随着气喘，最终被确诊为重度肺结核。虽然先后经过日本医生和美国医生的治疗，但始终没有好转，最终在1936年10月19日凌晨过世，比闰土晚了仅仅一个月时间。
鲁迅去世后，上海《大晚报》正式刊登出讣告，整个中国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中。等到出殡时，一大批公众人物和社会名流都纷纷出席，棺身覆盖着由沈钧儒题写的“民族魂”三个字。
闰土和鲁迅作为儿时的伙伴，一前一后离开了人世，或许还可以再续前缘继续做朋友吧。难怪，他的孙子章贵会这样感慨:
我的祖父和鲁迅先生都在1936年去世，这算不算是一种缘分？
闰土过世后，大儿子章启生挑起了家庭重担，像爷爷和父亲那样操劳忙碌。可惜，他的命运更加悲惨，在1940年就不幸身染瘟疫而亡，时年仅仅只有36岁。
章启生去世后，家里只剩下妻子和三个孩子，日子早已经无法维持。果然，两个孩子因为吃不饱饭都相继夭折，只剩下小儿子章贵幸存。
章贵只有名字带“贵”，其他方面完全和“贵”不沾边，只能沿街乞讨为生。不幸中的万幸，他熬过了旧社会盼到了新中国，在人民政府照拂下通过扫盲学习被安排了工作。
周海婴和章贵
1954年2月，经过征求章贵本人意见，被调入鲁迅纪念馆工作。之后，他被派往上海参加鲁迅墓地的迁葬仪式，终于见到了周海婴，周家和章家重新恢复了联系。
到了1982年，凭借多年的认真工作，章贵被任命为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直到1993年退休。在晚年时，他发自肺腑地这样感慨:
与祖父和父亲相比，我现在过得简直是天堂一样的生活。
平心而论，鲁迅和闰土从出生就注定是不同的两种人。虽然是童年好友，但巨大的阶层差异注定不是一路人，即便不是“九天之上”和“九地之下”的差距，但也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克服的。
尽管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但阶级和阶层似乎并没有消失，依然还有千千万万的闰土们在底层艰难生活着。欢迎评论转发，关注支持@文史不假，我们一起学习历史！
来源：文史不假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