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电影创作受到较为严格的文化审查，电影内容通常被明确要求具备正面的价值导向，严禁过多展示民族的弱点、历史的灰暗面或者激烈的社会批判。这种创作环境致使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更倾向于娱乐化或者正能量叙事，而非致力于引发观众的深度反思。以战争题材电影为例，多数影片更
中国人在中国看电影时，鲜少出现类似鲁迅在日本观看电影后改变人生志向的情形，其主要原因涵盖多个层面。
就电影内容的表达与对观众心理的影响而言，存在诸多因素。其一，电影内容的限制与导向方面，文化审查与创作局限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电影创作受到较为严格的文化审查，电影内容通常被明确要求具备正面的价值导向，严禁过多展示民族的弱点、历史的灰暗面或者激烈的社会批判。这种创作环境致使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更倾向于娱乐化或者正能量叙事，而非致力于引发观众的深度反思。以战争题材电影为例，多数影片更多地是歌颂胜利以及英雄主义，却较少去反思民族在战争中所面临的困境或者社会问题。其二，缺乏震撼性对比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如同鲁迅在日本所观看到的影片，乃是站在外部视角来刻画中国人的形象，这种来自外部“他者”的视角，极易让人内心产生强烈的冲击。然而，中国电影往往是从内部叙事出发，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更容易感受到亲切或者易于接受，但也正因如此，他们不容易被迫直面残酷的现实。
从观众的心理接受度来分析。一方面，中国观众习惯于熟悉的叙事模式。中国观众对于本土化叙事更为熟悉，对于民族形象的自我塑造有着天然的认同感。因此，他们不容易像鲁迅那样，从“被凝视”的视角中产生精神觉醒。另一方面，心理防御机制也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即便电影展现出了一些负面或者批判性的内容，观众往往会将其与“他者”割裂开来，而不会主动将所呈现的问题反思到自身或者民族的精神层面。这种心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影对观众所能产生的深刻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和谐、稳定，对于过于尖锐的批判和反思往往持有较为保守的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影创作的方向以及观众的接受心理。在社会层面，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使得观众更多地将电影视为一种放松娱乐的方式，而较少去追求深度的思考和精神的触动。从文化角度出发，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主义观念，让个体在面对负面信息时，更倾向于维护整体形象，而不是深入反思个体与集体存在的问题。
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了中国人在中国看电影时较少出现像鲁迅那样因观影而改变人生志向的情况。
中国电影的类型与市场定位
商业化主导与娱乐至上的市场需求
在当今的中国电影领域，商业化已成为主导力量，娱乐至上的理念占据着重要地位。现代中国电影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商业市场，将票房收入视为关键指标，从而在创作和推广上偏向于娱乐化、追求震撼的视觉效果以及借助明星效应来吸引观众。这类电影的核心功能主要在于为观众提供娱乐消遣和情感宣泄的渠道，而非着眼于启发观众的思想或者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以众多热门的商业电影为例，它们往往充斥着华丽的特效、刺激的动作场面以及明星们的精彩演绎，让观众沉浸在短暂的感官刺激之中，却很少能够引发观众对于社会现象、人性本质等深层次问题的思考。现实主义电影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往往面临着诸多创作风险。由于观众对于轻松愉悦的内容更具倾向性，许多导演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和降低风险，更愿意选择制作历史题材、武侠、爱情、喜剧等相对轻松且容易被观众接受的类型电影。这些类型的电影能够避免与观众心理产生强烈的冲突，确保票房收益的稳定。
批判性电影的缺乏
社会批判题材的电影在中国市场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回顾鲁迅当年所受到影响的那种电影，即以外部视角直面民族问题的影片，在当今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可谓极为稀少。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批判性较强的作品，例如《我不是药神》通过展现癌症患者在求医购药过程中的艰难困境，揭示了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权力腐败和人性扭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然而，这些作品在数量上仍然属于少数，并且其产生的影响范围也相对有限。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时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压力，更倾向于在电影中寻求轻松和逃避现实。这使得批判性电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政策环境方面分析，对于一些敏感社会问题的呈现需要谨慎把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批判性电影的创作和传播。
中国电影在类型选择和市场定位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导致批判性电影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民族情感与历史教育的作用
民族主义叙事的影响
在中国，教育体系以及主流文化的叙事方式始终着重强调民族的复兴与辉煌成就。这种长期的文化熏陶和教育引导，使得观众在观看电影时，自然而然地更倾向于接受那些能够强化民族自豪感的内容，而对于那些试图揭示民族弱点的作品则持有一定的排斥态度。
以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为例，其情节往往着重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敢无畏。在这些影片中，我们能够看到英勇的战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战略战术，一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然而，此类电影通常会避免过多地展现当时民众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或者不堪的境遇。这种叙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观众对于那段历史的单一认知，强化了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可能使得观众对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缺乏全面的理解。
对负面形象的抵触
在保护民族形象方面，当电影试图呈现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时，一部分观众可能会产生不适的感受，甚至将其视为对民族形象的恶意抹黑，而非将其看作是能够发人深省的深刻揭示。比如，《芙蓉镇》这部电影真实地描绘了特殊时期社会的动荡和人性的挣扎，《霸王别姬》则深刻展现了时代变迁下人物命运的沉浮与无奈。尽管这两部电影在艺术价值上广受好评，但在它们上映之时，依然面临了来自部分观众的争议与抵触。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形象，对于负面信息的传播往往持有谨慎甚至抵触的态度。这种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对于电影中负面形象的接受程度。
像鲁迅在日本所经历的那种外部视角下对中国人的批判性呈现，这种独特的“镜像”往往能够引发深刻的反思。然而，在中国国内的电影创作中，更多采用的是内部视角。观众在这种视角的影响下，很少能够以“外部他者”的眼光来客观看待自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对于自身和民族的全面审视与反思。
民族情感与历史教育在中国观众对电影的接受和理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影响了观众对于电影内容的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影在揭示社会问题和引发深刻反思方面的功能。
鲁迅经历的独特性
时代背景的差异
鲁迅所处的时代，乃是晚清至民国这一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期。彼时的中国，正深陷被列强侵略的泥沼，内部也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民族危机犹如浓重的阴霾，笼罩着整个国度，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密相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观看电影时所受到的冲击和震撼是极为强烈且深刻的。
当他在异国看到那些揭示中国社会问题和民族弱点的影片时，内心所产生的波澜不仅仅源于画面本身，更是源于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民族未来的迷茫。而现代的中国社会，历经多年的发展与变革，已相对稳定，民族自信心也日益增强。在这样的环境中，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心态更多地倾向于寻求娱乐和消遣，希望在繁忙的生活中获得片刻的放松与愉悦，而非带着寻找思想启发的目的去观影。
鲁迅的个人视角
鲁迅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其思想敏锐且深邃，内心深受家国情怀的强烈驱动。他对于社会现象和人性问题有着超乎常人的洞察力，能够敏锐地捕捉到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本质问题。因此，当他观看电影后，能够将所受到的震撼迅速转化为深刻的反思，并付诸实际的行动。
相比之下，普通观众可能更多地关注电影的表面情节和娱乐元素，缺乏像鲁迅那样的敏感性和将反思转化为行动的动力。他们或许会在观影时被感动或触动，但这种感受往往难以持久，也难以转化为对自身和社会的深入思考以及积极的改变行动。
如何改变现状？
若期望中国电影能够如同鲁迅的观影经历那般，有效地激发观众的深刻反思，就需要从多个层面付出不懈的努力。
应当鼓励多元化的创作。为现实主义和批判性电影提供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使其能够不受过多的限制，勇敢地触及社会的痛点和难点，为观众提供更多直面社会问题的丰富内容。比如，可以鼓励导演和编剧深入社会底层，挖掘那些鲜为人知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创作出能够引起观众共鸣和反思的作品。
要推动观众思维的升级。通过教育和文化的积极引导，培养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主动反思自身与社会的能力和习惯，让他们明白电影不仅仅是娱乐的工具，更是一面反映社会现实、启发思考的镜子。可以在学校教育中增加影视鉴赏课程，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电影所传达的信息。
要突破娱乐至上的观念。借助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有效引导，促使更多具有思想深度和人文关怀的电影能够进入主流市场，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资源。例如，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鼓励电影制作公司投资拍摄具有思想性的作品，同时媒体也应当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提高观众对于这类电影的关注度。
还可以尝试在电影中引入更多国际化的视角。通过展现不同国家和文化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观察和评价，让观众能够从多元的角度反观自身的社会与文化，从而拓宽视野，激发更深入的思考。
中国人看电影较少像鲁迅那样改变人生志向，其主要原因在于当代中国电影在内容上过度倾向于娱乐化，缺乏具有震撼力的批判性视角。同时，观众也习惯了接受正向叙事，往往选择逃避面对负面的反思。要改变这一现象，需要电影创作者和观众携手共同努力，突破市场和思想的双重局限，使电影重新成为启迪思想、塑造社会价值的重要力量源泉。
来源：三半撩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