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不是口号，要想实现抗日主张，红军就得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有丰厚的积累。所以要想抗日，首先就得活下来，并活得比较好，才能有余力进行抗日。

在解决主要矛盾时，还要顺带解决其他次要矛盾，极考验决策者的战略能力。

瓦窑堡会议，中央提出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心任务，而之后中央又强调要把“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与这个中心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

抗日不是口号，要想实现抗日主张，红军就得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有丰厚的积累。所以要想抗日，首先就得活下来，并活得比较好，才能有余力进行抗日。

当时的陕北根据地被敌人团团包围，处于严重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巩固现有的根据地，并抓住时机扩大新的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红军的队伍，就很难实现抗日这个中心任务。

树挪死，人挪活，陕北实在太穷了，大军待的时间越久越危险。

1936年1月，教员作出了“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的重大决定。

争取张国焘和准备东征工作是同时进行的。

1936年1月15日，教员、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遵照上述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迅速隐蔽地集结到黄河岸边，进行渡河准备。

有关红军东征的主要目的一直以来争论不断，有说红军是为了经过山西，直接到华北抗日，有说红军是为了在山西建立根据地，还有人说红军东征目的是为了打通苏联。

客观的来说，这几种目的都有，这就是一个高明决策者在做决策时的应有的水平，不管事情如何变化，都有应对之策，在乱局中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找到突破点，这就是教员的厉害之处。

致力于将山西打造成独立王国的阎锡山，也不是一个软柿子，他在山西弄得风生水起，发展的很不错。简单点说就是山西很富裕。

所以他既不愿意看到老蒋来山西，也不愿跟红军合作，甚至当红军到达陕北后，阎锡山就已经下令成立防共委员会，从各地征调壮丁成立巡逻队伍，并调集部分精锐在黄河岸边巡视。

阎锡山对防共还是有信心的，他认为自己的实力强，准备足，红军不敢来山西，就算来了山西，阎锡山也有装备精良的部队，但事实证明，阎锡山错判了红军的实力和决心。

1936年2月17日，毛教员签发东征宣言，东征红军进入临战状态。2月20日，正式下达渡河命令，命令各渡河突击队：“先头绝对隐蔽，乘夜偷渡。以坚决、敏捷的速度奇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侧翼掩护阵地，以保证后续部队渡河对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被发觉，立即改为强渡。”

教员对东征极为重视，与彭老总一起，跟随大军渡黄河，亲往前线指挥。

晚8时整，战斗正式打响，红军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百余里的渡口，同时发起攻击。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作为右路军，由75师223团的40多个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从清涧县王家河上船，顺着小河汊进入黄河，突击敌人的岸边堡垒。

战斗很顺利，红军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大约拂晓时分，一方面军主力就渡过了黄河。

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即分兵数路，长驱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进袭柳林。

阎锡山惊闻红军渡过了黄河天险，一改往前的淡定从容，立马调兵去防守，结果红军三下五除二就将阎锡山派去的部队吃掉了，红军渡河不到两日，就顺利控制了吕梁山区的中间阻碍地带，取得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军事地位。

山西比陕北富裕，红军战士到达山西一个小镇后，随便进一户人家，都以为来到了地主家里。红军入山西，百姓鼓与呼，遍地插赤旗。

在山西转战时，教员发挥了以往风格，在战斗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扩大红军，每到一地，立马开始宣传红军，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结果红军越打人越多。

1936年3月6日至8日，教员在红军东征总部驻地——孝义县大麦郊（今属交口县）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红军东渡以来的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要坚决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

到了富裕的山西，不管战略成不成功，红军一定要吃饱喝足再说。

根据教员的部署，红军在长达20里的兑九峪谷地布下了一个三面埋伏的袋形阵地，静候敌军自投罗网。

熟悉的画风又回来了。

此时，教员在前线指挥部队战斗，而后方的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就负责大军的后勤以及争取张国焘的工作。

事实证明，缺了四方面军的红军，在进行大兵团作战时，还是很吃力的。

红军在兑九峪布置的口袋阵很成功，吃掉了不少敌人的小股部队，可随后阎锡山就将自己的大部队调了过来，在这一带晋军总兵力达3个纵队，15个团之多。如果把这股敌人吃掉，那红军在吕梁山脉开辟根据地的战略就基本稳妥了，但红军没有歼灭大股敌人的能力。

教员只能无奈下令放弃战斗。

红军消灭不了大股敌人，也就无法扩大战果，创造建立根据地的有利环境。如果张国焘不犯这么大的错误，带走了红军这么大的力量，教员的压力也不至于这么大，红军也至于如此艰难。但困难已经发生了，教员审时度势，决定将战略重点改为在山西境内猛烈发展红军。（请大家注意猛烈这个词）

1936年3月下旬，红军继续在山西境内转战，整个河东大地，北起霍县，南到侯马，除同蒲路沿线的几个孤立据点外，广大乡村都布满了红军。

红军所到之处大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积极筹款扩红。从3月中旬到4月底，短短一个多月即筹款40万元，扩红7000余人，组织地方游击队20多支，创立了20多个乡、村政权，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

红军主力转战晋南，而徐海东则带着红15军团，转战汾阳、孝义，一路走，一路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开粮仓，分官盐，扩红筹款。

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红军将山西搅得天翻地覆之际，张国焘那边也有了新情况，原本经过林育英的劝诫，张国焘已经同意成立西南局北上了，但当四方面军到达炉霍、甘孜一带时，收到红二、六军团摆脱重围的消息。

张国焘和朱老总决定让红二、六军团北上，并原地等待贺老总和任弼时等人，一同北上。张国焘是想借助红二、六军团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而朱老总则是想借助贺老总和任弼时增强反张国焘的政治力量，二人目的不同，但道路是一样的。（红二、六军团北上这件事，教员等人都不知道具体情况，是张国焘和朱老总从中抓的）

此时，教员得知国民党大员陈诚率领入晋增援的中央军沿同蒲线和正太路进入山西，而驻守于洛阳、潼关及关中一带的国军，也沿河北上，封锁黄河渡口，包抄红军后路，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

情况错综复杂，而教员等人又和红二、六军团断了联系，不知红二、六军团已经通过乌蒙山回旋战摆脱了敌人，只知朱老总来电说张国焘要将红二、六军团引入西康。具体的情况也不太清楚，但从往来电报判断，张国焘很可能是要拐带红二、六军团。

此时，教员等人又估计到，一方面军东征打开抗日路线和在吕梁山区开辟根据地的计划，可能实现不了了，而敌人又有了防备，不如让张国焘率领红军南出，两军南北夹击，而红二、六军团则继续在云贵发展根据地，牵制敌人兵力，以此建立一个新的格局。

故此，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教员等人于1936年4月初，让林育英给张国焘发电报：

“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

“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的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

这封电报的命令和以往让张国焘北上的命令，完全相反，不要说徐向前等人迷惑了，就连朱老总也没有看懂中央为何要下令让四方面军南下。

怎么办？到底是听还是不听？

局势如此之乱，线头到底在哪里？

来源：樱桃汁百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