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其实有些命运的转折，是在你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突然就扎在生活里了。你别说是军人和艺术家，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碰上那样的告别，也得傻站几分钟想不明白。1939年刚到深秋，延安的清算机场还是清晨薄雾，李德要离开中国了。按理说，这人不算中国人，他是苏联派来的军事顾

其实有些命运的转折，是在你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突然就扎在生活里了。你别说是军人和艺术家，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碰上那样的告别，也得傻站几分钟想不明白。1939年刚到深秋，延安的清算机场还是清晨薄雾，李德要离开中国了。按理说，这人不算中国人，他是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可他这一走，整个延安城里，最难过的却是自己的怀孕妻子李丽莲——她那会儿肚子里已是四个月的身孕，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拎着一纸莫斯科来的急件，头也不回上了飞机。那年头，纸条说撤就撤，说分就分——这不是寻常夫妻吵个架能比的。别人都在议论：“以后怎么办？李德可不一定回得来！”李丽莲只能咬牙站在人群背后，手握着丈夫留下的那只旧怀表。机场上头细雨没停过，她连想哭都顾不上。

两人的故事，还得往前翻翻。1937年延安，虽然战争到了处乱得很，可文化圈就跟开了锅似的，说唱、话剧、京剧，对联比赛天天有，新鲜人、新鲜事像下饺子一样往里倒。李丽莲那时候才十七八岁，从上海滩一路辗转到鲁艺学堂，嗓子有天赋，身段也灵巧，教西北农民唱歌一点不带生疏。其实她家景并不差，年轻时学过钢琴和英文，本是想在电台混个主持，可时代和理想推着走，她最后还是参加了救亡演剧队，进了延安城。

李德是什么人你要我说，用今天话讲就是：他是个老饱经风霜的“洋军事专家”，长得高高瘦瘦，眉头总皱着，但一逢文艺演出会，他就坐前头听得入神。据说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鲁艺教室，演出刚唱完李丽莲就被介绍给李德。两人头一句话就是英语。那时候，一个中国姑娘能和苏联人用英语聊天，场面新鲜极了，连旁边的老同志都偷偷瞄他们。“这俩人不一般！”延安会开着，战火烧着，可艺术和理想就这么把人凑在一块。

往后几个月，李德常去看李丽莲排练。那会儿延安的粮食不多，吃顿白面和稀饭都得攒钱，但只要熟人说“今晚李丽莲有表演”，李德绝不缺席。有时候她唱《王昭君》，场子都静下来，李德则在台下笔记圈圈点点，后来还跟着学会了几句中文京剧的唱词。实际上，他懂音乐，也懂中国兵法，还跟李丽莲讨论过《孙子兵法》。延安人都知道，这两人走到一起不是巧合。

有一年秋天，也就是1938年，延安的老杏树开得正旺。两个人，小半个鲁艺学堂的人见证下，定了婚——定亲没什么大讲究，没红毯、没香槟，一块黄布铺桌角，大家合唱《国际歌》。李丽莲穿着旧旗袍，李德戴军帽，气氛很简单，但屋里每个人都觉得——革命爱情真是浪漫。你要说传奇，其实就是把苦日子绣了朵花出来。

真正的转折呢，是到了1939年秋天——那天延安机场来了苏联运输机，李德收到紧急电令，必须当天返苏。你要说“仓促离别”，其实还不止仓促，根本来不及多说一句话。李丽莲原本想晚上吃饭和他说孩子的事，结果连口热汤都没来得及喝。临走，李德把一本俄文《战争与和平》和那只怀表留给她。这两样东西，后来几十年都成了母子的宝贝。那你说李丽莲怎么熬过来的？延安天气冷，屋里人又多，有时她只能窝在角落想念着。新中国还没成立，家国命运飘摇，谁也说不准，明天能不能收到近况电报，孩子能不能健康生下来，只能咬牙撑着。

机场一别，李德就成了谜。最初大家以为他可能一两年会回来，但延安的广播越到后面，苏德战争打得越激烈，后方消息断断续续，最后连一封信都没有了。有人说他去了远东，有人传他战死在斯大林格勒，但都是道听途说。李丽莲把全部精神转到鲁艺教学，每天除了教歌、排演，还得守着孩子的衣食。因为她身份特殊，延安妇幼站里的老护士总是多关照她一点。孩子出生那年，延安物资尤其紧张，好一点的布都是老同志赞助来的。

孩子出生后，李丽莲给他取名“小明”，意思特别家常——她说是希望孩子能“前途光明”，但背后那层悲情谁都明白。延安同事真心疼她，忙的时候，常常是一个学生一只手抱着小明，二楼教室里边唱歌，边轮流哄小孩。尤其是，文工团来延安那几年，李丽莲跟着团里下乡演出，不觉得累，只觉得短暂的舞台能把自己的思念撑得久一点。小时候小明病过一次猩红热，她冒着延安城区的雨，半夜送到保健站，看着护士给挂点滴。有个老文工团员安慰她：“李德是英雄，英雄的孩子不会塌天！”

之后几年，她一边唱歌教学，一边偶尔参与地下翻译任务——她会用英文帮鲁艺整理一些外来文件。偶尔，她也会和延安大伙商量：“是不是该写信去莫斯科？”可老同志劝她别逞强，大局未定，苏联顾问团不是普通人。

时间到了1949年，她带着小明第一次去北京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那天人真的多，她把孩子高高举起让他看升旗，小明笑得特别灿烂。谁能想到，这个小男孩是在战火中，用一块苏联怀表和一本书顶着母亲的期盼长大的。那一刻，李丽莲心里真是又苦又甜。

新中国成立后，她被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艺术部。声音又清亮，也干实事，很快就成了骨干。广播电台里，每逢节假日，她都会在播音间里和技术员聊两句家常。有一次，小明因俄语成绩被老师表扬，她晚上回家做好一碗热汤面，眼圈都红了——“这孩子稳当了”。小明也很懂事，没见过父亲，但从小就学钢琴、识谱，后来考进了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全系“混血儿”就他一个。

但你要说李丽莲真就放下李德了，那是瞎说。1950年代，中苏外交恢复后，她一度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请求查找丈夫下落。单是工作证、结婚登记、延安照片，她就寄了不知多少份。苏联那边推来推去，说档案丢了、战后不稳，结果几年都没个准信。她心里一阵阵空落，就像延安后山的风一样——有时候吹得人想哭，有时候又挡不住。

1956年，有一轮中苏文化交流年，李丽莲被派去莫斯科表演。演出后台她专门留意是否有老顾问团、老记者。这年头，苏联社会变化大，延安往事都快被冲淡了。小明那年也第一次进莫斯科，跟着母亲一路找寻，跑到军事档案馆，查了又查。最接近的一次，是一位卫国战争老兵说：“李德？也许在列宁格勒保卫战牺牲了吧。”但谁都没见过具体的名单。

到1978年，改革开放一开门，信息流通才变宽。李丽莲又一次向中苏使馆递交寻人请求，掏出几十年前的证件、照片，几乎是把全部家底都晾出来。小明那时候已经是外交部译员，利用这机会，跑到苏联做翻译顺便找父亲。一次莫斯科文化会，他碰上了一个老人，就是那位在列城报道过战争的人。老人给了片线索，列宁格勒保卫战有个李德，具体细节还不清楚。

到1982年，总算查实了：李德，1942年在列城炸毁了德军弹药库，自己被炮火炸死，照片就一张，军装、战壕，什么都没有。看档案那天，李丽莲哭了。后来母子俩专程去圣彼得堡（当年叫列宁格勒），在纪念碑前献了小小一束花，说是“从中国来的”。那块碑上名字有点歪，两个国家的文字，一面看着模糊但很庄重。

1985年，两人又去了莫斯科，碰上了和李德一起作战过的几位老人。那些战士说，李德在战壕里总爱跟大家讲延安讲中国，说自己的孩子还没出生。母子听完这些故事，只觉得世界真奇怪，人能走得那么远，但自己的念头，总归是绕回原点。

有一封信，是李德在返苏前写给还未出生孩子的。李丽莲当作家传宝贝保管了一辈子，偶尔取出来给小明看看。中央台后来还做了纪录片，把李德的中苏背景展现出来，很多人看完后都感慨万千：“这才叫命运！”

最后，在李德牺牲的地方，树碑立字，学校孩子年年献花。李丽莲和小明一路走来，没等到丈夫归国团聚，却在音乐、教育、外交领域各自留下了自己的一笔。那些苦痛和不舍，在几十年后变成了淡淡的乡愁，安安静静的，希望不再是奢望。

有人说，爱情殉国是悲剧，其实也有一丝慰藉：在生命奔涌的浪潮里，还有人记得他们。有些爱没能团圆，但起码故事还会被人讲下去。至于李丽莲心里想的什么，谁也说不全——夜深人静时，她或许还会梦回延安的杏花树下，和丈夫悄悄谈着彼此的理想和未来。

来源：热心原野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