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缘何偏执？

摘要：鲁迅的偏执几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是我又有些疑惑，在我所读到的有关鲁迅的回忆、传记中，鲁迅对待年轻人的拳拳之心，无微不至的关爱，令人感动。甚至会为来访的青年，拎着鞋子到巷子里去补。

鲁迅的偏执几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是我又有些疑惑，在我所读到的有关鲁迅的回忆、传记中，鲁迅对待年轻人的拳拳之心，无微不至的关爱，令人感动。甚至会为来访的青年，拎着鞋子到巷子里去补。

但是对于论敌，鲁迅先生去世前如是说：“我一个也不宽恕。”似乎他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而这些似乎难以调和的个性，恰恰组成一个丰富而立体的鲁迅。

那么，鲁迅的偏执，究竟缘由何处呢？

鲁迅生在一个慢慢没落的士大夫家里，祖父因为科举作弊进了大牢，父亲又被庸医治死了，他从小就眼睁睁看着封建制度的烂和人心的冷。这些小时候的伤，就像烙印一样，成了他后来批判社会的底色。还有他和朱安那场没爱情的婚姻，更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让他对人性被压抑特别敏感。他曾在信里说，被逼着过单身日子，人的生理一变，心里就容易偏执。这种情感的压抑，在他的作品里，就变成了对“吃人”礼教的怒吼。

年轻的时候，鲁迅接触了进化论的“物竞天择”，又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对上了，心里就特别担心民族危亡。在《文化偏至论》里，他主张要彰显个性，别平庸，觉得只有精神醒了，中国才有救。这种思想的执着，就变成了他对国民性的偏执批判。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仙台学医时碰到的“幻灯片事件”，让他看到国人的麻木和冷漠，他一下子就决定弃医从文。这个转折，不只是换了个工作，更是他坚信文学能重塑民族灵魂的“精神疗救”信仰——他心里还怀着个“立人”的乌托邦梦想。

北洋政府通缉他，国民党文化围剿他，鲁迅老觉得自己被人盯着。这种高压环境，让他的多疑性子更重了。比如，有次林语堂提到别人名字，他以为是讽刺，当场就火了。这种“过度防御”，其实是政治迫害下的生存本能。文化论战里，鲁迅的偏执就是绝不妥协。他骂“精神胜利法”，把文学当成“匕首投枪”。这种极端说法，是因为他太怕文化阵地丢了。

《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既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也是觉醒者的代表。鲁迅借狂人的嘴质疑传统，其实就是说自己偏执的想法。《阿Q正传》里批“精神胜利法”，既是揭民族劣根性，也是剖自己心里的矛盾。后来的杂文里，他老是以“偏执”的样子揭社会的病。比如《记“杨树达”君的袭来》里猜人性恶，既是反映现实黑暗，也是投射自己心里的焦虑。这种“以毒攻毒”的写法，其实是他在绝望里找救赎的精神出路。

从心理学角度看，鲁迅的“偏执”其实是创伤后应激反应和使命感的混合。小时候的伤让他对人性悲观，形成了“以最坏的恶意猜中国人”的思维。他把“疗救社会”当成自己的道德准则，批判起来就像信宗教一样执着。明知“偏执”可能误伤别人，但他还是觉得“疑比不疑好”。在《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里，他承认自己多疑但不改，说这是“乱世生存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