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想象一个场景：一位病人罹患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常规疗法悉数失效，病情日益恶化。主治医生在病床前，内心充满了无力感。她深知，要挽救这个生命，需要的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知识，更需要一次科学上的突破。而在城市的另一端，一间顶尖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一位研究人员可
想象一个场景：一位病人罹患一种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常规疗法悉数失效，病情日益恶化。主治医生在病床前，内心充满了无力感。她深知，要挽救这个生命，需要的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知识，更需要一次科学上的突破。而在城市的另一端，一间顶尖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一位研究人员可能正在研究一个与此疾病相关的信号通路，但他对临床的迫切需求一无所知，他的研究成果或许永远只会停留在学术期刊的纸页上。
连接临床病床 (Bedside) 与科研实验台 (Bench) 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医师科学家 (Physician-Scientist)。他们既是身着白大褂、诊疗病人的医生，也是手持移液枪、探索未知的研究者。他们是医学创新链条上最关键的“翻译官”，能够将临床上最棘手的难题转化为清晰的科学问题，又能将实验室里最前沿的发现带回病房，变成拯救生命的希望。然而，这个至关重要的群体，在全球范围内正面临着数量萎缩的危机。在中国，这个挑战显得尤为突出和紧迫。
8月30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发表了一篇题为 “推进中国的医师科学家培训——挑战、差距与未来方向” (Advancing Physician-Scientist Training in China — Challenges, Gaps, and Future Directions) 的前瞻性文章。该文系统性地剖析了国内在培养这一医学精英群体时所面临的困境，并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一份报告，更像是一份诊断书，它所揭示的，关乎中国乃至全球医学的未来。
要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首先需要看几组冷静而有力的数据。
文章指出，在中国，培养医师科学家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医学博士双学位项目 (M.D.-Ph.D. programs)。然而，这些项目的招生规模小得令人担忧。在过去五年里，中国的 M.D.-Ph.D. 项目总共只招收了约100名学生。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与美国的数据做一个对比：仅仅在 2022至2023这一个学年，美国就招收了 743名 M.D.-Ph.D. 学生。五年100人对一年743人，这个超过35倍的差距，清晰地勾勒出了两国在这一精英医学教育领域投入的悬殊。
这不仅仅是绝对数量上的差距，更反映了培养理念和体系上的深层次差异。在美国，有一个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资助的“医学家培训计划” (Medical Scientist Training Program, MSTP)，它为顶尖的 M.D.-Ph.D. 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生活津贴和专门的研究时间，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级支持框架。而在中国，类似的中央集权式资助体系尚未成形，多数双学位学生依赖于有限的院校奖学金，这些资助往往难以覆盖漫长的培养周期，也可能附加各种限制，束缚了他们未来的研究方向或职业选择。
除了塔尖的 M.D.-Ph.D. 项目，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个医师群体的科研素养。根据《2023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执业医师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仅为19%。这意味着，超过八成的中国医生在他们的教育经历中，可能没有接受过系统、严格的科研思维和技能训练。这并非是对临床能力的否定，而是揭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科学素养” (scientific literacy) 的短板。当一位医生缺乏设计临床试验、进行统计分析或批判性解读文献的能力时，他们就很难从繁忙的临床工作中发现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更不用说领导一项独立的研究了。
这种现状直接导致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生物医学论文贡献国，论文数量蔚为大观，但在这些海量的出版物中，由临床医生主导的高质量临床研究却“代表性不足” (underrepresented)。我们发表了许多基础研究的成果，但在将这些成果转化为临床实践的关键一步上，却显得步履维艰。这就像我们拥有了无数高质量的砖块，却缺少能够将它们设计和建造为坚固大厦的建筑师。
中国的医学教育体系本身，也为医师科学家的成长之路设置了重重关卡。
目前，中国医学院的主流是五年制的临床医学学士项目 (Bachelor of Medicine, Bachelor of Surgery, M.B., B.S.)。顾名思义，这些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合格的临床医生，课程设置也因此高度集中于临床技能的训练。学生们在繁重的课程和实习中疲于奔命，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正式的、系统性的科研训练。科研，对于大多数五年制医学生而言，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而非一个触手可及的职业选项。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中国的14所顶尖大学开设了八年制医学博士 (M.D.) 项目，每年招收约1500名学生。这些项目在设计上整合了临床教育与科研训练，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科研视野和更深入的科研接触。这无疑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然而，即便是在这些精英项目中，研究训练的系统性、一致性和深度依然存在不小的差异。许多项目中的科研部分更像是临床学习的点缀，而非一条贯穿始终、精心设计的成长路径。学生们可能参与了某个实验室的课题，但他们是否真正理解了科研的“游戏规则”——从提出假说、设计实验，到分析数据、撰写论文的全过程？这要打上一个问号。
即便是那些通过 M.D.-Ph.D. 项目或在博士阶段接受了严格科研训练的医生，当他们完成学业、真正步入职场时，往往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新的“技能鸿沟” (skill gaps)。文章尖锐地指出，许多拥有高等学位的医生仍然缺乏独立领导研究的能力，尤其是在临床试验设计 (clinical trial design)、统计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或研究方案开发 (protocol development)等核心技能上。
这种技能上的欠缺，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只能在研究团队中扮演“操作者” (operational roles)的角色，负责执行和数据收集，而无法成为“领导者” (leadership positions)，去构思、设计和主导一项研究。一份针对389名中国青年临床医生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渴望学习如何进行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这是临床研究的黄金标准。这种强烈的需求与稀缺的结构化培训机会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如果说教育体系是塑造医师科学家的“先天”因素，那么他们毕业后所处的制度环境，则是决定他们能否茁壮成长的“后天”土壤。不幸的是，这片土壤在很多方面都显得不够“肥沃”。
文章指出了一个在中国医疗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制度性障碍” (Institutional barriers)：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将患者诊疗量 (patient volume)置于比科学研究更高的优先级。这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医院的收入、科室的排名、医生的晋升，都与临床工作量和经济效益紧密挂钩。一个医生看的病人越多，开的处方越多，做的手术越多，他在现行评价体系中的“价值”就越高。
在这样的指挥棒下，科研成了一种奢侈品。医生们被无穷无尽的门诊、病房和手术所淹没，几乎没有“受保护的科研时间” (protected research time)。即便内心有再多关于疾病的疑问和探索的冲动，也会被现实的压力消磨殆尽。科研需要静下心来长期、专注的投入，而这与当下追求高周转率、高效率的临床环境形成了根本性的冲突。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晋升标准。尽管近年来有所改革，但许多医院的职称评定体系仍然过于看重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而非研究本身的质量和临床转化价值。这催生了一种急功近利的研究文化。相比于一项需要耗时数年、投入巨大且风险极高的大型临床试验，做一些周期短、见效快的基础研究，或者发表几篇病例报告，似乎是更“聪明”的晋升策略。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从根本上抑制了医生们投身于真正重要、但艰难的临床研究的热情。
与此同时，资金支持的“碎片化” (Fragmented funding)进一步加剧了困境。如前所述，中国缺少一个像美国 NIH MSTP 那样集中、稳定、长期的国家级资助框架。临床研究的资金往往依赖于零散的医院预算、临时性的横向课题或是竞争激烈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这种“东拼西凑”的模式，让开展大规模、多中心、长周期的临床研究变得异常困难。研究者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申请各种小额资助，项目随时可能因为资金链断裂而中断。这种不稳定的预期，让许多有志于此的年轻医生望而却步。
尽管挑战重重，但文章同样也捕捉到了积极的变化信号，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重建医师科学家培养体系的蓝图。
一个令人振奋的趋势是国家层面对临床研究的日益重视。文章提到，202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临床研究项目比2023年增加了45个，增长率高达52.9%。总资助金额增加了3055万元人民币，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55.3%。这清晰地表明，决策层已经认识到了临床研究的重要性，并开始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 (state-led investment)来推动其发展。这笔资金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它所释放的政策信号，远比其绝对金额更为重要。
基于这些积极的信号，文章提出了一套组合拳式的改革建议，涵盖了从资金、教育、制度到国际合作的方方面面。
第一，建立国家级的“脚手架”：呼唤集中化的支持体系。
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在于顶层设计。中国急需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 NIH MSTP 的国家级资助框架，为最优秀的 M.D.-Ph.D. 学生提供稳定、多年的财政支持、受保护的科研时间，并为他们规划清晰的学术发展路径。这不仅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投身这一领域，更能为他们的长期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应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化的医师科学家培养课程体系，例如建立“临床研究所网络” (Clinical Research Institute network)，确保无论学生身处何处，都能接受到高质量、同质化的科研训练。
第二，精心培育创新者：导师制度与国际合作的力量。
一个杰出的医师科学家的成长，离不开良师的指引。文章强调了有效导师制度 (effective mentorship)的关键作用。医院和大学需要建立专门的导师框架，为青年研究者提供持续的指导和支持，帮助他们将模糊的想法提炼为有竞争力的研究项目。在这方面，一些国际合作项目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由《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华子刊《NEJM医学前沿》组织的“高影响力临床试验培训证书项目” (High-Impact Clinical Trial Training Certificate Program)，邀请了来自美国顶尖医学院和 NEJM 的专家，为中国临床医生提供为期6个月的系统培训，内容涵盖研究设计、方案开发、统计分析和论文撰写等。这类项目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混合模式，打破了地域限制，将国际一流的知识和经验带给更广泛的受众，是提升整个群体研究能力的有效途径。
第三，改写游戏规则：让激励机制与创新精神同行。
没有制度层面的改革，任何培训都可能事倍功半。文章呼吁，医疗机构必须进行深刻的政策改革，以保障医生的科研时间，并将晋升标准与真正的研究成果，而非仅仅是论文数量挂钩。可以设立专项的职业发展奖金 (career-development awards)、基于绩效的奖励 (performance-based rewards)，以及有针对性的资助，来激励临床医生投身研究事业。同时，通过建立专门的研究支持团队，来分担研究者们的行政管理负担，让他们能够专注于科学问题本身，从而提高研究效率。
第四，放眼全球棋局：中国的独特优势与世界责任。
最后，文章将视野提升到了全球高度。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丰富的病例资源，这为开展大规模临床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的临床数据集 (clinical data sets)本身就是一座等待挖掘的宝库，能够为解决全球性的健康难题，如人口老龄化、慢性病大流行和新发传染病，做出独特的贡献。通过加强与全球机构的合作，参与和领导跨国临床试验，中国不仅可以快速提升自身的临床研究水平，更可以履行一个大国的责任，将本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全人类的健康福祉。
不仅是培养医生，更是投资未来
回顾《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这篇文章，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一个职业群体培养困境的剖析，更是一次对医学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医师科学家，这个连接着已知与未知的群体，是现代医学从“经验医学”走向“循证医学”再迈向“精准医学”的引擎。
他们是那种会在深夜读完最新文献，第二天就思考如何将其应用于自己病人的医生；他们是那种会在手术台上发现一个解剖学变异，并将其转化为一个发育生物学研究课题的医生；他们是那种能够敏锐地从纷繁复杂的临床表象中，捕捉到疾病本质规律，并有能力去验证它的医生。
培养他们，是一项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的系统工程，需要教育、医疗、科研和政策制定者协同努力，久久为功。这绝非易事，但其回报将是不可估量的。因为我们今天在医师科学家培养体系上种下的每一颗种子，都可能在未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为无数在病痛中挣扎的患者带来荫蔽。
这不仅仅是关于培养少数医学精英的故事，它是关于我们如何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如何为那些今天尚无答案的医学难题储备下最宝贵的智力资本。这条路，中国必须走，而且必须走好。因为在这场关乎人类健康的漫长征途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让我们错失下一个伟大的医学突破。
参考文献
Li P, Zhao J, Wang J, Zhu S, Wong GWK, Xiao RP. Advancing Physician-Scientist Training in China - Challenges, Gaps, and Future Directions. N Engl J Med. 2025 Aug 30. doi: 10.1056/NEJMp2503525.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88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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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物探索一点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