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元、天宝年间，盛世中的唐王朝有经略四方的政治和军事需求，边疆战事不断，客观上需要形成几个明确的战略方向，有专人指挥的重兵集团。于是，在唐朝边境地区的4个战略方向自然形成了九个军镇：

当时的社会情况怎么样？唐帝国是否还是兴盛的，为何丝毫没有抵抗力？如果说安史之乱是由盛转衰，也太莫名其妙了。

安史之乱的发生，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边境军镇的崛起。

开元、天宝年间，盛世中的唐王朝有经略四方的政治和军事需求，边疆战事不断，客观上需要形成几个明确的战略方向，有专人指挥的重兵集团。于是，在唐朝边境地区的4个战略方向自然形成了九个军镇：

平卢、范阳面向东北方向的契丹和奚；河东、朔方、北庭面向正北方向的突厥和回鹘；河西、陇右、安西面向西部的吐蕃和其他部族，确保对西域的统治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安全；剑南面向西南方向的南诏。

这些统领重兵集团的节度使，不仅将军队的训练和指挥权合一，而且从作战需要出发，获得了调度地方行政后勤资源的权力。这样，节度使就实现了边疆军区的大权独揽。这是朝廷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

第二，出将入相的分歧。

唐玄宗不愿坐视军权旁落，但为了前方打仗，又不可能拆分军政大权。为了防止武人坐大，他想出的高招，就是“出将入相”，干部轮岗。高级将领打了胜仗，论功行赏，把他们调回内地，进入权力中枢，担任宰相。不管这位将军多么能征善战，一旦进入知识分子扎堆的宰相群体，就算是跳进了大染缸，很难独善其身了。这样调虎离山的办法，最大限度地降低将领擅权的概率，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平衡。

然而，唐玄宗时代的宰相体制是双相制，正副搭班。像李林甫就格外倚重安禄山，但杨国忠就看不上安禄山。如果安、杨搭班，非出乱子不可。因此，杨国忠极力阻止安禄山入朝拜相，两人矛盾公开化。

第三，府兵制度的解体。

北周以来，在长安建都的这三个王朝一直奉行府兵制度。平时军府练兵，战时将军带兵，实现训练权和指挥权分离。不过，这项类似“义务兵制度”的正常运作有个前提，就是兵源充足和士兵自带基本装备。唐代中国依旧是农业社会，均田制的实施有利于确保农民占有一定的土地，维持较大规模的自耕农数量，从而为府兵制下的唐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和装备。

到了8世纪，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土地买卖（兼并）成为常态，均田制就遭到了破坏。官府占有的公地有限，不可能再做一次均田。均田制垮了，吃饭的家伙都没了，谁还有闲钱和闲工夫当兵尽义务？于是，府兵制自然也就无法维持。

就在府兵制即将垮台之际，朝廷也在探索新的征兵体制。类似“长征健儿”这样的雇佣兵应运而生。他们不是来尽义务的，是来混军饷的。积极的角度，是军人专业化、职业化，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消极的角度，就是参军动机不纯，当兵的初心不是保家卫国，保卫均田成果，而是混工资拿军饷。这样的士兵，上战场能否打赢仗吗？

安史之乱是个历史转折点。不光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也可以视为唐宋历史的转折点。

来源：小辰历史杂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