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3月20日,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莅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围绕 “人工智能信息生态与经济格局”发表精彩演讲。本文来源: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2025年3月20日,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莅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围绕 “人工智能信息生态与经济格局”发表精彩演讲。本文来源: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本账号接受投稿,投稿邮箱:jingjixuejiaquan@126.com斯蒂格利茨教授以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深刻变革为切入点,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的短期和中期风险,指出AI技术正在加剧全球不平等、扭曲信息生态,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危机。例如加剧社会不平等、冲击信息生态系统等,为当前狂热的AI发展浪潮敲响警钟,并就搭建监管框架提出了前瞻性建议。演讲后,斯蒂格利茨教授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刘俏展开对话,并与现场师生讨论交流。
人工智能: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双刃剑
讲座伊始,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得益于数学算法的重大突破以及硬件设施的飞速进步,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大大加快。硅谷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未来两年将是人工智能实现变革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不可否认,人工智能为人类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以医疗领域为例,其应用加速了新型药物的研发,但美国医疗支出高昂而人均寿命下降的悖论,反映出的问题并非是知识匮乏,而在于分配机制,AI无法根本解决此类结构性的矛盾;对于政治极化和社会不平等这些核心问题,AI不只可能没有帮助,还很有可能会加剧。此外,当前人工智能行业被科技巨头垄断,私营企业的逐利本质可能与社会利益相悖,致使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机制失灵。
斯蒂格利茨教授警告,对劳动力市场,AI更倾向于“替代”而非“增强”人力,AI的快速发展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尤其威胁发展中国家依赖的劳动力优势。在菲律宾,呼叫中心行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从业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8%。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能够精准理解回应客户需求,且成本更低。这一行业可能在未来数年内迅速消亡。这种“替代效应”并非个例,技术迭代速度远超市场与社会的调整能力,如果政府不干预,由此引发的失业潮将引发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从全球范围看,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芯片相关的原材料需求激增,而发展中国家所依赖的低技能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价值进一步缩水,或将加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鸿沟。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行业的市场垄断局面让斯蒂格利茨教授深感担忧。科技巨头凭借数据垄断实施价格歧视,扰乱市场秩序的同时进一步实现财富积累,而财富优势又转化为政治游说能力,导致反垄断法与数字税改推行受阻,从而不断巩固其垄断地位,陷入不平等问题加剧的恶性循环。斯蒂格利茨教授肯定了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开源生态在削弱市场垄断、缓解不平等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
人工智能对信息生态的潜在威胁
讲座的第二部分,斯蒂格利茨教授从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对信息生态系统的深层威胁:
首先,信息具有保罗・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产品属性,信息的使用不产生边际成本。目前信息的生产仍是由私人部门主导,人工智能的模型训练也依赖私人部门生产的信息。教授以《纽约时报》向OpenAI提起诉讼为例,指出人工智能进行模型训练时大量抓取新闻机构的原创内容却未支付相应的报酬。这种“数据掠夺”直接冲击了新闻机构的商业模式:当用户通过ChatGPT获取新闻摘要,传统媒体的订阅量和广告收入将大幅下降,其生产优质信息的积极性也将随之锐减。而一旦缺乏优质信息的输入,人工智能的信息产出质量也将大打折扣。这凸显了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的重要性,否则信息生产将陷入“垃圾进垃圾出”的恶性循环。
其次,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人工智能带来的信息高速复制传播很有可能降低我们获取信息的质量,甚至造成信息系统的污染。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私人企业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往往不会投入足够的资金用于“信息清洗”,有时还会制造更多的信息污染。例如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构建了“通过激怒用户获取流量(engagement through enragement)”的商业模式。为了增加流量和用户粘性,平台不惜推送歪曲事实的内容,以此来提高广告收入。
最后,人工智能可能会造成错误信息乃至虚假信息的泛滥。斯蒂格利茨教授将人工智能时代的博弈比作一场“军备竞赛”:一方是虚假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力量,另一方则是社会对虚假信息的甄别与移除能力。在这场竞赛中,一些科技巨头的逐利本性暴露无遗,不顾社会责任和监管法规,从虚假信息的传播中获利。利用人工智能合成声音或图像的深度伪造(Deepfake)在网络的滥用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佐证。
平衡人工智能红利与风险的关键:强化监管和政策应对
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演讲尾声总结道,人工智能的发展存在诸多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现象,企业目标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已在各种社会危害中凸显。因此,政策监管对于引导人工智能产业朝着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全球协同治理迫在眉睫。欧洲已率先通过《数字服务法案》(DMA)以加强对科技巨头的监管,但美国却有所滞后。1996年美国的一项法案免除了数字巨头对用户发布内容的责任,这造成了虚假信息的肆意扩散,弊端在实践中充分显现。他强调,我们需要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去遏制不良信息的病毒式传播,构建完备的问责和监管机制。同时,鉴于人工智能给信息生产和获取带来的挑战,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相关法规也日益紧迫。
演讲后,刘俏院长与斯蒂格利茨教授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深度交流。斯蒂格利茨教授强调,应通过构建监管、知识产权和竞争框架,发挥政策监管的作用,让人们在享受人工智能红利的同时降低风险。他认为政府可创建公共平台,避免技术和信息被私人行业所垄断。刘俏院长与斯蒂格利茨教授还探讨了人工智能赋予发展中国家机遇与挑战以及产业的未来走向。
在演讲环节结束后,斯蒂格利茨教授与现场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现场观众踊跃提问。斯蒂格利茨教授特别指出,在人工智能新时代下,教育体系也要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判断力与思考力,让他们具备自主获取知识和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此外,他还就美国经济走向、衡量发展的关键指标、信息垄断等问题给出见解,问答环节精彩纷呈,给观众带来深刻的思考和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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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学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