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亲手枪决万里浪，大汉奸死后后尸体竟被离奇调包

摘要：1946年8月17日，上海殡仪馆内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万里浪的妻子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标有“万里浪”名字的棺材前。她坚持要开棺验尸，这个要求让工作人员面露难色。当棺盖缓缓打开时，她倒吸一口冷气——棺材里躺着的根本不是她的丈夫。她立即前往军统办事处，找到负责行

1946年8月17日，上海殡仪馆内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万里浪的妻子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标有“万里浪”名字的棺材前。她坚持要开棺验尸，这个要求让工作人员面露难色。当棺盖缓缓打开时，她倒吸一口冷气——棺材里躺着的根本不是她的丈夫。她立即前往军统办事处，找到负责行刑事务的毛森。

毛森听完陈述后，面无表情地表示：“那天同时处决了十六个人，可能是装棺时弄错了。你可以去找其他十五家的家属，商量共同开棺查验。”这个建议让万里浪的妻子陷入绝望，她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万里浪原名万鹏，1906年生于湖北枝江。早年加入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因行动能力突出逐渐晋升。1939年，他担任军统上海站行动队副队长，负责暗杀和破坏活动。该年10月，他在执行一次情报传递任务时，在上海愚园路被汪伪情报组织76号的特工包围。据当时参与行动的76号特工张鲁后来回忆，万里浪被捕时没有做太多抵抗，很快就交出了随身携带的密码本。

极司菲尔路76号原是军阀陈调元的私宅，1939年被改建为汪伪特工总部。万里浪被押解到这里后，并没有被立即用刑。76号负责人李士群亲自审讯，他采取的策略是先展示各种刑具，再摆出优厚待遇。李士群承诺，只要万里浪配合，不仅可以保住性命，还能获得高额奖金和官职。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很快见效，万里浪在三天后就签署了自白书，并表示愿意为76号工作。

万里浪的叛变给军统上海站带来毁灭性打击。他不仅供出所有潜伏人员的名单和住址，还带领76号特工逐个抓捕。最先遭殃的是军统上海站会计主任萧家驹，他在住所被破门而入的特工抓获。随后一周内，军统在上海的八个秘密联络点相继被捣毁，超过四十名特工被捕。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被迫紧急撤离，整个上海情报网络陷入瘫痪状态。

万里浪为证明自己的忠诚，亲自参与审讯昔日同事。他发明了一种叫做“三轮盘”的刑讯方式，将犯人绑在三个旋转的铁轮上进行拷问。原军统上海站通讯科长魏桂龙被捕后，万里浪指挥特工对他连续刑讯三天。根据76号档案记录，魏桂龙遭受了鞭刑、电刑和水刑等多种酷刑，最后双腿残疾。这些行为让万里浪在76号内迅速获得“悍将”名声。

凭借抓捕军统人员的“功绩”，万里浪在汪伪政权内官运亨通。1940年3月，他被任命为76号第一处处长，负责对付军统和中共地下党。1943年，汪伪政府成立政治保卫局，万里浪升任副局长兼上海分局局长。他搬到法租界的洋房居住，配备防弹汽车和贴身保镖。但据他的司机后来回忆，万里浪经常在车内喃喃自语，担心军统的报复。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万里浪仓皇逃离上海。他化名李文斌，伪装成药材商人辗转逃往安徽蚌埠。在蚌埠期间，他深居简出，但因其使用美钞购买生活用品引起当地警方注意。军统特务通过线报锁定其藏身地点，于9月12日实施抓捕。当时万里浪正在烧毁文件，火盆中尚未燃尽的证件包括他的特别通行证和委任状。被捕时他没有反抗，只是低声说：“终于还是来了。”

军统局对万里浪的审判于1946年7月进行。特别军事法庭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内，由军统局司法处处长沈维瀚主持审判。法庭指控万里浪犯有叛国罪、谋杀罪等十三项罪名。庭审持续三天，传唤证人四十七名，出示证据一百余件。魏桂龙拄着拐杖出庭作证，当庭展示身上的伤痕。万里浪对所有指控保持沉默，仅表示“愿受军法处置”。

1946年8月15日上午，十六名汉奸被押解至上海宋公园刑场。刑场四周戒备森严，允许部分记者和受害者家属旁观。行刑顺序由抽签决定，万里浪抽到第七号。当轮到万里浪时，魏桂龙向监刑官申请亲自执行。他使用一支美制手枪，分五次射击：左右肩各一枪，双腿各一枪，最后一枪击中心脏。整个过程持续约三分钟。

行刑结束后，十六具尸体被杂乱放置在场边。士兵们奉命将尸体装入提前准备的薄木棺材。由于当时天气炎热，士兵们急于完成任务，没有仔细核对尸体身份。标签是用毛笔临时书写，被汗水浸染后字迹模糊。负责军官后来在报告中写道：“因尸体面目多有损伤，辨认困难，只能依据大致特征收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