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母在世时,想起了,打个电话,问候问候父母;工作间隙抽得出时间,都要回家去看看,陪父母唠唠家常.父母逝世后,加上自己也步入了老年,这种思念更是与日俱增.
难报的劬劳 不尽的思念
作者:余泽江
又是一个生日。
每年的农历6月初2日,是我的生日。77年间,只要一到这一天, 就会让我深深思念生我育我,艰辛一辈子的父母双亲.
父母在世时,想起了,打个电话,问候问候父母;工作间隙抽得出时间,都要回家去看看,陪父母唠唠家常.父母逝世后,加上自己也步入了老年,这种思念更是与日俱增.
我的父亲余世昌,母亲詹绍珍,解放前都是穷苦人出身.
大约在民国初年,我祖父余应海和祖母张氏就领着我2岁的姑姑离开季屋基,到响水滩余相臣大地主家当长年(长工) 。1919年农历6月16日,我父亲出生于响水滩。1921年祖父在为地主家耕地时,不知什么原因,死在地里,据说,被人发现时,他耕地的牛还架着铧。时,我父亲还不满2周岁。
我父亲的童年是极其艰难的,3岁替地主家背婴儿,5岁为地主家放牛丶割草,12岁就参加背盐队下四川永宁为盐商背盐上毕节。
永宁至毕节五六百里路,又是崎岖险峻的山路。12岁的父亲背上背着六七十斤盐巴,一天要行几十里路,又无吃的,人瘦得皮包骨头,经常昏倒累倒在背盐路上. 时不时还会遇到国民党兵和土匪抢窃,被抢的盐要赔。那是一种多么艰辛的少年生活?那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艰难!
我的母亲出生于工人家庭.外公詹开荣是个铁匠,成年累月制铁器谋生.母亲在十一,二岁时就会帮助外公抡锤打铁,拉风扯箱之类的活计.
在父亲18岁,母亲16岁那年,他们结了婚.
当时我们家穷得上无片瓦,下无五步之地,是远近闻名的干人.
母亲进余家门时,一间祖上留下的茅草屋,四壁空空,抬头见天,且仅仅8平方米.家居的锅瓢碗盏,没一件是完整的.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帮人打短工或当长年或由父亲下川背盐换取微薄收入艰难维持.
1950年,贵州毕节获得解放,我父亲因十多代都是穷苦人,被选为铁匠乡农民协会主席;后成立了乡政府,父亲任铁匠乡第一届人民政府主席.真正实现了翻身做主人的梦想; 父亲带领全乡劳苦大众,阻击国民党反动派及土匪的反扑,镇压反革命丶剿匪,三反五反,土改等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我们家分得了田地和房屋,一家人生活开始有了居有所,食可饱,卧有室的稳定环境.
1953年,因上报土改成绩,县工作队为了贪功,把农民所分的田地和浮财无限夸大,虚夸了几倍的数字,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与工作队闹翻. 官场历来喜欢浮夸虚报,父亲不懂!县委当然听工作队的,怎么会听乡政府主席的?大家都明白:数字出官.县委领导也想升官啦,成绩越大越好,数字越多越好上报。结果,在工作队包办下,不用什么选举走过场,我父亲就从主席降为第四主席。
父亲太缺乏官场知识,太不懂得上面这些人为何要一级哄一级?自己坚持实事求是,那里错了?自己在土匪猖厥时,冒死带领乡武工小分队,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出生入死,九死一生,与土匪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欲血奋战,难道上级就一笔给抹杀了吗? “我除了坚持不报虚夸数字,工作成绩累累,全乡人民心知肚明,怎么就把我贬为第四位呢?” 尤其让父亲难过的是,他想起在剿匪斗争中死去的我祖母:“我母亲就献身于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的伟大斗争中,这些难道就被上级忘了吗?”
我父亲这样上访县委,县委领导答复他:"你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事,包括你母亲不幸遇匪祸逝世,可你不能因此而骄傲,工作队代表县委,你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对县委.降为第四主席,也是看在你过去的功绩上.”
父亲被降职,他觉得对不住他的母亲.母亲是为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献出宝贵生命的,母亲希望他跟着共产党,为穷苦老百姓好好办事,现在竟莫名其妙被解职.他觉得冤枉,觉得有愧于自己的母亲.
一气之下,我父亲竟然作出个终身遗憾的决定:以死向工作队抗争,以死向党证明自已的忠心赤胆.
父亲在回家的路上的一棵树上行短见,在生死一线之际,被人发现得到及时解救.人们用一块门板将我父亲抬回家,那时父亲还昏迷不醒.我母亲熬姜汤灌喂, 第二天才慢慢舒醒过来。
母亲哭泣着对我父亲说:”当不当主席有什么要紧?共产党不来,你不是还背盐巴吗?就当没当过主席吧.现在有房住有地种,怎么就想不开呢?你才30岁呢,日子还长着。”
父亲慢慢好起来,他再也没有去乡政府上班,那时乡干部又没工资,上班不上班一个样. 乡里多次来人劝他回乡政府,他就是不答应。
父亲就这样丢了铁饭碗,丢掉了再荣升的机会,也丢掉了子孙的优越条件.要是父亲多少懂得点为官之道,不要肓忠,浠理糊涂,不与工作队对抗,上面说什么就什么,父亲不仅是乡主席,后来可能是县丶地级干部,或许官会更大。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的,有的成了省部级干部.人家儿孙享尽了福.每每我们这样问父亲:"当年你怎么不顺工作队竿子爬?好好当自已的官."他总是说:”那就不是我余世昌了,那就不是我们农民的本色了.”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我的思想及行为深深烙下父亲的记印,他的这种不向错误和邪恶低头的基因,原原本本遗传到了我的身上,也使我一路走来坎坎坷坷.
父母生育我们十一姊妹兄弟,有六个因旧社会和农村医疗条件,有的五六岁死了,有的一二岁幺折了.只剩现今的五个,即大姐余泽芝,己是曾祖母的人了.儿子中我是存活下来的老大,老二余泽明,,老三余泽贵,幺妹余泽英生于1962年。我们姐兄弟妹五家,早己是儿孙满堂,过着幸福的生活.
常言说:子女生日,就是母难之时.每个母亲生育子女时,都是儿奔生,娘奔死.母亲是用自已的生命换取子女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忘却父母的养育之恩.中国传承文化,以孝字为先,就是这个道理。
世人的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心血。我们每一步的向前,都是父母的关爱。
1954年秋,父亲到龙滩沟创办他的民校,我和姐姐随父亲到龙滩沟。每次回家和返校,我都把父亲当作马,20多里路,都是父亲背着走。我5岁开始读书,每晚父亲搂着我睡,入眠前都在我手上丶肚上写字给我认,教我如何学习。1960年,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上的新桥公办小学垮了,父母亲十分耽忧我的学习。1963年形势有所好转,在母亲的摧促下,父亲费了很多力,将我送到离家15里远的燕子口小学续读,使我有机会考上初中。
父亲总以他的孝顺,坚毅,执着,勤奋,坦荡教育和影响着我们.
孝顺:我的父亲在我们十里八乡是大名顶顶的孝圣.父亲去世几十年了,他孝顺我祖母及老一辈的事,常被乡民们用于教育年轻人的典范.
父亲三岁那年,祖母帮工的那家地主儿媳妇给我父亲他们四五个小朋友几个核桃,别的孩子几下就吃了,我父亲一个也舍不得吃,一直装在衣袋里.地主儿媳妇问: “给你核桃你咋不吃呢?”我父亲答:“我留给我妈妈”.地主儿媳妇被感动了,对我父亲说: “你吃吧, 我给你多多的核桃带回去给你妈妈.”
后来,老地主总以这件事教育他的孙子孙女: “你们看人家小佛缘(父亲乳名),才三岁,就懂得孝顺母亲,你们能有这种孝心,我就知足了.”从此,我父亲这个故事,就迅速传遍乡里.
父亲孝顺的事千千万万,我难以述尽.他常教育我们说: “一个人对自己父母和老人都不尽孝,怎么会忠于国家?怎么能成器成材?”
父亲是个很坚毅的人。离开乡政府后,龙滩沟曹姓族长曹人举对我父亲说:“余主席,官不当了,这是好事,从古到今,当官的要当得长就要做贪官昏官,像你这样的人, 是做不了官的,你太耿直,太忠心,太认死理,早点离开官家,不能不说是件好事.但你还年轻,应该有个长足的打算.你在县委党校扫盲班学文化半年,又在这几年工作中巩固和增加了些文化知识,可不能因丢官而把文化知识丢了.我们龙滩沟光曹姓娃儿就有五六十个,大的己十六七岁了,因没学校,没老师,这些娃儿还是睁眼瞎.你来龙滩沟帮我们教教这些娃娃吧.也不枉共产党培养你一场.”
父亲深思熟虑后,答应了曹人举老人的邀请,毅然走上了三尺讲台.
父亲只是在县扫盲班学了半年,要教书那可是件望尘莫及的事.父亲靠着他坚毅的意志,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跟着道士二掌坛去学念经书,学认字写字;每个星期天都要步行40里崎岖山路到燕子口公立小学向老师们求教,向老师们学习怎么教书,怎么管理学校.不管多晚也要赶回学校,整理下个周的课案,现学现用.
父亲就这样学成和掌握了一至六年级的全套课程.第一年他有学生12个,第二年,就有学生36个,第三年就达62个.班级从一年级至四年级,他一个人即是校长又是教师,忙得不可开交.我和大姐就是他的第一批学生.
父亲对我们期望值不高,他总是教导我们: “只要平安就好。”
1968年我应征入伍,父亲经常写信教育我: “要听首长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79年,当得知我从西双版纳调到红河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线,父亲写信鼓励我: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勇敢杀敌,为国立功。”
1985年,我因一篇报道出了问题,被迫转业,安置在县粮食局作为一般工作人员。我在部队17年,官至营级,一下跌入人生深渊,确实想不通。
父母来到我们身边,安慰说: “如果不是去当兵,有个工作也不容易。不当官,做好自已的工作,能为人民做事就行。”
在父母的劝尉和开导下,我终于想明白了:人生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对挫折应该持挺起胸膛做人,弯下腰来推车的态度.正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遇到挫折,勇往无前,最终战胜来自各方面的敌对势力和艰难险阻,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又想,当年我父亲因实事求是反对县工作队浮夸虚报,竟被工作队免去乡政府主席一职,逼着他弃政从教,几十年来,父亲坚持与挫折抗争,在三尺讲台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父母亲见我有些开窍,继续教导说: “儿啊,现在你虽离开了军队,但还有工作单位,虽没当什么长,但依然有工作干.当官不当官,这不是恒量一个人存在的价值。人,活着,不管到那里,不管干什么,能为人民做点事,那就是高尚的,值得的。”
父母语重心长的教导,使我丢下了思想负担,甩掉了沉重的精神包袱,翻过了我人生最艰难的这个坎.我决心一切从零开始,把过去在部队的一切荣光通通忘却掉,就象刚参加工作一样,做个真正的粮食人.
思想一通,干劲猛冲,我全心全意投入粮食工作,不懂就学,不懂就拜师.
不过,军队转业干部到地方,有一个接受考验的过程.由于军队转业干部大多数来自一般部队,只会指挥一二一,左右左,很难适应地方复杂的工作环境,因而地方干部一般都看不起转二哥.
我到县粮局秘书股,局机关的干部起先也认为:"军转干部只会喊一二一,在秘书股必须左右逄缘,耍笔杆子,耍嘴皮子,打球照像样样在行,这个转二哥能行吗?"
在粮食局秘书股,我没什么职务.欢迎会那天,罗绍文局长向局机关同志们介绍了我:"我们局来了位营级转业军官,安置在秘书股......"快言快语的陈忠禄副局长,见罗局长有些为难,抢过话头:"局里的秘书,余秘书".
余秘书,这是我转业地方后的第一个职务.至今,县粮食系统的同仁们,见了我,都依然称呼我为"余秘书",我听着是那么的亲切。
我一上岗,就创造一切条件到基层去,到广大粮食职工中去,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下功夫学习粮食政策和业务.
到县粮局的第三个月,局里召开全县粮食工作会议,14个区粮管所负责人,14个粮油加工厂负责人,114个粮站和粮店负责人及局机关员工300多人参加会议.
我做了三个月的调研,走过114个乡镇站点和所有厂丶加工车间,认真学习粮食工作的政策和各个环节的业务,又认真听了局领导在会上的讲话和各基层负责人的汇报,边参会,边整理,到散会前两小时,我将会议纪要交给罗绍文局长,他马上召开局务会,说:"小余都把会议纪要写出来了,大家讨论,修改,定稿."
局务会听了我写的,都说:"写得好,写得全面."罗绍文局长说:"从1950年以来,县粮食工作会议纪要都是由我写的,没想到这次会议还没开完,小余就把会议纪要写出来了,比我写的好,大家都没什么修改意见,就算局务会通过了.请忠禄局长在会上宣读,秘书股连夜加班打印,明早发给大家,免得会后再邮寄,耽误传达贯彻."
陈忠禄局长在宣读前,对我大加赞扬了一番,居然说:" 余泽江同志是我们县粮食局解放以来最称职的秘书"。
全县粮食工作会议后,从机关到基层,都知道局里来了位"笔杆子",那些对转二哥有偏见的人,也改变了看法:"军转干部也有有本事的人."
从此,县粮局所有文稿丶,通知丶领导讲话等文字资料,罗绍文局长不再动笔,全交给我.且凡我撰写的东西,罗局长一律通过。
不久,我被县劳动局任命为"毕节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机关同志们恭贺说:"你才来几个月就提了股长,要请我们客."我请大家吃了冰粉,嘴上没说,心里却说:"我是和局长同级别的干部,当个股长还值得祝贺请客?"
笫十个月,我升任县粮局党政办公室主任;一年后,县委组织部行文,我为毕节县粮食局党委委员;两年后,又明确我为主任科员.可以说,在县粮局,我这个主任还是有职有权的.当时,粮食还执行双轨制,搞点平价粮或搞点糠肤糠米之类的,如我打个招呼,那个粮管所都会买账的.我弟弟妹妹也想找我帮帮忙,搞点平价粮,平价饲料.平议价价格悬殊很大,粮食部门的人凡有点权的都不会放过。
我父亲了解了家人的这些打算,把我姐姐家妹妹家和两个弟弟家的人召到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父亲说:"你们不要以为你大哥在粮食局有点地位了,就去为难他,让他搞这搞那,那是不行的,你们不能让他犯错误.我们都是穷过来的,现在再困难也比解放前强.要让泽江好好工作,不背任何包袱,不犯任何错误."
自此,家人们打消了找我开后门的所有念头。
燕子口区粮管所在毕节城里开了一家米粉加工厂,对我说:"你三弟是高中生,让他来当厂长,自负盈亏,过几年他就腰缠万贯了."我带信到家,父亲赶进城来.他知道了原委,说:"现在粮食职工都有下岗的,你三弟来米粉厂,人家是冲着你的情份,你三弟到了米粉厂,要米要销售,就会把你牵进去,久而久之,你就把控不了,去为米粉厂开平价米,或打招呼让粮店帮米粉厂搞销售,这些你想过了吗?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作为一个干部,这是不能干的事啊."
听了父亲的话,我觉得父亲看得远,想得深.我回谢了粮管所的好意,避免了以权谋私的事在我身上发生.所以,在县粮局6年间,我没有为亲人买过一颗平价粮,没干过一次损公肥私的事,算是很清廉的,很受全县粮食职工的爱戴.
我在县粮局期间,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不搞任何特权,还写了很多反腐倡廉的文章.中国商业报,贵州经济报多次刊登,毕节县粮食局廉政建设工作闻名暇尔,贵州省粮食厅1989年在毕节县粮食局召开廉政现场会议,我将会议材料和报刊杂志已刊登的我写的稿件,编成册,取书名为;我还主持编纂了毕节笫一本单位志书;更为轰动毕节山城的,是1989年我撰写的征文被贵州省组委会评为一等奖.县委书记付传跃看了我的这些文章,说:"体改委需要这样的有政策水平有改革精神有过硬文字知识的领军人才."
我就这样当上了"毕节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说实在的,我还是喜欢在县粮局.全县粮食系统1500多名职工我都熟悉,大多数我能叫得出名字;粮食工作的政策和改革的方向,我都清楚;粮食业务各行各业我也熟知,可以说,我是个比较称职的粮食局长.此话我也直言不讳地向给我谈话的书记们讲了:"如果从实际出发,我当县粮局局长比当体改委主任贡献更大,更有作为."书记们则说:"体改委是出政策的,搞好了一样贡献大."
我当上一把手,有权有车了.一次,我带委里的同志去清水铺区搞调研.路过小哨时,见我父亲和二弟等四人坐在公路边歇凉.我让驾驶员停下车来,问父亲他们从那里来到那里去?父亲说,他们从五里桥来,是要回家去.
小哨离我家走小路有12里,太阳很恶烈.我的一位同事对我说:"主任,我们下车在小哨乡先搞调研,用车先送老爷子回家吧."我当然也是这个想法,就对驾驶员说:"你开车送我父亲回去,走公路只有8公里,我们在小哨乡等你吧."
驾驶员请我父亲他们上车,我二弟几个兴高彩烈,说:"真是瞌睡来碰到枕头了,走得精疲力竭,遇上大哥的车了."
父亲问我二弟:"这车是你大哥的吗?"又问我:"这车是你买的吗?"
我说:"爸,你真逗,我能买得起小车吗?这是单位的车."
"哦,单位的车---公车--国家的车.我们凭什么要占公家便宜?我们不遇你们,不走路了吗?当领导的可要公私分明." 父亲说着,招呼二弟他们走上回家的山路.我的同事们互相瞅了瞅,摇摇头:"这老爷子......"
一天,三弟来电话,告知父亲病重.我在街上租了一辆摩的,急风火燎地赶回家.
父亲躺在床上,问我:"怎么不是你单位驾驶员送你来?"我说:"租摩的来的,你不是说公车不能私人使用吗?"
父亲一下从床上撑起来.我妈妈说:"老头子,你怎么了,都两三天没起床了,怎么一下就好了呢?"父亲说:"凭他还记住我的话,租摩托车行一百多里回来这一点,我病就好了七分.老伴呀,当今你见过那位领导一百多里路打摩的回家的?"
后来,我当上了毕节市乡镇企业管理局丶煤炭工业局局长.父亲来到我家中,对我说:"现在官场很腐败,人民群众对当官的很不满意,有点反贪官一呼百应的态势.你当了局长,我和你妈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我们胆战心惊, 上面有时装糊涂,让贪官们猖狂一阵子,待清醒了,一收紧绳套,贪得再多也是自毁性命.你千万要记住:你是农民的儿子,没有靠山,能当个小官,平平安安就是我们的福气."我向父亲保证:"不贪一分钱,不干一件违纪违法的事,清清白白做人,廉廉洁洁为官,为农民争气,为父母争气".
1999年下乡督促乡镇企业发展。
一次,我出差省外,父亲来我家,正巧局里一干部为了分房,给我家中提了一包好烟好酒.我爱人当时就拒收,但那人丢下东西就走.父亲没像往常那样,住一两天就走,这次他住了七天,待我回家后,妻对我说:“你局xx送了一包烟酒来,劝他拿走硬放在这里。”我立即找到那个干部,狠狠作了批评,并指出:“分房政策由局务会制定,该分到的一定能分到,不该分到的搞歪门邪道也妄然。”那干部只得将那包东西提走,承认了错误。我父亲见了,一分钟也不停,提脚上路。我说,你多住几天吧?父亲说:"我是等你来,看你怎么处理这包东西。你处理得很好,我放心了。当领导的就不能贪便宜,那怕是一分钱,不是自己的就是不能要,一定要把持好自己。”
父亲去世后,母亲兼起了父亲对我的教育与监督的责任,她经常教导我:“儿啊,你做什么事,都要想想你父亲对你的要求,你要时刻牢记,你是农民的孩子,能到今天已很不容易,要对得起你父亲,他一辈子是个干干净净做人的人,我们不需要你做什么官,只希望你干干净净做人,平平安安一生。”
1999年,我家有一个亲戚的煤矿发生安全事故,那亲戚就找到我妈妈,想请我妈出面,求得我对其从轻处罚。我母亲义正严辞地对那亲戚说:“平时叫你们以安全为重,你们不听,现在出了事,还想找关系,我家儿子是国家的人,干的是国家的事,执的是国法,他不会拿政策开玩笑,更不会因我去给你们说情而减轻对你们的处罚。”那亲戚见没门,只得老老实实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
2009年我退休,母亲高兴地说:“你退休了,做到了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了。老天让我比你父亲多活这么多年,恐怕也是让我在你平平安安退休后,好放放心心地去见你父亲。”
2010年6月,近90高龄的母亲无病而逝,面部一直保持坦然和微笑。
父母对我的劬劳,是无法报答的,对父母的思念,我是永生难断.
敬爱的父亲母亲,安息吧。
作者简介: 余泽江丶贵州省毕节市人,蒙古族,中共党员,大专文化。当过农民,当过兵,公务员退休,一生酷爱写作,有多部作品问世。
来源:丰融春秋